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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篇小说《重生》的艺术突破与创构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 | 王海珺  2024年04月12日16:31

内容提要:钟法权的长篇小说《重生》,是一部熔战争与现实双向题材、生活与杀伐二重结构、血火洗礼与运动陶冶两面人物塑造、叙述与描写互映情节推进的力作,为新时期小说题材与结构的突破与重构作了大胆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另外,它对于战争小说也有新的贡献,就是深入到更深更广的背面,去挖掘人性善良或阴暗的一面,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缺陷有机结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关键词:钟法权 《重生》 战争小说 二重结构

钟法权的长篇小说《重生》1,是一部熔战争与现实双向题材、生活与杀伐二重结构、血火洗礼与运动陶冶两面人物塑造、叙述与描写互映情节推进的力作,为新时期小说题材与结构的突破与重构作了大胆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同时,它也是一部厚重的反思性作品,对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产建设、各种运动都有检讨,读之令人深刻反省,也为作者圆融的表达技法所折服。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都在以自己的笔触表达着对于世界的认知。《重生》的作者企图以不同时代的片段撷取,不同时代下不同人物与事件的呈现,重塑人们对它的认识,从而形成历史反顾。从这一角度看,《重生》是一部好小说,它有着历史的厚重感与文本的创构性。

一、双向题材与二重结构

较之于其他小说文本,《重生》在题材方面的主要突破是它题材的双向性2。小说以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为起点,开始叙写主人公张昌武的人生经历和生死劫难。他先是回到锦州休整,提拔不成,因与左团长有过节而赌气复员回到老家。回家后领导村民兵小队集训比赛,再恋爱结婚,不久被任命为县工业局副局长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又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中,紧接着因一些言论被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整,妻子汪百合因此丧命,最后恢复公职,任公安局局长。

按照一般文本的写法,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写张昌武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的事。可作者却有意要打破这种单向度的叙事手法,有意加入战争的内容。小说通过张昌武回忆与讲故事的手法,先后写了1944年的老河口机场外围保卫战、1945年的百花山机场争夺战、1948年吉林白城起义、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青峰岭战役、五次战役之渡江突围、张昌武的参军选择、1945年老河口机场收复战、锦州解放战、海南岛渡海战等大小战役。有的战役一次写完,有的则分两三次。

小说的题目是“重生”,旨在表达主人公张昌武的现实人生。每一场战争的劫后余生,都可谓是重生。到了和平年代,又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这中间,也是百死一生。正如小说封面所题的“每一次浴血都是一次重生,每一次劫难都是一次涅槃,每一次洗礼都是一次绽放”那样,主人公可谓是九死一生。一般人会以为,战火比现实要危险百倍,枪林弹雨中人的生命会更加脆弱。可在这样大大小小的战争中没有死去的张昌武,却在复员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凶险。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让他没有死于敌人的明枪,却总伤于自己人的暗箭,甚至在一次被批斗中使妻子丧命,自己瘫痪在床。这就形成一种对比,旨在揭示一种思考,为什么一个历经百战的英雄,会面临这样的遭遇和命运?这样的设置,读后令人心绪难平。

小说《重生》题材套题材,结构含结构,由此形成了它独特的二重结构3,这正是该文本的最为可贵之处。作者选取新中国成立初期前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为主要叙述对象,围绕张昌武身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呈现一个时代的主要风貌。其叙事,主要是按两条线索平行推进的:一条实线,是张昌武复员后的生活经历;一条虚线,是张昌武的战斗经历。其间讲述的每一场战斗、每一次经历都由场面与细节构成,这让小说有了厚重感和穿透力,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可以说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有效的突破,为新时期小说创作手法的改革做出了贡献。我们知道,当前文学创作有了一个大繁荣,长篇小说的数量正在与日俱增。可是,就表达技巧来说,双向题材、二重结构的小说却并不多见。就经典作品来看,只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采用的双线结构,鲁迅的《药》用的是明暗线结构。其他小说,以笔者浅陋的阅读能力检索,很少用双线结构来写。这是对于作者写作能力的一种考验。作为一个“60后”作者,其所写的这些内容都非亲身经历,若不是对于战争史与现代史有着深刻了解的人,若不是对于战争场景与现实生活都非常稔熟,一般作者是断然不敢做这样的尝试的。作家钟法权的一生主要都在部队度过,他对于战争史的了解显然多于其他人。同时,他生活过的家乡,其山川风物、人情世故、历史人物与事件,又给了他无尽的滋养。加之其童年对于当时各种运动的印象,长辈对于当时社会现实的讲述,都让他具备了这样的文本叙写实力,也让他有能力作此种试探。而这种尝试也是成功的,它在新时期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在表现手法的突破提供了经验。它打破了过去单一题材、单向结构的叙事套路,让小说拥有了更为复杂繁复的表达张力。

当然,二重结构的小说必然要有主宾次序,必然要以一个线索为主另一个为辅,虚线要服从于实线。可小说读完后,笔者的感觉是,主人公张昌武于战争中表现得更为出色,于现实中却相对显得扁平了些。这就给人以反客为主的错觉。这主要是由于作者长期的军旅生活所造成的,同时也与双线结构的驾驭有关。就文本来看,对于现实题材的刻画要比战争题材偏弱些。但这也并不影响本小说内容的笃实与丰厚。从当下现实主义的小说文本来看,它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高远超迈的审美取向,而二重结构的表现手法,则更使其具有相当独特的艺术价值。

