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电影《坠落的审判》以男主人的死亡开始，在经历了对于真相的寻找之后，最终以女主人的无罪释放结束。事件的原貌被掩盖起来，让寻找真相的过程变得扑朔迷离。在这个过程中，观众获知的信息几乎和法官相等，因此，观众几乎是作为陪审员的角色，全程参与了整场审判。随着审判的展开，一个家庭内部隐藏的秘密也被不断揭示。与其说这是一场寻找凶手的审判，不如说这是一次对两性关系和婚姻真相的审察。正如《十二怒汉》这样的经典法庭戏一样，在正反两方的激烈辩论中，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也从简单走向复杂，从肤浅走向深刻，电影让我们反思习焉不察，重新接受新的观念。

在这个家庭中，很显然桑德拉是更为优越和主导的一方。她更为坚强，从儿子的事故中振作起来，通过写作使自己的状况不断改善。虽然跟随丈夫来到法国生活，但是从日常语言到生活习惯，她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而萨穆埃尔则显得颇为孱弱，他完全被那场事故打倒，他的写作毫无起色，他中断了工作待在家里。这客观上形成了“女主外，男主内”的一种家庭格局，而这种格局是萨穆埃尔所无法接受的，他对妻子的不满中甚至夹杂着嫉妒。

萨穆埃尔录下了他和妻子的争吵，这场争吵是电影最为华彩的部分。萨穆埃尔把诸多不顺都归咎于桑德拉。然而桑德拉并没有认领，而是酣畅淋漓地予以回击。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萨穆埃尔的懦弱和逃避，无情地戳穿他为自己失败寻找的种种借口。也许正是如此无情的揭穿，让萨穆埃尔无可逃避，只能用高空坠落来确认自己的失败退场。

很显然，女性主义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之一。可以说，正是女强男弱的家庭格局，以及一个强势女性对大众观念的冒犯，才让这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也才让这个女人陷入被怀疑的迷雾中。人们不相信一个男人会因为家庭压力而走向自杀。无论是药剂师还是提供录音的证人，他们对于有限的证据都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他们都偏向于男性的立场，对桑德拉抱有敌意。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一个男人因为家庭的苦闷而服用抗抑郁药物，甚至在跟女人的争吵中完全处于下风，因而获得同情，而那个强势的女人则因为挑战了社会的普遍认知而对大家造成冒犯。证人们实际上代表了内心潜藏着男权观念的大多数人。

男权社会对于性别身份的规定和约束，形成对个体的压迫。实际上这样的压力并不仅仅施加在女性身上，同时也针对男性。在萨穆埃尔那里多少是有男权思想的，他抱怨妻子不能入乡随俗跟他一起说法语，抱怨妻子对他的朋友们不能笑脸相迎，甚至抱怨妻子连夫妻生活也不能顺从自己。当桑德拉的事业超越萨穆埃尔，他开始变得愤怒而焦虑，他无法接受这种女强男弱的格局，然而也正是这种男权思想带来的压力，最终压垮了他，使他走上绝路。

如果我们将故事中的人物性别互换，很多事情便变得清晰起来。如果男人的事业蒸蒸日上，而女人放弃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那就只是社会中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普遍、常见，而且“合理”“和谐”，然而这样的关系一旦倒过来，巨大的压力却足以让一个男人走上绝路。

当然，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她们内心并非没有痛苦和愤懑，然而在长期的男权社会中，她们被社会塑造为“第二性”，塑造为顺从于男性意志的人，不得不退居男人身后。从饮食习惯到事业发展，从生活重心到人生规划，都需要听男人的，女人大多是附属的一方，甚至被当作男性的私有财产。这显然是长久以来对于女性的巨大不公，女性主义所致力于的就是要把女人从从属的次要的“第二性”的地位中解放出来。

我们应该如何审视婚姻关系？在婚姻中隐藏着怎样的真相？隐藏着怎样的权力关系？隐藏着怎样的不公和伤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一段婚姻中，在两个人边界模糊的朝夕相处中，在长久形成的相处模式中，在最终形成的家庭格局中，一定存在着牺牲和妥协，一定有其中一方或多或少改变自己去适应另一方。这些牺牲和改变在爱的名义下让人可以接受，而当爱一旦消失，其中的不满便会凸显出来，让夫妻双方矛盾重重，甚至对簿公堂，形同仇人。从爱人到仇人，所谓至亲至疏夫妻。

清官难断家务事，妄图用一场庭审来判明家庭内部的是非对错是困难的。庭审至关键部分，最终的裁定权也交给了丹尼尔。摄影机常常从丹尼尔的视角望过去，镜头跟着他左右摇摆，呈现出他内心的困惑和迷茫。作为家庭成员，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即便与父母朝夕相处，要做出自己的裁定依然是困难的。直到这个时候，丹尼尔才发现，他对自己父母的了解远远不够。面对抉择的困境，他凭借着本能和直觉，选择站在了母亲一边。

丹尼尔最后在法庭上的陈述帮助母亲赢得了审判。尤其是他回忆父亲在车上的一番话，清楚地证明了父亲的自杀倾向。这番话究竟是丹尼尔的真实回忆，还是他为了帮助母亲而进行的虚构，我们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在丹尼尔讲述时，电影闪回到当时的情景，虽然画面是父亲，但声音却是丹尼尔的。丹尼尔的声音和父亲的嘴型吻合在一起，不知导演是否在用这样的细节提醒我们，也许丹尼尔虚构了父亲的话语。

电影中还有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就是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事实证明，它们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常常彼此转换。萨穆埃尔用手机录下家庭里的真实对话，用来充实自己的小说创作；桑德拉在小说中虚构出来的情节，却在法庭上被检察官当作真实的证据。更为吊诡的是，真实的证据在法庭上扭曲了事件的本来面目，反倒需要虚构的故事去佐证真相。由此我们发现，真实和虚构的边界常常模糊难辨，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我们的精神生活。

实际上，观众跟丹尼尔的处境是相同的，电影最终没有揭示真相，观众也需要根据所看所感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每个观众都是陪审团的一员，是否判定桑德拉有罪，基于我们对桑德拉这个人物的看法，是欣赏还是厌恶，是认同还是抵触，而这样的态度来自我们拥有的观念和立场。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判定，都需要对自身的立场和观念做出反思和省察。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傲慢和固执，也许才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