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从文学发展史看，好的小说往往能够形成一种文化的界碑，确认历史深处与现实境况的精神坐标；而充满异质性的小说则指向的是那个独特的“界标”，那通常喻示着富于辨识度的美学调性和意义靶向。综观近年来广西少数民族长篇小说的创作，其在历史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边地性，以及心性和人性等层面，都进行了多重维度的探索，形成虚构之力，冲破边界，以构筑主体性的基石。这些小说，或经由少数民族之精神景别，探照民族历史与家国历史的关联；或通过超越性的整体视镜，形塑共同体意识之思域。

无论是田耳的长篇小说《秘要》对焦特定历史及其文化场域，还是黄佩华《花甲之年》显露出来的当代中国的精神症结；无论是光盘的《烟雨漫漓江》中悠悠漓水之畔矢志不移的南方新人，还是杨文升《神山》曲折离奇的苗族史诗，这些小说呈示出来的所谓“少数”之成长史、家族史、情感史，颇具奇崛腔调或边地元素，在独异性较强的内部逻辑中，同时灌注着总体性的文化依托和意义系统。

二

田耳的长篇小说《秘要》中充溢着隐秘世界的话语交响，那些虚构之力与现实人心同频共振，对应着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精神症候。小说里，一面是呼啸而至的宏阔历史，一面是浑浊幽深的武侠江湖，且不仅仅是江湖，而是另一重有待揭示的生命与生机。虚构与纪实，民间与正统，历史粗粝的部位凸露显现，褶皱之中尽是喑哑的奔涌。这样的小说或可使我们跃离世俗世界，潜入深邃而神秘的领地，激扬风潮、指点江山，似虚若真、无有阻隔。《秘要》中的江湖自然分化为不同的价值系统，却又并非封闭的所在。小说既有黑话的暗涌，也有明面的流动，不同话语交织其中，合法的与非法的，纸上的与史实的，“我”在其中见证了“黑书”交错杂糅的生成史和流转史，在那个边缘的世界也自有整全的体系。“收藏两字，涵涉面广”，“高端玩家”如纪叔棠等满世界倒腾天价藏品，“升斗小民有几个闲钱也要聚物聚宝，要用平等的眼光，不说都是收藏家，但说都在搞收藏”，虚写的《天蚕秘要》也好，纪实的如《忆旧觉迷录》也罢，都映照着时代的另一维度的精神状况。小说最后，“我”与纪叔棠流连台北街头，世事苍茫，何处相逢。小说写黑书界的玩法生态，触及了江湖之中难以度量的游戏及游戏规则，韦伯提出现代世界中的科学化、理性化，每一个行当都有彼此的规约、定律，而田耳恰恰写出了高度理性背后极富意味的潜话语、潜规则以及潜世界的存在，加之人际与人心的复杂幽深，便形成江湖之水湍急且浑浊的缘由。

田耳是个讲故事的好手，《秘要》亦试图往传奇的方向走，写出奇崛和奇诡。与之相关的，则是对悬念的营造与追逐，特别是写武侠小说作者的转化、再生或悬置，写玄之又玄的武侠与江湖，那里刀光剑影，那里柔情万丈，但又不乏理性的收束，小说里，藏家和论家怎样发掘和研究高沧，“只差找到《天蚕秘要》让整条证据链闭环。说白了，只有找到《天蚕秘要》，才能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而对于高沧的探秘也成了叙事之旨“要”，从高沧一路讲下来，纷繁庞杂的黑书界体系在“秘要”的解锁下豁然开朗。这亦是田耳的腔调所在，叙述仿如脱缰的野马，但是人物行迹所遗以及故事磅礴倾泻之处，回过头来看往往草蛇灰线，背后牵引着一个小说家的章法和格调。

