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西海固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内容提要：新时代以来的“西海固文学”继承优良的文学传统，与时俱进，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移民搬迁等乡村新现实进行了审美书写，反映出了“西海固文学”在新时代呈现出的新变化。本文梳理新时代“西海固文学”在成长与发展的基础上，探索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的新变化与现代性反思，并总结归纳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繁荣的原因。
关键词：“西海固文学” 审美书写 现代性
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传承着自新时期以来“西海固文学”优良的文学传统，并与时俱进，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移民搬迁等乡村新现实进行了审美书写，反映出“西海固文学”在新时代呈现出来的新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正在热情地召唤着现实主义的审美理念，以新的叙事主题、审美形式书写表现新时代西海固的沧桑巨变和精神风貌的文学作品。本文在梳理新时代“西海固文学”成长环境的基础上，着重凸显它进入新时代所发生的变化，通过对马金莲、石舒清、季栋梁、了一容、王永玮等西海固作家呈现出的新的审美探索的分析与思考，挖掘其中蕴含的美学特征和时代价值，探索新时代“西海固文学”不断发展的文化要素、内在生机及可能性途径，为新时代西海固地区以至于整个宁夏的发展提供文化支撑与智力支持。
一 、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的成长基础与转变
“剁开一粒黄土，半粒在喊渴，半粒在喊饿。”“和所有的农夫一样，我被干旱揪着衣领奔波，同情心已经不够布施。”这是诗人对曾经苦难的西海固的文学表达。曾经的西海固，“苦瘠甲天下”。1972年，西海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世界上22个“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西海固坐落在黄土高原上，山大沟深，常年干旱，年降水量仅有300毫米，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来自西海固地区的著名作家石舒清在《西海固的事情》一书中，形容西海固地区的地貌环境为“旱海”，“旱海里自然是没有鱼的。岂止无鱼，纵目所及，这么辽阔而又动情的一片土地，竟连一棵树也不能看见。有的只是这样只生绝望不生草木的光秃秃的群山，有的只是这样的一片旱海。”1西海固诗人王怀凌在《有关西海固的九个片段》诗篇中写道：
西海固只是中国西部的一块补丁，
在版图上的位置，
叫贫困地区或干旱片带，
我在西海固的大地上穿行，
为一滴水的复活同灾难赛跑，
绿水青山在遥远的地方真实地存在着，
我的脚力达不到。
宁夏“新三棵树”之一的著名作家季栋梁在《西海固笔记》中用了一个词形容西海固的地貌特征为“千山万壑”。“山高沟壑多，出门就爬坡；隔沟扯扯磨，亲嘴腿跑折。”西海固为什么这么穷？季栋梁总结道：“封闭的地理环境与落后的经济使西海固长期束缚于单一的自然经济，加之观念落后，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城镇规模小，城镇化率低，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低，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法实现结构性转移，第一产业在三大产业中从业人数占75%以上，造成农业生产率低下。”2所以，长期以来，西海固是贫穷的代名词，然而，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却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文学成为了这片贫瘠土地上的丰饶诗意。在艰苦的岁月里，文学为西海固人点亮了一盏灯，是西海固人的精神图腾。
“西海固文学”是对西海固这片土地的真实反映，以乡土风情为主要题材，书写着西海固作家最为深刻的生命体验与成长记忆。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屈文焜、火仲舫、李银泮、王漫西以及“固原四平”（王亚平、钟正平、文建平、罗致平）等。199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本土写作派”，主要有石舒清、郭文斌、火会亮、了一容、古原、马金莲等，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对于西海固农村的生存图景、人文景观、民风民情和宗教习俗不仅有着切身的经历，而且还谙熟于心。他们对脚下的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饱含着浓厚的情感，可以说，西海固作家是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地之子”。他们自觉地承继这片土地的精神命脉和文化传统，深情地凝视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变化，真诚地关注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的命运遭际，形成独有的乡村感知与乡村文化的思考。他们发表了大量反映西海固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的佳作，表现了人们与环境的抗争、与深重灾难的抗争，以及在追求美好幸福生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乐观、豁达、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然而，细究他们的创作，最核心的主题还是书写苦难。“苦难叙事”成为西海固文学的一个显著标签。宁夏本土评论家赵炳鑫在《西海固文学何以可能》中这样论述：“严酷的自然条件和封闭保守的人文生态环境使西海固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苦难叙事’的性质，‘苦难’似乎已经成为西海固文学的一个传统。西海固作家的书写大多以苦难为母题，‘底层’的生存事象、无助环境的百般折磨、众多人物的不得圆满’等，几乎成为西海固作家绕不过去的话题，也成为他们的文学思维定式。”3换句话说，生存的苦难俨然已成为西海固作家的集体记忆，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最终，这种苦难书写成为了西海固作家创作的集体无意识。