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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新改版的《诗刊》首期重点刊发了《杜甫：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一文。这是叶嘉莹先生的一篇“旧文章”，早在1966年出版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这篇文章就出现了。隔着将近一甲子的岁月，新《诗刊》重点推出这篇“旧文章”，有何深意？

叶先生的文章生动陈述了时代环境与杜甫是如何互动、互证、互相成全的。杜甫启发我们，从来没有脱离时代而能成就伟大艺术的诗人；相反，伟大的诗人是通过无限接近所在的时代，以血肉之躯体验人生的枯荣与历史的盛衰，这才穿透、超越了所在的时代，成为了一切时代的一个典型。这篇文章的刊出，是对今天诗人的郑重提醒：个人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就是诗人与万古千秋的关系，对时代问题的处理，决定着诗人艺术生命的长短

2023年底，《诗刊》将要全新改版的消息，引起了诗歌界很大的震动与期待。作为诗歌界的“国刊”，《诗刊》拥有全国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一字一句接受着万千目光的检阅，一举一动牵动着诗人与读者的诗心。

2024年1月，改版后的首期《诗刊》面世。从头到尾翻完，新《诗刊》给人“脱胎换骨”“兼容并包”之感。从内容到形式，从卷首语、栏目设置、作者来源、作品构成到封面设计、刊物厚度，透露出诸多新鲜而意味深长的信息，这关乎诗人群体的扩大、诗学资源的开掘、诗歌风尚的改良，关乎一本传统诗歌刊物向现代化转型的系统性思考与全方位实践。这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树一代诗风”的雄心。这份雄心蕴藏在一篇篇诗作与文章之中。

重提杜甫的“集大成性”

刊登在“经典诗论”栏目的头条文章《杜甫：集大成之时代与集大成之诗人》，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叶嘉莹先生论杜甫的一篇“旧文章”，早在1966年出版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这篇文章就出现了，是代序《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的一部分。隔着将近一甲子的岁月，《诗刊》在全新改版的时刻，重点推出这篇“旧文章”，这其中自有值得我们“破译”的奥秘。

就先从对文章的细读开始吧。文章的论点一目了然：杜甫是集大成时代的一位稀有的集大成之诗人。“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孟子以乐器有始有终、丰富多样的合奏，喻指“集大成”的气象。接着文章分两方面论证这个观点：一是因为杜甫生于集大成之足以有为的时代；二是因为杜甫禀有可以集大成之足以有为的容量。

时代因素方面，叶先生认为，从纵的历史演进上看，唐朝诗歌进入了一个“文体自觉”“批评自觉”“技艺自觉”的历史时期，纯文学批评逐渐兴起，对诗歌技艺的探索取得了大的进展。从横的地理性因素看，唐朝融合南朝北朝的迥异风格、汉人胡人的多元精神，形成了文化上、文学上争相创新的风气。纵横两方面的影响，使得唐朝成为一个集大成的时代，为杜甫的出现准备好了外部条件。

个人因素方面，叶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杜甫生而禀有一种极为难得的健全的才情——“博大、均衡与正常”。这个将近60年前的观点，至今听来依旧鲜活、特别、掷地有声。“博大”，指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杜甫《戏为六绝句》），“无论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风格，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运用，开创变化”。尤其是杜甫完善了七律的艺术，“在每句七个字的限制中有了伸缩的弹性”。“均衡”，指杜甫“感性与知性兼长并美”，既拥有强大的感性，可以深入于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事物之中，同时拥有极清明周至的理性。“正常”，指杜甫“严肃中之幽默”“担荷中之欣赏”，能够以健全之才性，正视与担荷悲苦的人生与命运。从精神人格之“正常”评述一个诗人，这个说法少见，但稍一转念，精神人格的正常实在是一个诗人“始条理”而“终条理”，完整走完艺术道路的根本保证。三条道理的总结，足见叶先生见地之深。

“博大”“均衡”“正常”，对杜甫禀赋之总结，何尝不是对古往今来一切大诗人禀赋之概括？在《诗刊》改版之际，找回杜甫这一块中国诗歌的“压舱石”，重温这篇对于大诗人的中正精辟之论，意义无疑是多重的、深远的。