《秘要》也是一本寻觅之书，围绕着对第一缺本《天蚕秘要》的探寻，如夺宝探险之旅般曲折幽邃。“小说里的武侠黑书，有一部分乃真小说，只不过假汝之名，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没有抄袭，盗用的是金庸、梁羽生等大家之名，为的是贴个标签，卖个好价。”田耳的叙事充溢着引人入胜的行话、术语，遍及印刷技术、黑书知识，这是知识生产与小说叙述的一种范本，总体性的系统建构于焉塑成，一个个“黑色”而丰富的圈层不断游荡开来。武侠小说是类型写作，加之黑书市场所代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化生产，仿佛一切都无足道也，但有意味的地方，就在于秘密的追寻与神话的制造，从不为人知的制作工艺，到讳莫如深的藏家眼光，再到武侠小说生产的源与流、真与伪、道与术，构成了小说《秘要》的筋骨和精髓。不得不说，《秘要》使我们意识到，任何一个世界都是我们身处的世界，那里的人们，那里的生活，以及那里所构筑而成的交相辉映的语言，都与我们心神合契，我们得以从好的虚构之核中汲取元素，从被遮蔽的背面世界中回返自我，也于多元话语的回响里探询生活的景象，如此或许便是小说鼓荡人心的“秘要”。

三

当代小说直接触及老年生活的题材并不多，黄佩华的长篇《花甲之年》也许能够为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代中国提供某种想象性的映射。这部作品主要写的是高校机关退休老人马达华的内心困境及其纾解过程。马达华是西塘大学工会常务副主席，退休之后由城市返乡，由此展现了南方的驮娘河和红水河流域的风俗人情、物事历史以及天地自然。与此同时，在不断地看见、经验与体悟中，马达华重新理解了那个原生“自我”塑成的地域，有意味之处更在于，那里再一次给予刚刚步入退休状态、处于精神分界线的“我”新的养分，也缓缓展开了一个当代主体衍变的心理图示。

值得一提的是，黄佩华在通常意义上的城乡叙事中，别出心裁地掺入了如西林教案等在内的历史史实，以牵引人物的成长过程和家族生态，从而使得小说既是写主体重新觉知的个人史、当代中国乡土的演变史，同时也对应着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史。可以说，叙事者通过深入乡土中国的腹地，在纵横两个层面展开了现实历史的深沉和广阔。

事实上，对于衰老与死亡的恐惧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年龄衰减与肉身衰退带来的内在困境，与此同时，如何处置于体制与系统断裂后形成的精神真空，成为老年人甚或当代人面临的必要课题。小说中，马达华的退休生活以返乡为开端，随后开始了新的乡土见闻，故乡成为他的精神原点，同时也是离休之后新的起点。其中的启示便在于如何寻找精神的来处与归处，返璞归真地面对自我的不变与蜕变；在情感的源起与扭结之处——如马达华于故乡与乡亲邻里建立新的关联——重建精神的维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后，开辟新的价值序列以践行和探索未明之自我；增长实践意志，以有所为的姿态再次出发或停驻，开掘新的生命生长点。

四

光盘的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仿佛娓娓道来漓江边的家事。在漓江源头的猫儿山腹地，那是漓江的上游区域，有一支由民间自发组建的巡山队，队长叫明灯。这支巡山队伍极富责任感，不计报酬地守护着绵延千里的山水漓江。小说构筑了一种实践者和行动者的形象，他们背后肩负着不凡的使命，同时又不得不去纾解现实与情感的困境，怀抱着对家乡和自然的崇敬，克服了诸多艰难险阻，甚至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依旧表现出大公无私与大无畏的精神。

小说以满怀深情的笔墨，书写了“南方之南”的山清水秀，那里人情醇美如桃花源一般，“绿水青山”之中，他们四处宣讲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身体力行之。因而其中掩映着的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此过程中，南方的“新人”形象呼之欲出。他们兼具现实主义与理想情怀，既以无上的热情庇护一方水土，同时又以公正无私的面貌处置不公与黑暗。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从严惩野生动物的偷猎者，拒斥想打香楠树主意的外来者，到保护野黑山羊、驱逐生态环境破坏者，等等，他们在危急关头或利益当前始终不忘坚守立场，譬如明灯以及技术员赵国田及家人种植并保护香楠树，包括摄影家王云伟对乡土自然尤其香楠树的热忱，在日本人出的“大价钱”面前，严词拒绝。在漓江流经之处，人心向上、向善，人们心存牵挂又无惧无忧，于老少边穷之地抛头颅洒热血，又在优山美地之中促成长谋发展，映现着一代人以及“南方以南”不屈不挠的“一地人”的精神图谱。

