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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周瑄璞的长篇新作《芬芳》是一部改革开放迄今波澜壮阔而又细腻繁复的中原乡村变迁史、乡村青年成长史与乡村女性精神史。她从女性的视角洞察历史的显豁与幽微，中国农村四十多年来具有症候性的历史变化，被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深刻的方式和宏阔的视野呈现给我们。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倾力塑造了烈芳这样一位富有光彩与魅力、凝聚着“新的理想”与“新的道德”的具有男性气质的理想女性。在她身上，既融汇着大地的“芬芳”，也散发着苦楝般的忧郁的历史诗情。

关键词：周瑄璞 《芬芳》 改革开放 乡村女性 “芬芳”

“时光真是伟大，带领我们一路向前，总是有无尽的可能在等待着我们。”正如《芬芳》中的这句话——改革开放迄今四十余载，我们和着历史的节拍，百感交集地见证了日新月异的进步变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迷惘与困顿，在未曾体察的历史无意识中感受着这个民族的勤劳、智慧与坚韧。在当下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如何审视这四十余年的辉煌荣耀与披荆斩棘——即所谓的新时代 “山乡巨变”，从其中汲取诗情，并将自己的凝视转化为个人化的文学叙述，让真正的生活冲洗显影，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写作的神圣使命。从《芬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瑄璞这种宏伟的抱负——力图书写一部改革开放迄今波澜壮阔而又细腻繁复的中原乡村变迁史、乡村青年成长史与乡村女性精神史。作者也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景。故事发生在中原大地颍河之畔一个叫前杨的村子里。这个庞大的家族——临街过道西边三兄弟杨全堂（三个儿子杨天德、杨天顺、杨天庆）、杨全宗（两个儿子杨引庆、杨引运）、杨全本（儿子杨引章、女儿杨烈芳），以及过道东边杨全学、杨全成、杨全仁、杨全义三家的杨全堂族系两三代几十号人，演绎着时代的沧桑巨变和自己的悲欢离合。

作为女性作家，周瑄璞更善于从女性的视角洞察历史的显豁与幽微。我们知道，在中国农村，无论是基层权力，还是家庭事务，一直以男人为主导。如果说男性以自己的性别和体力优势主宰着一切的话，女性则以自己的顽强与坚韧，维系支持着日常生活的秩序。正如马尔克斯所言：“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人类的秩序，而男人们则一味地以种种狂热鲁莽的行动来闯荡世界。”《芬芳》中的前杨村也是如此。虽然作者对男人的作用和意义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几位女性——她们以勤劳、勇敢、善良、坚强和宽容，支撑着各自的家庭，维持着日常生活，守护着家园，悄无声息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她们散发出泥土的芬芳和女性特有的诗意光辉。

《芬芳》的故事从1973年开始。三夏黎明队长的吆喝，社员麦收时节挣命的劳作，集体劳动的狂欢，颗粒归仓后乡村死一般的寂静……这些熟悉而陌生的场景，如同投入历史之湖的一颗颗石子，唤起中国人遥远而模糊的记忆。麦收后十来天的闲暇时光，杨全本的妻子白氏，抱回了一个黑胖子小闺女——烈芳。白氏1954年嫁给坏脾气的杨全本，结婚头几年不开怀，杨全本脾气愈加地坏，白氏挨打成了家常便饭。生下儿子引章后又是好几年没有动静，白氏觉得自己可能再不会生育，儿女双全的夙愿难以实现。于是暗下里打听，托了几个亲戚，从南边外县抱回来一个小闺女。她觉得“即使是日子艰难困苦，即使是两口成天打架生气”，也得再添个小闺女。杨全本对她的家庭暴力没有因为女儿的到来有所改变。杨全本渐渐舍家不顾，出门也不给白氏说一声，十天半月不沾家。他去给人家打哑巴工，只混个自己肚儿圆。白氏权当家里没有这个人，她一人支撑着家庭，拉扯着儿女。