首先，在当下发表一篇论述古典诗人的文章，是对中国诗歌“整体性史观”的发扬。改版后的《诗刊》认准的传统，不是一条断裂的、另起炉灶的小传统，而是一条上承中华数千年诗歌史的大传统。就像长江在上游地区叫作金沙江，流到下游更名扬子江，“百年新诗”，应当视为“千年诗脉”在新的历史地貌上奔流的产物。如何看待新诗所属的传统，关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根源性问题，影响着“我到哪里去”的发展性问题。秉承新诗只有“百年传统”的断裂性史观，否定新诗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纵向的传接关系，是许多新诗诗人失去发展方向和发展动能的原因。只有把“百年新诗”纳入“千年诗脉”的整体性史观，杜甫这样处于文化上游的古典诗人，才能流入文化的下游，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复活”，造福今天的诗歌。

其次，这篇文章重新廓清了“中国诗人”的典范形象。中国诗歌史上群星璀璨，什么样的诗人才是“中国诗人”的典范？不同时代、不同诗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杜甫一定是其中得高票的诗人之一。“博大”“均衡”“正常”的杜甫，足以代表中国上千年的“诗教”传统，足以平衡个性与人民性、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传统意识与创新才能，足以为今天的诗人树立一个艺术与人格的典范。

最后，这篇文章将一个根基性的诗学命题，带回了今天的诗歌现场，这就是“诗人与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深入互动”（霍俊明：《“呼唤至大至微、气象万千的诗作”——兼谈〈诗刊〉的“经典诗论”栏目》，《文艺报》，2024年2月21日）。叶先生的文章生动陈述了时代环境与杜甫是如何互动、互证、互相成全的。杜甫启发我们，从来没有脱离时代而能成就伟大艺术的诗人；相反，伟大的诗人是通过无限接近所在的时代，以血肉之躯体验人生的枯荣与历史的盛衰，这才穿透、超越了所在的时代，成为了一切时代的一个典型。特殊与一般，历史与超历史，在大诗人身上构成了深刻的辩证法。这篇文章的刊出，是对今天诗人的郑重提醒：个人与所处时代的关系，就是诗人与万古千秋的关系，对时代问题的处理，决定着诗人艺术生命的长短。

“大诗人焦虑”与共识之难

杜甫这样具有历史性、世界性影响的大诗人，是我们“诗歌自信”的来源。有了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我们就有底气肯定中国古典诗歌取得的成就。对于新诗，我们有同样的期待。我们希望新诗的诗人中间出现一个杜甫一样的大诗人，以证明这个不断探索的文体真正成熟了。

百余年来，这种“大诗人期待”“大诗人焦虑”不断被提及。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致陈毅的信中评价新诗的发展成绩时谈道：“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1993年，老诗人郑敏在《文学评论》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引起诗歌界强烈反应，可谓新诗“大诗人焦虑”的一次集中爆发。她在文中提出质问：“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个世纪。最近国际汉学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郑敏认为，原因在于新文化运动的语言变革所导致的古今断裂，这就从源头上质疑了新诗文体的“合法性”。最近的一次焦虑发作，要算2019年诗人西渡《新诗为什么没有产生大诗人？》（“初岸文学”公众号，2019年9月20日）一文的发表。西渡认为，大诗人没有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诗人没能摆脱“市侩的精神结构”。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也许没有别的文体像新诗一样，虽然受到过热情的鼓励，但主要是在质疑与焦虑之中长大。它练就了顽强骄傲的性格与舌战群儒的本领，但内心其实十分敏感、脆弱。它渴望“大诗人”尽快出世，消除自己的合法性危机，渴望在文学家族中立足，甚至出人头地。为此，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穆旦……一代代以新诗为志业的诗人前赴后继，朝“大诗人”的目标发起冲击，铺就了一条曲折向前的探索之路，为新诗赢得了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

但遗憾的是，诗人与读者之间、知识精英和民间大众之间，关于“大诗人”的共识始终没有达成，甚至一步步走向了破裂甚至对立。一边是诗人群体认为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之中已经产生了大诗人”。另一边是泼来的冷水，认为新诗不仅没有产生大诗人，连这种文体的合法性都受到质疑。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后，两个群体进一步被信息茧房所分流、区隔、固化，对话的达成、共识的建立愈发艰难。

在这个时候，重提杜甫是必要的。作为一个“方向性、总体性的诗人”，杜甫意味着一条最广泛的诗歌前进道路，他是知识精英的诗人理想，也是民间的诗人理想，是诗歌的“最大公约数”。他不仅能够医治“大诗人焦虑”，还能够消弭“大诗人嘲弄”。他是让一切诗歌创作者、诗歌爱好者团结起来的一杆旗帜。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杜甫，他的大诗人地位也不是在唐朝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大浪淘沙、反复确认的历史过程。所以，确立一个大诗人不仅是当世的事情，更是后世的事情，是今天与未来无数诗人、读者、批评家共同参与的一项事业。与其焦虑终日，不如把下结论的重任交给时间，专心投入改良诗歌的实践。