英国学者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4然而，“西海固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一个悖反的话题便是西海固作家对待苦难的态度，他们并未陷入苦难叙事的泥淖中不能自拔，他们对待苦难那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似乎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宿命，因此，在他们的“苦难叙事”中总饱含着一种超越苦难的淡然，书写苦难不再是西海固作家们的终极目的，面对苦难所产生的那种超越苦难的精神狂欢才是他们极力要表现的。生活在西海固地区的学者苏文宝指出：“西海固文学既是对地域苦焦、生活苦难的表达，也是生存的宁静体验与精神朝圣的寓言，西海固作家以自身的精神历练谱写这块儿西北角的风土人情、苦难、信仰和形而上思考，他们所传达的决不仅仅是文学的思想和审美，更是对这块儿土地和孕育其中的生命意识的感悟。”5西海固作家这种生命意识的感悟表现在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努力去挖掘丰饶的诗意。“西海固文学”一方面真实地再现出西海固自然环境的恶劣、人民生存的艰辛与苦难，另一方面，西海固作家所描绘出来的西海固乡村世界又颇具有田园牧歌般的诗意氛围。作家郭文斌是西海固颇具典型的作家，郭文斌所描绘的乡土世界，富有极其浓厚的浪漫主义氛围，他有意规避对苦难的凝视，而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营造一种浪漫化的诗意，学者李建军在解读郭文斌的作品时指出：“不是把苦难置换成恨世者的冷漠与敌意，而是将它升华为一种充满暖意的人生感受，如果说面对这样的生活场景，路遥的小说着力强化的，是陷入考验情境的人们身上坚强和牺牲的精神，那么，郭文斌更感兴趣的，似乎是人物在困难的境遇里仍然会有的欢乐和幸福感。”6“苦难”与“诗意”成为了“西海固文学”重要的创作特征，在这样两个维度的影响下，“西海固文学”渐渐地呈现出了一种模式化的倾向，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海固文学”的创作都在这两个维度上徘徊，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都形成了观念上的合谋，尽管几十年以来创作成果丰富，但丰富的背后实则遇到发展的瓶颈，西海固文学需要主动改变以此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
百年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乡土文学的书写始终关涉着整个民族的前进历程和时代动向。新时代以来，乡村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等变化更为明显，中国农村的发展面临着崭新的机遇与挑战，文学创作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以往的、传统的叙事模式需要进一步做出调整与改变，做到与时俱进。当下，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等国家政策正在改变着中国乡村并且呈现出新的面貌。因此，新时代乡土文学要着力表现新时代乡土中国的新现实、新农民、新乡村，描绘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图景，勾勒出当下乡土文学叙事主体的审美风格。
自2014年以来，西海固地区在党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有的作家将这种变化叫作“沧桑巨变”。面对“沧桑巨变”，西海固作家见证了一个个破落不堪的村庄到美丽整齐的嬗变，西海固的老百姓也在这场巨变中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与自信，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生命状态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原固原市文联主席杨风军先生感慨地说:“西海固的历史性巨变，丰富着我们的创作素材。苦难正在淡出我们的作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的文学叙述。”西海固作家正在以他们的如椽大笔去反映乡土中国的“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他们凝聚西海固的生机与活力，重建西海固的乡土精神，推进西海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正在召唤现实主义的审美理念，以崭新的叙事主题、伦理文化、新人形象以及审美形式，去书写西海固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和精神面貌。
生活在西海固的女作家刘莉萍在回顾过去的苦难岁月时略带绝望地写道：“这里的贫瘠落后消磨了父辈们一生的时光，也掠夺了我这一代，如我一样的农民子弟的青春，让我的记忆永远沉浸在黑水汗流的田地里，或施肥播种，或收割锄草，或是守着谷子地拦挡一群和我一样忍饥挨饿的麻雀……”脱贫攻坚以来，西海固地区可谓急剧地变化，这种变化让刘莉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曾经笼罩在心里的那种绝望情绪早已烟消云散，她热情地咏叹到：“我几乎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脚步了。西海固农村，家家通了电、通了路、通了网，尤其是通了水！水，让原本住在干山枯岭的庄稼人不仅解决了喝的、洗的，也让他们发展养殖、特色种植成为可能。现在去乡村进户工作或采风，西海固农村土地大量流转让农业产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养殖业和特色种植让农民收入不断提高，那粒黄土不再喊饿喊渴。”
诗人牛红旗生在西海固，长在西海固，行走在西海固，书写拍摄记录着西海固。“精准扶贫，让固原发生了巨变。过去的干山秃岭，通过退耕还林、移民搬迁，长满了森林绿草。过去的窑洞、土房、断垣被新农村整齐划一的农民新居取代。过去靠驴驮人背去山沟里取水和靠窖水过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农民家家接上了自来水、户户门前通了硬化路，村子连通了通信网络。”这是牛红旗眼中实实在在看到的巨变。在《疼水·我的西海固》，牛红旗感慨地写道：“走在西海固的乡村道路上，我感知着馨香的黑夜与白昼，抚摸着欣欣向荣的草木春秋，有抒发不尽的欣悦之情。”
曾经被铁凝主席关注过的宁夏西吉县女作家单小花对精准扶贫有着切身的感受，她这样写道：“走进单家集就走进了新时代，村村通公路，家家盖新房，人人争脱贫。种青菜、种西兰花、还有养蚯蚓的。一眼望不到边的矮化密植苹果园，是乡亲们的脱贫园、致富园、幸福园。有了这个果园，单家集的父老乡亲就不再外出打工，一家人一年四季可以团聚，享受天伦之乐。”
