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阳光穿过窗户，在病房的地板上，描摹那对新来的父女的轮廓。

他们盘腿对坐在病床上，正为要不要让家人送小米粥而争执。老人说，岁数大了，不吃点喝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说完，回过头看向我父亲，企图获得同辈人的支持。然而父亲却只是呆呆看着，不作声。他又把目光看向我，定了一下，大约觉得我并不会站在他那边，便又转过脸去。

他女儿已经开始给家里打电话，说不用送粥来，炒菜的时候也少放油。老人嘴里嘟囔着，都是瞎讲究，不就一个血糖吗！面对他的执拗，女儿只得苦笑。

父亲问我，今晚，你就没有地方睡了吧？这句话虽然也在我心里熬炖着，但父亲说话的分贝还是让我有些难为情。那床上的老人听到了，快速回应，我们晚上不在这儿住，你还可以用这张床。

两家人便这样聊起来。老人是因为腰、腿不舒服，过来做康复治疗。知道父亲行动不便，他们鼓励他，父亲便咧着嘴点头，看不出是哭还是在笑。他女儿让我叫她秋姐。

这时，一位老阿姨推门进来，身上裹挟着早春的凛冽气息。她将保温桶放置在小桌上，又转过身摘下白粉相间的头盔，把一件肥大的厚外套脱下，放在一边。显然，这是秋姐的母亲。秋姐急忙将小桌支起，她父亲拧开保温桶便笑了。老阿姨也笑，但还是叮嘱，小米粥是带了，你只能喝两口。秋姐气得直瞪眼，对我说，你看，老人就是这么不听话。大家听了，都笑。

老阿姨从包里掏出一罐蜂蜜，放置在两张病床中间小柜子的台面上，说，一起喝吧，这是我们自家产的。

她把稀疏的白发往后理理，说，为了那些蜜蜂，跑遍了附近的大山。几十年里，她已经对好几个县的开花情况了如指掌，多是追槐花、紫荆花，有时候也追枣花。每年春天，她开着车下山，过了县城，先是去往南边的山上，在那里驻扎一阵子，等花败了，再一路往北，北边的气候冷些，花开得就晚。我想象着她一路追随花开的样子，倒也觉得这日子浪漫有趣。

她解释，这一年年跑起来，其实很辛苦。她一旁躺着的老伴儿忽然坐直了，说，不管去哪儿，都是她开车，可不就累么。接着，他脸上显出骄傲的神色，说，我不会开车，全靠她呢，我们住在北边的山里，一出村全是下坡路，足有十几里地，我一握方向盘手就哆嗦。说着，他努努下巴，赞叹道，人家真行，一点儿都不怕。

老阿姨问父亲，你要喝蜂蜜水吗？父亲摇头，但她还是拿走了父亲的水杯。我看见透明的瓶子里顿时倾下一挂黄而黏稠的瀑布来。在她拿起暖壶倒水的时候，我凑过去。淡黄的蜂蜜被一点点冲开、稀释，那清新的甜随着热气飘散在空气里。

我想给母亲买几瓶蜂蜜，老阿姨让我加了她的联系方式，又指着那号码说，我叫王丑，你就叫我丑姨吧。看我迟疑，她笑着说，小时候早产，大人怕我活不了，就叫了这么个名字，说是取个难听的名字阎王爷不惦记。

丑姨坐在窗口的椅子上，阳光正好照着她银色的头发，在白墙上反着光，她每晃动一次脑袋，墙上那块光也跟着晃。

二

还是聊回到了蜂蜜。

丑姨说，她接手的第一窝蜜蜂是意外的客人。那个春天，她一边要侍候瘫痪的公婆，一边要照看同样身体不好的父母和孤寡的舅舅。孩子们又小，她忙得团团转，猛然从柴垛上看见那块正在晾晒的红布上落满了蜜蜂，心里便一阵惊喜，急匆匆搭起了蜂房。