《诗刊》的改版，正是这样一种实践。在改版之际重提杜甫，有助于在此时此地形成一个“集大成”的诗歌理想、一个关于诗歌前进方向的可贵共识。只有重建共识，才能形成实践上的合力，把诗歌的重心从长期的“内耗”，转移到团结一致的“发展”上来。

破除制约新诗发展的“内耗型系统”

新诗的“内耗”问题，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的问题。在百余年的运转过程当中，至少有五对矛盾力量，潜藏在新诗的系统内部，制约着系统的正常运转。这五对矛盾对应着诗歌的五个层面，分别是：历史的力量与超历史的力量（动力）、建制派与自由派（形式）、语言的“降温”运动与“升温”运动（语言）、学院派与民间派（美学）、“内循环”与“外循环”（功能）。

五对矛盾的相互运动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推进了新诗观念层面与技术层面的建构。但矛盾双方毕竟是互相制约、相互抵消的关系，发展的能量往往还没有积累充分，就陷入了新一轮的损耗，导致新诗形成了一个“内耗型系统”。

历史的力量与超历史的力量，“这一对看似‘相爱相杀’的矛盾力量的背后，是新诗百年来痛苦而强大的内力驱动的所在”（张清华：《诗学本体的当代重建：诗与真——当代诗学本体论问题之四》，《文艺争鸣》，2023年第10期）。历史与超历史的力量，在20世纪的上半叶体现为“为人生”与“为艺术”、“救亡”与“启蒙”的矛盾运动；在20世纪的下半叶体现为“主流”与“潜流”、“伦理的诗”与“求真的诗”的矛盾运动。艾青提醒我们，两种力量都不可走向极端——历史的力量如果走向极端，诗歌就会变成“幼稚的叫喊”，走向单一化与工具化；超历史的力量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变成“庸俗的艺术至上主义”。（艾青：《北方·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

新诗的形式，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形成了形式的建制派与形式的自由派两个阵营。从“新月派”对格律的探索，到新世纪关于“诗歌分行”的争论，建制派不断贡献着有关格律与形制的理论。自由派则一直占据主流，从胡适的尝试、废名的“新诗内容是诗的，文字则是散文的”论断，到西川等人不分行的实验诗、民间派的“口语诗”，自由派的力量始终在壮大，但也因为法度不昌、底线不明，招来了新诗不过是“回车键游戏”的贬毁。从中国韵文艺术的演变看，从《诗经》到四五七言之古体，到律诗绝句之近体，诗歌的形制不断由弱到强；自近体诗而下，到词、曲、白话新诗，诗歌的形制不断由强回弱。因此，新诗作为一种“弱形制文体”，是被历史演变规律所决定的。如何建立“弱形制文体”的法度，划定新诗这个文体的“形式底线”，还需更多诗学上的讨论与建设。

新诗的“降温”运动与“升温”运动，涉及的是新诗的“语言媒介”问题。一般读者对新诗最大的诟病，就是“读不懂”。欧阳江河认为，新诗的语言是一种“在母语中也需要翻译的语言”（欧阳江河：《笔记八则》，《江南诗》，2024年第1期）。这是因为，知识精英“总是本能地追求词语碰撞时陌生含义的自由增殖”（李壮：《通向“大众”的“小众”：有关诗歌的“公共性焦虑”》，《文艺报》，2019年3月4日），这就导致新诗语言的信息量大、意义含混且“流通性”低。这种语言可以称之为“冷语言”。相反，以民歌、民谣为代表的民间诗歌，采用的是一种能够在大众中高度流通的“热语言”。百余年来，新诗一直在追求公共流通性的“升温”运动与回归语言探索的“降温”运动之间涨落。

学院派与民间派的矛盾，是新诗美学趣味分化的突出体现。以1999年“盘峰论争”为标志，第三代当中“口语派”“民间写作”的一批诗人，与另一批“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开启了持续性论战。诗人吉尔伯特对这两种诗歌派别进行过批评：学院派写作“假如只是一种形式的满足……假使它不是有关某些切身的问题，不管写得怎样好，它只可悦我而永不可能吸引住我”，民间派“常常都有一种轻浮的弊病……他们滔滔不绝，写了些琐碎的诗，甚至连技巧圆熟都未顾及”。（吉尔伯特：《大部分诗人只想写恰当的诗，而不是重要的诗》，陈祖文译，见微信公众号“在人间读诗”，2023年11月11日）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矛盾，是五对矛盾中最切近当下、最外显的一对。“内循环”倾向于将诗歌作为文化资本，在小集团内部进行交换；“外循环”则主张将诗歌作为天下公器，扩大诗歌群体的半径，发挥审美启蒙和文化普及等公共服务功能。以诗歌刊物为突破口，打破“内循环”，实现诗人培养机制、诗歌发表机制的“外循环”，促成专业诗歌群体与民间诗歌群体之间的正向交流，育化更多诗歌新力量，是广大诗歌爱好者的诉求所在。

