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吴佳燕，重庆巫溪人，文学硕士，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北京文学》《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评论、散文若干。出版有文学评论集《不一样的烟火》。

与父母游

吴佳燕

1.去老县城

小时候去老县城，一般是在腊月，去采购年货。那是我们最欢欣的时刻，因为它意味着山村一个盛大节日的开始。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大人们终于不用为田间地头、家禽家畜、零碎揽工等外部事宜而忙活了，开始重视家庭自身的需要和改善。而我们高兴的是，除了好吃好喝的物质满足，还可以跟着父母去县城闲逛打望。

这是山村孩子对世界认知的开始。要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走两三个小时。出村不远有一个叫毛狗洞的地方，传说路边的山上以前有豺狗出入，这也是我上小学的必经之路——每次经过时，都要快跑而过。还要爬很大一面坡，因为山形酷肖墨斗，这地儿便叫墨斗城。墨斗城与城无关，只因一条通往县城的翻山公路而出名，两边和坡顶稀稀拉拉地散落着一些农户和石灰窑，上坡的路边善解人意地有一口小水潭，泉水清凉可掬，可供长途跋涉的路人解渴。后来还有农户在路边支一只小凳子，摆上几玻璃杯凉茶来卖，大概五分钱一杯，所谓凉茶就是山区用大叶茶冲泡后放凉的茶水，特别解暑去渴。墨斗城的坡度很大，上坡时无论是走路还是推着自行车，都累得气喘吁吁。下坡太陡，即便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也是不敢的。只有跟父亲进城的时候，我跟妹妹一前一后坐在他的飞鸽牌28车上，才能感受到旅途的疲惫，被速度带来的惬意一扫而光。

墨斗城是老家巫溪少有的用城命名的地方，儿时听到家族的一位堂兄吹嘘，说自己在外打工谈了一位女朋友，告知自己家住墨斗城，还让对方误会他是城里人。没想到多年以后，老家通了高速公路，新县城修建，墨斗城恰好位于高速公路出口，连接新老县城，不仅成了交通要塞，还商铺林立人来人往，真正有点小城的景象了。

墨斗城与城无关，却像是进入老县城的一道屏障，预示着县城在望，漫长的旅程就快告一段落。墨斗城坡下是前进桥，桥边是县城水泥厂，桥下是蜿蜒的大宁河支流——现在被修成了护城河的样子，名叫白杨河。沿着河边走一段路，再穿过一座山体的隧道，小时候心向往之的老县城就到了。山体的名字很奇怪，叫南门湾，1987年9月1日半夜曾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南门湾岩崩事故，100余人葬身于泥石流。我还记得以后数年间去县城时看到的那些披挂在山坡上的纷飞的彩色吊钱。隧道现在叫龙头山隧道，以前叫老洞子，记得有毗邻的两条，一条走车一条行人。老洞子长年光线昏暗，凉气袭人，被废弃后成了人们纳凉闲聊的好去处。洞子门口有卖瓢儿糕的，就是把萝卜丝混合米浆调味后盛在一个圆形的铁瓢里，再放到锅里油炸而成，那诱人的金黄酥香成为记忆里抹不掉的童年味道与无数羁旅者的乡愁。

南门湾是县城的南大门，蜿蜒的山体与流淌的大宁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便是老县城的主体部分。从老洞子暗夜潜行般走出去，眼前一亮，豁然开朗，潺潺的流水声和鼎沸的市集声扑面而来。沿着山脚走一段路，便到了大宁河边，河水终年清幽，直到现在都是动人的翡翠绿，让人魂牵梦萦。河街的一边是汽车客运站和轮渡码头，那时跑短途长途的面包车大客车都汇聚于此，而坐一艘小小的驳船顺流而下，便可经秀美的小三峡抵达巫山长江口。码头后面是农贸市场和路边的各种小商铺，也是我们采购年货的主要地点。河街对面的抬高部分，拾级而上，是县城的中心地带人民广场，小时候也叫操场坝——相对于这位于山脚河边、逼仄拥挤、坡坡坎坎的老县城而言，人民广场确乎是县城里最大的一块平地，也是一个县城之所以成为县城的标配——几乎所有的中国县城都有一座人民广场。