父亲说，我们那里养蜜蜂的人家，也是这样，遇到某个蜂王领着一群蜜蜂停落在院子里或者树上，便用土坯或者将一个小瓮放倒再挡上篦子做成蜂房，供它们居住。到冬天，幸运的话，就能攒下一些蜂蜜，但也有的不仅没弄到蜂蜜，反而要搭进去不少白糖，救济那些正在过冬的蜜蜂。但不管怎样，蜜蜂都是吉祥的象征，哪怕搭了白糖，主人家也高兴。

丑姨笑着点头，表示同意。她从小身体不好，也没念过书，等到婚嫁年龄，作为家里的老大，只好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了同村的丈夫，为的是方便照顾娘家。她老伴儿听了就笑，说，人家那会儿其实心里委屈得很，但觉得我兄弟多，能照顾他们，这才同意了。丑姨说，其实什么光也没沾着。兄弟们多，供他们吃饭、读书，倒真是过得艰难。在她最累的时候，那窝蜜蜂就来了，她相信那是个好兆头，为此，高兴了好一阵子。

丑姨不识字，但爱听广播，从那里，她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活法。在蜜蜂来临的那天，她忽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似乎应该有点儿变化，那时，广播里正在播放邻县一个种植大户的故事。

决定种树，是她和丈夫好几个不眠之夜商量后的结果。他们往布兜里装了几个馒头，又抓了几头大蒜，便向邻县那个传说中的村庄走去。整个过程曲折又魔幻，好在，他们如愿到了那座梦想中的果园，树上开着他们那座山上少见的粉白花朵，真是馋人。但买树苗需要本钱，丈夫劝她回头，她挺执拗，硬着头皮把亲戚和村里人都借了一遍。没有人相信她能让那座荒山上长满果树，都说她听收音机听魔怔了。

她忽然笑着看我，反问，你说说，人活一辈子，谁还不兴魔怔一回？

那些树苗是驾着牛车拉回来的，为了让它们尽快扎下根，她跟丈夫，还有几个亲戚，不分昼夜地干活，他们在地里搭起临时的草棚，白天在地里忙，晚上就轮换着在草棚里休息。

第二年春天，蜜蜂们在花瓣上弓着腰采蜜，她和丈夫以同样的姿势在树下忙碌。几年之后，那座山上长满了果树，品相好不说，因为山顶干旱，雨水较少，光照充分，反而让他们的苹果比别人种植的都要甜，就好像蜜蜂在那些果实还是花朵的时候偷偷撒了蜜一般。这引得别的地方的人眼馋，也时不时来参观。丑姨脑子活，除了卖苹果之外，也让丈夫学会了嫁接，育苗，做起卖树苗的生意来。说到这里，她笑了，告诉我，你春天的时候，可以去我们村里，那满山白的粉的苹果花、桃花，一片又一片，基本都是咱家的。我想象着，眼前这个女人在四十年前，为一座光秃秃的山戴上一顶花帽子的喜人场面。

提起种树，父亲也有说不完的话，在村里，他没少把那些被羊啃断的树苗救活，也经常让一些平常的果树在完成嫁接之后，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

丑姨说，她没有搭一勺白糖，就在蜜蜂驻扎下来的第一个冬天，收获了蜂蜜，自己没舍得吃，全匀给了家里人。她从他们的表情里收获着那种不同寻常的甜蜜。她说这话的时候，当年的甜蜜好像能透过她的神情渗出来似的。她没想到，竟然能遇到第二窝蜜蜂，那个春天，她正在给果树疏花，就看见几只蜜蜂落在一棵果树上，并且越聚越多，她干脆就地取材，找了个木箱为它们搭窝。它们成了整个春天果园里最勤快的义工。

她的果园经营得很顺利，四个孩子也都上了学，便想到，要能收获更多蜂蜜，该多好。为此，她托人找到了学习养蜂技术的地方，并开启了追逐花开的日子。大多时候是她跟丈夫一起去山里，有时，家里有事，便剩她一个人。

