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世纪6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后，在报社见习一年，正值万马嘶鸣，毕业分配延期一年，我又因见习时脱离了学校队伍，同学们工作都分配完了，纷纷去了地县基层就业。我工作无望，怀着一颗年轻激动之心，独自在南昌徘徊，四处寻业。因南昌兴建一座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馆（今江西省美术馆），我被人请去采写建设全过程，撰写了一部《万岁馆兴建纪实》书稿，欲寻求出版而找不到出版社，找到江西省新华书店，书店有人接待兴致勃勃送书稿的我。

殊不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社牌其时已被摘下。几乎是扫地出门，社里的编辑和职员大都下放农村了，出版社的一座小巧院落，也变成盲人医院。现所见省新华书店是一座停办的学校（南昌师范）旧址，门口挂的是江西省新华书店的大红招牌，“新华书店”四字，熠熠生辉，那是毛主席的笔迹。守门人告诉我，江西人民出版社被撤销后，只留几个编辑在这省新华书店的一个编辑组里，负责“两报一刊”社论的单行本出版，偶尔编辑一些文化课本读物，用江西省新华书店名义出版。

虽然我的书稿未被采用，但是我却意外地被人看中，接受我来上班。原来此处正要人做事，而老成人大都不敢来，怕下放农村。我少不更事，孤独一人毫无牵挂，便胸无城府地留下了。

踏进这个编辑组，但见空荡荡的一个大教室里，只有几张办公桌，四五个编辑，沉默不言，都在读毛主席著作。他们都比我年纪大，看得出身体并不好。胡友藩作为这个小组的临时召集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我介绍上星期从学校来报到的陈俊山。我同陈俊山曾有一面之交，此地相见格外亲切。他告诉我这里原是一个省级综合性出版社，现在被“运动”搞得支离破碎，相信今后国家总还得要文化吧，还得出书吧，还要有作家，还得恢复出版社吧。他的声音说得很小，我听后下定决心到这里来工作。

1969年10月的一天，胡友藩和陈俊山到我住处，帮我搬行李，开来一部搬运书店图书的大货车。殊不知，我除了身上的衣服外，就只有一个手提的小木箱，这部解放牌大车大材小用，将我和我的整个小小家当，轻飘飘地拖进了这个名亡实存的出版社。

二

非常时期的江西人民出版社，没有社名和社址，寄人篱下，要做的事情却很多，一人顶仨，一个编辑要承担原来几个编辑室的工作。

初来乍到，如何做编辑，我一窍不通。我知道要虚心向组里有经验的同事请教、学习。记得刚过“运动”关的资深编辑汤匡时，很使我敬重，他温文尔雅，戴着一副眼镜，很有学者风度，虽比我年长二十岁，却显得很年轻，像是同辈人。他是当时知名的文学翻译家，笔名汤真，后知他年轻时就与乔石在上海同一部门工作。乔石走上仕途成了国家领导人；汤真从文，成了作家、翻译家、编辑家。20世纪50年代汤老师从上海出版界来支援江西的出版工作，翻译和责编了许多好书。我经常向他请教，他对我这个青年编辑毫不轻视，而且颇有耐心，有问必答，经常笑呵呵的，为我解惑释疑。他用自己责编的图书做范本，教我如何从整体格局上审视和把握一部书稿，又如何在细节上逐章逐节地、咬文嚼字地发现文字问题。他强调发现问题后一定要同作者商量，然后共同修改、润色，每部书稿至少要看三遍，最后修改得方方面面无懈可击，才可付梓，出版后成为一部合格的、受到社会欢迎的书。他常说做编辑就是要这样认真地、一针一线地，“为他人作嫁衣”。他的教诲，让我逐步入门，进入了编辑领域，也让我有信心做好编辑工作。