以人民广场为坐标原点，正北方是县城大礼堂，正南方是县城唯一的一家电影院，东部商铺后面是人民医院和城厢小学，西部有高高低低的小吃店、酒店——背街便是大宁河边的农贸市场和车站码头。西北角的小路可以至老洞子出城，东南角的路口出去有一家新华书店。西南角是人行悬索桥的入口，桥头石座上的一头白色的飞鹿雕塑尤为打眼，这便是始建于1980年、横跨大宁河、连接东西岸的鹿子桥。每当父母去打年货的时候，我和妹妹就在这鹿子桥周围欢快地跑上跑下、晃晃悠悠。

印象最深的一次进城，不在年底，也不为采购，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游。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红遍大江南北，也波及我们山村小城。电影院的移动宣传车放着高音喇叭在大街小巷一趟趟呼啸而过，最重要的一句广告词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带好手绢进场。一次父亲从县城打零工回来，突然宣布要带我们去城里看电影，让我和妹妹欢呼雀跃。母亲不去，既为农活也为省钱，但是对于父亲的这一决定难得地表示支持。于是我们第二天就兴高采烈地跟着父亲进城了，一路无比轻快，因为有父亲的28自行车驮着呢，我坐后座，妹妹坐前面的横杠上。到了电影院门口等父亲去买票的当儿，姐妹俩照例要在人民广场溜达一番。看电影的时候我没带手绢，竟然也哭得稀里哗啦。我从小就泪点低，尤其见不得小孩和男人哭。有意思的是，一周之后，姑姑从成都回来探亲，因要带奶奶去看，我们又跟着去二刷了这部电影。这次是否因小强找妈妈而看哭不记得了，记忆犹新的是奶奶回家后对村人的比画和吹嘘，说看到电影开头小强妈妈当年跟他父亲“耍朋友”（谈恋爱）的场景，把上衣往上一脱（镜头）就过去了，也没看到两个奶子。现在想起奶奶当时讲述的情形，真是可爱得让人哈哈大笑。

这是物资匮乏年代父亲第一次带我们进电影院，让我领略到一种不为实用、体面有序、充满仪式感的文化生活，让一个乡村少年对城市的感受由浮光掠影到内部体验。这也是父亲无形之中对我开启的城市与审美的启蒙，让我明白，同样是看电影，安安静静地端坐在宽大舒适的电影院里看电影，跟扛着板凳漫山遍野赶场去看乡村露天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现在的小孩几乎每个人都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表达母爱的歌，但是不一定知道它是在1988年创造了票房神话的《妈妈，再爱我一次》的电影主题曲，并因此传唱流行。而这首歌于我，还意味着深沉的父爱，并链接起那么多亲切难忘的往事与情感。

2.有几条路通往外面世界

从有记忆起，我家就住在公路边。先是公路沿线零零散散分布着一些人家，再后来搬到路边盖房居住的农户就密起来。主要是为了出行方便。山脚人家耕地少而贫瘠，光靠那一亩三分地是养不活一家人的，必须到县城去另谋一些生计。公路也有一个不断改造升级的过程，见证了社会进步与时代变迁。先是铺的石子，骑自行车速度太快的话容易被磕碰倒地，我记得还跟小伙伴在路边的草丛里捡过板栗——应该是过往运货的汽车散落下来的；后来是水泥路，长年累月被大小汽车碾轧，东一个坑西一条缝； 再后来便是城镇化改造，一些住户搬迁，公路拓宽并铺上了厚厚的沥青。现在看来，即便家门口与公路之间隔着一块院坝，还是灰尘大，过往的车辆声也影响休息，家里有小孩的还有安全隐患，母亲说一个孩子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被汽车撞死了。小时候的我对这些却毫无印象，也不知道，这条公路就是横贯中国东西部的347国道。

