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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传》，[英] 汉弗莱·卡彭特 著，牧冬 译 戴故秋 校，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2出版

本书是基于已故J.R.R.托尔金教授的书信、日记和其他文献，及其他家人朋友的回忆写成的。

托尔金自己不赞成立传。或者说，他不喜欢将其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这是我最强烈的主张之一，”他曾写道，“通过调查作家的生平来研究他的著作，是完完全全徒劳和错误的。”但毫无疑问，他意识到自己的小说大受欢迎，很可能死后就有传记问世。实际上，他似乎也为此做了准备。人生的最后几年里，托尔金给一些旧信件和旧文件做了注评，还写了几页童年的回忆。所以我希望我的书没有太过违背他的愿望。

写作中，我试图只叙述托尔金的生平故事，不去评判他的小说。这虽然是遵从他自己的看法，但我也觉得在作家的首部传记中进行文学批评并不恰当，这固然揭示了作家的特质，却也最终会反映批评家自己的特质。但我尝试勾勒出一些影响了托尔金想象的元素和文学作品，希望有助于理解他的著作。

汉弗莱·卡彭特

牛津，1976年

一次拜访

那是1967年某个春日的上午，我开车驶出牛津市中心，过莫德林桥，沿伦敦路向前，上个斜坡来到体面又乏味的郊区黑丁顿。在一所大型私立女校的附近，我左转上了桑菲尔德路，这是条居民区道路，沿街都是两层的砖房，每家每户都带个整洁的前院。

76号住宅远在道路另一头。房子漆成白色，掩映于高高的篱笆、树篱和大树树荫中。我停好车，打开拱门，沿着蔷薇花丛的小径上前，按了按前门门铃。

很长时间寂静无声，只听到远处主路传来的车辆轰鸣。我考虑再按次铃或者转身走人时，托尔金教授开门了。

他比我想象的矮那么一点。身形高大是他书里常见的人物特征，所以看到他比平均身高略矮些，我稍感惊讶。他没有矮太多，但足够让人注意到这点。我做了自我介绍（我预约过这次见面，他等着我前来），他收起初见时疑惑甚至防备的表情，露出笑脸，伸出手，和我紧紧握了握。

他的身后，我看见一个狭小整洁的门厅，人们能想到的一对中产老年夫妇屋里该有的东西，这里一应俱全。报纸上引述过W.H.奥登一句不恰当的评论，称托尔金的房子“难看”。这是无稽之谈，它只是普通的郊区房子而已。

家庭合照，约1936年

托尔金夫人出来了一会儿，和我打招呼。她比丈夫身形更小，是个整洁干净的老妇人，白发黑眉，束起的头发紧贴脑袋。寒暄几句后，教授走出前门，带我走进房屋一侧的“办公室”。

这其实是个车库，但早就不停车了。他解释说，“二战”开始后自己就没了车。退休后，他把这里修整得适合居住，搬来以前放在学院房间里的书籍和文件。书架上塞满各类词典、词源学和语文学著作，以及诸多语种版本的文本，主要是古英语、中古英语和古诺斯语，还有一些是《魔戒》的波兰语、荷兰语、丹麦语、瑞典语和日语译本。一幅他笔下“中洲世界”的地图钉在窗台旁。地上有个很旧的旅行箱，装满了书信，桌上放着墨水瓶、钢笔头和笔杆以及两台打字机。屋子里飘着图书和烟草的味道。

房间并不舒适，教授为在这儿接待我致歉，但他解释自己其实是在书房兼卧室里写作的，那里没地方招待别人。他说无论如何这只是临时安排，希望很快就能兑现对出版社的承诺，至少写完一部著作的主体内容。然后，他们夫妇就能搬到更舒适的住处，和趣味相投的人做伴，远离来访者和擅闯者。说到最后一句，他略显尴尬。