2020年1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西吉县退出贫困县序列的公告》，宣告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出列。至此，“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全部脱贫摘帽。“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的“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已经摘掉这一贴在西海固几个世纪的标签，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自然吸引了西海固作家们对其加以深情的描绘，作家走进脱贫攻坚的现场，真实而准确地记录了脱贫攻坚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攻坚克难的奋斗场景，这些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充满人情味的细节书写中传递生活的温度，在表现西海固农村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传达着温暖向上的情怀。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王永玮的《翻越最后一座“高山”——固原脱贫攻坚纪事》，段鹏举、火会亮、孙艳蓉的《大搬迁》，崔继鹏的散文集《我的扶贫纪事》，段治东的《清凉山驻村笔记》，胡静的《黄河水浇灌的荒原》等作品，采用纪实的方式，真实地记录者脱贫攻坚历程中的酸甜苦辣。我们着重以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和王永玮的《翻越最后一座“高山”——固原脱贫攻坚纪事》为例，谈谈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所呈现出来的传承与超越。
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近期荣获北京第十届市文学艺术奖。这是一部长篇笔记体报告文学，作者以深情的笔触，全景式、多方位地描写了西海固这片土地两千年的沧桑巨变，以及其巨变背后的时代缩影和精神嬗变，直抵历史深处。季栋梁是一位用脚来丈量世界的作家，他为了写好《西海固笔记》，数十次下沉到西海固基层现场，选取了其中最有典型性的事件，如“吊庄移民”“梯田建设”“盐池治沙”“扬黄灌溉”“井窖工程”“劳务输出”“菌草种植”“滩羊银行”等，通过书写西海固人民实实在在的生活变迁，依靠详实的资料和准确的数据，去展现西海固发生的变化，书写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主题。
季栋梁是宁夏的“新三棵树”之一，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小说家的特长便是会讲故事，《西海固笔记》从体裁上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但读起来一点都不枯燥，反倒趣味横生，其中的原因便是季栋梁将发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的事当成有趣的故事来讲，比如第二章谈到西海固的地貌时，季栋梁用“看门靠狗，通信靠吼”的俗语来说明。但季栋梁又指出“通信靠吼”是有误的，“风会把你的吼声刮走，沟会把你的吼声吞没。西海固人有更精妙的办法——扬土传信”。书中的那个朋友见山沟对面的老汉扬土，他也跟着扬土“耍”，于是被老汉隔沟教训，事后朋友才知道，老汉扬土是有事搭话。“扬土传信”是为了突出西海固沟壑万千的地貌特征，但季栋梁却写得细节满满，有滋有味。老汉得知他们来到这里纯粹是闲来无事“随便走走”，抛下一句话：“好人让你们活咧！”这真是一句点睛之笔，老汉的一句回答既道出了某种羡慕与达观，又饱含着对待生命的态度与生活的无奈。将西海固地貌的复杂与西海固贫穷的原因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
《西海固笔记》描写的脱贫是一种及物的脱贫，它反映到西海固的方方面面，大到整个地区面貌的改变，小到个人生活的变化，都与国家的政策与党的关怀分不开，让读者切切实实感受到每一个西海固人都在这场沧桑巨变中得到了实际的幸福。《西海固笔记》坚持人民至上、以人为本的创作理念，它始终关注的是人在这场脱贫致富中的生活、精神、情感、心理等层面的变化，紧扣时代的脉搏，书写出了西海固地区在脱贫攻坚中拥现出来的一系列新人形象，既有深入乡村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扶贫干部，也有乡村本地的致富带头人，还有一些被帮扶的农民。《西海固笔记》通过大量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不仅写出了新时代农村新人身上的时代特征，最主要的是还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他们的心理活动与价值追求，更加具体真实地深入到了西海固地区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在这场豪迈的脱贫攻坚事业中，无论党员干部还是普通民众为改变贫困所作的努力与贡献。
《翻越最后一座“高山”——固原脱贫攻坚纪事》是王永玮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写下的关于脱贫攻坚的真实故事，全方位展现脱贫攻坚历程中所浸润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王永玮结合自己的心路历程与真实体验将脱贫攻坚的重大主题揉进了日常生活的叙述之中，以文学特有的魅力聚合了脱贫攻坚中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翻越最后一座“高山”——固原脱贫攻坚纪事》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告诉我们，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其实是像王永玮这样的驻村书记带领全村人民与贫困做斗争，用一个个小人物的命运变化书写了新时代的伟大，每一个生命的轨迹都让西海固脱贫攻坚的历史鲜活起来。通过苏秀花、李丽、张汉平等普通老百姓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生动故事的讲述，凝聚着百姓的心声，书写百姓度日的悲欢，反映了时代大潮中小人物的感人事迹。王永玮记录着自己作为驻村第一书记的心路历程，虽然生活的质地无比坚硬，一遍遍磨砺着扛起生活重担的人，但顽强蓬勃的生命力始终刻在西海固人的性格里，从过去到今天，然后到新一代的农民、新一代的西海固人，他们在“脱贫攻坚”的灯塔下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寻找到了幸福的路径。行走六盘大地，西海固的劳动者用脚步丈量大山贫瘠的土地，一锹一锹挖出生活的甘甜，王永玮也用那浸润着六盘大地的厚重的文字着力去表现生活在这片热土上人们强健的生命力，这些生动的故事后面是王永玮一串串的脚印，也是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的脱贫攻坚书写反映了西海固农村的巨大变化，对西海固人民与贫困抗争的壮阔历程做出了艺术化的呈现，表现出西海固乡村世界新的风貌，向全国甚至世界讲述了动人的西海固故事、宁夏故事，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与时代价值。