这条公路维系着农村家庭的补给，也鼓荡着山村少年的内心。沿着公路一直走，走出去，到山那边看看，去县城、都市，还有更远的远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偏僻山村，还没有旅游的概念，更没有旅游的条件，那么走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求学了。而且已经有了榜样，1990年，大伯家的堂姐考上万州的中专，成为同辈人中第一个靠读书跳出农门的人，并在村人无比羡慕的眼光中，坐上了无数次从家门口呼啸而过的长途汽车。

于是在15岁那年，我终于也搭上了这样的长途汽车，第一次出门远行。不是一个人，而是由父亲带着，在这么重要的人生节点，他要亲自把我送到万州去读高师班——那时候万州还叫万县市，属四川省的一个辖管三区八县的地级市，而万一中的高师班是为了培养师范人才从各区县中考生中掐尖招来的，上着高中课程，但是每月有几十块钱的生活补贴，而且高中毕业后进可考大学，退可回当地中师读一年后当老师。所以当年考上高师班也叫进“保险箱”，意味着无论进退都跳出了农门。所以，当我以全县第一名的中考成绩获得走出大山的通行证，虽不像堂姐那般轰动，也有金榜题名的荣光。它的深层意义是，在盛行考中专的年代，让我以“曲线救国”的方式上了大学，而且由于路途遥远半年才回家一次，从此与土地疏离，很少再干农活了。

在没有高速公路的年代，走347国道，从巫溪到万州，要十四五个小时；而现在走高速公路，三个小时就到了。长途汽车是双层卧铺，几乎都是夕发朝至。我跟着父亲上了车，满是欢喜与向往，不觉得空气有些黏稠，也不觉得晕车。卧铺车是接驳运输，往往是一个司机开车，另一个就躺着睡觉，半夜再起来换班。汽车在夜色中前行，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包，我就在这颠簸中迷迷糊糊半寐半醒。早上到了国本路汽车站，发现这个地级城市的四周也还是坡坡坎坎，走出山外还是山，万一中的所在地便叫“康家坡”。父亲带我坐公交到林阴覆盖的一马路，再往上爬一架长长的阶梯，才看到坡顶上万一中的砖红色校门。想象着何其芳当年也是这样爬上了康家坡，走上了文学与革命之路。办完入学手续，父亲便带我去了堂姐家——彼时堂姐已经在万州工作、成家，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了，这是父亲的托付，让出门在外的我需要时有个依靠。我记得在堂姐家吃完中饭，父亲来不及跟我们到城里转转，就匆匆到车站赶车回家了——他第二天还要去上工。那时候父亲靠做零工供两个孩子读书，是我们家经济压力最大的一个时期。

三年之后，我考上了武汉的大学，真正从山里到了平原。这次送我出门的是母亲。母亲的在外经验显然不如父亲，但是上大学的缴费需要父亲更加辛劳地出工。父亲虽然走不开，但是已经做好了安排。学费是他从信用社贷款的一万元，还有出门打工的一个邻居同行。所以如果说去万州求学父亲是引领，那么去武汉上学母亲就是陪伴——是帮我拿行李、给我壮胆儿的。2000年去武汉的路途更为漫长曲折，没有直达的长途汽车，更没有高速公路和高铁，只有各种组合的水陆联运。必须先到长江边，可以乘汽车到奉节，或者坐驳船到巫山，再坐大船到宜昌中转，最后从宜昌走汉宜高速或坐火车到武汉。还可以从奉节或巫山走水路直接到武汉，不过耗费的时间会更长。

在邻居的建议下，我们三人先坐汽车到奉节，然后在码头买了船票顺江而下。蓄水前的奉节码头要往下走很长一架梯子，每每让我想起万州的康家坡，这上下的爬行与望不到头的台阶隐藏着人生的真谛与未知。而只有一步步走出去，才可能看到更大的世界，也才会更清醒地意识到来处。比如“老乡”的概念和说法，就是我当时在奉节咂摸的一个词。老家是圆心，脚步是半径，每往外走一步，你的世界便如水面扩散的涟漪般一圈圈打开，最开始的那一圈涟漪，和最外围的那一圈涟漪，隔开它们的也许会是整个水面，是无穷的时间与空间。