我跨过电暖炉，应他要求坐在一张温莎椅上。他从花呢外套的口袋里掏出烟斗，立马向我解释只能留给我一点时间。亮蓝色闹钟吵闹的嘀嗒声响彻房间，仿佛也在强调这点。他说读者来信指出《魔戒》某段有个明显的矛盾，必须赶紧将其厘清，因为修订版即将送印。托尔金巨细靡遗地讲着，谈起他的书仿佛并非一本小说，而是真实事件的编年史。他并不自视为一个必须纠正或解释小错误的作家，而是一个必须拨去古早文献迷雾的历史学家。

尴尬的是，他似乎认为我像他一样熟悉《魔戒》。我读过很多次，但他谈论的细节对我来说没多少意义。我开始担心他抛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暴露我的无知。—现在他真的问了个问题，还好是个反问，只要回答“是”就行了。

我因为担心有更多更难的问题而紧张，又由于不能听清他每句话而更加紧张。他嗓音有些古怪，低沉而不洪亮。说的全是英文，但有种我很难形容的特点，仿佛我在和另一个时代或文明的人对话。大部分时候他谈吐不清，字词急着从嘴里蹿出来。他着急强调重点，整个短句就被压缩或吃了进去。他经常抬手抚嘴，就更难令人听清他在说什么。他说话句式繁复、很少支吾，但突然来个大喘气，就肯定在等我回答。回答什么？真有问题我也理解不了。突然他重起话头（此前讲的还没完呢），最终画上个有力的休止符。其间，他叼着烟斗，紧咬牙关说话。话音落下，他划了根火柴。

我再次苦思冥想一个妙评，还没想好，托尔金又顺着话头扯远，聊起报纸上一个恼人的评论。现在我觉得能附和几句，说了些希望不算太笨的话。他饶有兴致又不失礼貌地听着，详尽作答，将我的评论升华一番（我的评论无足挂齿），让我觉得自己还算言之有物。然后他又另开话题，再次超出我的理解，我只能唯唯地应和着。我觉得，自己作为对话的参与者，可能仅仅被视为听众。

托尔金接受牛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聊天时，他在昏暗的小屋里走来走去，好像精力充沛，一刻都坐不住。他凭空挥了挥烟斗，在烟灰缸上敲出烟渣，填满烟叶，划根火柴，但只是偶尔抽几口。他的手小巧、干净、满是皱纹，左手无名指戴着朴素的婚戒。衣服有点皱，但很合身。虽然他已经76岁，但彩色背心的纽扣下，只有些许发福的迹象。我总忍不住去看他眼睛，他会扫视屋内，或凝望窗外。偶尔要发表重要观点时，会突然瞟我一眼，或凝视着我。他的眼眶布满皱纹，随着情绪起伏变化，又凸显每个情绪。

悬河之口终于停歇了一会儿，烟斗再次点燃。我抓住机会说明来意，当然现在这似乎不再重要。他立即对这件事热情满满，仔细听我说话。聊完这事，我准备离开。但此刻托尔金显然没料到也不想我走，因为他开始滔滔不绝，又提起自己创作的神话。他的目光停在远处某个东西上，紧抓烟斗，从嘴里的烟斗柄那儿吐出词句，似乎忘记我的存在。从外在的各方面看，他就是典型的牛津教师形象，有时甚至是讽刺剧里的那种。但恰恰并非如此。似乎在老教授的皮囊伪装下，他有个独特的灵魂，踱步城郊的狭小陋室，却神游中洲的浩渺山川。

会面就此结束。托尔金带我走出车库，来到正门对面稍小的花园门口。他解释说，自己必须常年关着车库门，以防那些来当地体育馆看足球比赛的人把车停在他的车道上。他邀请我再次登门，这让我有些惊讶。他们夫妇都身体抱恙，即将前往伯恩茅斯度假疗养，托尔金自己的工作延宕多年，未回复的信件堆积如山，所以他并不是让我即刻重访，而是预约了不久后的某天。与我握手后他转身离开，孤零零的身影走进了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