在中国农村，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最朴素最重要的信仰。白氏之外的其他杨家人也是如此。杨天德二十六七岁还没有婚娶，家里人求爷爷告奶奶请人说媒，给他娶回了十七八岁的罗巧芬。罗巧芬患有软骨症，身高大约一米四，体重只有七十斤，孱弱的身子承担起了延续香火的重任。她的小身体“像花开花落像春草拱出地皮”，“释放出强大的母性力量，头胎生了个小子，走完闺女到媳妇的全部程序，能床上灶上都应付自如了，也敢站在门外和喊她大嫂的小子们打趣开玩笑了，全家老少供着，过道里叔伯姊妹们敬着”。1她温顺善良，面对小叔子涌动的饥渴，她无暇顾及伦理，以自己“强壮的母爱”，同两个不可能婚娶的小叔子三人达成了“迷醉而又不堪的局面”以及这个家庭不言自明的秘密。作者同情罗巧芬的人生遭遇，但对违背人伦的错乱情欲也不乏批判，以理性冷静的审视，抨击了乡村社会传统陋习的原始与荒诞。

魏春棉是杨全仁的妻子。杨全仁到了成家的年纪，家里通过三家转的换亲方式，让他的妹妹妞子嫁给东乡的瘸子，瘸子的妹子嫁给魏湾一个小时候放炮鼻子炸了小豁口的青年，北乡魏湾的春棉嫁给全仁。春棉的到来，燃起了杨全仁对生活的巨大热情，却因为重体力劳动和不能节欲而身体透支，加之秋后渡河，热体受凉而瘫痪在床。为了给丈夫治病，春棉到处借钱——“三毛、八毛、三块、五块都借过。每一次羞愧地走进别人家的院子，蹭到门边，那些人也不用她开口，便放下饭碗，放下手里的活儿，翻箱倒柜地找出包在手巾里、藏在袜筒里、压在褥子底下的几张破票子，递到她的手里。而春棉明明看到，那只手也在轻轻抖着，像是抽动他们的筋骨。都是挣工分的人，谁家有多余的钱。”这个善良而坚强的女性，如同许地山笔下的“缀网劳蛛”，无怨无悔地编织着自己的命运之网。

从白氏、罗巧芬、春棉等女性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周瑄璞对女性的怜惜和善意——她以独到的眼光发掘、欣赏她们身上所特有的品质与魅力，饱含深情地展示社会对她们的不公，对她们生存的环境予以无情的嘲讽，对愚昧落后的社会现实予以无声的批判，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深怜惜和悲悯。

如果说白氏、罗巧芬、春棉等生动地表现了老一辈农村女性的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话，那么烈芳、小烈、素芬等则表现出新一代女性已经不甘上一辈的命运，敢于追求独立和自己的梦想。在她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最为困惑的，是横亘在眼前的难以明白和逾越的城乡差别。可以说，她们的青春与成长，被城乡差别划上了一道深不见底的伤痕。丽雯的回乡，给她们这些农村姑娘带来巨大的心理震荡——“烈芳感到世界的无情，命运的残酷，上天将她安排在农村，走进贫穷的家里，也不给她一张好看些的脸蛋”。小烈忽然也有一个明确而强烈的愿望——“找雯姐去，像雯姐一样在城市生活！这个愿望使得小烈的一颗心在寂静冬季里猛烈跳动，她激奋而神往。每当夜静时，便仿佛听到十里外的东方京广线上传来火车的鸣叫，她的心飞出黑沉沉的村庄，追随火车喷出的白烟去向远方”。地区豫剧团来演出后，小烈又被打锣的青年勾去了魂，她再一次渴望外面的世界：“带我到一个有水的地方，带我去北京、上海、香港、南洋，带我去找丽雯姐，带我去找个工作，哪怕一个月挣十块钱。”她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当然也不可能带她走。最终，她带着失望和期待，拿着素芬借给她的二百元钱，去了新疆。

素芬的命运就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丈夫抛弃她的原因不是有外遇，也不是感情不合，而是自己吃上了商品粮。素芬不同于旧时代女性，非要打闹不休赖在那里，而是选择了自尊地离开，自己抚养孩子，把小秋养护得健康阳光，母女俩活出了女性的尊严。

