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花》2024年第3期 | 田欢：我要去喀什
田欢，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居深圳，任大学教师。
下午五点半，我带上完辅导班的彭通通回家。太阳还在层云后默默发功，世界白晃晃的，又亮又热。人行道边树木葱茏，每片叶子都在往外冒蒸汽。八月了，岭南夏天精力正盛。我把自己的挎包和彭通通的书包都背在右肩，左手举着遮阳伞，能感到汗珠子在后背像小孩滑滑梯一样往下滚。
走到地铁站，我一把拽住就要下扶梯的彭通通，临时决定在地铁旁的麦当劳解决晚餐。这么热的天，想到要在没空调的厨房里煎炒烹炸我就发怵。彭通通挺高兴，嚷着要吃麦旋风。这个点儿，里面人还不多，我让他先去找座位。
端着吃的刚坐下来，手机响了。是我妈。电话那头环境听着有点嘈杂，再加上她耳背，半天才明白是话费快没了。我挂上电话给她充了钱，突然想到如果没什么事，我妈好像不会在外面这么着急忙慌让我充话费。我心跳骤然加快，复又拿起手机，刚落下去的汗重新冒了出来。
我妈迅速接了：我跟你说，你爸还是要住院复查，我们正办手续呢。
我从机场打车，到熟悉的路口下车，进家属院，看上去一切都没什么变化。毕竟最近一次回家是去年冬天，给我爸办异地住院报销，这才半年多。
刚进门的主路边立着两个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在那儿的布告栏。从前，我小时候，这是个热闹的所在，各种通知、喜报、快讯，还有单位放露天电影的广告，贴得层层叠叠。这些年需要展示在这里的信息越来越少。真往上贴的，也是象征性大于实用性——最有象征性的就是讣告。譬如现在，偌大的布告栏上就贴着一张，白纸黑字，去世的是材料学院一位老教授。
这是在夏天，冬天回来有时能看到并排贴着两张甚至三张这样的讣告，它们雄辩地证明着小区的衰老。我爸的单位，这所工科院校，前些年在城郊盖了新校区和教工住宅，说是城郊，没多久就进化成了城市新中心，离庞大的新市政府并不远。很多青壮年教师都搬过去了——这年头跟房子有关的事，抢占先机很重要。剩下的，都是像我父母这样折腾不动的退休老人。
我拖着大箱子往里走，下午四点，知了叫得热闹，路上人不多。老家的暑热到底跟南方不一样，干爽。箱子大是因为后面还有一程旅途。离我家楼还挺远，就看见我妈走过来迎我。她跟我爸回来也就两个月，但看上去好像黑了，也可能是瘦了，很久没收拾的花白头发乱蓬蓬的，有点可怜相。好在精神还可以，还要帮我拿包——我特别受不了我妈这样，拒绝的口气有点重，忍不住。没走两步她又问我彭通通怎么样，我说送他爸那儿去了。我妈叹气。我离婚后父母总认为他们有义务和我住一起，帮着照顾彭通通，“孩子可怜”。但我感觉他俩像检查团或观察员，指导工作的同时，随时给我这个单亲母亲打分、写评语，累。所以我由着他们保持候鸟老人的习惯，天热回老家，入秋再到南方。
我家住最里面的单元。走到楼下迎面遇上一个老头儿，缓缓推一辆轮椅，轮椅里坐着个老太太，大夏天还戴一顶毛线帽子。我妈跟老太太打了个招呼。老头儿虽然站着，精神状态看上去并不比老太太强，一副混沌的样子，视我们如无物。走过去我问这是谁，我妈说二单元的石老师你不认识了？老伴中风以后半身不遂好几年了。原先住五楼，跟学校申请搬到一楼了。
我说我想起来了，就是当初设计咱这栋楼的建筑系石老师？我妈点头。
我家住的这栋六层板式老楼落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如今灰头土脸，曾经却也有过风光的时刻。虽然不是那种最宽敞的，房子里铺着红色木地板的“博导楼”“院长楼”，分房时也有大批教职工排队。房管处计算出来的分数排名表，战况胶着，几经修正，在布告栏上贴了撕、撕了贴。而那时刚评上副教授不久的我爸，凭一个部级奖项的加持，竟然最后入围，把我和我妈带向了幸福的彼岸——四楼一套九十多平方米的崭新三居室，户型方正，南北通透。这是我记忆中我爸为数寥寥的高光时刻之一，之后好多年还被我妈拿出来在亲戚朋友们面前介绍、回味。
亲朋来参观新居时，我妈总不忘说一句，这楼质量好，特别好。等人问怎么个好法，她就解释说，学校盖楼一直是让搞建筑土木的教师自行设计，这位石传礼教授，当年掐算出自己大有可能住进这座新楼，主动请缨承担了设计任务，给结结实实配了钢筋添了砖瓦。“不是一般的结实。”
小时候我对这事印象深刻，甚至暗自期待来一场小小的地震，验证下这个说法。虽然并没有，我还是特别有安全感地把新家住成了老家，住到上大学远走高飞。现在看来，石老师也真要在自己的劳动成果里住满下半辈子了。
进家门，我问我爸住院复查的情况，我妈从如何找亲戚托关系住上院讲起，最后说检查项目已经做了七八成了。“上午我去过了，晚上不用陪，明天一早你再去。”我说好。
你爸就那人，胆小，惜命。我妈又说，刘正名给他做了手术没化疗，他心里老是害怕。我没吭声。在广东，我带我爸做了术后一年的复查，一切正常，伤口长得也挺好。可他还想做全身检查，PET-CT，肠镜什么的，我没配合。我妈又说：还是想不开，要我说，活那么长干吗，拖累儿女。
我起身去洗澡。洗了一会儿隐约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我妈开的门。出来我问谁来了？我妈说，还有谁？楼下女人，说卫生间沿着暖气管往下滴水。又批评我：你也是，把喷头位置动了吧？我本来调好的。又说：一年回来住不了几天，净给她开门了！