你站在哪一圈涟漪之外，由圆心到那一圈涟漪的范围，就成为你的来处。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你跟什么人算得上老乡，是由你“此在”的位置决定的。“人在此而言在彼”，从原来的地方跳出来才可能看清与言说来处，并随着时空的变化，来处和“老乡”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就比如，在万州我是巫溪人，在重庆我是万州人，而在武汉我是重庆人。可是重庆与我何干，万州我又了解多少？老家已经新楼林立，都不过是曾经的寄身之所，并且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被冲刷、覆盖，变得越来越恍惚陌生，我所熟悉和牵挂的，永远只是圆心——记忆中熟悉的那点巴掌大的地方和人事。

初到宜昌的印象并不好。车站周围到处乱糟糟的，围攻你的招徕声尤为喧嚣。尤其在老火车站，不断有人过来问东问西，听说还有扒手横行，我被一种没有安全感的胆怯和恐惧包围，只想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还好邻居从卖票窗口回来说没有合适的车次，我们立马决定坐汽车去武汉。当汽车在汉宜高速公路上飞驰，看着窗外的一马平川，我才如释重负地感到一种惬意。到了武汉，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指引，我母亲坐上了去广埠屯的公交车，在武汉话和普通话交织的语境中怯生生地用四川话问路。从此一种全新的城市生活，便从学说普通话开始。母亲返程的时候，我怕她搞不清楚换乘路线，便给她买了从武汉港直达奉节的船票。逆水行舟，母亲走了两天两夜才到家。

3.为了看病的出行

再去万州，已是12年之后了。沧海桑田，昔日的一马路和康家坡的长梯已经因为三峡库区蓄水长埋于江底，万一中的学校门口便是宽阔的滨江大道和碧波荡漾的长江。一桥飞架南北，是后来新修的万州长江二桥。2018年令人痛心的万州公交坠江事故，就发生在这座桥上。

父母年轻时出远门是为了孩子求学，年纪大了却是为了不得不出门的看病。母亲脖子上突然冒出一个包，去看医生时说是甲状腺囊肿，建议到万州做手术。我从武汉坐火车过去的时候，父亲已经陪母亲在万州人民医院做完了切除手术。住的两人间病房，同屋的是一个60岁左右的阿姨，清瘦、温和，留着一头短卷发。医院都是一张病床配一个陪护的折叠床，称为“陪伴床”。因为阿姨是一个人，晚上便让我睡她的陪伴床。父亲把病房收拾得很整洁，笑呵呵地进进出出，没事的时候便叫我出去转转见见同学，母亲有他守着。母亲的扛痛能力强，我亲眼看着护士换药时把伤口里的药棉扯出来，好大个洞，再塞一个新的进去，而且在脖子那么敏感的地方，看着就疼。因为是小手术且囊肿化验结果是良性，那次住院让我们一家人都很轻松。我甚至陪父母在病房里兴致勃勃地看起了电视剧，间隙帮同屋的阿姨打打开水、吊针打完了喊下护士。剧名到现在我都记得，叫《老有所依》。那时候的我怎会想到，父母因为我完全没有“老无所依”的顾虑，我却会遭遇“无老可依”的厄运。也正如我回武汉后被母亲告知，那个同屋的笑容温和的阿姨，几天后却遽然死在了手术台上。

