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的当下困境及未来发展可能
编者按
“文学新批评”今日推出程惠子的《“非虚构写作”的当下困境及未来发展可能》。文章通过分析《张医生与王医生》《五爱街往事》这两部同属”新东北文学“序列的非虚构作品，指出了前者由于过分追求真实感而进行的素材拼贴对作品整体性和文学性的破坏，同时也从后者那里窥见当虚构文学的技巧进入非虚构写作激发出的新的可能性。作者认为，既然”非虚构写作“这一边界模糊的概念仍在广泛使用，那么不如就让它在动态中发展，不必因对”真实“的追求限制了文体的发展。本文系“文学新批评”平台首发，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边界模糊的通用语，从西方舶来至今，外延十分宽泛，但内核定义尚未成型。“非虚构写作”目前主要由两大类别的作品组成，一是新闻特稿，二是带有田野调查性质且添加一定文学手法的学术性著作。但在其模糊的概念与当下发展的驳杂局面之外，可以肯定的是，“非虚构写作”的提出，是针对1990年以来文学的“虚构”所产生的问题，希望借助这一写作方式，加强文学与社会的关联。2000年，《钟山》杂志第5期设立“非虚构文本”栏目，次年第2期杂志在该栏目前增加了主持人贾梦玮的前言：“虚构文本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陷入了苦挨挣扎的境地，作者的虚构热情和虚构实践业已让读者产生了不‘安全’感。本刊设立‘非虚构文本’这样一个栏目，其用意也就是为读者提供‘安全阅读’。‘非虚构文本’所提供的真人真事将去除读者在阅读虚构文本时的‘欺骗’感……‘非虚构文本’不是其他，只能是‘文学’，用文学的形式去表现真人的灵魂和肉体及其真实处境。”2010年，《人民文学》第2期开设“非虚构”栏目，在栏目预告中曾言：“我们认为，在这个时代，需要宽阔的、强健的、向着各种艺术形式和纷繁的书写活动开放的文学态度，要收复失地，要开疆拓土。在这件事上，《人民文学》愿做先锋。”两家杂志设立“非虚构”栏目，均欲以之弥合文学创作之“虚构”所造成的“失地”与“欺骗感”，可以说，非虚构的引入本身即决定了它将对当代文学创作，尤其对小说这一与虚构紧密相关的文体产生影响。
“非虚构写作”兴起于一战后的美国，及至二战后，其影响力已经超越“虚构写作”，成为与之分庭抗礼甚至更胜一筹的“文学”文类，“20世纪下半叶是属于‘非虚构’的时代”。“非虚构写作”传入中国之后亦快速崛起，成为影响文坛创作的一股新力量，继《钟山》和《人民文学》之后，其他纯文学期刊亦陆续推出“非虚构”栏目，相应的文学评论与研究也随之而来，并为这一写作方式单独设奖。与此同时，在新闻媒体方面，传统媒体《南方人物周刊》《人物》《新京报》等以特稿的方式快速推出一系列作品，在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在互联网新媒体勃兴之后，传统媒体陆续开设与“非虚构写作”相关的新媒体平台，除在平台发布非虚构作品之外，亦会借助新媒体平台举办相关比赛、推出相关写作计划。“非虚构写作”借助新媒体的东风，在互联网文化中稳住了脚跟，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学者李杨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非虚构写作”极有可能取代影响力急剧下降的小说、诗歌等“虚构写作”，成为当代写作的主体以及当代中国文化与政治认同的重要媒介。
为“收复失地”而引入的“非虚构写作”，在媒介的便利与滤镜下，是会为写作者带来更现成的思路？抑或反而生出对于真实认知的焦虑？2021年11月，伊险峰、杨樱合著的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出版，获得知名学者、小说家和媒体人的联袂推荐。作品叙事主线是两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沈阳，作者称，“在写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东北文艺复兴’……它对我们当然是一种启发”。“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在2019年由歌手董宝石提出，随后蔓延至流行文化、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等场域，在不断的文化再生产中增添多重的复合性，其在文学领域的表现，是“新东北作家群”的兴起，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被誉为“铁西三剑客”的东北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在《张医生与王医生》一书的腰封上，正印有着新东北作家双雪涛、班宇的推荐，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新东北”虚构文学的一种呼应，且呼应得到了虚构文学作家的认可。在对“新东北”的形塑方面，非虚构作品《张医生与王医生》与“铁西三剑客”所创作的虚构文学创作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例如他们均将写作对象瞄准了东北的工人家庭，并将作品的时间段定位在东北国企改制的“阵痛期”及其后的“休克期”。而为了体现与小说的不同，《张医生和王医生》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断强调文本的“真实性”，但两位作者为弥合“欺骗感”所做出的努力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文本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乃至于令文本陷入杂糅错乱的文体危机当中。