二、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社会剧变中的现代性反思
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急剧的转型，西海固地区也正在经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等正在改变着西海固地区几千年的乡村面貌，过去学者所命名的“超稳定结构”开始动摇甚至被解构，农村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也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西海固的乡村正在走向现代化和城镇化，“乡土中国”转向“城镇中国”的趋势正在加速。进入农村，除了漂亮整齐的屋舍，现代化的交通、教育、医疗、物流与基础设施等都已经进入到乡村，但传统文化与农耕文明也受到巨大的冲击，乡村世界由过去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社会”或者“半陌生社会”。更为显著的是，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逐渐减弱，大多数农民的土地流转出去做规模化生产与经营，农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下降。作为以农业为主的西海固地区，不仅有着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也有着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村村通网络带来的信息文明，彼此共存又互相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价值形态与生活方式在西海固地区几乎是共时性的存在。但城市物质文化所带来的吸引力又不断在强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而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变化。新时代展现出来的这些新现象，也促使着西海固作家们不断调整创作路径，去思考新时代自己生活地域所发生的变化，捕捉到时代呈现出来的主题，寻找到带有整体性、普遍性并与每一个西海固人息息相关的故事，从而触及每个人的心灵与情感。西海固作家在面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形态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创作路径，但却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现代性的反思，体现出消费文化语境下西海固文学的坚守姿态。
时代共名的反思与怀旧式审美表达是马金莲新时代的创作特色。80后的马金莲是西海固文学的继承者，她自己说道：“我的文学修养大概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家庭，二是民间故事、传说等的熏陶，三是来自西海固文学的影响。”7所以，马金莲的小说不可避免地也在书写着西海固文学一直以来的苦难话题，因为这种苦难是西海固文学中的DNA，是毫不夸张避讳的真实性存在。而且马金莲已经深刻意识到书写苦难产生的趋同性，但是童年的记忆与现实的生活经验让她无法回避这样沉重的话题。她直言道：“我知道，千篇一律的苦难故事，势必给人造成审美疲劳。可是生长在这样的土地上，并将生命里将近三十年的时光留在这里，不写苦难，那我写什么？还能写什么？我们本身的生活，就是一段苦难的历程。”8因此，我们看到，马金莲初期的创作依然在延续西海固文学常规化的故事模式，对于创作新人，或许书写西海固的苦难是她创作最直接也是最熟悉的创作路径。然而，天赋异禀的马金莲之所以能成为如今西海固文学的一面旗帜，就在于她感受世界的方式不断在变化，进而她言说西海固的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
进入新时代的文化语境后，面对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转型，马金莲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去书写着西海固的历史、现在与未来，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与矛盾、澄净与单纯、理性与感性、批判与同情共存的创作主体。新时代以来，马金莲的创作进入到一个井喷期，为广大读者推出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孤独树》，小说集《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绣鸳鸯》《难肠》《头戴刺梅花的男人》《河南女人》《伴暖》《我的母亲喜进花》《白衣秀士》《午后来访的女孩》《化骨绵掌》《雄性的江湖》《爱情蓬勃如春》等作品，如此高产量的创作放置全国也是少有，这使得马金莲不仅在80后的青年作家中格外耀眼，而且也让她笔下的西海固故事成为当代文坛重要的文化现象，给西海固文学、宁夏文学带来极高的声誉。
面对时代的“共名”（陈思和语），马金莲没有随波逐流，充当时代的“传声筒”。她始终与时代的“共名”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她没有刻意地去迎合、反对或者批判，但马金莲却总是对当前社会热点或者重大主题保持着一个作家的反思，这也是她创作走向成熟的表现。对于急剧变化的社会，马金莲显然有些无所适从，她更愿意放慢脚步去思考与观察乡村世界的改变所产生的深层意味。这表现在她对待城市化实践进程所产生后果的思索与困惑中。同样涉及移民搬迁的问题，马金莲并未呈现出过于乐观的创作姿态，而是处于一种犹豫和矛盾之中。从她自身的生活经验来看，她看到如今的农村逐步摆脱贫困，农民过上幸福生活，走向现代化，认识到现代文明的优越性，但她困惑的是，通过搬迁移民改变生活真的会是皆大欢喜、尽如人意吗？马金莲曾谈道：“我无数次问过乡亲们，搬迁好不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有人开始说好，后来又说不好，也有人开始说不好，后来又说好。我深深思索过，如果有人来问我，我的回答也会是这样矛盾的，好，也不好，好，是因为搬出去确实便利……不好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情感，是对故土的眷恋……老窑洞、老房子、老院子、老家具、老狗、老猫、清真寺门口的老柳树……都是我们生命历程的见证和记载。人生大部分记忆留在这里。如今乍然搬离，以这样集中、匆促甚至有些仓皇的节奏，生活的变化太快太大，让人猝不及防。”9扶贫移民固然是好，农民从此过上了物质宽裕的生活，但是从人文情怀去考量，移民搬迁让农民失去了故土家园，情感难舍。