我们的办公室是学校原来的大教室，四五个编辑共在一室。一天晚上，快到十点，我来到昏暗的办公室，发现惊人的一幕：一张木凳子架在一张办公桌上，凳子上坐着一个人。定睛一看，原是编辑潘清泉坐在高处，贴近灯泡在细读书稿。办公室没有日光灯和台灯，昏暗的灯泡吊得很高，老潘是高度近视，还是跛脚，采取这等不安全姿势读稿，我说很危险，他说不怕，桌面是一整块的樟木。他近日病刚好，因明早作者要来听稿件修改意见，得抓紧再看一遍，便到办公室来加夜班……后来，潘老师人到中年就患上癌病住院了，没有护工，家属也忙不过来，小孩小。我们几个编辑下班后就轮流到病房去照应老潘。年轻的护士很认真护理病人，让出病房空间，给予我们照应方便。后来老潘英年早逝，弥留之际，护士和我们几个编辑一起含泪在病房看着潘清泉最后合上了眼睛。再后来这美女护士也成了我们编辑组的朋友。又多少年后，她的丈夫从北京回到南昌，调来我社工作，我把我的桌子全盘交给他使用，她丈夫就是更后来的省出版局熊向东局长……

言归正传，潘清泉走了，他那整块樟木板面的办公桌，就转给我使用了。桌面虽已古旧，骨架却很硬朗。几经沧桑，我一直用它办公，直到21世纪初社址搬迁。这也许是江西人民出版社资格最老、退役最晚的老樟木办公桌了。

汤老师的指教和老潘登桌看稿让我受到启迪，做编辑可是只讲奉献，不知索取的，而且第一要认真负责，要用智慧将名利送给别人，而把寂寞与吃苦留给自己。

不久，我有了发稿权。老潘走后，我们只有四位编辑了。汤匡时年纪最大，陈俊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未读完研就遇“文革”停读，分配工作来的。风波过后，他受命调去北京，在国务院研究室任职，后英年早逝。朱焕添是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是我们编辑组的临时负责人。也因劳累，不到六十岁，英年早逝。四人中，唯我是本省人，南昌大学（原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我最年轻。我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各有分工，各负其责。我分工编教育、连环画、长篇小说、诗歌等方面的书稿。每天一上班都要早读，学毛主席的“老三篇”，由我朗读。我最爱读《为人民服务》那篇。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兼搞校对，还要进书库打包，下农场劳动，晚上坐班学习到九时。在那个特殊年代，心情虽有忧郁，我却自知还得以出版事业为重，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认真编好每一本书。

20世纪70年代初期，江西人民出版社的社牌，流光溢彩，重新挂起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各地出版社正式恢复体制，我们编辑室即从新华书店搬出，回到江西人民出版社怀抱，改名为文艺编辑室，并搬到百花洲路3号办公。

百花洲是南昌“豫章十景”中的风景名胜，市中心有一东湖，东湖里有南、北、东三个小洲岛，水天一色，百花争妍，人舟往来，自古以景色亮丽著名。

1979年的一天，汤匡时突发奇想，提出为满足读者需求，要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立即得到了编辑室的响应。《百花洲》大型文学期刊，雷厉风行，是年八月就创刊了，并且一炮而红，震惊全国。我亲历了《百花洲》近三十年辉煌岁月，往事如梦，萦回在心。

2009年，《百花洲》创刊三十周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全文照抄如下：

前些日子，南昌炎夏的气温，与日俱增地往四十摄氏度逼近、超越，又徘徊。

整日躲在空调房赋闲的我，突然接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电话，约我晚餐去“半岛海港”酒家聚会。听得出电话里的声音来自久违的《百花洲》杂志社的一位老编辑，音色却还是年轻。来到酒家才知道有从北京来的《百花洲》老同事来到了百花洲，欲与《百花洲》杂志当年的老编们和新当家人等见面。