楼下“女人”我知道，跟我妈一样，都是老太太了。习惯了我家没人住，不习惯有人住，神经过敏。每次我们家回来总有各种理由上楼来投诉，大部分都是解决不了的。楼老了，跟人一样，问题多到只能凑合共存了。垃圾通道早已封死不能用，厨房下水管道说起来更是心酸。前些年我们这个单元，开始是某一家堵，臭水淤出来，疏通失败后，那家干脆把自己家下水道用水泥堵死了。臭水开始从他家楼下或楼上寻找突破口。堵死下水口的人家越来越多。没多久，我妈就在电话里告诉我：“你爸正在厨房和水泥呢。”
她家里人呢？老头儿呢？我问我妈。楼下是我上大学以后调房调过来的，我不熟悉。老头儿不在了。我妈说，有个儿子好像在国外，要么是上海。
晚上我妈睡主卧，让我睡自己房间。从我去外地上学后，我妈就开始跟我爸分房睡。她把我的单人床换成一米五的，写字台扔了，书架挪到客厅里，又搬进来一个小沙发。所以这面目全非的房间，其实并不像我爸当年给我的信里写的那样，“永远是你的闺房”。我在外地读书那些年，我爸给我写过几封信，但打长途寄东西都是我妈。
也有没变的，比如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看出去的一切。还是能看到那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存在着的水泥水塔，也就五六层楼高。还有我们这座古城夏天墨蓝色的清澈夜空。夏夜的声音、气味，都跟二十多年前没什么两样。我也像从前一样用湿毛巾擦了两遍凉席，躺在床上，顺手把空调关了。
曾经，还是中学生的我也是这么躺着，终于做完了一大堆作业，把小收音机藏在被窝里，调低音量，听音乐台的流行歌。调频立体声，戴军的《春江水》、张信哲的《过火》什么的。那时候我还喜欢交通台一个男主持人，他每天晚上做一档叫“古城夜话”的情感热线节目。跟其他主持人哄孩子式的心灵按摩不同，他好像永远为自己大半夜还要工作而生着气，总是不留情面地教训那些打进电话的痴男怨女，然后迅速挂断接听下一个，似乎他做的是一份计件工作。那时候我听着听着常常在被窝里笑出声来，幸灾乐祸——年轻啊，浑身都是安全感，对别人的糟心事儿完全没有同理心。
这主持人和当年那些痴男怨女们，现在都有五张了吧。我躺在床上琢磨。如今我也想打一通“夜话”，说说自己的鸡零狗碎，被骂两句也心甘情愿。
正感慨着，手机响了。在这北方的夏夜，刘正名的广普听起来有点刺耳。他没什么事，不过是问问我到了没，我爸怎么样之类。你们今天在哪儿呢？我问他。库尔勒。库尔勒香梨那个库尔勒？对。漂亮吗？挺好的，城市里有一条孔雀河，我们下午去坐船游了河。两边都是新建筑，也有很多树。
梨树？
刘正名笑起来，好像不是。我不大认识。
我还真去过一座有很多梨树的城市，青海贵德。小城不大，挺幽静。到处都种着梨树，我们在老城的城墙边上还摘了几个没成熟的小梨。我们是我、彭通通，和他爸——我前夫。在那儿还学到了一句话：“天下黄河贵德清”。贵德位于黄河上游，水从青藏高原流出，到那儿还没变黄，还是清澈的。可惜我们去的那几天刚下过大雨。贵德的黄河也是黄的。
那次甘南和青海之行玩得很开心，半程租车自驾，半程包车，找了当地一个藏族司机给开。最难忘的是在若尔盖草原上颠簸了一天去扎尕那，藏族师傅说他抄的是一条近路，真不心疼自己那辆快颠散架了的五菱神车。座位还坏了一个，彭通通一直坐在垫着毛毡的小马扎上。扎尕那真美。回来没多久，我就跟彭通通他爸离了。
我没去过库尔勒，只好把库尔勒也想象成贵德的样子，也许也种着梨树。
你能来喀什吧？挂电话前，刘正名问我。
刘正名正在新疆参加中西医结合肛肠外科学术会议。正式会期只有两天，后面跟着一个南疆学术考察。
应该没问题，我爸就是胆小，非要查查。也不是有什么症状。
刘正名那边沉吟片刻，似乎想说什么又没说，我就说了晚安。
早晨我妈在厨房做饭的动静很大，把我吵醒了。我起床洗漱，我妈走过来，向我展示一个装满食物的尼龙布兜子，交代怎么分配早餐（三个茶叶蛋你爸吃一个你吃俩，小米粥是你爸的）。然后指导我怎么去医院：出小区门往右手边走，工商银行前面那个车站坐43路，到轻工市场再转11路，坐到纺织城站就到了。我一边点头，一边想着这时间不知道好不好打车。
走出小区大门，我却还是鬼使神差地走到了公共汽车站。43路早班车上居然还有空座位。也就是说，我妈前几天去医院应该也有座，那还好。到了她说的换乘站，我下了车，原来还不是同站换乘，得走到前面一个车站。盛夏的早晨，走出一身汗。到站牌底下，我突然反应过来，拿出手机查了下，原来，从我家到医院，地铁就可以到，比我妈用脚试出的方案节省近一半时间。我妈像大多数她这个年纪的老太太一样，只会用微信和几个视频软件。她也不怎么敢坐地铁，老家的地铁是在她退休之后才修好的。
我进病房时我爸正靠在床上出神，估计早醒了，没事干。病房是三人间，带卫生间。厕所味儿挺大，我赶紧把卫生间门关上。我爸看着精神还好，也没瘦。我又一次在心里埋怨他没事找事。我把带来的早餐一一摆出来。我爸这张床靠门，中间床人没在，最里边的拉着帘子，可能还在睡。
一起吃过早饭，在病房坐着也没什么事，我取出《金刚经》来读了一遍。一般情况下我念一遍经大概是四十分钟（掐过表）。在这四十分钟里，我爸基本上都坐在床上发呆，中间好像吃了几片药，起来上了趟厕所，完了继续发呆。
我问他，你平板呢？没把平板带来？平时我爸不玩手机，嫌手机字小，用我淘汰的笔记本上网，看看人物传记，京剧视频什么的。去年我给他买了个国产平板，让他跟上潮流，使用便携设备。
带来了。我爸费劲巴拉从病房床头柜里够出一个包，又从包里拿出平板给我看。我才注意到他还给它配了个皮套，挺厚实。带了怎么不用啊？里面有流量卡。他哼了一声，语焉不详。我知道说也没用，掏出手机，刷微信。
突然我爸说话了：八十年代初，李政道回国，到我们学校。
李政道？我抬起头。