重返民间：激活民间诗歌资源

五对矛盾关系中，“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矛盾最为突出，是制约当下新诗发展的要害问题。当务之急，是推动诗歌由“内循环”向“外循环”、由“小循环”向“大循环”转型。为此，我们要扩大诗学视野，重新激活被很多诗人忽视已久的民间诗歌资源。

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语境中，我们认为新诗是“一个中西诗学交流产生的婴孩”（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作为哺乳新诗的两种主要诗学资源。但生命力更为蓬勃、传统更为悠久的第三种诗学资源——民间资源，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上世纪90年代虽然一度出现了“民间写作”，但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其实是打着民间旗号的“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借用后现代主义等舶来的理论织物，织成一张写着“民间”的先锋大旗。他们点燃自己手中各种主义的燃烧瓶，与上一代的“文化英雄”、与学院里的知识分子打街垒战。他们的核心诉求是通过标新立异的诗学理念，摆脱前代诗人“影响的焦虑”，与学院里的知识分子抢夺诗歌的话语权。新世纪以来，互联网与新媒体上的诗歌狂欢，虽然确有民间力量的参与，但参与者大都怀有解构的立场和游戏的心态，并没有产生多少诗学上的建树。

民间诗歌资源偏废久矣。新诗走到今天这个路口，有必要回过头来，重申民间诗歌传统，重估民间资源的当代价值。

在古典诗歌的时代，民间诗歌的传统分两个路径演进。一是自民间生发、经雅化而成的“风诗”：从《诗经》的“里巷歌谣”始，历经汉乐府民歌、南北朝民歌，再到明清山歌，以及近代以来的民歌，广大民间的诗人与歌者，以朴素鲜活的艺术技巧歌唱自己的生命与生活。二是以民间视角创作的文人诗，如屈原“哀民生之多艰”，陶渊明“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陈子昂“忧济在元元”，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苏东坡“我愿天公怜赤子”“民不饥寒为上瑞”，直至康有为“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等。历代文人士大夫，发挥诗歌“观”与“怨”的传统，主动吸收民间诗歌要素，以百姓易懂的语词语风，关切民生，体察民疾，为民发声。

杜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诗人。他长期生活在最广大、最辛苦的人民中间，称自己为“布衣”“野老”。他在“三吏”“三别”等大量诗歌中，主动采用民间视角、提炼民间语言，使他的诗能够有力、鲜活地传达民间的声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中，回到奉先县的杜甫见到了饿死的幼子，愧痛至极：“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但悲哀到极点的杜甫，转而想道：“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他从自己的悲哀之中，看到了民间无数生灵的辛酸——贫民的辛酸、无业游民的辛酸、远征戍卒的辛酸。这就是杜甫最动人的地方，也是他最强悍的地方。“穷年忧黎元”，在自己最匮乏、最悲苦的时刻，他依然具有推己及人、观照人民的能力。

回顾古代文学史，我们发现文人与民间之间，一直存在着周期性的互动。每当文人的文学创作因过度“雅化”而失去活力、失去受众的时候，他们就会重返民间，从民间文学资源中汲取造血细胞，促进文学样式的更新。

新诗这一文学样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是重返民间的一个结果。胡适认为，“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的文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民间歌唱”。（胡适：《〈歌谣周刊〉复刊词》，《歌谣》第二卷第1期）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首先提出的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艾青指出，初期的白话诗之所以能够打破传统旧诗的桎梏，是因为“采用了人民日常的口语”（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学者夏志清将民间诗学指认为新文学的传统：“我们最珍惜的那份文学遗产——《诗经》、古乐府以及杜甫、关汉卿等肯为老百姓说话的那些文人所留给我们的作品——也可说属于‘新文学’同一传统。”（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上世纪20年代末，文坛开始出现以蒋光慈、殷夫为代表的“普罗”诗人。30年代，“中国诗歌会”第一次明确提出“新诗大众化”这个概念，推出了穆木天、杨骚、蒲风等一批有影响的诗人。抗战爆发后，在国统区武汉、桂林、重庆等地和延安等解放区，兴起了新诗史上轰轰烈烈的民间朗诵诗运动。自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街头诗、方言诗、山歌体新诗等多种探索层出不穷，袁水拍、阮章竞、郭小川、贺敬之、李季等诗人取法民歌民谣，一批来自田间、工厂、油田的基层诗人不断涌现。