真正深入重庆这座城市的肌理，是从父亲生病开始，但也仅限于重医一带，以前的几次来去匆匆，都是走马观花的游客。父亲跟母亲掉了个个儿，这次是母亲在病房照料他。无论寒暑，母亲都睡在医院的折叠床上陪着父亲，偶尔才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白天到医院附近我住的小酒店里休息下。一家三口依然会在病房里看电视，虽然心情已远不如在万州那次松快。不打针的时候，就下楼吃饭或散步。父亲不动声色温和如初，天知道他的内心经历了多大的震荡。只是在散步的时候，从他越来越喜欢拉着母亲的手的不自觉举动中，才透露出他对母亲日益增强的依赖和内心的一丝虚弱。

重医周围有很多吃饭住宿的小店，品种丰富，物美价廉。住店几十块一晚的民宿都有。吃饭方面，有直接就餐的各种快餐小吃店，有餐馆或民宿提供炉灶餐具供病人家属自带食材炒菜熬汤，还有一家不小的菜市场。我目睹来自巫山的一个病人家属，一个中年男人，单凭医院配餐间的一台微波炉就做出了各种可口的菜品。对于医院这种地方尤其还是肿瘤科的住院部，大多数病人和家属解决吃饭问题都是想着怎么方便怎么来，去医院食堂、叫外卖、去周边餐馆民宿搭伙或直接买成品，顶多在医院的微波炉里热个菜饭。可是这个男人活生生把配餐间当成了自家厨房，蒸鸡蛋羹、熬鸡汤、买新鲜的鱼做蒸鱼，有一次我看到他竟然洗起了竹叶菜。“这个，也能在微波炉里转？”“能啊，调好温度，放碗里转几分钟拿出来再调点味就可以。”这样看来，只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长，任何食材都是难不倒他的。攀谈起来，才知道他是照顾得了宫颈癌的老婆，这样的耐心与贴心，令人感慨。

后来去了西南医院一段时间，母亲便嫌那边没有重医方便，可供选择的太少。母亲节俭了一辈子，在医院围着父亲转，给买他想吃的，对自己却很敷衍。我过去了便会带他们去餐馆吃，父亲爱吃水煮鱼、酸萝卜老鸭汤、竹叶菜，对我极力推荐的鸽子汤却不感冒。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周围转悠，到医院对面的超市、运动场，旁边的医科大学校园，或者坐在门诊大院的花坛边聊聊家常。一次因为要去长江边的中医院找专家抓药，父母还顺便到朝天门码头好好转了转。那是多么难得的美好时光。

重庆的地铁不在地下，而主要在地上，叫轻轨。有一个叫李子坝的站点，火车是从一座楼房中间穿过去的。我每每从重庆北站坐到重医附近的袁家岗站，李子坝是必经之地，后来才知道这是网红打卡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从袁家岗到重医一院，要走一段天桥，下来后再穿地下通道到马路对面。通道两边经常摆些瓜果小吃叫卖，有一次我发现竟然有三角粑，有如他乡遇故知，是除了县城老洞子口的瓢儿糕之外的另一童年蛊惑。是把调好的米浆浇在由很多三角形组成的方形饼铛里，再盖上盖放在炉子上烙熟而成，外焦里软，香甜可口。我上小学时经常在校门口买来吃，三毛钱一个，我还戏称一个角一毛钱。于是几次从通道路过闻到那熟悉的香气时，就想着下次要驻足买来吃吃，却一直没有买成，直到重医成了我的伤心地。

父亲因为鼻咽癌往重医来来回回跑了两年多。两年来，除了2020年1月23日至4月8日武汉“封城”的两个半月时间里，一家人在一起居家隔离，我陪父母最多的就是在重庆的医院里。在一次次奔赴重庆的火车上，我记得父亲病情进展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活检结果出来，父亲被确诊了；父亲化疗期间鼻子突然大出血；父亲艰难地撑过了33次放疗，陪他在医院过完中秋节就可以首治结束回家了；父亲在复查中确定原位复发；父亲用的免疫药效果不明显，建议到西南医院做粒子植入术；父亲肿瘤转移、脑部水肿，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在漫长而饱受煎熬的治疗过程中，我依稀想起了跟父母在病房最初看的一部电视剧《幸福来敲门》，跟在万州医院看的那部《老有所依》遥相呼应，无限心酸与感慨。