李政道。到我们学校讲学。当时他拿回来一个电子计算器，卡西欧的。
计算机？
计算器，算算术的，不是计算机。他接着说，当时谁都没见过这东西。结果学校把这个计算器摆到大礼堂里，让大家排着队到跟前参观。多长的队，得有上千人……
你也去了？排队？参观计算器？
去了呀，大家都去，没见过么。
怎么参观？李政道坐在台上，捧着他的计算器给人看？
那不是，李政道不在，计算器放主席台上，有专人守着，不让摸，只能看。
我脑补了一下那场景，觉得十分有趣。我爸没有笑，但神情比我刚进来时轻松了一些。又问我：李政道还在吧？
我在手机上查了一下：活着呢。1926年生人。还在几个高校挂着头衔呢。
我爸说，那不错，奔着百岁去了。又补充，人家这一辈子，过得红火。
然后又问我：你现在还念上经了？
跟彭通通他爸决定分开那天，气氛有点像做梦。那天他就坐在我们客厅里那张长沙发上——用旧了的普通三人位布艺沙发（我其实一直想换个真皮的），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还留着彭通通的尿渍——坐在我身边。在他说话时，我清晰地感到，身边这人从熟悉得仿若无物，迅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具有压迫感的实体存在，制造出了令人不适的温度和磁场。
那之前一两年，我总觉得他对来广东找工作的一个老家女孩有好感。比如说，我们请人家吃饭，姑娘起身去洗手间，他帮人家把碗筷用开水烫了——当然这可以解释成绅士风度，甚至是关心下一代，但总之是我没享受过的待遇。我还拿这事跟他开过玩笑，并没往心里去。毕竟按老家的辈分，姑娘要叫他“叔”。姑娘刚来时在叔家住了几天，挺有眼色的，很快就搬去跟朋友合租了。
彭通通他爸的表达和我的理解力那天仿佛都出了问题。我的预感是被证明了吗？也可能，那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预见。我品尝的不过是狂妄自大的苦果。有趣的是那张沙发，从此以后它自带一种来自梦境的圣光。我不再考虑换掉它了，更不讨厌它，还是天天坐着。有时候想事，更多时候啥也不想，半躺在上面看电视，更容易入睡。
接近上午九点，我爸开始把目光长期定焦在门口。后来终于有个中年女大夫进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位年轻医生。我爸一下坐直了身子，跟人家打招呼，介绍说这是高大夫。笑里赔着小心，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表情，现在知道这叫讨好型人格。我也站起来，对我爸的主治大夫表示欢迎，她看见我就问：女儿回来了？老熟人的口气。看来我爸妈没少跟人提起我。我赶紧点头，脸上带着我爸的同款笑容。
高大夫看上去跟我年龄相仿，大脸盘，素颜，白大褂里面穿着一件连衣裙，头发有点油，随便扎着，脚蹬一双洞洞鞋。第一眼我就判断高大夫是个有老公的女人，我的意思是说，还没离。离婚后我看陌生女性，总是习惯性先判断人家的婚姻状况，一般都很准。在婚姻中的女人，无论伴侣怎么样，日子过得怎么样，脸长得怎么样，总有种“爱咋咋又不吃你家饭”的踏实劲。高大夫不光生活踏实，查房还有小医生跟着，事业看来发展得也不错。这真让人羡慕。不知道她打量我，会不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高大夫介绍说，目前我爸的检查情况都还好。前面一些结果都出来了，没什么大问题，前列腺、肺里有个别病灶，都是陈旧性的。现在就差个肠镜，如果也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我听了挺高兴：是吧，我就说没什么事，我爸他特别紧张。高大夫笑笑，已经走到隔壁床了。
第二天上午是预约的肠镜时间。肠镜不是小检查，提前十个小时就不能吃饭。夜里我留下来陪床，上闹钟把我爸叫起来吃了两次医生给开的泻药，吃完他又要跑厕所，折腾一夜。上午，我俩收拾收拾，比预约时间提前不少就出病房了——主要是电梯难等。肠镜检查在门诊综合大楼做，门诊楼电梯比住院楼还紧张。一楼大厅七八台电梯，每台外面都用护栏拦出一条路排队用，由一个保安把守。每趟电梯都爆满，里面的人僵着脸出来，排队的人木着脸进去。我没敢问我爸前两天和我妈是怎么折腾着做了那么多检查的，心里有点难受。
说是预约好的，到了肠镜室一看，外面还是等着一大堆病人和家属。问护士，说早上第一拨已经进去了，大部分都还没做完。我爸这是第二拨。我有点生气，这么大年纪的老人，怎么不给排在前面？当然生气也没用。
走廊人多，中央空调肯定是开着的，医院为了通风，所有窗户都洞开，里外一样热，沤着人气与病气。关键是还没地方坐。几张长椅都满着。我犹豫是带我爸再排两次电梯队回病房歇歇，还是就在这儿等。又挤进人堆里去问护士，什么时候能做上？护士态度还好，让就在这儿等，别错过。我满头大汗挤出来，想着老头儿一早上水米未进还没地方坐，心里焦躁。转头看见有位枯瘦的老太太起身离开，拽了拽我爸的袖子，示意传位于他。这耄耋老人间的互助挠了一下我的心，一瞬间的事。
站在我爸身边，我俩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我先开口。我说，爸，你明知道刘正名是肛肠科专家，一把刀，他说给你切得干净那就是干净了，说不用化疗就不用化疗。再说复查也没事，干吗还来受这罪？术后总结我和我妈都去听了，那么多大夫，都说发现得及时，手术做得好，没人提出要做化疗啊？
我爸说，我知道手术是做得不错，但化疗是另一回事。高大夫听了我的情况，就说你们那边医院胆子大，在这儿切了也得放化疗。