马金莲写出了移民搬迁后的存在现状。就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强调的：“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小说《低下的父亲》《伴暖》写出了搬迁对老人产生的影响，农村老人无法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恪守农耕传统的老人们表现出与这个时代脱节的现象，然而，马金莲关注的是这些所谓与社会脱节老人们的命运问题，他们不应该被边缘或者放弃。即便搬迁后，移民打工的现状又如何呢？《金花大姐》《四儿妹子》《旁观者》《三个月亮》《凉的雪》《人妻》等作品蕴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揭示出农民去城里打工的真实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没有文化的打工者、留守老人与儿童、夫妻分居亲人分离、进城打工者婚变、进城青年的精神困境、基层治理的无序化等诸多问题都在马金莲的小说中用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乡村人努力寻求的现代生活方式却在无形地消解着乡村人伦情感。在此之前，宁夏已故作家李进祥在《换水》《狗村长》等作品中将乡村世界在现代化洗礼下的负面影响揭示出来，充满着现代性的反思。而马金莲生于底层，将底层世界的生存现状密集地展现出来，她对待当下社会发展的态度，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城市文明的拒绝与批判”，而是基于一个作家的情感去同情那些社会的弱者，给予不幸者更多的关注，凝视他们生存的苦难与命运的多舛。因此，马金莲既认同现代乡村的物质富足，又缅怀过去的孕育于传统乡村的精神价值。虽然是一种矛盾的创作心态，但却是坚守现实主义写作的真实写照。
跨越历史时间感的怀旧是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精神层面“重返家园”的过程。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现代社会加速地推进，一个加速度的时代及其形成的“加速社会”正在向我们急剧走来，人们越来越崇尚速度与欲望带来的生活激情。进入新时代，西海固地区在现代化的推进中已经发生了巨变，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现代化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维系人类群体文化信念的传统却在现代化的洗礼中被遗忘，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越发感觉到情感无所依托，灵魂毫无遮蔽，人们浮在生活的表层，在当下的时间去体验文化的断裂感。于是怀旧便成为一种合情合理的自我救赎。重温历史与旧日的生活细节，怀念过去生活的单纯安逸，从精神层面回返到历史深处去寻找思考现实世界的价值支点，西海固的作家通过回想历史而再次拥有了历史，让在现实世界疲惫不堪的灵魂游弋于过去与现实之间，形成对自身的精神抚慰与情感缓冲。此时的“怀旧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望乡土，而是被现代文明丢弃精神家园的自觉寻找”10。
怀念乡村世界的物质空间及物品，在西海固作家的“故事镜像”的建构中负载了非常重要的意义。近期，马金莲有意识地创作了一组富有年代记忆感的小说，《1985年的干粮》《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与酸菜》《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等作品，这些作品以过去乡村世界极其日常化的物或者事来阐释一种美好的乡村伦理精神，这正是城市化进程中普遍欠缺的东西。小说中的干粮、自行车、浆水与酸菜、走亲戚等，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物质生活必需品了。正如有学者所做的精彩解读：“这些空间与物品的整体意象群体，特别是富有农耕文明、传统文化、前现代属性的象征性器物，随着乡村现代性的一步步进逼，有一个内蕴不断展开、外延不断延展的过程。特别是在1990年代之后，很多物质渐渐超越了它的实用价值，被涂抹、笼罩上一层文化与情绪的元素，成了创作主体对抗现实世界、参与现实的文学手段。也成为表征其审美内蕴的媒介，并被深深地烙上鲜明的‘中国’特征。换句话说，在创作主体的笔下，上述各种物质既有其实体性的一面，它是叙事得以展开的空间和媒介；同时，也有超越性的一面，它是叙事所最终生成文本意义的合作者。即通过对它们的‘复魅’，通过对它们的‘陌生化’，重新发现并建构其存在的自在性、神奇性、神圣性和审美性。”11面对现实乡土与现代文明，马金莲却无法产生文化上的认同感，她仍然书写记忆中的旧时的乡村世界，像沈从文一样，建构着田园牧歌式的乡土生活。马金莲小说的怀旧更具的是基于审美现代性的反思立场，曾经伴随成长那个熟悉的乡村社会的消失引发了马金莲的焦虑，进而造成了自我身份认同的断裂。“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社会”，“记忆”与“现实”对照后的内心的矛盾与复杂，这都让马金莲的文字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成为乡土文化的守望者。
面对新时代的社会转型，石舒清似乎并未有充足的自信去看清生活现象的本质，但当下社会心灵分裂与精神悬浮的现象却为石舒清提供了一个创作的他者视野。他有意识地避开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介入，努力寻找另一种言说现实的方式。那就是在历史深处思考人类的命运与透视人性的复杂。近些年石舒清热衷于在故纸堆里寻找写作的素材，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更为深沉的创作气质。近些年的小说集《九案》《公冶长》，长篇小说《地动》，都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历史。然而，石舒清的小说并非新历史主义那种对历史主体的重新建构，也非鲁迅笔下的“故事新编”，历史对于石舒清而言只是一个小说叙事与反思的框架，石舒清更在意的还是小说对人类命运的关注、终极思考以及展现出历史环境视域下人性的复杂。石舒清是从西海固地区走出来的作家，但石舒清的创作早已超越了西海固地域文化的羁绊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视野。小说集《九案》与长篇小说《地动》依然延续着他对死亡的深刻思考，这是石舒清整个创作生涯都在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九案》中，石舒清借助本地的古籍卷宗获得创作的灵感，运用民间故事的笔法讲述了一个个耐人寻味、别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的底色却充盈着悲剧的色调，小说里人物的死亡都是非正常的死亡，《喜姐》中李戎的自杀、剃头匠的杀身之祸、郭念生误食毒药而亡，都不得不让人感叹世事无常。