岁月蹉跎，世事纷纭。老同事相见，心里都在说“老了”，口里发出的却是善意的恭维：“啊，你还是那样年轻，没变，没变……”老编们不管经历了何种风雨、哪道风光，举步皆芬芳或行尽泥沼，都已在求生的人间成功地转了一遭，俨然从硝烟沉落的战场解甲归田，从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中散去了。恋栈也罢，思宴也好，英雄都怕“老、病”磨。看起来身体都还健朗，满脸的沧桑却在写道：岁月无情，正在与时俱进地蚕食你最后的生命线。于是有位曾经的“官员”不无伤感地说：“啊呀，我们今夜都称‘老某’‘阿某’吧，不叫‘某长’‘某总’了……”

此时，我想到最多的却是坐在旁边的老汤，他一生没有“长”字和“总”字的称呼。他已八十有余，当年无酒不成餐，酒中却常有他的锦绣文章。年轻的汤匡时在上海当编辑以汤真笔名翻译了许多世界名著，被称为年轻翻译家，而他在大学却不是学中文和英文的。我初到出版社当编辑，二十出头，是他第一个在业务上接受了我。我为他能做编辑，又能创作，还能翻译感到敬佩。他送给我一套他的翻译著作，并教我如何做编辑，说做编辑也得会写作，要有自己的作品。难啊，他却说这不难，并说凭我的智商，做好编辑和文学创作不成问题，若要做翻译，他只要教我三个月就可入门。

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这番话还响在我的耳际，是这话让年轻而自卑的我有了自信，而今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功地当过了自认称职的编辑、编审和有良心的诗人、作家。我有了自己的诗集、长篇小说、散文集、评论专著等作品，但终究还是不满足。因为智商并不高，我没能跟老汤学习三个月的英文，没有学会翻译，也没有成为一个成就高的作家。

“今天到场的是历届《百花洲》的领导和编辑，《百花洲》创办于1979年，今年是创办三十周年，特从各地把大家请来聚聚……”出版社东道主说出了今晚聚会的缘由。

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文革”时被撤销的出版社刚刚恢复名称，挂起招牌。那时全省只有一个出版社，编辑人员寥寥无几。“文革”中被打倒的作家渐渐得到解放，作者来稿非常踊跃，久处书荒年代的读者，读书欲望空前高涨。我们社里四个文学编辑，每人独当一面，半个月或一个月就要编辑出版一辑文学作品，名曰《革命文艺丛书》，这样，还是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

一日，老汤突发奇想，在编辑部提出要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期刊，这刊物的开本要像全国仅有的上海巴金办的《收获》一样，内容也要向《收获》看齐。这大胆的设想，志存高远，是解放思想的体现，顺应了时代潮流，立即得到了编辑们和社里有关领导的首肯。于是由老汤紧锣密鼓地制订详细方案。

老汤紧抓住这历史的机遇，火速向全社征集刊名，当时我第一个应征，在会上提出取名“百花洲”，理由一是当时国家正在提倡文学创作要百花齐放，这也是办刊的宗旨，符合政治形势要求；二是百花洲是南昌美丽的风景名胜，知名度高，其时出版社正在百花洲路3号办公，很有地方特色。我的提议经过编辑大会复议，一致通过。这刊名便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说是编辑大会，总共就是四人，老汤年纪最大，我最小，中间二位今已作古。

接着，老汤安排大家出主意，由名人来题写刊名，一时找不到适合人选。我曾在图书馆寻到清代布政使彭家屏题写的石碑，刻有“百花洲”三个大字，古朴苍劲，终因没有复制技术而放弃。后来老汤决定从鲁迅的手迹中集字，美编便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文中找到了鲁迅的“百花洲”三字手迹，集在一起，亮丽舒畅，令人耳目一新。