他们常驻马路边、河岸上，甚至山岗上，那些小可爱在花朵间忙碌着，而她在山谷里生起一缕炊烟，将取来的山泉倒进铁壶，架在火苗上煮。凡过路人只要不太急，都能从她这里得到一碗蜂蜜水。

我想着他们在山上放蜂的日子，夜晚，漫天的星光撒满了天幕，昆虫肆无忌惮地唱着歌，他们坐在石头上，享受着这一切，仿佛他们不只是放蜂人，也是牧放星星的人，牧放昆虫的人。

父亲打断我，说，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蜜蜂娇贵得很，吃一点葱蒜往跟前凑都不行，得用心照顾呢。

丑姨点头说，是的，在山里的日子一点也不悠闲，那些幼蜂可容不得你偷懒，幼蜂移到其他蜂箱时，大小要正合适，才会服从于蜂王。另外，饲喂、取浆也是麻烦事，这几项工作就能让人忙到半夜，如果不及时取浆，没准儿王台就封盖了。在天气不好的日子，还要时时关注蜜蜂的状态，如果连续几天下雨，得给它们喂些糖水。

他们在山里，天天盯着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又要时时看天相，生怕遇到暴风雨。但有时，天时、地利都占了，却又会遇到其他的事。那回，他们去了一座深山，那里有一大片酸枣花，附近又有水源，正是放蜂的好地方。那天，太阳刚从山坡上滑下去，一辆卡车便停在了不远处，开车的男人走下来，拿着工具折腾好半天，说是车坏了。正是晚饭时分，丑姨便招呼他过来，递过去一双筷子，让他先吃饭。那晚，男人说要住在车里，第二天再找人来修。半夜，他们听见车响，以为那人睡不着，尝试着修车呢。没想到，等天亮醒来的时候，车和人都已不见，丑姨正遗憾，没来得及送他瓶蜂蜜的时候，忽然就听见了丈夫的尖叫，她跑过去，只见，蜂箱忽然消失了大半。这让他们懊恼了好一阵子。

他们重振旗鼓，来年，依旧走在追随花开的路上。见到陌生人，丑姨还是会忍不住送上一碗蜂蜜水。

她说，总不能因为遇到过一回坏人，把全世界的人都当作坏人吧。听到这话，父亲在床上拍起大腿，直赞，这话说得好。

父亲说起自己的事情。他想起，在故乡牛圈里的一面墙上，曾挂满各种型号的锯子，而在另一间屋子里的床下，放着他亲自钉的大木箱，里头装满了各种工具。那些年，他的工具被人借走，有时说是借，但在村里转来转去，竟渐渐丢失了，再也无法追回。但后来，别人再来借，他还是不会拒绝。说着，父亲竟皱起鼻子哭起来。前一年的脑出血和新得的脑梗，让他变得沮丧。他一遍遍回想几十年里丢失的那些具体物件，仿佛想起它们的丢失便能让无法正常行走的无奈减轻一些。事实上，他越想越生气，不仅想到那些丢失的物品，也想到曾经在我们家借粮食、借钱的人，这些东西累加在一起，让他变得如此不幸。他说，正因为他的不幸，才让我和弟弟过得这样疲惫。

父亲坐在病房的夕阳里哭，我只能默默递上纸巾。

好半天，他才又说，你妈那时候总怪我，怎么还把东西借别人。说完这句话，父亲委屈得像个孩子，我怎么能说出口，不借给他们呢。

丑姨劝父亲，别难过，老天爷还给了你这么好的女儿呢。一听这话，他的脸立马就有了笑模样，如数家珍地跟他们讲着我的好。丑姨笑着说，你看，多想想女儿的好，不就高兴了？

护士发过药之后，丑姨和老伴儿开始穿外套。夜间值班的大夫走进来，阻拦他们。丑姨压低声音，用祈求的口吻说，就让我们回去吧，我女儿一个人在家里睡不着。大夫疑惑地问，你女儿多大了？丑姨也不多解释，只说，就一晚，明天一定留在这里。大夫看他们焦急的神情，又翻了翻病历，叮嘱一番，便转身走了。