小说最后部分是所谓的“新乡土叙事”，倾向于表述新时代之中国乡土的实践与发展，在脱贫攻坚的号召下，江洞村整体搬迁，一方面出于紧迫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生活、促进生产，如腾出地方种植珍贵的香楠树等。而此前意欲收购香楠树的日本人山本转而投资建造香楠木手串加工厂，“原料由江东村供应，工人由他的技术员和江东村村民组成”。这一切都在爱树敬树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砍伐合理利用，发展经济造福于民。小说最后，漓江烟雨漫漫，一切都孕育着新生与新变。

五

苗族作家杨文升的长篇小说《神山》，以桂黔边界一个叫“挂丽姬”的苗族村庄为书写中心，叙述时间以20世纪初期的1912年辛亥革命前后为开端，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主要书写的是苗族人民的历史抗争与精神成长，以及他们的族群纷争、爱恨情仇、家国观念，等等。从祖父尤诺、祖母包诺和父亲尤本来到南方的边陲之地，便开启了属于尤氏家族的时代，也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大历史变迁。

小说通过尤氏家族几代人的故事，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少数”之族群的悲剧英雄形象。以尤氏父兄为中心，辐射了他们的妻子、子女、族人甚至敌人的人物群像，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重新叙写苗族的史诗，除了表达时代历史之重要变动，追述少数民族的跌宕沉浮，小说描绘了以苗王及其族人为代表的精神气概。他们于生死存亡之际的生命抉择，以及他们性情的豪放坚韧，对于情感的矢志不渝，都能够体现出他们的精神意志中留存着南方边地奔涌突进的奇崛伟力。

除此之外，苗族的跳坡节、苗地盛行的斗牛之风，以及苗族人民对于苞谷甚至于天地自然的那份独特情感，都使得整个小说充满了异质性。而所谓之“神山”，则意味着苗族人民的神圣领地以及他们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的膜拜和崇敬，也代表着他们所敬重的山川江海，小说中的野猪岭、冷水江、难爱沟等，都成为如神入驻的界域所在。苗民与“神山”生死相依，不离不弃。

《神山》深具自我之成长以及家族之衍变的史诗特质，既是以苗王尤诺等人为代表个体奋斗的史诗，也是苗族人民的生命史与奋斗史；既是边地自然世界周而复始的轮回衍变，同时又凸显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改天换地的革命历史；既是少数民族进入新生活的情感前史以及伦理建构史，亦是一部野气横生且气势磅礴的南方史诗。

结 语

综观当前广西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在文化探询、地方书写、思想写作以及史诗观念上，都展开了新的想象，寻获了新的突破。首先也许可以将之理解为一种“新寻根写作”，其自然有别于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文化的“根”并非一成不变，而恰恰相反，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显示其多样化、多元化，其旨在激活在地性的文化资源，形成创造性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成装置，激荡出更多新的关于民族想象与精神想象的可能；其次是地方性书写层面的新探索，尤其在“新南方写作”的视阈中，可以见出小说在“新人”形象塑造、地方风物聚焦以及精神深度的刻画等层面，展开的新的观察维度与叙事向度；再次则体现出一种新的思想性写作倾向，当前少数民族叙事超越了传统乡思愁绪式的写作，更多地掺入了个人化的智性与思索，包括对于历史的观察、文化的反思以及精神主体的生成及衍变，而不再是仅凭一腔热血，更多呈现出对生命和时间的形而上思考；再次则代表着一种新史诗写作的倾向，特别是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状况中，如何重述历史故事，如何表述革命史、民族史与现代史，实现诗与史的有机融合，以构筑真正的历史意识，以及在此过程中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而言之，尽管“少数”呈示的是那些可歌可泣、可爱可叹的点滴历史，但是从其中细微而精确的小切口里，却得以见证宏大历史的变迁动向，也对总体的社会精神状况多有观照，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富于历史感与想象力的文化图景。

（作者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