4.如此快乐，短暂而永恒

是什么时候才有了专门旅游的条件和闲心？是辛辛苦苦把子女拉扯大、直到成家立业，或是在城镇化发展中成为拿上养老金的失地农民，还是有了第三代后的遛娃之需？《论语·先进》里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见出游的乐趣少不了“童子”。也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每次寒暑假回家，父亲都会主动地问我们行程安排，建议一起到周边哪里转转——父亲好像把我们当客人了，更多的是为孩子考虑，也因此有了难得的家庭出游和天伦之乐。

2017年春节全家一起去了邻县奉节的白帝城。三峡蓄水后长江如镜水波不兴，曾经巍峨的白帝山成了江中的一个小岛。孩子们在前面蹦蹦跳跳看舞狮子、吃零嘴，大人们跟在后面。爬爬山，眺望长江与夔门，参观白帝庙、托孤堂、武侯祠，再聊聊天讲讲古。相比于看风景，父母似乎对拉家常更有兴趣。或者说，只有跟子女一起出行，他们才真正有了看风景的闲情。父亲的兴致更高，在江边餐馆吃鱼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喝点小酒——他平时喝得少，而且酒量也就二两。吃完饭后，妹妹提议再去奉节县城看场贺岁片，得到了大人孩子的一致响应。算起来，上次跟父亲进电影院，还是小时候他带我们到老县城看《妈妈，再爱我一次》，逝者如斯，二三十年时间就这样哗哗过去了。我记得我们看的是王宝强主演的贺岁喜剧片《大闹天竺》，一家老小都乐得哈哈大笑。回去的路上，父亲还在开心地感叹：“没想到我们一家人还专门跑到奉节来看场电影呵！”

后来因为春节人多假短，与父母出游主要在夏天。孩子有两个月的暑假，我也经常选择这个时间年休。夏天的武汉和重庆都是火炉，能去哪儿游呢，只能往山上跑。一个偏僻山村里长大的人通过读书跳出农门、进入城市，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年，跟父母在一起待得时间最长、感觉也最舒服的，还是乡村。红池坝去得最多，因为它就在巫溪境内，是离县城80公里的一座高山草场。海拔2600到2800米，空气清新，云遮雾绕，山峦起伏，溪流淙淙，有点像缩小版的神农架，现在打造成国家4A级森林公园，名声在重庆境内及其周边散扬开来。夏日平均气温在17℃以下，是避暑休闲的绝佳去处。

2018年去的时候，父亲尚未生病，看上去像个意气风发的中年汉子。脚力也好，在草原和花海里转转悠悠，时不时把走不动的外孙女背上；还要在驱车路过的一些景点，上坡下坎地走走看看，再挺着肚子让妹夫咔嚓一张，就像一个威武的将军。孩子们在草地上骑马、奔跑、游乐场玩耍的时候，父母就在旁边安安静静地守着，再一起去湖上划船，天高云淡，凉风习习。晚上我们就在租住的民宿里打扑克牌，玩一种不需赌资也充满乐趣的“升级”游戏，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主要娱乐方式。2021年去红池坝的时候，是父亲生命里的最后一个夏天。父亲依然精神很好兴致很高，家庭合照里多了妹妹家的二胎，父亲牵着她在镜头前笑靥如花，只是多了丝病苦的迹象。短短三年间，父亲就因为癌症病痛和治疗过程的折磨，成为一脸病容的老人。还是熟悉的民宿，好吃的农家菜，随处走走看看和室内的扑克牌娱乐，孩子们在游乐场欢呼，父亲步伐缓慢而内心快慰。谁想到四个月前还在红池坝吹风看景、含饴弄孙的父亲，四个月之后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呢。