丑姨临走前，把装满蜂蜜的瓶子往我这边推了推，示意我们随便喝。隔着窗户，我看见戴着头盔的老两口儿摇摇晃晃走在医院的广场上，她老伴儿笨拙地爬上三轮车，丑姨从座位下的箱子里扯出一张花被子围在他身上。

三

夜晚，病房里只剩下我和父亲。我哄他去锻炼身体，但父亲却一动不动。除了吃饭，很难有什么能让他有动力。我也常常生出无力感，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就躲到卫生间，给千里之外的丈夫打电话，或者，一个人对着镜子深呼吸。卫生间的门，为我隔开了一间独属于一个人的“蜂房”，我要独自用时间在心里酿造出一点儿蜜，才能有力气照顾病中的父亲，才能面对他忽然来临的哭泣。

其他病房总是会传来尖利的声音，一左一右，像是一种呼应。那两个病人跟父亲一样，都是脑出血患者，左边那位已经住了将近一年医院，他处于失语状态，但骂人的话吐字却格外清晰。在训练室，我看到他老伴儿扇他耳光，当时觉得她心狠，我们在水房相遇，她掀开衣服给我看，深深的咬痕在胳膊上胡乱排列着，新伤、旧痕布满了皮肤。她方言很重，重复了好几遍，我才听清，说的是，没病时，他就打她，现在，身子不会动了，又调动起牙齿，只要她一靠近，他就冷不防咬上一口。她抹起眼泪，说，我打他，都是为了让他好好锻炼，好好活着。他们这种病，不锻炼就完了。

她让我在街角的饭店帮忙捎过刀削面，只要一碗。她喂老伴儿吃热乎的面片，自己却嚼着上一顿的剩菜。隔着门玻璃，我看见穿红毛衣瘦小的身躯弯着腰吃饭，便格外心疼。他们家住着单间，里边摆放的到处都是自家的东西，以前我以为她家境好，后来才知道，因为老伴儿太折腾，没人愿意跟他们同病房。在水房里，她皱着眉头说，我劝他多少遍了，他晚上还是叫、折腾，这笔钱是怎么也省不下了。

右边那家的病人出血量高达上百毫升，只得开颅做手术，他的脑袋像是被削了一大块似的。这个曾经精明的商人，变得疯癫，成天胡言乱语，一到晚上就不停叫喊，有一天，他还拨通了110。他的妻子从原本的丰腴迅速苗条起来。

我和左右两位阿姨常在水房碰头儿，很长时间里，水房仿佛是我们共同的解压阀。不能放弃他们！他们又不是故意的，会好的。别泄气！这是那段时间，我们见面时常说的话。那两位大叔跟父亲同一年出生，且都不愿意锻炼，只想躺在床上发呆。他们并不知道，水房里的潮湿，有一部分来自于亲人的眼泪。

他们羡慕父亲至少不闹腾，是的，父亲依然有清晰的思维。当我劝他，一定要好好锻炼时，他便呆呆看着医院病房的白墙，沉默好长时间，才低声说，我已经这样了，还能怎么样呢？我一时竟不知道如何接话。

天亮之后，丑姨老两口儿推门进来，她把我买的几瓶蜂蜜递过来，又忙去打开保温桶，盛出两碗饭，转身端给我和父亲。那是两碗白蒿苦累，在这个季节算是稀罕物。父亲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每年早春，他都跑去山里挖白蒿，做这样的饭给母亲吃。丑姨说，女儿天不亮就醒了，在客厅里来回走，她干脆陪她出去遛弯，一走就走到了远处的麦田里，看见野菜已经泛青，挖了些。回家后，有意多做了两碗，想让我们也尝尝鲜。我吃着这种用面和了野菜蒸成的吃食，琢磨着“苦累”这两个字。早春野菜的清新气息在唇齿间流连，但想到那位刚刚丧子的母亲，和陪着丧子女儿的老母亲，如何在清晨采下那一棵又一棵的野菜，竟然还想着关照刚刚认识的我们，心里不禁泛起一丝暖意。

