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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是钱理群最新完成的一部“个人的文学史”。这部新著在继承王瑶等前辈的史观史识的基础上，实现了框架、体例、重心等多方面的突破。钱理群每次重写文学史的尝试背后都关联着学科的大问题，无论是整体性突破还是局部调整，无论是观念转变还是体例探索，都是他以文学史为方法的学术思想的表达。同时，钱理群的文学史写作也始终与高校的专业教学紧密关联，其中包涵着针对教学实践的考虑与反思。此外，由于重视社会读者的需求，他的文学史也可被视为一个有意识打破校园围墙的学者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关键词：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新讲》 中国现代文学史 方法 教学

202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出版了他的第一百部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这是一部兼有教材性质与读本功能的文学史著作，在框架、体例、内容等方面都有新的尝试，体现了这位年逾八旬的老学者在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道路上仍葆有的探索精神。

钱理群曾说：“在学术研究上，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文学史家’。也就是说，学术研究更是我的生命意义和乐趣所在，而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更是我的学术研究的重心，是最能发挥自己的领域。”1在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学史类的书写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其中，与他人合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都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史上的重要成果。而今年的这部“新讲”，则是他独立完成的一部“个人的文学史”，在充分体现他的个性、观点与创见的同时，也成为现代文学编纂史上承前启后的又一个节点，既展示出对前辈学者的继承与创新，又为今后的文学史研究与教学提供了新的话题与启示。

一

钱理群的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作者。樊骏曾指出：“直到王瑶的《史稿》才第一次把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文学作为自成一格发展阶段的文学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2事实上，王瑶及其《中国新文学史稿》对于学科的奠基意义是多方面的，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研究与教学等多个方面，对此，钱理群也曾有过论述：

王瑶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和其他几位先生一起开创了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又在八十年代对四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作出了科学总结，使其具有某种理论化的形态，这自然是有学术史的意义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这四十年（也许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的研究已经构成了现代文学学术史上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而王瑶先生无疑是这一历史阶段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3

在钱理群看来，王瑶创建的“体系与模式”包括几个方面：“一、注重‘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坚持‘人民本位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特质，‘与进步的文学思潮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事业自觉联系’；二、在历史分期上，提出了四个时期的划分，突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意义，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现代文学的发展所起的决定性影响；三、‘时代为经，文体发展为纬，先总论，后分论’的体例；四、大量引证原始材料，多描述、少判断的叙述方式。王瑶先生《史稿》所建立的这一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格局，影响至为深远——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无休止的批判也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影响。”4

作为学生，钱理群自觉继承了王瑶开创的文学史体系与模式，也自觉守持着其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格局。更重要的是，他与温儒敏、吴福辉、陈平原等其他王瑶的学生一起，批判性、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王瑶的观念与方法，始终走在学术探索的前沿。

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们认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5在他们看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所蕴涵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分期问题”，它的提出有可能“使新的研究前景真正从‘迷雾’中显现出来”。6

正如当时《文学评论》的编辑所言：《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阐发的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它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文学以及两者关系的思辨，应当说，是对我们传统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突破”7。历史地看，“三人谈”参与并影响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科转型，也引领了对于文学史“重写”与“重评”的大潮。与陈思和、王晓明等上海学者的“重写文学史”实践相比，“三人谈”在与之呼应的同时，也显示了更为鲜明的整体性视野与方法论自觉。正如钱理群后来所追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包括了‘重写’的意思。”8

表面看来，对文学史框架的突破似乎是对王瑶、唐弢等前辈学者的反叛，但深究其里则不难看出，几代人虽有具体观点上的差异，但在基本原则与文学史观方面，则是深层一致的。事实上，王瑶、唐弢等先生始终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并坚持将文学作为文学史的主体，这些基本精神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恰是相通相契的。所以，钱理群后来反思说：“你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独创，实际上是整个学科发展的一个结果。在这之前，有一个更大背景的讨论，就是‘如何开创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9可以说，作为后来者，钱理群等人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正是真正地将文学史作为方法，通过对文学史的重建，体现文学与时代、学术与时代的关联。