城乡差别不仅煎熬着农村女性，同样也煎熬着从农村出来的男青年。在县城读书的引章所遭受的歧视和奚落，不仅是精神上的伤害，而且是人格上的侮辱。在那个年代，县城的同学是有“红本本”（城镇居民户口本）的人，“他们以贵族自居，有着十足的优越感，在着装、语言、用品上与农村同学保持着较为明显的界限。他们用不着拼命学习，非要考上大学不中，他们上高中是为了有个毕业证。……拿到毕业证，就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等着他们，各个机关、各个单位的大门向他们敞开”。这种显而易见的社会歧视和制度壁垒，强烈地冲击着农家子弟的内心世界。对于杨引章这样的农村孩子而言，考学是他们跳出农门的唯一通道。对于县城同学的歧视他不闻不问、不理不睬，但依然还是受到了女同学谷安娜“农村人”“乡巴佬”的羞辱。这种屈辱感让他备受煎熬，他不禁联想到苦难的母亲、不管事的父亲、困顿至极的家庭，这种心理上的创伤更加坚定了他通过高考离开农村的信念。他后来“体内生出一股力量，在困苦中拯救自己，召唤自己”。他复读两次，在母亲不堪压力自杀之后依然坚持读书，最终考上了学，不能不说跟这次屈辱的经历有关。中国社会乡村二元对立的结构性矛盾，给他带来了伤害，也带来了动力。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虽然当时的高考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但毕竟给农家子弟跨越阶层提供了狭窄的通道。

那么，农村青年通过自己的奋斗离开乡村，一定会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吗？《芬芳》中除了成为体制中人的杨引章过得比较舒心之外，烈芳、烈芹、杨小蝶等女性的生活并不幸福，甚至反而更加悲惨。烈芳嗓门粗大，行动风风火火，做事暴烈豪迈，缺少女性的柔情。在县城的编织厂工作之后，她的婚事高不成低不就，农村小伙子配不上她，商品粮又不愿娶她。下海后当导游、当家具厂推销员，晃悠了几年，过了三十岁，仍然孑然一身，她又不愿为结婚而找一个自己不如意的人。人们都拿异样的眼光看她。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她接受了自己的老板——丧偶玩具商的求爱，但玩具商担心她介入自己的生意，处处提防。她不堪忍受这种没有信任没有尊重的婚姻而选择了离婚。后来遇到小孙，才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她生活的小确幸以及后来为人“摆平事”的如鱼得水，固然有性格的原因，但也常常离不开哥嫂隐形权力的庇护。

烈芹在新疆处了一个对象，回到前杨后订婚结婚，夫妻双双又去新疆讨生活，最终也没有过上如愿的生活。

杨小蝶跟妈妈罗巧芬一样，个子长不高，病弱枯萎。她性格自闭，“从小练就了和自己说话的功夫，没完没了地说啊说啊，正说说反说说，先对自己生气，说一些狠话气话，痛恨这世界，吓唬这世界，发誓与它决裂。”新世纪初，她执拗地离开前杨，南下深圳打工，看过了外面的世界，她对自己的形象更加绝望。在自卑、孤独、敏感和对整个社会的格格不入中，她在架子床上坚定地吊死了自己。城乡之间巨大差异的制度情境，更加强化了她刻骨铭心的自卑，最终压死了她。