我将两个空碗还给丑姨，白蒿苦累以我察觉不到的方式在胃里悄悄消解着。

我给父亲冲了杯蜂蜜，他让我也给自己冲上一杯。护士们推着车进来，准备给病人们敷滚烫的白蜡，做蜡疗。

我尝了一口蜂蜜水，甘甜的气息直往心里钻。丑姨看我赞叹，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她说，现在还有三十多箱蜜蜂，与最红火时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我本以为是市场竞争导致的，她却摇头，说是没有人继承。她已经七十多岁，再走在那些陡峭的山路上，猛地瞥见旁边的悬崖，腿便有些抖。虽然她比年轻时更喜欢那山涧野花的芬芳，喜欢那挂在山间一小片天空上的星斗，但她已经不想再冒险。

父亲歪过头说，让孩子们干！

丑姨苦笑，十几年前，她分过一次家，把果园交给了儿子儿媳，老两口儿一心侍候蜜蜂。但没过一年，儿子便厌倦了，说弄果园太辛苦，还是喜欢在山间放蜂的神仙日子。无奈，丑姨只得由着他。结果，只一个季度，蜜蜂便死伤无数。丑姨看着那一个个空巢，暗自伤神。这还不算，在那个春天，儿媳跟儿子离婚，嫁了别人。她不仅接手了蜜蜂，还接手了幼小的孙女。自此，开往深山的卡车上，便多了一个小女孩。她带她在山里吃住，忙的时候，用布条系在后背上，一有工夫，便带她去看星星和萤火虫，也追逐蝴蝶和溪水。现在，那孩子已经长成少女。

一讲起孙女，她脸上的表情便丰富起来。老伴儿也开始不断插话，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描述着孩子带给他们的美好记忆。

那些年，她总为儿子担心。这个动不动朝他们要钱的儿子，有些年贩卖名犬，有些年养猪，这两年他玩上了信鸽。本来，他们觉得他玩物丧志，直到他参加过一次信鸽比赛。那些鸽子被蒙在笼子里，带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张家口，甚至更远的地方，这些神奇的精灵，竟然能辨别回归的航线。有一次，一只鸽子没有及时归队，他们以为它可能遭遇意外，但半个月后，却忽然落在了他们的窗棂上。丑姨看见儿子耐心地检查鸽子的身体，说它翅膀上受过伤。她发现，儿子对待鸽子远比对待自己的孩子更有热情，便释然了。她对我说，信鸽天生就适合航行，蜜蜂天生就适合酿蜜，你不服不行。我想，丑姨想说的可能是宿命。她无法让儿子沿着他们一路走来的轨迹生活，就像几十年前，她忽然从收音机里得到启示一样。这一辈子，儿孙早晚也会变成自己人生里的酿蜜者。

下午，父亲做康复回来躺在床上休息，我急忙打开笔记本电脑，在他的脚边写作。我是一个专职的写作者，以码字的方式饲养生活。这几年春天，我总被父母生病的消息召唤到医院里。在不同的病房，我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伺候病中的父母，抽空写一些文字。其实这些疲惫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时常生出的绝望感，和两个儿子想我时产生的那种撕扯感。我总是有意屏蔽伤感，让自己以开心果的样子出现在父母面前。不多会儿，丑姨跟老伴儿也做康复回来了，她忽然把我的身体扶直，说，那样对身体不好，你得多疼自己。说着，她竟然帮我揉起了肩，我感受着来自她掌心的温热，一开始还不自在，渐渐便觉得整个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可后来，无论我怎么哄父亲，他都不动。他哭丧着脸说，他不想锻炼，每天就是锻炼，锻炼，有没有完？甚至发着狠说，我没想到，你也是这个德行！从小到大，父亲从未训斥过我，我顿时被他说话的口气惊呆了。