进入新时期，一度作为“潜流”的现代诗学传统，重新以“新的美学原则”崛起。从诗歌发展的链条上看，这些美学探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在激活知识精英创作激情的同时，推动中国诗歌进入了新一轮“雅化”的历史阶段，新诗开始加速向精英主义、专业主义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新诗与民间的互动逐渐减少，民间资源及其涉及的广大民间诗歌力量，在这个“雅化”的过程中被忽视甚至被遮蔽了。这是当下的新诗遭到冷落和争议的原因之一。

经过40多年“雅化”的历史过程，新诗是否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重返民间的时刻？从近年来新诗创作现场的变化看，这个重返民间的新的历史进程已经开始。新世纪以来，很多来自民间的非专业诗人，以惊人的创作活力和贴近民间的诗风，得到了广大诗歌读者的追捧和传扬。在快手、小红书、B站上，涌现了很多的诗歌写作者。一些新媒体平台开始编诗、评诗，积极发掘民间诗人、推出民间诗集。在现代传媒的助力之下，民间诗歌力量正在强力崛起。

树一代诗风：新时代诗歌的雄心与行动

这些不断涌现的来自民间的诗歌，正是这个时代的“里巷歌谣”，这个时代的“风诗”。改版后的《诗刊》察觉到了这些民间之风，采集到了这些民间之风，并在头条的位置展示了出来：2024年第1期的头条诗人温馨，是一名在采石场工作了25年的焊工；第2期的头条诗人马行，是一名在一线地质勘探队工作过的勘探员；第3期的头条诗人景淑贞，是一名开小卖部的村民。

在“第一现场”栏目突出民间力量和时代书写的同时，“大家阅读”树立诗歌高标，“双子星座”发掘青年人才，“百家论诗”注重诗学建构，“国际诗坛”强化世界视野，“当代诗词”力图传承文脉，“数字诗界”直面新媒体挑战——改版后的《诗刊》，视野开阔、兼容并包，突出典范、倾斜民间，风气已焕然一新。

树一代诗风，这是改版后《诗刊》的雄心。是怎样的诗风、怎样的雄心，叶嘉莹先生这篇关于杜甫的“旧文章”，其实已经启示我们：

新时代诗歌应该是“博大”的，不是狭隘的、偏执的。不能对诗歌资源怀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古典的、现代的，民间的、文人的，民族的、世界的，一切有益的经验和资源都应博采。要在“千年诗脉”的整体性史观和开放的世界性视野中看待今天的新诗，在民间诗学与现代诗学的互动交流中思考新诗的未来。

新时代诗歌应该是“均衡”的，不是一类独大、矛盾丛生的。要深入新诗的系统内部，变新诗的“系统内耗”为“系统升级”。要以“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的思路，调和历史与超历史、建制派与自由派、“降温”运动与“升温”运动、学院派与民间派的历史遗留矛盾，让百花齐放、千秋各展。

新时代诗歌应该是“正常”的，不是病态的、庸俗的。在新诗史上，自毁、沉沦、精神瓦解等现象，频频在一些诗人身上出现；市侩、庸俗、自私自大等习气，经常在一些诗人身上萦绕。树一代诗风，我们需要大批心智正常、灵魂健全、思想强壮的诗人。他们没有被问题重重的现代世界吓退，相反，他们拥有苏珊·桑塔格所期待的那种“新的感受力”，面对现代景象、人工造物，依然具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感发能力，能够以健全的感受力，书写现代世界的“赋比兴”。

新时代诗歌是应该属于“多数人”的，不是“少数人”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文教育的普及、传媒方式的更新，大众自发写作的意愿和能力迅速增强，新兴诗歌个体不断涌现。来自民间的非专业写作者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新力量，形成了新的诗歌增长点。树一代诗风，就要发掘和激活“民间诗学”资源，去尘埃与泥土中采集诗歌，去街头巷尾寻找诗人。要以诗歌“外循环”替代“内循环”，走出圈层，兼济天下，扩大作者半径，拓展诗歌边界。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无论如何，“指归在动作”——《诗刊》的改版，正是一次实践哲学指导之下，充满决心和耐心的诗歌行动。这一次次的行动，将以微积分的形式，构成新时代的诗歌史。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