在提出新框架、新概念的同时，当时年富力强的学者们也进行了一次“重写文学史”的实践。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于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至今仍广为应用、影响深远的专业教材。这部文学史的重写实践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框架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作者在《绪论》中开宗明义，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17—1949），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所要研究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文学的发展，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上篇’。”10王瑶在为该书撰写的序中，也对“他们吸收并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打破狭窄格局，扩大研究领域”11等努力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后来，文学史家樊骏也指出：“这些新编的文学史，都是重写文学史的具体实践的成果……不同时代的人，通过不同的社会实践，对于已经凝固、不再变化的历史，可以有新的发现、新的理解和新的评价。”12

如果说，作为教材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还保持了稳健的姿态，实现的是局部的突破与推进，那么，到了2006年，一直寻找“适合自己的（文学史）结构方式与叙述方式”的钱理群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他与学生朋友们一起启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写作计划。在这个新的结构方式与叙述方式中，不仅有以“编年”的体例呈现出的时间观，同时更有“以广告为中心”的创意，一方面体现了以广告为“历史的原始资料”，以“史料长编”的方式结构文学史的探索；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钱理群将出版文化、校园文化、政治文化、学术文化融为一体的“现代”的“大文学史”观。在他看来，“以广告为中心”“也为这些年我们所设想的‘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史结构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13。可以看出，钱理群关于文学史的思考在不断推进，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和学科的切实发展，他在每个阶段也都在进行新的调整，努力实现新的突破。

现在，又十余年过去了，《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出版再一次展示出这位耄耋老人不竭的学术创造力与可敬的学科使命感。这部书再次以其新框架、新体例、新内容、新材料全面体现了作者关于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新理念。钱理群说：

这本《新讲》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自觉地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这是基于对现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反思，我们的文学阅读和教学越来越知识化，学生都忙于背诵文学史知识以应付考试，很少下功夫读文学原著。我们的研究也越来越远离文学语言和形式，没有了文学味儿。这种文学的缺失就使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教学面临失根的危机，我的这本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新讲》就有追寻文学之根的意义和价值。14

这次“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创新，表面看像是一种回归，但事实上，却意味着一种对近年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反思和调整。其实，早在2007年，钱理群就提出：“现在的文学史写作，越来越花哨了，却把最基本的东西忽略了：忘记了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在我看来，这是常识。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过时的、保守主义的文学史观，那么，我就甘愿坚守这样的回到常识的、返璞归真的文学史观念。”15“回到常识”“返璞归真”，看似简单，但背后有着文学史观的支撑。钱理群曾在讨论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时说过：“此书研究的另一个趋向，就是恢复文学本性的自觉努力，对文学本体、文学形式和文学审美的关注。这其实也正是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即越来越远离文学，不像‘文学研究’了……文学的一些基本点，例如文学的审美性，更是不能否认与忽略的。”16“以作家作品研究为中心，注重文学本体的研究，这其实都是文学史研究的本分、本职。”17可以说，这次“回到常识”和“返璞归真”，体现的正是在文学史研究丰富多元的基础上，坚守文学本性、文学本体的基本原则。这既是对王瑶等老一辈学者提出的“文学史的本体是文学”的坚持，同时也是对当前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现状的反省与回应。

正如陈平原所说：“以文学史为中心展开教学的特点，是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掌握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文学概貌，但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会忽略重点作家、重点作品以及学术评价、分析的能力。”18作为同学、同事和同行，陈平原对钱理群的认同一方面来自同为文学史家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来自同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现实观察。他说：“一百二十年来，大量丰富的文学史的知识不知不觉中压垮了我们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品鉴能力，这是我感到遗憾的。”可以说，类似思考并非钱理群、陈平原等学者的个人观点，而是代表了学科内部研究与教学领域的某种共识，也反映了当前文学史写作与教学中某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当然，这种“回归”是否有效或许仍需讨论，也仍需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但无论如何，这次重写体现了老学者老教师们的一种努力。

二

除了学者与文学史家的身份之外，钱理群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就是大学教师。从教多年的他深受学生爱戴，他的课堂也从来都是师生间心灵相互激荡的热气腾腾的现场。因此，钱理群的文学史写作也始终是与高校的专业教学紧密关联的，其编撰的文学史也始终包涵着针对教学实践的考虑与反思。