在征求刊名、集字的过程中，老汤一人埋头苦干把创刊号的稿件编好了，编后记也完稿了，这编后记就是创刊词，只是低调地放在最后面。刊物上没有主编、责编名单，实是老汤总起承，一人主持执行全部编辑业务，我跟他跑跑腿，组织了这期的诗歌稿，后来开辟了一个《花洲诗会》专栏。上级同意《百花洲》出版的指示一下达，创刊号《百花洲》很快就付梓了，1979年8月问世。封二有一幅《小平同志在南昌》的油画，背景应是新建拖拉机厂。创刊号只标明是《百花洲》文学丛书1979年第１期（总第1期），定价1.05元。不定期出版，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老汤是《百花洲》的第一人！”东道主讲完话后，我说了上面的故事，向老汤敬酒说。

老汤耳重，好像没听到我说什么，大家好像也没有听懂我的话。回忆如金，沉默也是金。

三十年了，谁还会去捡拾这些上不了正史、没有铭文记载的陈年芝麻呢？而后来官方撰写正史者，谁知又是这些陈年芝麻的第几代新芽呢？回忆录的绿枝上怎能长出这些陈年芝麻呢？

是的，三十年了，《百花洲》的年龄比如今《百花洲》的新编们大不了几岁，谁又会晓得《百花洲》诞生的故事？一如百花洲的当下游人，谁能知道百花洲的人世沧桑呢？于名胜百花洲而言，这三十年又算得了什么？而人生又有几个三十年？老汤正在步履蹒跚地往他第三个三十年高峰攀登。

然而，三十年了，《百花洲》历经风雨，刊以洲传，洲以刊传，如今谈到南昌，世人不但知道中国有个古老名胜“百花洲”，还有了一个文坛新景《百花洲》。从百花洲到《百花洲》，但愿《百花洲》能同百花洲永远走下去。

今日，汤匡时果真攀登完成并超越了他人生第三个三十年高峰，年届98岁的老汤仍然精力充盈，仁者寿，善者寿，此言不虚。老汤总起承完成了《百花洲》的创刊，并一鼓作气，以敢为人先的精神，让《百花洲》在百花洲早早地、深深地、牢牢地扎根，根植千秋，开放永远不败的花朵。后来，作为领导，喻建章鼎力扶植《百花洲》成为正式文学刊物，《百花洲》尊重名家，培养新人，新老结合，中外交流，以创业、创新的理念，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以有特色的小说、诗歌和译文专栏，享誉全国。

其间，只有汤匡时、朱焕添、陈俊山和我四个编辑的文艺编辑室，不仅要编辑《百花洲》杂志，还要编辑图书。人员匮缺，社里开始招聘编辑，广告一出，应聘者闻风而动，奔走相告，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来者能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百花洲》的编辑已不乏其人，不乏其才，人才不乏其用。

三

《百花洲》为了有效组织稿件，为了真诚联系作家，组织作者队伍，编辑室在社里支持下，由汤匡时领头，摸着石头过河，组织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作家写作活动。当时改革开放伊始，经济还落后，百废待兴，社会上还无空调，夏日炎炎似火，到庐山避暑者络绎不绝。我们就利用庐山避暑这一环境契机，得天独厚，在全国邀请已成名及待成名的一众作家，由社里提供资助，免费来庐山写作，美其名曰“庐山笔会”。这是《百花洲》创刊以来，一项创举，浓墨重彩地在年轻的《百花洲》里写下了灿烂美丽的一页，让《百花洲》瞬间名扬文坛四海，让作家与编辑有缘相聚，真心诚意爱上《百花洲》。从此《百花洲》作家朋友遍布天下，作家的好诗美篇，在《百花洲》上竞相开放、香飘神州。这一创新活动，响应者众，赞誉者高，连续几年夏日，全国著名作家纷纷云集匡庐，寻诗觅句，写作交流，雅重高致，成了文坛当时一大美谈，也成就了烟雨庐山文坛历史的一大创举。

我全程参加了这一活动，在山上山下接送作家，在笔会上为其提供生活和写作服务，编辑们交上了众多作家朋友。当年笔会的庐山客，如今大都鼎鼎有名，成为一代风流、文坛宿将，闻名遐迩，青史留名。