如果说外来者丽雯如同惊鸿一瞥，唤起了农村小伙伴对城市的想象和羡慕的话，那么另一个外来者烈芳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则勇敢无畏地抗争着城乡二元对立带来的束缚。她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最有光彩与魅力的新女性，她是具有男性气质的女强人。电视剧《常香玉》主题歌里唱的“敢哭敢笑敢愤怒”，用在她身上非常恰切。她虽生在农村，但她是被母亲抱养的“外来者”。与过道里的本家兄弟姐妹们相较，她有一种特殊的截然不同的敢闹敢闯、敢爱敢恨的血性与女汉子气质。她执着地寻找自己，寻找自己的身份、自身的价值。在母亲白氏自缢之前，她脚不沾家，——“白氏的死像是一锅滚水，猛然浇她身上，将她枝枝杈杈的四野性子烫得归顺起来，她收起狂野的心，要撑起这个家，每天想的都是怎样挣钱，怎样省钱，怎样还钱”。母亲死后，十四五岁的她义无反顾地辍学回家，支持哥哥复读。家里留着大窟窿需要填补，她勇敢地挑起了担子，与村里的姑娘们一起，编筐赚钱。起初她编得不好看，质量也不过关，但她毫不气馁，反复练习，终于跟别人编得一样。之前她几乎不进厨房，母亲死后她变得“酷爱做饭，虽然缺菜少油，但她就是爱流连在灶火，将有限的粗粮、几根菜叶整治成饭菜，哪怕是每天不变的红薯糊涂，她都充满热情地去摆抵”。实际生活中，也是这样，她倔强地反抗着命运，家里全凭了她架住车死命拉套。哥哥考上地区师专的委培生后，学费成了大难题。她一番“救急不救贫”的言辞说服乡亲，继而跟哥哥东挪西借，凑够了学费，苦苦支撑哥哥完成了学业。就在哥哥大学毕业的这一年，她通过招工考试，成为县外贸局下属编织袋厂的工人，户口迁出了前杨，一个月能拿一百多块钱的工资。她和她们家，终于走出了命运的低谷。而这一切，似乎都缘于她倔强的不认输的性格。世纪之末，企业倒闭，职工下岗，当了七年工人的她落下县城户口和五千块钱的工龄买断费。她随着时代的潮汐下海，当导游、家具厂当业务员，经营玉石店，不断发挥自己全部的力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希望，支撑起整个家庭乃至家族。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当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奋斗和努力就显得极为无力和渺小。烈芳在奋斗的过程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能够明显看到作者对烈芳的偏爱。作者将生活中崇拜、欣赏的女性形象和角色揉合在一起，融进了烈芳的故事之中；并毫不吝惜地讴歌、赞美女性的优秀品质，用独特的眼光来欣赏她们的美丽，同时也为女性应该享有自由的灵魂而呐喊。但由于作者经验的自我设限，人物很容易失去性格逻辑的自洽性。恩格斯说：“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2恩格斯所说的不好，是说过度欣赏会造成人物形象的失真乃至虚假。在《芬芳》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烈芳的少年老成与处事练达，超越了她的年龄和生活经验。比如素芬离婚时，待字闺中的烈芳从中斡旋，杀伐果断，让事情很快得以了结。哥哥引章敏感而自尊，工作后相中县委组织部女干部，但自己腼腆忸怩，不敢张口，这时候他想到了妹妹——烈芳不辱使命，在路上拦住这位女干部当面说明情况，最终使哥哥和她终成眷属，似乎也不太合乎常情常理。烈芳下海弄潮，早早富了起来，鼓动哥嫂买房，跟哥嫂一起回乡——“不许哥嫂掏一分钱，一切都听她的，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看着哥嫂温顺的表情，她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成就感。”这也处理得简单了些。其他如杨小蝶自杀后，她奔赴深圳料理后事，一个人舌战厂方多人，达到了理想的赔偿；她大闹法院，敦促执行庭尽快执行赔付，为表哥表嫂挽回损失；替崔小烟从运输公司讨回多收的管理费；和小孙结婚前提出如果生了男孩要姓杨，因为她哥嫂是公职人员，不能生二胎，生了男孩姓杨，等于说杨家有后了；她的玉器店关门之后，成为网红，写下诸多人生箴言；她开办“人生旅途”网站，一放出招聘信息，竟然来了几个硕士、一名博士……，都突出了她的能干或性格中某方面的优点，但这些都未免过于传奇，似乎无法同她的形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面对改革开放迄今的真实历史，无论是选择虚构还是非虚构的方式，对于写作者而言，都是不能同时涉足的艰难选择。《芬芳》的叙事，恰好处于这二者不能兼顾的两难之中。作者有着严谨的写实精神，真实质朴的书写，极易引起我们的情感共振，我们感觉这也似乎是一部非虚构的纪实作品。然而一旦涉及作者钟爱的主人公烈芳，又体现出极为鲜明的虚构色彩。并不是说不能虚构，而是虚构必须符合生活的逻辑和现实的情理，否则，就容易造成人物的失真与作品整体和谐性的破坏。穆齐尔认为：“文学创作的任务不是描述：什么是，而是描述：什么应当是……一种现成的世界观是不会承受文学创作的。”也即是说，小说应该提供一种新的理想，塑造一种新的道德人。所谓文学文本，“其主要目的不是提供事实。相反，它鼓励读者去想象事实，藉此建构一个想象的世界。因此，一部作品可以集真实与想象、事实与虚构于一身”3。《芬芳》中的烈芳，可谓作者塑造的“一种新的理想”“一种新的道德人”。如果说母亲死后她变得勤俭持家、支持哥哥读书还符合性格逻辑的话，那么后面的一些情节，却偏离了生活的可能性，有些过度理想化了。