《张医生与王医生》是两位作者合著的作品，两位作者都有媒体人的工作经历，而其中之一的伊险峰还另有一重身份，即是主人公张医生与王医生的同学，虽为合著，但两位作者的站位有着天然的不同，又都被统称在“我”的第一人称之下，故作品中时常出现偏颇吊诡之处。这本书中又多次引用彼时报纸的内容，出现频率最高的报纸是《沈阳日报》，大段的原文被直接引述，而报纸上所报道的内容又不能完全贴合正在讲述的故事，几乎打乱了叙述节奏；除此之外，社会学著作、散文、文学方向的学者论文乃至于小说原文都被作者频繁地大段引述，已经达到了俯拾皆是的程度，这些外部文本的出现固然可以丰富作品的内容，但却在无形中破坏了作品的整体性，使得文段充满拼贴之感，不免会被看作是作者掉书袋之举。更为危险的是，引述有时不仅不能提升文本的可读性，反而由于作者对所引知识理解的不到位，将自身的误读传递给了读者，有学者曾十分犀利地指出文中“在定义‘人文’这一核心概念时，叙述者引用了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的著名开篇——讥讽美国大学自由派将相对主义(‘不要认为自己完全正确’)当作‘唯一美德’——但把意思完全弄拧了，以致反讽意义上的‘美德’成了美德本身”。作者试图通过“粗糙美学”的叙述抵达真实，但效果却不甚理想。
当真实感被反复强调且被看作一部作品的衡量标准时，虚构与非虚构就成为了二元对立的两端，为营造真实感而堆砌的各类素材，也在乱序的编排中冲散了文本本身的整体性和文学性。除此之外，如作者秉持着以真实为纲的创作理念，则更容易陷入“建构真实”的巢窠。《张医生与王医生》的作者在创后记中坦陈，如不写张医生与王医生，就会写另一套“组合”，“但是，不管怎么写，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样的……在过去那个体系崩塌之后，我们最后还是会写到那个沈阳”。如果真实在下笔之前已然固化成型，那么在写作过程中，人物的自我生长则变得不再可能，向脑海中的“真实”靠拢之时，现实中的真实很可能已经被放弃。非虚构写作不应该是一个论证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尽管非虚构写作所呈现的人物抑或时代都是有客观现实基础的，但写作毕竟是一项具有主体叙述性的活动，写作者的立场决定了他所书写的“真实”必然是有限的且有所取舍的，故而在文本中刻意强调客观真实似乎并无太多必要。
那么真实感的实现如不借助外部文本的证明，则必须通过自身的叙述在内部达成，换句话说，非虚构写作需得借助一定的写作技巧来实现文本内部的圆融，确保文本的整体性与可读性，且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尽量保证以不折损真实性为代价。而这些写作技巧很可能来自已然相对成熟的虚构文学，例如散文、小说。
2023年10月，同属“新东北文学”序列的非虚构作品《五爱街往事》出版，在此之前，书中收录的作品发表在「人间·the livings」这一以非虚构作品为主导的公众号上，集合成为作者三胖子的专栏“风雨五爱街”。与《张医生与王医生》中“我”作为旁观者的站位不同，三胖子简介中写道：“2002年辞去公职下海，进入沈阳五爱市场经商。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记录身边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及一个悄然逝去的时代”。当“我”以亲历者的身份叙写所经历的故事，此处的第一人称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与可靠性，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与“我”有着或多或少的连结，“我”参与到每一个故事当中，即是对真实性无声的证明。更重要的是，“我”与“我”写的人物身份无太多差异，都是五爱街上摆摊的小人物，以平等的姿态进入写作，令作品自然摆脱了如社会调查报告般的模式，也摆脱了居于高位的观察感。
鉴于《五爱街往事》公号连载的属性，其文本本身依然存在着太过口语化、文笔太过粗糙的缺陷，有网友在豆瓣评论写道“缺乏文学性，发表在故事会上算还行”，不无道理。虽然《五爱街往事》远不具备严肃文学所能展现的“文学性”，但却令人看到了非虚构写作一种发展的可能：当虚构文学的技巧进入非虚构写作，无形中打开了文本内部的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打通了虚构与非虚构的壁垒，也令文本摆脱了“真实与否”的讨论，从而可以进一步探询如何提升非虚构文本的文学性。
杨庆祥在谈及“非虚构写作”的当下境况时提及，非虚构不是“反虚构”“不虚构”，而是“不仅仅是虚构”。它需要原材料，而对这个原材料的书写和加工，还需要借助虚构和想象力。否则，会导致“一种粗糙的、形而下的文学社会学倾向”，作家与记者毫无区别，非虚构作品与报告文学毫无区别。他进而举例指出梁鸿在写作《梁庄十年》这部非虚构作品时，与其首部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相比，写作倾向发生了变化，弱化了问题意识和对村庄的整体性思考，叙事者也不再频繁现身，作品“带有明显文学意味”“既可以当作小说、也可以当作散文”。作者运用文学创作中的常见手法，在“非虚构写作”中对粗糙社会学倾向进行有意调整，可见虚构的手法和技巧正是矫正“非虚构写作”粗糙化倾向的重要工具。
关于“非虚构”（non-fiction）一词的翻译也颇值得重新考量，“非虚构”一词令人很容易将其看作虚构的反义词，从而着意强调文本的真实，远离虚构的一切，乃至于放弃对虚构手法的借用。事实上，文体的区隔有时并没有硬性的界限，正如有学者一早指出，无论是小说、散文、历史话语或者非虚构写作，均不存在固定的、始终如一的标准形态。既然非虚构写作尚为边界模糊的通用语，不如就令其在动态中发展下去，不必因对“真实”的追求限制了文体的发展。或许在未来，虚构与非虚构两种形式能够相互支持，在融合中共同抵达文学创作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