书架上摆放着我几十年前出版的新诗专集《庐山梦》，这是《山河恋诗丛》中的一部，一如人老珠黄、容颜黯淡，封面已在褪色。然而，扉页里国画大师范曾的题签，仍放光彩。我曾像疼爱孩子似的珍爱过这部诗集，今日却欣喜地读出了诗中孩时的幼稚。然而，《庐山梦》被列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的名单中关于庐山著述的目录中。敝帚自珍，此书留给我的却更有一番梦一样快乐的庐山情缘。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学欣逢改革开放的春天。因了职业的缘故，我以编辑出版者身份参与组织了几届“庐山笔会”，在还没有普及空调的炎夏，邀请全国有名的作家、诗人聚会庐山写作、避暑。血气方刚的我曾穿梭于南昌百花洲、九江烟水亭、庐山云里雾中，接送当年红极一时和初露锋芒的一批中国作家。诸如，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张贤亮，写《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张弦，国字方脸满腹文章的李国文，龙腾虎跃获奖大满贯的蒋子龙，还有当时声名鹊起的刘心武。我从南昌火车站接到他去洪都宾馆转车上庐山，一进宾馆就被粉丝们围住，要签名，要合影。还有几位美女作家：《人啊，人！》的上海女子戴厚英，细声细语说话的才女竹林，秋水芙蓉般矜持高雅的张抗抗，更有青春美丽伶牙俐齿最年轻的铁凝，等等。每批都有一二十人。

说是笔会，其实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游览名胜，我们编辑为作家们全程服务，兼作导游，而作家游客是不需要人们讲解的，每到一处倒是他们见景生情，借题发挥，滔滔不绝。晚上，或写作，或休息，那时庐山还没有电视，月下泉底，云牵雾缠，舞榭歌亭，一任作家们自由选择。蒋子龙不无幽默地用天津话嚷嚷：晚上干啥都行，可要防止爱情泛滥啊！在一片笑声中，大家融入了庐山绚丽的夜色中。

作家们大都住在别墅里，写《将军吟》的莫应丰，不太贪玩，途中，偶尔会搂着一位女作家，疯狂起舞，让大家开怀大笑。他常常通宵写作，一夜，写着写着，突然号啕大哭。旁边年轻的新婚妻子为他不停地擦泪，问他哭什么。原来，他发现自己住着的房间，正是彭德怀庐山会议时住过的房间，他激动，说不虚此行啊，住了这间房，也不枉此生啊！白天，他又对作家们重复晚上的激动，并再次痛哭，令周围人个个动容。下庐山后，过了一些时日，我突然得到莫应丰英年早逝的噩耗，想起的便是这位湖南汉子的那场庐山痛哭和慷慨陈词。

是时我住在美庐旁边的一个小别墅里，据说此室当年可直通美庐，是警官的居室。别墅是一个三居室的住房，也有中央首长住过，只是不便提名。主卧室宽敞，有穿衣镜、梳妆台，古色古香，适合女子住。我便安排张抗抗住这主卧，我和同事展锋等四人住侧房两间。入住后才发现，这男女合住的别墅，却只有一个大洗手间，大部分时间被张抗抗占领着，女人是最离不开水的，她似有洗不完的手。而她一出洗手间，总是望着门口等候的男士不经意地笑笑。如是半个月下来，男人的忍耐性得到了空前的质的提高。

人们都叫她抗抗，她很显年轻、聪明，身美瘦俏，脸上总像在构思小说而带几丝忧郁。那夜，大家拾了一些干柴，在如琴湖畔燃起篝火，对着明月，抗抗声情并茂地清唱了一曲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我至今还能忆起她那歌声中的忧伤，不知是为了爱情呢，还是如苏东坡在抒发被谪不满、怀才不遇？而当时的抗抗该是踌躇满志、闻名遐迩的。当时就有一位她的女粉丝，竟然从山下追上山来看她，她把这粉丝留宿房里几天。后来，她寄给我一篇小说《海龟》，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轰动，骑龟之人，欲以龟代步，用香蕉做诱饵，达到目的，表达了对那种以权谋私、无端驱使百姓的社会忧伤。这忧伤让我又想起了她在庐山上的歌声。多少年不见面后，在汶川大地震时的一次电视采访节目中，我看到了她在回答问题时，在已经沧桑的脸上表现的是同样充满透明度的忧伤。