从叙事上看，由于作者对部分细节的过度迷恋，打破了整个作品微妙的平衡，比如开头介绍前杨以及杨家，头绪繁琐，出场人物过多，形象模糊；讲述过多，显示太少，“小说要把东西呈现出来，而不是要把它陈述出来”4。此外，部分情节缺乏照应或不太合理。如杨全本一直对妻子白氏（其他女性皆有名有姓，唯独白氏姓后加“氏”，也不恰当）家暴，但白氏抱回烈芳之后，他却没有反应。如当了县教育局长的杨引章被记过处分、停职检查，在市委组织部工作的妻子在处理结果公开之前竟然一点也不知晓。杨引章所犯之事并不重大，也非大案要案，如此保密，不大符合官场实际。因上述种种，所以整部作品表面看来似乎忠实于生活，但仔细体味却发现，生活似乎又不是这样。忠实于生活并不总是意味着忠实于生活的表象，也意味着要将这表象撕碎，直抵生活和历史的中心。正如博尔赫斯所言：“讲述生活故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原模原样’地描述过去，而是赋予了它一种意义，以助于理解现在，这样可以更好地设想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径，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编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5上述问题不仅是《芬芳》的问题，也是改革开放迄今的“山乡巨变”书写存在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与作家的叙事能力有一定关系，更多的是由书写对象的浩瀚汪洋与复杂诡谲所决定的。这四十多年的生活，正如茨威格回忆20世纪上半叶时所慨叹的——“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我们所经历的改革开放，也“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好几种”，而且有时“完全不同的好几种”还错杂交集着。因而在回溯和书写时，难免以后见之明将复杂的生活简单化，将混沌的历史清晰化，以叙述者的某种偏爱和预设，将某部分放大，将其他部分缩小或者漠视，不能将题材的社会性转化为文学性，甚至出现记忆与实际的混乱错置，从而带来文本悬置于生活和历史的河床。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作者的难处和尴尬。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作品能多大程度地超越其历史情境，也许恰恰取决于其历史情境本身。譬如，若是它产生于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当时的人们正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巨变，那么时代为它注入的活力，也会深深吸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读者”6。虽然我们处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也“正经历着改天换地的巨变”，但由于我们作为改革开放的同时代人，身在“此山”之中，历史的迷雾并未全然散去，没有经过拉开距离的冷静的沉淀，虽然历史提供了契机和节点，但依然没有获得审视这段历史的最佳视角。这虽不能阻止我们以巨大的热情和激情去把握和呈现，但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尝试，才能一步步靠近历史的内核。

就“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而言，《芬芳》无疑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是一部得时代风气的个性鲜明的力作，也是一部具有史诗架构的宏伟之作。白氏、春棉、罗巧芬、素芬、烈芳、杨小蝶、杨小秋等三代女性与改革开放同频的人生经历，散现出的历史诗情与苦楝般的芬芳，揭示出的生活真谛和历史底蕴，引发我们去回味这段并不遥远然而已模糊漫漶的历史，并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当下的来处与去处。

注释：

1 周瑄璞：《芬芳》，作家出版社2023年版，第43页。后文所引凡出自本书，不再一一加注。

2 [德]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

3 6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的读法》，吴文权译，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35、207页。

4 [美]大卫·丹比：《重读经典的伟大冒险》，冯莉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545页。

5 [阿根廷]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