我爸又说，刘正名是主任，年龄也大，别人可能是不敢于提意见。
他年龄算什么大？五十来岁，在外科医生里正当年。我心里琢磨我爸对我和刘正名的事到底知道多少，又打算说到多明白。
那也比你大！我爸突然提高声音说了一句。
周围有人往这边看。我没再吭声。
从B超室走出来一个男医生，趿拉着洞洞鞋。大热天手里还攥着一个保温杯。可能是去接水，又或者只是走出来放松放松。我想到刘正名在医院也是这么个形象，桌上的保温杯还是我买的。
刘正名跟我认识挺早，我在医学院做行政，我俩是广义上的同事。不过真正熟起来，还是在我离婚以后。怎么说呢，我这个年龄的失婚妇女，再度包装进入市场，不一定没生意，也不一定是什么好生意。
我们沉默着又等了一会儿。我爸说：我这次回来，还想去给你爷爷奶奶扫个墓。你既然在，就陪我一块儿去。
我说没问题。心里盘算从新疆回来再带他去。
这时有护士叫我爸名字，我们赶紧过去。护士接手就不让家属进了，我趁这时间跑到一楼小卖部买了盒鲜奶给我爸备着。没想到买好东西刚排队进电梯就接到电话，让我到肠镜室门口接病人。
上去看见我爸坐在轮椅上，脸色很难看，旁边站着个男医生，穿绿袍子。我问：这么快做完了？医生木着脸说，你父亲肠镜检查做不了，中止了。收费单呢？我给你盖个章，去退费。我有点莫名其妙，做不了？怎么做不了？他怕疼，不配合！医生烦了，大声说。我爸在旁边冲我摆摆手，我还是不太明白。这时有个护士过来，帮着说，你父亲这个年龄和心血管情况不能上麻醉，不麻醉他又受不了疼，那就做不成。我爸在旁边也说，不做了不做了。有气无力的。
我把我爸推回病房，伺候他喝了牛奶。又吃了点东西。吃完我在平板上找了一部电影，国产院线新片。老头儿戴上耳机看没五分钟，就睡着了，还打呼。我在呼噜声里突然高兴起来——肠镜这种创伤性检查，做不成正好，而且等于可以出院了。尤其是，我也可以如期去喀什了。
我去护士站询问，护士说今天晚了办不了出院，明天问问医生，应该能安排。我又问那晚上能回家住么？护士瞅我一眼：反正我们规定是不能擅自离院。我回到病房给我妈打电话，让她下午别弄饭了，等我爸补好觉我带他回家，在附近找个饭馆吃饭，庆祝出院。我妈听上去不太乐意，说，我都把半只鸡炖上了。不过也没再反对。
晚上我用点评软件找了一间上海菜馆，人气很旺，评分很高，我们都没去过。我爸妈在南方总念叨想家，其实现在除了我家方圆二百米的地方，他们已经不怎么认识了——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这顿饭吃得挺舒服。我在老头儿老太太的激烈反对声中要了一瓶黄酒，还怂恿他俩也喝了点。我妈跟我兴致都挺高，我爸还带着点没做成肠镜的失落。有一瞬间我觉得又回到了从前，我，我爸，我妈。生活还是围绕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展开的。只不过，我们都老了。我爸，我妈，我。尤其是我。婚姻一并撤走了我和衰老、和父母之间的屏障。
吃完，我在父母深沉目光的注视下买了单，服务员还让我扫了个什么码，给打了九折。离席时我爸把手机落在了餐桌上，被我妈发现了，大声埋怨了他几句，颇有点“你已经老糊涂了，我还没有”的自矜。
外面盛夏的街道上车水马龙，灯火氤氲，每盏灯都像恋人眼里的光，让我想起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一边率领父母出饭店门、下台阶、过马路，一边想现在我是我们这个老年三人组的组长了，但是在我胜任这个角色之前，还是要先去一趟喀什。
飞喀什那天我定了六点的闹钟。没想到我妈比我起得更早，一出房门看见她站在外面，吓我一跳。
你知道你爸去哪儿了吗？我妈这几年耳背，自己说话声音大而不自知，这会儿却极其小声，几乎是气声，好像怕吵醒什么人似的。
我爸？他不是睡觉呢么？
没有，他不见了。我妈说，又说夜里好像听见过我爸上厕所。刚才起床，就发现人不见了。
我有点懵。我走进我爸的卧室，凉席上只有一条年代久远的毛巾被，确实没人。我回屋拿手机，六点零八。这么早他出去干吗？他现在开始早锻炼了？我问我妈。
我妈摇摇头。
会不会去买早点了？
我妈被这愚蠢的问题逗得笑了一下，又迅速恢复了焦灼的神情。
的确，在我认识我爸的这四十年里，不记得他有给家人买早点的壮举。他也没有大清早锻炼的习惯。太极拳，舞剑，广场舞，统统没有。我爸是个不折不扣的宅男。只要有吃有喝，有电视和网络，他可以永远不出门。除了我和我妈，他也不需要社交。不，其实我也没什么用，主要是我妈。在我爸身上我懂得了很多男人为什么明明对老婆没感情也不离婚，因为他们太封闭也太怯懦了，前半生所有精力只够经营小家庭（主要是自己），也没有积累下多少友情，老了以后，又如此需要一个老太婆做自己伸向外界的触角。我前夫呢？偏偏比我爸这类男人还多了那么一点精力。
我打我爸手机，铃声在客厅里响起来——当今社会，这就算是失联了。我把正要往行李箱里放的衣服丢到一边，坐在沙发上发呆。去乌鲁木齐的飞机还有两个半小时起飞。
这时我的电话铃响了。是头天晚上约好的出租车司机，大概已经到小区门口了。我没接，心里乱得很。我妈着急：快接啊！我说，是送我去机场的。我妈失望地把目光从那个还在顽强响铃的手机上移开。等铃声停了，她问我，那你还去吗？小心翼翼地。又嘟囔道：住院检查也做了，不是没什么事么？你说他到底怎么想的？
我妈在我记忆里从来都是个铁骨铮铮的女人，她的字典里没有示弱这个词。她现在这样，让人有点心疼。
我脑子乱得很，下意识地在家里几个房间来回转悠，甚至还把衣柜门都打开看了看。当然我爸不会藏在柜子里，七十多岁的老头儿也不会像电视剧里决意离家出走的男人那样，把体面衣服都装进箱子，走向一种新生活——也不光是电视剧，我前夫就这么干过，只不过是偷偷收拾的箱子，还是家里最好的旅行箱，我们出国玩时带回来的。