我转身去了卫生间，听到丑姨老两口儿在劝父亲。他们说，孩子都是为了咱们好，再说，你锻炼得好一些，他们也轻松点……父亲不再说话。

在水房里，丑姨跟我合力给饮水机换了一桶水。她夸赞我坚强的时候，我却无法呈上自己的心事。成年后，我的心似乎从未放松过，我拼命攒钱，就为了父母从山村的穷日子里解脱出来。可母亲四十岁就病了。后来，父亲也病了。我感觉命运像鞭子，一直在我身后耀武扬威，让我不得停歇。从那以后，我不管收获再甜的果子，里边都有一份无法抹去的遗憾。这些年，我总是哄骗自己，也哄骗家人，每次看到他们消极的情绪，我都像一个在雨天拼命堵住房顶漏洞的人，迅速地安慰着他们，如果再慢一点，我怕自己比他们还沮丧。丑姨的手和那天傍晚最后一缕阳光合力搭在我肩上，她说，你得多疼自己。

回到病房，丑姨为我沏了杯蜂蜜水。忽然，左边那间病房里传来了尖叫，接着是右边的，不时还伴有争吵。不一会儿，几个病房的家属都去了水房。看似是去接水，其实是为了让自己透一口气。

丑姨端着玻璃瓶也走向水房，给几个病房的家属一人沏了一杯蜂蜜水。整个楼道里，因为病痛带来的无奈似乎瞬间被这蜂蜜的甘甜遮盖住了。不一会儿，其他病房的人送来了苹果、梨、酸奶。丑姨慈祥地笑着，却通通不收，只说年岁大了，不能贪吃。

四

丑姨给我看过她手机上一张少女的照片，说，那是她孙女。这孩子本以为继母是亲妈，只是因为重男轻女，对她冷淡些，却在无意中看到了压在炕垫下的一张离婚判决书。那上边写明，她被判给了父亲，母亲每个月支付五百元抚养费。孩子哭着闹着要找她亲妈。

丑姨说，她逃学去城里找她妈，可她妈已经成家，又有了儿子，根本不想相认。孙女委屈极了，她出门就去了派出所，那位好心的警察协调了半天，她妈依旧不相认，也不想给她生活费，这个十四岁的山村少女硬是通过网络上的信息指引，把妈妈告上了法庭，索回了十几年的生活费。官司打赢的那一天，她摇晃着银行卡给家人看，活像个打了胜仗的女将军。直到晚上，大家都睡了，她才躲在被窝里哭。丑姨也哭，只是不敢出声，生怕一不小心把孙女的眼泪惊碎似的。

因为这件事，她也释然了，说，你看，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我还操那么多心干啥。

我希望母亲也能有这样的想法，不必事事为我们悬心。可她身体不好之后，依然打听每一件事情的细节。有次，我说，你别那么操心了，让自己开心就好。我话音还没落，她便大哭起来。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了话，一直安慰她，好半天之后，她才说，现在，我这样，除了为你们操心，还能做什么呢。

夜晚，丑姨走了，她老伴儿躺在床上，跟父亲聊起了农事。一听到树木和庄稼，父亲的语言立马鲜活起来。他谈自己嫁接树的几种方法，也向对方询问一些不解的地方，哪怕他几乎不可能再回到山里劳作。他讲这些年的经历，讲对我的亏欠。说我坐了两个月子，他们都没能去侍候，也没能帮我带一天孩子，说几乎没给过我儿子们钱……父亲感叹，不知道是我命不好，还是他们命不好。