入夜了，当时没有电视机，山上难得看到电影，大家就踏着山月，到花径去组织篝火晚会。大家拾来的干燥树叶树枝，在如琴湖畔堆起小柴堆，然后点燃，众人拾柴火焰高。作家们就像小孩一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温小钰是出色的主持人，随着她字正腔圆的报幕后，一支支让人耳目一新的歌曲响在庐山的夜空。作家们大都是好歌手，第一支歌是蒋子龙和戴晴的《刘海砍樵》，生动而风趣的表演把大家的激情都调动起来了。接着唱歌的是前面说过的，张抗抗的一曲《明月几时有》，音色里充满着忧伤，在山间夜空枝头缭绕，让篝火旁的庐山客豁然思念起山下的情人知己。长夜将去时，我唱了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愿从今后，你我不相忘……作家们就这样爱上了诗情画意的庐山，爱上了有缘相聚在古老庐山怀里、同舟共济的诗朋文友……于是身在此山中，乐在此山中，庐山剧院里评古说今，锦绣谷里言情寄恨，东林寺里拜佛求神，五老峰云中嗷啸，秀峰龙潭戏水，石钟山敲石寻钟……

庐山秀色天天可餐，千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编辑和作家亲如一家，相处快乐，那时参加“庐山笔会”上山的《百花洲》编辑有汤匡时和我，老汤是20世纪50年代就到出版社的最老编辑，他领队。我是60年代入社的，其他都是80年代刚刚调来的几位很有能力的编辑：桂晓风、周榕芳、蓝力生、展锋。即将分别的前夜，作家们联合出钱，在宾馆办了一席丰盛酒宴，招待我们编辑，以示谢忱。相聚欲散，推杯换盏，难舍难分……

广州《战士文艺》主编诗人韩笑，他来参加“庐山笔会”迟到了，我就陪他一人又上了一回庐山。庐山负责人李曼闻讯，亲自为韩笑备专车游览，二人赏景谈诗，都写了诗歌在我社出版，杜宣还为李曼《匡庐诗草》作序。

下山之后，我决意在编辑之余，也开始自己写作。蒋子龙在庐山夸奖做编辑的是藏在高楼大厦钢筋水泥里的钢筋，作家只是露在外头的水泥。其实不然，钢筋、水泥都是作家的，编辑充其量浇了一下水，而水也是作家的。须知，编辑虽同作家是一家人，但编辑也应有自己的钢筋水泥。

做了一辈子编辑，乐于为人作嫁衣，如今赋闲家中，终有了专门时间写作，多少年来，我已出版长篇小说《天国郊野》、传记《诗人杜甫》、散文集《尘海拾缘》和《庐山梦》《枕流歌》《盈盈的爱》《夏夜的风》等四五部诗集，还有评论集和专著，总共二十来部作品。这虽属草野之笔，难有知音，却因总离不开庐山的情缘，离不开百花洲和《百花洲》的际遇。特别是《庐山梦》，实属当年《百花洲》之“庐山笔会”的遗梦，终是一种心灵不死的快意人生。

四

如果说“庐山笔会”是从五湖四海请进作家来《百花洲》做客、写稿；那么，下山后《百花洲》编辑分头奔赴京沪广，拜访作家并约稿，则是走出《百花洲》，到五湖四海去组稿。这当头人手少，都是一两个编辑跑一地，我多半单枪匹马闯天涯，也不会盲目乱闯，一是自发来稿中选择对象，二是庐山笔会作家提供线索，三是编辑朋友推荐作家。按图索骥，最终是广交作家朋友。走出去，也不单是一对一访问，有时到达目的地也见机行事，或在当地组织作家座谈，开个小型约稿会议，或是将当地作家都约到宾馆，一边共餐一边谈稿。古人杯酒可释兵权，我辈举杯邀朋友，对饮一桌亲，可组好稿。比喻虽属蹩脚，我们却有过此经历。