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的时代，处处充满着不确定性。恐惧、灾难时刻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类无论在自然灾难还是社会灾难面前，都显得如此渺小与无助。长篇小说《地动》便是书写了百年前海原大地震造成的人类惨剧。对于地震这样的天灾，人类无法提前预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无知无觉，这便是最残忍的灾难。小说通过讲述地震后每一个鲜活的个体所遭遇的巨大苦难，展现出更为绝望的悲伤。当小说重新回顾这场灾难时，地震前老百姓的烟火气息，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描绘更让人感受到一种恐怖的阴霾。石舒清用一种颇为冷静的文字在描述着弥漫在地震前后的那种复杂和茫然的情绪，揭示出闭塞乡土中人们的蒙昧与迷惘。站在当下去回望那场百年不遇的灾难，深刻地描摹着人的死亡与生活的崩塌，平凡烟火下的孤立无援让人感到恐慌，也让人进行深刻的反思。石舒清的艺术精湛之处在于，在历史的场域下通过生命的探寻去实现自我意识的苏醒，进而实现精神意义上的启蒙。
“杰出的作家在接受地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有能力与地域的控制力量相抗衡，并且超越地域性所产生的种种限制。”12石舒清便是这样杰出的作家，他书写着自己家乡的历史，他笔下的海原也好，西海固也好，都已经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地理图景，而是超越了地域性的限制，将西海固的故事写成了人性变化的故事和人类普遍价值的寓言。
在苦难的经历与记忆中建构审视现实的维度是了一容近些年小说的一大亮点。进入新时代的了一容并未放慢创作的步伐，他的创作一方面继续取材他过去丰富而又坎坷的流浪经历，讲述草原世界里惊心动魄的故事，彰显出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他开始聚焦与介入到现实世界中，去反思与透视复杂的人性世界。总的看来，了一容近些年的小说越来越走向一种现代性的批判，这与他近些年对社会转型的思考息息相关。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生态关系”与“极权主义”是现代性被忽视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值得反思的两个维度。尤其是“生态关系”，在吉登斯看来，“完全没有融入到社会学之中”。了一容的小说在对自然万物的书写中，隐含了作家一种人格重建的文化隐喻色彩，同时也表达出一种对现代性异化的反思与批判主题。比如《玉狮子》《夏季的牧野》《圈马谷》等草原小说书写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传达出了一容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对底层劳动者艰辛与尊严的同情。隐喻性地表达了土壤被破坏、被迫放弃家园的无奈与苦楚，对现代性的异化做出深刻的反思，通过描绘西部雄浑壮丽的自然景观及人与动物关系的书写，重新建构出人的主体性。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强悍的性格闪烁着圣地亚哥的光辉，这一类形象在过度物质化的消费时代体现着生命的本质与精神的价值。近些年，了一容的创作介入现实的能力不断在增强。《群众演员》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反讽性值得称道，也是了一容文学创作的一个大的突破。小说通过刻画主人公肖四身上的阿Q式的精神病症，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追求，艺术地为我们展现出人们普遍所关注的阶层固化与现代性焦虑的社会性话题。小说家不是哲学家，小说家通过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传达出对复杂社会的认知，在透视社会人生百态的同时努力挖掘出人性的本质。了一容的小说扎根于底层人生的厚土之中，叙写着底层人生活的沉重与艰辛，同时又能再现底层人内心的高贵与仁厚。
三、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繁荣的原因
新时代，万象更新，西海固大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2020年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实现脱贫摘帽，标志着宁夏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以解决，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2016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来到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启动“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为当地文学固原建设注入新的力量。2023年5月8日，中国作协书记张宏森来宁夏实地调研，第一站就去了固原，并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给予了“西海固文学”肯定。
回顾新时代以来，“西海固文学”取得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各类期刊文学奖等奖项，西吉县被授予“文学之乡”，原州区获“中国诗歌之乡”称号。并且“西海固文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从国家级到自治区级课题项目，从自治区区内到区外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从国家级核心期刊到各省市的文学期刊，“西海固文学”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与重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海固文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成熟。当社会都在信奉“消费社会”，发出“文学死了吗？”的疑问时，为什么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还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引起各方的关注？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一）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矢志不渝地在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提升精神境界。