然后我坐下来，回电话给司机说，我不走了，计划有变。
我下楼在小区里找了一圈。想象着在哪个长椅上、哪个花坛边上能看到我爸坐着发呆的身影，然而都没有。我路过了家属院里依然还存在的、我曾经上过的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已经不复存在的粮店、澡堂、开水房，还有儿时小伙伴们的家。大部分老楼的位置上都起了新楼，还有一些人去楼空，成了待拆迁的废墟。而我爸都不在这些地方。
我一边走着，一边不合时宜地想起了杭州那个丈夫把老婆分尸的新闻。当然我妈不会杀了我爸。年轻时他俩经常吵得很凶，恨不得对方去死的样子。有时候也打架。我曾经目睹过我妈把我爸眼镜扯下来摔在地上，我爸把我妈推倒了。但也就仅止于此。现在他们都老了，谁也打不动谁，更别提玩儿命了。再说他俩也没有利益冲突。房子仅有一套，还是单位分的。跟这小区里所有房子一样，只能住，不能卖，不管有谁没谁。
家属院走遍了，马路对面是学校教学区，或者说我爸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单位。说奉献有点大了，谁不奉献呢？不奉献怎么养家糊口？去哪儿领退休金？最后谁给贴讣告、办追悼会……呸呸呸。
我犹豫着要不要去对面找找。我爸，一个已经退休超过十年的老教师，会不会在某个时刻想去他曾经站过的教室里、讲台边看一下？在清晨五六点。我脚步没停，但我心里的答案其实是否定的。我爸曾经是这所学校庞大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勤勤恳恳，谨小慎微。教过一些课，发表过一些论文，为评职称进修过外语，写过（编过）几本教材——除了本专业学生没有别人会读的那种。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是对科学研究，还是教书育人，我爸都没表现出过特別的热情。如果命运安排他在这间大学当一名厨师或花匠什么的，他大概也是一样的勤勤恳恳，谨小慎微。
我爸这颗螺丝钉在老化生锈前一直稳定运作，直到有一天被替换下来。被换下来也不留恋，甚至还松了一口气。退休后他就很少会去学校那边，除非被我妈拉着去一个有点远的早市，从我家过去正好可以穿过学校，有一条近路。再就是过年过节，需要到退休办去领一桶油，或者是两袋米什么的。他总是一收到通知就去领，如果人在南方，也要赶紧托付熟人去领，好像去晚了就没有了似的。单位的这些福利让他很满意。后来不知道哪个领导决定把退休办搬到家属区，他就更不用去学校里了。
好久没进校园，里面变化挺大，不过大致格局还在。当我试图定位记忆中我爸的办公室时，发现那幢楼都已经不见了，旁边的篮球场倒还在。那曾经是一座狭长的苏式二层小楼，一楼被建成一溜连着的几间大实验室和教室，巨大的窗户向外敞开。小时候我有几次溜到窗外看我爸给学生上课，上那种今天想起来可能不大有人在意的实验课。我爸讲课是掏心掏肺式的，在那个没有麦克风的时代完全凭力气。他讲得汗流浃背，从来也不会发现我。二楼是几间办公室，还有的房间只用来摆放仪器。筒子楼楼道很暗，我爸的办公室在最里面。小时候我每次去找他都有点害怕。我茫然地走在校园里，一边仿佛闻到了当年那黝黑楼道和我爸办公室里的气味，微凉发苦，是掺杂着化学药水、有机玻璃和灰尘的味儿。
我回到家时天已经大亮，家属院里的早点摊都排上队了。我妈好像就等在门边，门铃几乎还没响她就把门打开了。我说“没找着”时都不忍心跟她对视。
我妈开始给亲戚们打电话，我叔，我姑姑……他们都像我一样问：是不是出去买早点了？我又打给医院护士站，才出院两天，电话那边已经想不起来我爸这个病人了，解释了很久，才告诉我，没看见，应该没来过。
我妈走过来递给我一瓶酸奶，还有个水煮蛋。她看上去已经没有了凌晨时分的迷茫，还催我赶紧吃点：没事，谁知道他抽什么风，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也想说几句给我俩打气的话，终于还是没张开口。
窗外，暑期里又一个艳阳天铺陈开来，阳光使人镇定，让人觉得一切还没有那么糟。我把酸奶喝完，下决心拿起手机，在打车软件上输入了一个目的地。等了五分钟，没有司机接单。可以理解，毕竟去的不是什么喜庆地方。可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后一种可能性，总得试一下。我加了二十块钱红包，又等了十分钟。还是没动静。只好再加到五十块。屏幕上几乎是立刻就显示出了一个车牌号。
出城的路一直向南。然而走了很久，都市繁华都没有退却。路上还遇到了一个婚礼车队。我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周末，可能也是个黄道吉日吧。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爸竟然失联了，不得不说有点讽刺。打头的喜车是一辆宾利，我听司机骂骂咧咧地惊叹了一句，才注意到宾利后面还跟着一辆劳斯莱斯。我没办过婚礼，更没坐过婚车。第一次结婚时俩人领了证，吃了顿大餐，就是所有仪式了。如果再结婚，更不会有婚礼了吧？我想起了刘正名，又觉得，大概也不会再结婚了。
司机因为目的地特殊而保持的那点肃穆，像太阳下的冰，很快就融化了。他告诉我，其实我要去的地方可以先坐地铁，到3号线的尽头，也是城市轨道交通所能到达的最南端，从那里再打车，也不耽误时间，还省钱。就跟发面一样，司机想想又换个说法，像摊饼一样，原来都是农村，现在都摊进市里来了。我点点头。