随着《百花洲》的崭露头角、繁荣进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良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编辑队伍随之扩大，社领导班子也开始建立和完善。武继国任社长，曾留学苏联的王冶民任副社长，喻建章任副社长。

1984年12月中旬，新任职的王冶民，要去北京国家出版行政部门汇报工作，他带了我和新近调社里的桂晓风一道前往。我们的另一任务便是为《百花洲》组稿，是时《百花洲》因“庐山笔会”而闻名京城文学界，我们三人在闹市住下，好不容易下榻一个简陋的地下室宾馆，虽通铺住着贩夫走卒之流，但内心很温暖。

消息传出，就有作者循声觅来，看望我们，让我们宾至如归。王冶民带我俩见了有关出版界领导，掌握不少作家信息，桂晓风北京人缘较熟，我们便决定在北京中心地带一大宾馆的宴厅举行一个作家招待会，邀请北京著名作家来宾馆聚餐小叙。在“庐山笔会”作家朋友李国文等帮助下，很快就如期邀来了十几二十来位作家。

记得约定与会作家有李国文、徐怀中、邵燕祥、林斤澜、邓友梅、中杰英、刘心武、戴晴、毋国政、韩少功、陈建功、吴泰昌、郑万隆、朱春雨、曾镇南等。约定客人后，王副社长很高兴，打电话要在南昌的祝方明、周榕芳、蓝力生等编辑即乘飞机赶来北京一起参加会议。蓝力生应约赶到，其他人有事未来，周榕芳还要老蓝带一封信给我，要我代他向作家们问候。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犹在昨天。

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如预期完美。周榕芳信中交代我的事，我也代他办好了，与有关作者当面谈了寄在他处稿件的处理意见。北京这么多著名作家与我们相聚，交谈融洽，是文坛罕见的美事。作家与我们编辑交了朋友，并畅谈如何办好《百花洲》，积极响应我们的征稿，有的当场应约定下稿名，有的还带来了文章和书稿。长稿除了《百花洲》可连载外，还可在社里单独出书。说是招待会，实是上京同作者促膝面谈的谈稿会。这个招待会也不单是为《百花洲》期刊组了稿，建立了作者队伍，也是为全出版社组织作家队伍。此时《百花洲》编辑部已开始独立成立科室，不久我也到新设立的文艺编辑室任主任，主要编书，其中就有《百花洲》衍生的系列丛书。招待会结束后的当天晚上，与会的著名诗人邵燕祥，就找到我的宿舍，因我向他约了稿，他特将一部新编的杂文集《蜜和刺》交给我，我欣然收下，回去后书很快就出版了。江西省文联一作家，是邵燕祥的老朋友，不无惊奇地说，《百花洲》得到邵燕祥的书稿，真不简单。

招待会后，我们还分头一对一登门拜访之后要参加招待会的作家。王副社长带着我找到冰心家里，敲门来应的是冰心的儿媳妇，她说冰心外出了不在家。我们想把礼品放下，她婉拒说，老妈妈不收礼的，若是鲜花，她偶尔会收下。王副社长怏怏而归。