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一样，《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当初也是明确作为高校教材编写的。黄修己曾说：“有人把新文学史著分为教材型、学术型两类。似乎学术质量高一些，就是学术型；反之，就是教材型，似乎教材命里注定是低水平的。这样的划分显然是不科学的，没有必要的。我始终认为教材虽有其特殊要求，如供教学使用所应有的特点等，但教材的生命归根到底还是其学术质量。”19这番话，是针对《中国新文学史稿》而发，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同样适用。在从王瑶到黄修己、钱理群等学者组成的学科传统中，“作为方法的文学史”与“文学史、教材并重”的观念始终居于核心与基础的地位。

作为教材，需以稳妥守正、宜教宜学为基本原则，但是，如何在稳妥守正的基础之上寻求创新，如何在适应教学的同时呼应学术前沿，这也是高校中的学者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当年，王瑶就曾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体例框架以及研究方法上尚有待于重大突破，对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还需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20这句话大概始终被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后辈学者放在心上。他们后来在各自领域做出的各具特色、各有所长的努力，无疑都是对导师这句话的回应。《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当然也是一样，尤其是他在体例框架上的突破和对文学内部研究的强调，都鲜明地表现出钱理群在意识上的自觉。

首先，“新讲”在体例上的创新是极为引人瞩目的。对此，陈平原说：“大概十年前我老说，我们应该重新回到文学读本。我们当然需要一个文学史的框架，需要对作家作品的基本定位，但我们更需要可以直接面对读本、文本进行阅读、思考、判断和阐释的能力。越好的大学这个问题越严重，我们越喜欢或者越擅长进行宏观的论述，而不太欣赏对具体作品的阅读和分析。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写出兼有一百二十年的文学史积累的框架和理论高度，又有对具体作品的阐释和分析能力的著作，这样的著作可能对我们更加有意义一点。”“老钱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其实是在做一个尝试，表面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它有一个大的理论框架，每一章每一节都有他的安排，毕竟做了四十年的文学史的研究。但整个的体例其实是以读本为中心的，这本书这么厚，800页，你要仔细看，有一半以上是文学选本，中国古代人读文学、学文学的重要手段，就是以读本为中心。不管是高雅的文选，还是比较通俗的《唐诗三百首》，或者《古文辞类纂》，都是以读本为中心，然后略加阐发，在阅读的时候自己跟它对话，而不是耳提面命地给你一大堆结论。《中国现代文学新讲》这本书你会发现一点，每一章、每一节前面有一个题引，讲这个作品的基本特点，后面就是这个作品，最后面再加上点评，其实是把传统的点评和现代的文学史的写作两者结合在一起，这样的阅读对一般读者来说会特别有用。”21

多年以前，唐弢就曾说过：“文学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写法，不应当也不必定于一尊。”22王瑶以其《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创了一种以时间文体为经纬、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基本体例与叙述模式，并在现代文学编纂史上影响深远，后人的探索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也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反复尝试、摸索和突破，寻找既不失传统又服务于现实的新方式。作为自觉的文学史家，王瑶也曾说过：“任何一种体例安排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按文体分类的写法“把一个作家的创作分割于不同的章节”，的确“不容易使读者得到（关于这个作家的）完整的印象”，但“每一种文体除过同其他各类体裁有文学作品的共同性以外，还有它自己的特殊的问题和规律……而且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遂形成了创作上的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可见依照文体分类来安排章节的体例并不是毫无可取的。问题在于作者的着眼点是什么”。23因此，他一方面坚持“以时间顺序为经，以文体发展为纬”的方式，一方面又在呼唤新的、更好的结构模式的出现。钱理群本人的尝试，从“三十年”的继承，到“以广告为中心”的编年体，再到“新讲”的读本与点评，可谓正是在一步一步地践行与实现着他的老师对于文学史写作的创新与突破的期许。

“新讲”的创新，在体例方面表现为文学史、读本、教材相结合的方式，这个方式既新颖又古典，上接文选读本与点评的传统，同时也很好地结合了公共的文学史与个人化的文学批评。与此同时，在史识的方面，也表现了作者自觉的创新意识。正如钱理群自己所说：“这是钱理群‘个人’编写的文学史……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评价，对于文学史的历史梳理、评价，尽管也有客观标准，却有更大的个人性、主体性”24。这种个人性与主体性，同样体现在对一些原本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作家的重新关注与强调上。钱理群坦言：