我爸不会开车。有时候我能看出他挺羡慕年轻人开车。在南方，有几次坐在我车里，他说，我要是有驾照，就去买个奥拓，自己开着多方便，想去哪儿去哪儿。彭通通问：姥爷你说的是奥迪吗？彭通通不知道长安奥拓这款在他出生前就已经停产的小型两厢车。它曾经是我们这儿出租车的主力车型，便宜，省油，是我爸的Dream Car。
上午十点，我来到了未央墓园。墓园建在终南山下，外面公路旁笔直地站着两排白杨树——北方农村道路的标配，它们的叶背在微风中摇曳着浅金色光芒。令人惊讶的是路边野地里竟然还蜿蜒铺上了一条红色塑胶步道。谁会在这里散步呢？我没有细想。
园子大门修成牌坊样，又大又新，在蓝天下亮得刺眼，也跟我记忆中完全不同了，倒像个欧式楼盘的入口。我进门时看到有个黑脸膛女人坐在折叠椅上。女人本来正拿手机刷视频，声音很大，看到我走来就抬头一直盯着我，盯得我心虚，不由得暗自忖度如今上坟是不是要买门票了。
终于她开口了：带些花不？我愣了一下反应过来，摇摇头，没停下脚步。香蜡要不要？她追着我又喊了一声。我只好回头又摇了摇头，感觉到颈椎很不舒服。
我快步行走在上山的石阶上。这地方扩建了很多，不同的区域取了名字，什么“永乐坊”“永兴坊”之类的，古人的小区名用到这里一点不违和。石阶倒是旧的，和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时一样。气喘吁吁的几分钟里我有点搞不清我到底是在找我爸，还是在找写着我爷爷奶奶名字的那块墓碑，但其实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爸不会来这儿了。旭日朗照下，一排排依山而建的墓地又齐整又精神，像体育场看台上兴致勃勃的观众。爬到高处举目四顾，不难发现我是这片山坡上唯一的活人。而且我爸，别说复查没问题，就算真有点什么，也并不是一个会连夜跑到亲人墓前倾诉的文艺范人士。我有点后悔一番折腾跑到这里来了。
祖父母的墓碑和碑座上都蒙着厚厚的尘土。这里每块墓地起初都一左一右种着两棵小小的柏树。现在有一棵已经枯死了，针叶还在，只是全部变成了黄色。两棵树之间还有一块更小的泥土地，里面依稀可以看出燃剩下的一把香尾，几乎与泥土融为一体。我四处张望，发现不少碑顶上都挂着一两串颜色鲜艳的假花（原先的风俗是用小石块压上几张纸钱），估计是清明节的遗存。对比之下，我爷爷奶奶这儿显得有点寂寥。他们名字后面的籍贯——某地人氏，也孤独地刻着一个跟这儿大多数人迥异的地名。
我看看时间，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一小时前就已经起飞了。我妈没给我电话，说明我爸还没有回家。阳光还是很好。我又想到从乌鲁木齐飞喀什的联程航班，买的时候图便宜，选了改签费最高的，现在正好，省得退票了。
不知道是天气的原因，还是天光的原因，或者源于其他更玄妙的力量，我心里突然没有那么着急了。我又沿着来时的台阶下山，走回刚才那个看门妇女那儿，问她：香蜡有么？你说还有花，在哪儿呢？
都有都有。看门女人放下手机，高声地答应着，语气和表情里只有来了生意的高兴，完全没有“你早干啥去了”的奚落。
女人指指旁边一排平房深处，示意让我跟她去那边挑花。走之前她往门房里交代了一句什么，有个男人懒洋洋地走出来，替代她坐在了门口那张折叠椅上。
平房里水泥地上还真放着不少鲜花篮和花束，把整个地板都摆满了，空气里飘着浓郁的百合花香。我先选了一只小花篮，里面有黄菊花和白百合。我奶奶生前是个热爱生活的老太太，在不大的院子里垒出一个花坛子，种了好些植物，还搭着葡萄架子。想到这儿，我又重新拿了一个更大更鲜艳的花篮，有红白两种百合，一大把粉色康乃馨，还有满天星什么的。我问有没有香，女人忙不迭地点头，给我找出了一把线香，两支不大的红蜡烛，又小声问：要钱跟衣服不？她说的是用来烧的纸钱和纸衣服。她脸上有一种莫名的神秘气息。我说要。女人从另一个套间里给我拿来了薄薄的、面值很大且各不相同的一叠纸钱，以及一叠装在塑料袋里的深蓝色纸——应该是衣服。
这时女人又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叮嘱我：nia（人家）现在不让烧纸，今天没啥人，你一会儿烧的时候快着些。我这才明白她卖东西为什么搞这么神秘。
她嘴里念叨着算了账，一共一百多。又不知从哪掏出一张打印着二维码的纸片让我扫。这时候外面有动静，好像有人高声说话。女人抱怨一句“能干啥么”，大概是嫌男人没用，看不好大门。又还是操心，扔下我出去探看。二维码还在我手里，信号不好，扫了半天才付款成功。
我拎着花篮，香蜡，还有纸衣服什么的走出来，替女人把门掩上。心想这么冷门的地方居然能吵起来，也是有点搞笑。我径直往上山小路那边走，走几步却停下来，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
——好像是我爸，正站在门口，跟看门男人高声吵架。我快步走过去，还真的是他。大热的天，老头儿还穿一件长袖牛仔布衬衫，斜挎着那个用了好多年的正方形尼龙包（银行理财的赠品），手里拎着俩垃圾袋，准确地说是两个黑色塑料袋，不知道装着什么。我爸身高一米七六，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个高大的人，即使到这个年龄，也比大部分老人显得挺拔，现在这么看也佝偻了不少，脖子往前伸着，但气势还在。
他正愤怒地质问着什么，人本来是停下来的，突然又迈开步要往里走，旁边的看门男人就伸手去拦，女人也嚷嚷着凑过去。