我就一个人去找曾自发寄稿来社里的一位作者，知其地址，他叫峭岩，当时是位部队初写诗的诗人，初次相见，一见如故。他热情接待了我，他写的是井冈山，诗写得清新明快，特好。两人商定修改意见后，我就决定出版这部诗集，书名曰《放歌井冈山》，这是他的处女作，也是全国较早讴歌井冈山的一部诗集。后来他成名了，到解放军出版社任负责人。多少年来，峭岩一直是《百花洲》和我社的好朋友，他还会帮我们组稿，我责编《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一书，想请郭沫若题写书名，峭岩亲自去拜访郭老，帮我们求来了十分珍贵的郭沫若墨宝。社里要出版香港的一部武打小说《鹿鼎记》，他带我去找刘心武索取稿本，并与作者联系落实。如今，峭岩是继李瑛之后北京乃至全国诗坛的领军诗人。

那次见面后，峭岩还带我去拜访当时大名鼎鼎的部队诗人李瑛，李瑛热情大方，神采飞扬，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谈了诗，谈了写作计划，还介绍他女儿诗人李小雨的作品，并表示有新作一定记得寄给《百花洲》，后来他为《百花洲》写了一首很长的抒情诗。

从李瑛家出来，我独自按地址来到地安门，寻找我大学老师邵鹏健教授的同学叶君健，小学就读过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我责编的邵鹏健《外国抒情诗歌选》一书，是叶君健作的序。听到我去北京组稿，邵先生就介绍我去拜访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叶君健老人笑呵呵地把我迎进他的四合院，带我一室室观看房间，房里的红木书柜装满了图书，有一书柜装的尽是叶君健的个人作品，真著作等身。他有选择地取出几本书向我展示、介绍，还小心翼翼地展示了几封中央首长亲笔写给他的信，使我震撼。柜子里存有一沓沓书稿，他说刚出炉，很新鲜，让我看得上就带走。我真的选了两部书稿，带回去都出版了，一部《红叶集》印数不少。门开最末一间大房，两位金发女郎笑吟吟地从书桌旁站起。叶老向她们介绍我是他大学同学的高足弟子，出版社编辑，来组稿的；又用英文对女郎说了几句什么，并告诉我，这是留学中国的英国学生，他等于是她们的研究生导师。研究生也很热情，用中文向我索取名片，说交个朋友。殊不知，后来我办《微型小说选刊》，叶老看重这微型小说，将刊物当作他外国学生最好的课外读物，短而精，学生们竟成了我刊的热心读者和翻译者，将作品翻译成英文是作业。这是后话。

北京诸多著名诗人和作家，那时都年轻，都曾是我们的热心作者，并都在《百花洲》和我社发表和出版过作品，后来大都成为北京刊社负责人，如《诗刊》副主编杨金亭（笔名鲁扬）出版有《编余诗话》，《诗刊》主编杨子敏有《随心集》，《人民日报》记者徐刚有《雨花集》，《人民文学》主编韩作荣有《雪季·梦与情歌》，还有上述解放军出版社副社长峭岩《放歌井冈山》。

在北京我还去拜访过诗人艾青，那时我已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带着自家作品去组稿，可活跃气氛，心有底气，不输场面。我是由诗人纪鹏带去艾青家的，纪鹏读到我的诗集后，写了评论，跟我交为诗友。那天去东四十三条胡同97号艾青家，艾老在厅堂等候，艾老夫人高瑛满面春风把我们迎进屋里，入座后我将诗集双手送给艾老，艾老先翻读浏览诗集后，才开始同我们交谈，他读到了我《揽镜》一诗，我知道他也写过诗《镜子》，两者立意不同，我有点忐忑不安。良久，他一手举着我的诗集，一手竖起大拇指说：漂亮！漂亮！我脸红了。说到《百花洲》，说到“庐山笔会”，艾老说，以前只有达官显贵坐轿子可上庐山，解放后人民都可上庐山。话未完，高瑛为我和艾老拍一合影，闪光灯一闪，艾老孩童似的憨笑起来：亮了！亮了！

【李春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南康人。1945年12月生，毕业于江西大学（今为南昌大学）中文系。《百花洲》创办人之一，后担任《微型小说选刊》杂志主编，著有诗集《枕流歌》《夏夜的风》《庐山梦》《盈盈的爱》等，获得第一、二届谷雨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