我的《新讲》确实有许多自己的新开掘、新发现，这也是个人文学史的特点与优势，是长期从事文学史研究积累的结果。就1940年代文学而言，我就发掘出了无名氏、李拓之这样的被遗忘了的作家；对端木蕻良、骆宾基、冯至这样的被估计不足的作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对一些大家熟悉的作家，如巴金、萧红、张爱玲、艾青、赵树理，我也从新的角度给予富有创造性的分析与解释。能够有这样一些新发现、新阐释，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文学史观念、评价作家作品标准的变化：不拘泥于“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反动”、“主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标准，而是认认真真、实事求是地从文学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出发，并且特别重视文学的探索性与多样性，这样这些少数人具有前瞻性的文学试验，就被注意和发现了。25

正如很多前辈学者都曾指出过的，文学史家的史识往往体现在对于作家作品的筛选上，即具有决定谁能入史的判断能力。比如唐弢就曾说过：“文学史家的学问表现在哪里呢？除了发现作家作品外，首先要有眼光来判断，衡量哪些作家可以入史，哪些作家不能。”26樊骏也认为：“‘入史’尺度和设想的研究范围，同样起了确立文学史的框架格局的作用。……这叫做史识。”27当然，这些个人化的判断能否经得住文学史共识的验证，或者说，是否能够得到其他文学史家的认可，这是有待评判的，但这不足以阻止文学史家用他们自己的史识来重写历史，同时也是丰富文学史编纂的园地。

最后想要强调的是，钱理群对于文学史的编写热情，不仅仅来自狭义的文学史家的理想与大学教授的职业追求，在这些之外，还有一种更深沉的责任感，作为他笔耕不辍的内在动力，那就是通过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与传授，实现某种上接“五四”时期的“立人”思想的目标。就像他理解王瑶所说的：“让历史告诉未来”，“无论就哪一方面做历史的考察和研究，都是为了从中得到启示，有益于今天和明天”28。在钱理群看来，作为方法的文学史正可以让人通过历史理解当下，通过现代文学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尤为重要的是，通过作家作品理解人、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他说：“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人’的，其最大功能，也应该是通过对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文学世界的分析，提升读者对人，人的精神的认识、体悟，并达到审美的境界。”正是从王瑶、钱谷融等前辈身上，他看到了一种与“五四”传统与北大精神相呼应的“立人”精神，因而，通过文学，让人“以‘一种特殊的敏感，特殊的爱’去欣赏、品味语言的美，从而提升了我们对人、也包括自己的体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自己——这才是文学、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教育的‘无用之大用’”29。

也因如此，钱理群的读者不仅是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和专业工作者，同时也是更广大的社会读者。从北大退休之后，他从北大课堂转向社会，在中小学、工厂企业和社会活动中进行讲演和教学，正如孙郁所言：“他播下的思想有些超出了自己的专业，社会学与政治性的影子随处可见。可以说，他开辟了新的领域，转变了先前的角色，直面的是大学课堂里鲜见的精神现象。他相信第二课堂可以建立一个超越性的话语空间。”30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理群编撰的文学史教材也不仅是一种学院课堂上的教科书，它们更应被视为一个有意识想要打破校园围墙的学者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作为方法的文学史，既是学术，又不限于学术，他本身就是丰富的，或者说，那就是钱理群心目中“有承担的学术”本身。

注释：

1 13 29 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钱理群研究资料》，姚丹、周明全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112、102页。

2 27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2页。

3 4 钱理群：《史家的风范——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有承担的学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23、21页。

5 6 7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122页。

8 9 钱理群、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研究资料》，姚丹、周明全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99、396页。

10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11 20 王瑶：《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吴福辉等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12 樊骏：《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14 18 21 钱理群、陈平原、许子东、孙郁：《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我们要“重读”与“新编”？——关于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对话》，《文艺争鸣》2023年第9期。

15 钱理群：《“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的尝试——写在前面》，《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6 17 钱理群：《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有承担的学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4、215页。

19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历史地位》，《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22 唐弢：《关于重写文学史》，《求是》1990年第2期。

23 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1页。

24 25 钱理群：《有“声”的、有“人”的文学阅读与文学研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新讲〉的答问》，《文艺论坛》2023年第6期。

26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28 王瑶：《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润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3页。

30 孙郁：《晚年钱理群的第二课堂》，《钱理群研究资料》，姚丹、周明全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60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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