我急了，大声喊：干啥呢？！让声音先于脚步奔过去给我爸助阵。这一个早晨我都觉得喉咙里堵着团异物，别说说话，气都喘不上来，此刻这团异物突然消失了，声音大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我爸转过头看见我，一愣，看门夫妻也有点发呆。
这工夫我已经走到门口了。咋，上手打老年人？你再动一下？我一只手指着那男的，另一只手掏出手机，男人迅速放开了我爸的胳膊。我离婚后跟人在公共场合吵架的本事见长，已经从每每吵不赢还气个半死，进步到时常打个平手且不太动气了。有一次我听彭通通对同学说：我妈跟我家附近饭馆都吵过架，现在我们只能去远处吃了——这当然是太夸张了。
看门女人最先从混乱中厘清了事实，甚至比我还快。她猛一拍巴掌，冲我爸道：哎哎你说这老汉，你娃都买了香蜡了，连花都买了，你说你还拿这么多烧纸票子干啥呀？又说，不是俺们不让你进，现在墓园里头不让烧纸呀！语气是埋怨里带点亲昵。
为啥不能烧？谁说不能烧？上次来还能烧的！
我明白了，我爸手里那俩袋子装着的是他买来上坟的烧纸。而刚才他一直跟人家嚷嚷的也就是这几句话，像是循环播放。
我再次确定了这确实是我爸，是那个陪我妈逛公园都要提前在超市买矿泉水带进去的退休教师。我爸上坟自然也不会进了墓园才买烧纸——我也想了起来，从前墓园也有卖烧纸的。经过了一上午梦游般的混沌，我脑子现在一片清明，连身子都轻了，整个人像从水里爬回到了陆地上。
看门男人这下冲着我了：不是要打谁，是烧纸不让带进门！去年就不行了，统一规定的。说着给我指旁边墙上的告示。我看看墙上的牌子，刚才进门时没注意。牌子上写着些字，然而我跳跃的心情并不能认读文字。
不拿进去放哪儿？也没地方扔呀？我问。一点儿也不生气。
我爸听我这么说又急了，扔啥？不能扔！自己买的凭啥不能进！我看着他那吹胡子瞪眼的模样，有点想笑。我很少仔细地打量我爸，老头儿脸上斑斑点点又多了不少，花白胡子看样子好久没刮了，乱糟糟的，显得特别邋遢。我笑了一下，眼睛湿了，鼻子也有点齉。
你五点多出门就为上坟？我扶我爸坐到两排墓碑间的道沿儿上，问。
我在手机上查了，坐地铁一个小时，倒公交车一个小时。不远。关键是要先去广教寺，那儿门口有一条街卖烧纸票子的，你记得不？再坐车过来……妈的，多跑那么远路买来，不让烧。
你可以啊，都会用手机找路线了。我蹲在地上烧纸衣服，一边揶揄他。藏蓝色的纸衣服，做成了对襟棉袄的样子，还挺精致。可惜颜色太暗了，我奶奶估计不喜欢。
他们卖的就让烧，自己带的就不让烧。有啥道理？！我爸还余怒未消，又问我，你买这些东西多少钱？
五十。我说。
我买六刀烧纸才三十块钱，那么厚！还送了个打火机……还有你这花，纯属上当，等一会儿咱走了，他们上来一收，明天继续卖。
我再看看花篮，那些鲜花还真的有了点可疑的疲态。墓碑前的水泥台上，摆着我爸带来的几块绿豆糕，一小碟酱牛肉，和两盅白酒。样式还不少。地方不够大，花篮挤在边上。
这些都是爷爷奶奶从前爱吃的？我问。
是你妈老同事前些天来家带的，我看有现成的，省得买了。
我想起小时候跟着亲戚们扫墓时，总要有个人代表大家说点什么。比如：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你俩吃好穿好……保佑咱全家……之类。可现在就我和我爸，这种具有仪式感的发言我们俩谁也不会。
我妈早上起来看你不见了都快急死了，我说，我到处找了好多地方……我本来想说“连你们系新教研室都去了”，又忍住了。我估计我爸可能并不知道新教研室在哪儿。
找啥？我还能丢了？我爸看着墓碑出神，不以为意的样子。
我手机微信提示音一阵阵响着，是知道我爸找着了的我妈在一条一条发语音骂他。我理解，她要吐出的不是一口恶气，而是深深的恐惧。少时夫妻老来伴，即使是他俩这种闹了一辈子的夫妻。
早上你不见了，我还想我妈会不会跟那个杭州男人一样，连夜把你给那啥了吧？我说着忍不住笑起来。
我爸不笑，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跟你妈……过了一辈子，绝对不会出这种事。停了停又说，你现在一个人，不管怎么生活，找什么人，都要注意安全。
……我想起我作废了的机票。突然灵光一现。
爸你搞这么一出，是不是不想让我去新疆？我问。
他好像没听见。又过了一会儿，说，你看现在这人，把纸钱搞得面值那么大，烧起来一共也没几张。连死人都糊弄。
我把绿豆糕从台子上拿下来，递给他一块儿，自己拿一块儿。按我们这儿拜祭的风俗，要当下吃了，不能带回家。我爸咬了一口绿豆糕，说，我见过刘正名他女儿。
中午了，天更晴更晒了，热得真实。我也开始冒汗。
我手术住院那几天，她女儿来看过三床，他们认识。
我仔细回忆三床什么样。一年前的事了，印象不深，好像开始是个老太太，后来出院换了人，什么样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是后来进来的那个三床，我出院前一两天。人刚住进来，刘正名的女儿就过来了，带了很大一束花。你跟你妈当时都不在。
我爸接着说，女娃给三床说她爸技术好，这种小手术天天做，不算啥，让病人放一百个心。后来我问三床，谁给他开刀，他说是刘正名。可能是他家亲戚？
不会，要是亲戚，人家说客家话你听不懂。我纠正我爸。
那就是领导、老师什么的。
她女儿看着年龄有多大？我又问。
那能有多大。二十来岁？挺时髦的，能说会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索性也去看墓碑。我觉得我和我爸坐在这里，跟坐在家里电视机前扯闲篇儿好像也差不多。
我俩又沉默地吃了一会儿供品。我爸突然说，不过现在交通还是方便多了。有地铁，还是方便。