我已经听不下去，转身去了洗手间，但隐约听见父亲还在那里讲述。长大后，我们父女相聚最多的时间是在医院。我在文章里写过那些经历，但从未听过父亲以自己的视角来回忆那些日子。他放大了我对他的照顾，把自己经受的痛苦，以及因为用药失误导致的抢救全都模糊掉。同一段经历，我们回忆的底色竟然那样不同。

那一晚，两个老人在病床上交换着彼此大半生的经历，早年的饥饿，青年时的种种劳碌，一辈子的艰辛，就那么度过了。我躺在旁边的长椅上，迷糊中，我听到父亲说，我女儿这一辈真是不好活，好不容易在外边站住脚了，还得惦记、养活老家的父母，心得掰成两半儿，太累，咱们虽然也累，可咱们是农民，父母就在身边，安心尽孝就行。

没想到，父亲能这样理解我。在那张狭窄的沙发上，我有意调匀呼吸，生怕自己一不小心会发出哽咽的声音。

几天后，丑姨的老伴儿放下电话，就嚷嚷着要出院，他说从视频上看到山里的桃花已经开了，他要回去照顾那些果树和蜜蜂。好像那花朵催逼得他无法安宁一样，他急得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甚至在输液的时候，要求护士把液体调到最快的速度。这时，秋姐才告诉她，丑姨之所以今天没来，其实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已经回去了。如此一来，他却更不放心。秋姐怎么也劝不住。下午，病房里挤满了他的亲人，全是丑姨故事里的那些主角，他的儿女和孙女外孙女都聚集在一起，劝老人安心治病。

父亲也说，你就安心住着吧。他却拍着前几天还疼痛不已的腿说，一听家里有活儿，我这老伙计立马就好了。

丑姨将近傍晚赶了来，她特地送给我一袋苹果，说是她家树上结的。她劝不住老伴儿，只好去帮他办出院手续，收拾东西。一边收拾，一边劝秋姐跟她回老家。但秋姐想了半天，却说，不想回去。

临走时，丑姨约我，以后一定去她家的山上看看，我点头，但心里知道，以后可能再也不会相见。

父亲出院之前，右边病房的那家人也已经出了院，他们对康复不再抱任何希望，想着回家慢慢锻炼。而左边那家，他们打算长久地住下去。那位阿姨跟我最后一次在水房相遇时，告诉我，她唯一的儿子十年前就因为意外，走了。所以，无论如何，她不能放弃老伴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紧紧握住她的手，并将丑姨说给我的话转送给她，你得多心疼自己。她说了一通方言，我没有听清内容，却看见她的眼眶湿了。

推着父亲进了电梯，只见显示器上的数字快速地减少着，电梯门再次打开，春风吹了进来。

站在停车场，回头望住院楼那一排排的窗户，忽然感觉这高楼像极了蜂巢，每一个人都在其中过滤着各种无奈与苦痛，努力从心里分泌出一丁点儿的甘甜，来支撑自己往前走。

后来，父亲又犯过一次病，母亲也犯过一回，我总是会想起丑姨，那个白发的酿蜜者，她一路坎坷，却总能自洽，还能安慰别人。在我不如意的时候，在我被种种现实快要打倒的时候，我的肩膀便会不由自主感觉到一阵温热，接着，耳边回响起那句话：你得多心疼自己。我想，这是丑姨留给我最珍贵的一滴蜜。

在那间出租屋，父亲常会提起丑姨老两口儿，羡慕他们比自己大很多岁，还能在田地里奔忙。有时候，他也会长叹，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母亲从不追问，她用仅能活动的那只左手吃力地抱着拖把，在水泥地上努力擦拭着，只见地面上出现一条条粗线，接着，这些线把整个水泥地填满。母亲坐下来休息，脸上露出颇有成就感的笑容。我不知道，母亲的举动和神情算不算诸多答案中的一种。

刘云芳，1983年生，现居唐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二届高研班学员。作品见于《北京文学》《天涯》《散文》《散文选刊》等。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给树把脉的人》《陪你变成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