最开心的是2020年临时起意的一次出游。那个夏天，经历了武汉疫情的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心情。我带着娃去利川苏马荡避暑，然后开始呼朋引伴并极力撺掇父母也过来。那个时候离4月8日武汉解封后父母回老家还不到四个月。利川毗邻万州，从老家过来也就三个小时车程，正好妹妹两口子要去万州办事，于是一呼即应，第二天晚上父母便笑呵呵地站在了我面前。我们去苏马荡的十里长廊走走看看，青山叠翠，清风浩荡，从童年记忆里冒出来的烤玉米的香味叫人垂涎欲滴。佛宝山下溪水潺潺，白瀑如练。母亲不再唠叨着地里的瓜果蔬菜，父亲的精气神很足，一边跟我们拉着家常，一边在山水间穿行。也不觉得累，竟然把整个十里长廊都走下来了。父亲不时驻足，微挺着肚子颇有气势地让我们照相，脸上笑意荡漾，容光焕发，哪里像是一个病人？最美的山水，最暖的时光，最好的父亲，都被永远定格在手机的照片里。

母亲落单了，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乡村的院落，没有父亲的陪伴。开始频频念着父亲的好，饭点的时候催她回家吃饭，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给她送牛奶，随叫随到用电动车把她驮去接回，并深切体会到病中父亲一人在家时的心情。一个与土地血脉相连的劳动者的被迫休闲与出游。2022年夏天，母亲好不容易答应跟我们一起去神农架，还是出于我看似随意的精心设计。比如她去的话我们报的亲子团不用补单房差，比如郑万高铁的开通让她可以从神农架直接顺道回老家，让她以为不过是省钱又顺便的事情。再次回到崇山峻岭之间，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游兴，她本来也是一个慢热之人。只是与家乡风味比较接近的饭菜，让她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百草园的那些药材，让她恍然记起了自己年轻时当赤脚医生的那些岁月。从习惯了对父亲的使唤与安排转到我这儿，母亲有点不适应，甚至有些失魂落魄。在大九湖排队坐小火车的时候，猛然摸衣服口袋发现自己的手机丢了，结果一打电话是在包里。团队意识不强，我常常在她和娃的看顾之间显出些狼狈，几处景点下来便成了导游的注意对象。过了两天，母亲的心情放松下来，跟同行的老人们有了交谈，天黑了陪娃到户外看满天的繁星，对那些她曾经不以为意的山水草木，也多了一份赏玩流连的闲心。住坪阡古镇的那个晚上，我们吃到了心心念念的巫山脆李，看了当地的历史民俗表演，其中一个有关“盐背子”的故事是母亲所了解的——讲的就是巫溪宁厂古镇古盐泉的运输与兴衰。小广场的对面，有一家“武松超市”，许是为了招徕顾客，在门口挂起屏幕放起了电影。是王宝强演的《人在囧途》，母亲坐在长条凳上，在人群中看得津津有味笑声不断。夜色幽凉，我把娃送回酒店，再拿外套给母亲送去，走在青石板上的脚步声格外清脆宁静。悠扬缥缈的琴声歌声不时飘来，想起小时候跟母亲一起扛着长板凳去看乡村露天电影，想起父亲第一次带我们进电影院，想着一家人在奉节看贺岁片的情形，恍如隔世，寂寥又悠长。

在人们为生存温饱而忙活的时候，是没有旅游的意识和闲心的。游是休闲，游是发展，游也是身心的涤荡与必要的审美。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空间的远近对于子女与父母已经构不成多大的阻隔。残酷的是时间，重要的是“父母在”。是与时间赛跑，把父母从劳碌病苦中抽离出来，在天地自然、天伦之乐中感受生命的种种美好。带子女游多，与父母游少。生命无常，时间太快，最怕来不及的遗憾，最怕“子欲养而亲不在”。永恒的也是时间，正是那些偶尔的出游、温暖的团聚与亲情的滋养，成为一个人在艰难尘世不断成长、历练、前行的勇气与力量，不敢懈怠，也无惧死亡。每个人的生命也终将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形式，存留人间并代代相传。一如父亲的坟头上的青草，春风摇曳，芳草萋萋，是真正的天人合一，与时间同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