从文化形态来讲，西海固地区属于中原农耕文化的变化形态关陇文化。这一文化形态深受中原农耕文化的影响，换言之，儒家思想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重视耕读传统，推崇君子人格和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相信实践理性（从经验中总结规律），不提倡想象性和浪漫的生活向往，反对过度的商业氛围和利益为先的经济原则。重视家族人伦圈和乡土地域文化圈的亲密关系，重视故土家园的精神性和情感性价值，反对个人对于家族和故乡的疏离。受生存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关陇文化的内质是朴拙、简素、厚重、内敛。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西海固作家身上得到鲜明的体现，他们不受消费主义时代风气的影响，专注于文学创作的本质，坚守着纯粹的文学性书写。受关陇文化的影响，西海固作家从未将文学活动当作牟利的商业活动，他们自觉地坚守精神高地从事寂寞的写作，浓厚的故土家园意识使他们满怀真情地去传达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人生百态与生存本相，究其原因，源于他们对地域文化精神的深层沿承。正是这种深层沿承，造就了“西海固文学”生生不息。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西海固文学重要的题材就是农耕文化影响下的乡土生活，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了一容、火会亮等作家，他们的作品用现实主义手法集中表达了对农民生活和命运的同情、理解与反思，也精确状绘了关陇文化影响下的农民生活和农民命运。
当然，随着21世纪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涌入，西海固传统的生活模式发生重要改变，原有的文化精神受到极大的冲击，朴拙、简素、厚重、内敛的“关陇性格”受到影响，开放、张扬的趋同性文化气质逐步形成。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为了脱贫致富，移民搬迁加速了各类文化形态之间的交融，使得西海固的文化形态也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因此，我们看到马金莲、了一容这些年创作的变化，如今他们生活在城市，他们的小说不再局限于过去那种单纯的乡土叙事，而是转向了搬迁移民、农民工、城市中的人物故事等题材书写，以此来探索新时代的现代乡土与农民之间的深层关系。有学者指出：“马金莲以现代观望传统，以现实遥望过往，创作怀旧题材系列表达强烈的故土认同意识。”13实际上，地域文化精神一直在西海固作家的精神血脉里流淌，只不过，故土家园由过去的“自我”变成了“他者”。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尽管题材有所变化，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始终不变，而且还给这种文化形态注入更多的活力。呈示过去、表现传统是文学创作的一项功能。正如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所强调的那样:“阅读过去的重要文学作品的人不但获得了作品的传统，而且获得了解释作品的附属传统。解释作品的传统渐渐地体现在作品本身中。过去本身不会向今天的人们展示自己，它必须在各种复杂的知识水平上……因此，必须有一个研究、纯化和重建传统的传统。”14那么，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便承担着这项重建传统的传统的重任。
（二）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始终以文化担当激发脱贫攻坚内生动力。新时代西海固地区重大的主题便是脱贫攻坚，在这一时代“共名”下，西海固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把创作植根于抓脱贫、惠民生、促发展的具体实践，用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了许多表达人民心声、抒发人民情怀的文艺作品，鲜活地表现了这方热土上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和心灵史，涌现出石舒清、郭文斌、了一容、马金莲等一批著名作家，捧回了“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民族文学奖”等全国性大奖或奖项，在西部乃至全国打响了“文学固原”品牌，“中国书法之乡”、首个“中国文学之乡”相继落户固原。这些文艺成果，对提高固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2020年，第一部反映宁夏固原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作品集《翻越最后一座“高山”——固原脱贫攻坚纪事》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记录了“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历经脱胎换骨、逐步走上“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小康道路的历史性巨变。这是当地脱贫攻坚题材文艺精品创作的鲜活样本，用文学印证了文艺助推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为当地脱贫攻坚注入了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为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海固扶贫事业的窗口。
（三）各级组织的重视与创作环境的培育是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繁荣发展的关键。自“西海固文学”的概念提出以来，中国作协、自治区党委、固原市党委都十分重视，支持“西海固文学”的发展。自治区文联、作协和文学院都以培养西海固作家、繁荣发展“西海固文学”为已任，经常在固原市组织开展座谈研讨活动。固原市委、政府历届领导都十分重视西海固作家的成长，并把打造“西海固文学”品牌列为重要议事日程，特别是在市第三次党代会上提出，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打响‘西海固文学’品牌，推出一批文化精品”。固原市委宣传部通过策划系列文化活动，建立文学研究机构，制定完善奖励机制，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调动创作积极性。2014年，争取市财政每年拨付50万元作为“西海固文学”专项奖励扶持资金，并制定完善了《“西海固文学”专项奖励扶持资金使用办法》和《“西海固文学”奖励办法》等，对“西海固文学”品牌建设给予强有力的支撑。2015年，固原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组织部、宣传部、文联、财政局印发了《西海固作家培养工程实施意见》，进一步促进了西海固作家队伍的建设。三百多人的“西海固作家群”的形成，得益于文学创作氛围的熏陶。特别是被中国作协命名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的西吉县，现已成立了14个县直部门（单位）文协，19个乡（镇）文协、38个基层文协，5个企业文协，县内各中小学都有文学社团和文学校刊，浓厚的文学氛围成就了一大批知名的文学人才，如火仲舫、郭文斌、了一容、马金莲、单永珍等，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称西吉县为“中国文学的塔基”。中国作协书记张宏森调研宁夏的第一站便放在了固原。