我知道他一定是又想起了我小时候他带我来上坟那次。
也不是特别小。那时我上中学，爷爷头一年不在了。那天我爸好像和我妈吵了一架。为什么原因不记得了，反正我记忆中他俩不是在吵架，就是在吵架前的酝酿或吵架后的冷战中。快过年了——过年本身也是让成年人吵架的重要原因。快过年了，我在放寒假。我爸和我妈吵了架，不知怎么就决定带我去给我爷爷扫墓。
那时从城里到这座新修的墓园来，要先坐市内公交车到城南客运站，再从城南客运站坐“子午”方向的长途汽车，中途下车，再走一段。回去是同样的一番跋涉。不，还更复杂。因为回程要在半路拦车，拦长途车。你并不知道下一辆往城里开的车什么时候到来。
那天扫完墓，我和我爸在隆冬的郊外等了很久，太阳都落山了才终于来了一辆车，是世纪之交常见的那种运营中巴。卖票的男人坐在车厢门边那个位置，招呼我们上去。我俩很高兴。上车后发现车上人很多，座位早没了，只能站着，但那时长途车没座位仿佛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车太矮了，我爸塌着腰站着。我在拥挤颠簸中期盼着终点。过了好久，车停下来。可并没到站，车停在半道上，路边模糊一片，什么像样的建筑物也没有。天已经擦黑了，温度比白天又降了许多，周遭更显荒凉。只听到卖票的人在前面吆喝“都下来都下来”。
人们开始沉默地下车。我和我爸那时已经被后来陆续上车的人挤进了车厢最里面，前面站着的人陆续都下空了。我也想跟着下去，因为挤在密不透风气味复杂的车厢里真的很难受。可我爸站着没动。卖票男人也已经站在车下了，这次是专门冲着我俩吆喝：下来下来，站着的都下来。
我爸还是不动，问他：为什么要下车？没到站呢。我爸的普通话在这种环境里听上去很突兀。
售票员身边这时多了一个男人。那男人显然不是乘客，个儿不高却很胖，几乎是圆球形，腆着肚子威严地站着。像谁呢？我想起来，是像我爸单位总务科那个管液化气罐的胖男人。人们用自行车把空罐驮到气站，再从他那里换新罐驮回来。但那时不知道为什么燃气罐总是很紧张，时有时无。因此大人们，比如我爸，总要给坐在小窗后面的胖男人赔着笑脸，他也就变得越来越威严了。
以我十几岁的人生经验，我突然就明白了整件事。我知道，售票员是要把车里的某个座位安排给这个威严的男人，也许就是他自己的座位？那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人都下车呢？——可能是为了表示对领导的敬意。
售票员对我爸的疑问很不耐烦：让你下你就下，快些。
不是还有这么多人都没下么？我爸继续问。声音不大，但足够所有人都听清。那时的我爸从不和家里以外的人吵架。倒也不是说他是个人缘很好的人，他只是不跟人吵架。
坐着的不用下！你快些，别耽误时间！售票员明显生气了，一脚踏进车门，伸出手来又像是召唤，又像是要拉我们下去。
你想让谁上车就上，但是我们不下！我爸声音大了，还伸出手把我揽到离他更近的地方。我和我爸，从来也不是那种有很多肢体接触的亲昵的父女。我有点害怕，又有点高兴于我对情况的判断得到了我爸的确认。
上车？让谁上车？售票员迟疑起来，好像真的没听懂。
我不知道你想让谁上车！反正我不会下车。我们买了票！我爸说。
车里有坐着的人轻笑起来。售票员竟然也笑了，看着我爸的样子，好像在看傻子。但是他不说话。
这时有个坐在我们附近的老汉对我爸说：年底进市区查超载呢，车上不让站人。等把俺们送到，再回来接你们。
我爸又站了一会儿，或许只有几秒，下车了，我也跟着走下去。他并没理会这好心的老汉。
外面的冷空气里有农村特有的味道：秸秆、牲畜粪便什么的，很好闻。车下的人们都坦然地站在腊月郊外的寒风里。他们知道刚刚在车里发生过什么么？也许不。但是他们竟然都知道中途下车的原因，从表情就能看出来，每个人都像那些堆在路边的行李一样，安稳而沉默。原来只有我和我爸不知道。我们是两个傻瓜。
一直到那趟车又来接我们，我爸都没有再跟我说话。第二次上车我们有了座位，很快就到站了。售票员还坐在他那个位置。他也没有再说话。胖男人不见了。
那天我们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我不知道我妈是不是着急来着，至少她没有表现出来。我爸我妈练就了过硬的战斗力，在冷战期间谁都不会对对方表现出担心或牵挂。不过也可能我和我爸在一起这个事实本身，就让我妈很放心。就像这些天，彭通通和他爸在一起，我也很放心。
那天，后来，在长途车终于把我们送到城南客运站以后，我爸带我在车站旁的小吃店吃了晚饭。是一家小笼包子铺。我爸要了包子，蒸饺，还有紫菜蛋花汤。我饿了，吃了好多。汤很热，很好喝，说是我喝过最香的一碗蛋花汤也不为过。就在我心满意足喝汤的时候，我爸突然笑了一下说，他妈的，我还以为是啥大人物要上车呢。
我也是，我以为是他身边那个男的要上车。我从汤碗上抬起头，高兴地，大声附和我爸。
后来每次扫墓，我都会想起这件事。如果是和我爸一起，我们总会再议论一遍“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要上车”，每次说起这个我俩都兴致很高。不过其实后来这么些年，我一共也没来过几次墓园。
现在，我和我爸竟然又有了一段可以拿出来说的记忆。我是说，只有我们俩在场的，一辈子再也忘不了的。这有点奇妙。我想，彭通通长大后会记得和他爸一起做过的什么事呢？我和他爸离婚了，但是也没关系，他们父子俩还有很多的周末与寒暑假可以度过。
我又想，刘正名跟他女儿也有一些这样的记忆吧？
还有，我还要不要去喀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