（四）西海固作家勤奋执着善于思考的精神是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继续辉煌的保证。正如前面所述，西海固的作家在众声喧哗的文学大潮之外，怀抱着一颗静穆之心去坚守文学活动的底线，他们以精神之光烛照着西海固人民的生存状态，在对苦难的书写中生成美感与诗意，从而给予读者精神上的震撼。他们的坚守与执着让他们的创作一直契合创作的规律，苦心经营着自己所建构的文学世界。由于不受商业活动的干扰，西海固作家能潜下心来去创作，而且成果斐然。马金莲可称之为文学创作的“劳动模范”，从2012年到现在，两部长篇小说，十多部小说集，每年都有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小说作品问世，笔耕不辍。另外，西海固作家善于思考，进入新时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城乡一体化形成，信息化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面对现实世界的变化，西海固作家已经不再热衷讲述苦难的故事，他们以一个反思者的角色出现在读者面前，敢于突破自我，否定自我，因此，我们欣喜地看到石舒清、马金莲、了一容，还有西海固的诗人们在新时代的社会语境下依然佳作不断，他们不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的肌理，认真观察生活，而且苦心研究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学习经典作品所呈现的叙事技巧、语言特色、情节设置以及主题表达。比如石舒清对波兰诗人辛波斯卡，英国作家毛姆等的研读，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对古今中外经典作品的学习研读也是“西海固文学”能够长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西海固文学”在新时代继续辉煌的保证。
总之，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蕴含着丰富的潜力与无限的可能性，它及实地回应了西海固农村建设与发展中产生的社会问题，表现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海固农民的精神状态与思想观念的变化，记录了西海固农村新人在困境中寻找生机的突围过程，彰显了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人的价值和群体的创造性力量。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还存在没有处理好时代话语与艺术审美之间的关系，书写乡村发展路径也存在着一定的模式化和同质化的倾向。新时代的“西海固文学”理应发现乡村建设中呈现出来的新特征、新现象、新面貌，更要深入开掘社会转型后人的精神世界与意义价值探求。学者王光东指出：“中国当代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展开的当代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产生更多新的内容，这些新的历史内容自然会带来更多的文学的新的因素，但不管怎么变化，文学不会失去它所拥有的美的尊严和精神的力量。”15因此，作为新时代西海固的作家应当从文化根本处思考新时代社会转型带给西海固地区变化发展的深层原因，创作出面向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反映新时代变化的文学，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建设美丽新宁夏创作出既有历史智慧又饱含丰富审美底蕴与精神探索的文学作品，向着新时代的文学经典作品努力迈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以来黄河流域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3BZW160）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1&ZD26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石舒清：《西海固的事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 季栋梁：《西海固笔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6页。
3 赵炳鑫：《西海固文学何以可能》，《宁夏日报》2017年7月18日。
4 [英]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5 苏文宝：《西海固文学的生命意识叙事：苦难、宁静与朝圣》，《时代文学》（下）2009年9期。
6 李建军：《混沌的理念与澄明的心境——论郭文斌的短篇小说》，《文艺争鸣》2008年2期。
7 马金莲、火会亮：《以朴素的方式抵达灵魂的彼岸——就小说创作对话马金莲》，《朔方》2015年1期。
8 马金莲：《露出自己该有的面目》，《朔方》2010年10期。
9 马金莲：《在新的生活里留存并且生生不息》，《青年文学》2019年1期。
10 13 李伟：《岁月长河中的守望与超越——论马金莲的近期小说创作》，《东方论坛》2020年3期。
11 彭维锋：《“三农”中国的文学建构——“三农”题材文学创作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12 南帆等：《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14 [美]爱德华兹·希尔斯：《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15 王光东：《“乡土世界”文学表达的新因素》，《文学评论》2007年4期。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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