二、多种人物与多维塑造

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说,涉及有名有姓的人物不下一百个,其重点刻画的人物也有十多个,而且个个个性鲜明,这是相当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4。这中间,有正面的人物,也有反面的人物,也有基本正面却有严重性格缺陷的的人物。他们被放在不同的环境下加以塑造,使人物有了鲜明的对比性与参照性,看上去极其鲜活且富有个性。人是现实中的人,有时为环境所左右。而环境,也是人物活动表现的舞台。将人物放在环境中刻画,形象性自然且丰富。以不同环境多棱镜式地呈现人物形象,是《重生》的又一亮点。

主人公张昌武,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战争中,他果敢、勇猛,无论是攻克堡垒,还是突击侦察或断后撤退,他都表现出他人未有的无畏精神。同时他也是仁厚慈爱的,救过许多人的命,包括他的团政委。复员回家后,他以一个专业军人的素养训练民兵,从而在全县的大比武中夺得冠军。当了工业局副局长后,他又深入一线,考察水泥厂与磷肥厂的厂址,为金县的工业发展奉献力量。大炼钢铁之际,他以正直不阿的人格和对未来准确预判的能力建起小钢炉,并成功地规避了麻雀窝泥石流淹没的危险,既满足了炼钢的产量,又逃过了天灾和人祸。三年饥荒时,县区向农民征粮,他又站在农民的角度深入调研,同情他们的遭遇,以实际情况行事。张昌武的前半生,还经历了三次恋爱。第一次是在朝鲜养伤期间与朝鲜姑娘金姬的爱情。这次爱情是以金姬姑娘为主导的,昌武处在被动地位。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生理与心理的矛盾冲突是可以想见的。他始终以部队纪律为重,极力克服着生理冲动,以逃避的方式结束了这次单方面的爱情。第二次是与汪百合的爱情。二十八岁的昌武被十六岁的百合崇拜,昌武也为百合的美丽、聪明和懂事所吸引,二人由恋爱步入婚姻的殿堂。百合在批斗中死后,他又与一直暗恋着自己的张梅青结合。在这一次次肉体与精神、生命与灵魂的冲撞中,主人公以鲜活生动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就是想要把主人公放在不同的环境下加以塑造。除了主要经历的战争环境、现实环境外,还有政治环境、工作环境、运动环境与爱情环境。这样的多维塑造,使得人物的性格具有了丰富性与多面性,成为一个立体的人。

小说所用笔墨仅次于张昌武的,是反面人物钟守刚。他贪婪、狡诈、好色、残忍。剿匪时当向导,因多吃了几块红薯放屁被土匪发现中了一枪,因此而立功,并成了村里的民兵连长,也得到了县委书记李为民的认可与同情。后来被提拔为区副区长、公社主任、书记、县委副书记。为了向上爬,他不断地借助运动并在运动里火中取栗。大炼钢铁时,为了提高钢铁产量,他挨家挨户去搜罗钢铁,把老百姓家中的铁锅门栓都搜了回来,甚至连寺庙里方丈用的铁夜壶都不放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百姓家并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他为了表现积极,主动提出全公社上交二十万斤征购粮。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层层动员,恩威并施,不惜动用民兵来威吓百姓,最后造成抢粮风波,并害死了村民钟立法,害得老百姓吃野草吃树皮,有的甚至到老鼠洞里掏粮食吃,就这样还是饿死了人。在钟守刚的心目中,最为忌恨最让他不能忍受的人,就是张昌武。他一回来,自己的民兵连长就被剥夺了。自己娶的是地主家的小妾,他张昌武娶的却是十八岁的初中毕业生。自己残疾了待在农村,张昌武却直接升任了工业局副局长。嫉妒心烧红了他的头脑,也让他走上了一条铤而走险的绝路。他处处与昌武为难,不断地借运动之名批斗他。直到最后害死了汪百合,让昌武瘫痪在床,却还不想放过他。最终,他自己布下的因也就注定了他吞食自己的果,以饮弹毙命结束了短暂的一生。比之于其他人物,钟守刚的形象塑造更为成功。他在不断的爬升过程中,不断释放人性的恶。在一次次环境的改变中,刻画出他自私刻薄的复杂人格。

除此之外,其他人物也都丰富厚重,栩栩如生。如左团长的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只因为昌武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又搅了他与地主家女儿的好事,就对昌武有偏见,死活也不肯提拔他,还给他复员的档案加了黑材料。如李为民、金县政事的操盘手,心机深掩,稳重圆滑,对昌武的批判是他一手策划的,却把钟守刚与陈大志推到前面开路。当陈大志与钟守刚斗得不可开交时,他又将二人同时边缘化。汪百合的聪明伶俐、坚决果敢,张梅青的内敛深沉、含而不露,张昌兴的圆融世故、为人老道,郝光的坚持原则、仗义直率,游三醒的愚蠢固陋、刻薄残忍,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言行将其性格呈现了出来。人物塑造只有放在多维的环境下,才能创造出立体的活生生的人,才更能彰显人的生命力与主体性。作者以娴熟的笔法与超高的驾驭能力,让每个人物都很生动。

如果说以不同环境来展示人物性格只是一个横向的断切面的话,时间前后的性格刻画则是一个人性格坐标的纵切面。张昌武在战场上勇猛无敌冲锋陷阵,复员后仍是脾性不改。第一次见守刚,就因言语不和把酒泼在对方脸上。大炼钢铁时,见守刚强收老百姓的生活用具,就说了一些过激的话,留对方以把柄。最能体现他耿直性格的是,当钟守刚动用权力强征老百姓生活用具听不进劝告时,他一把将钟守刚拎起来,直接扔进了河里。如果说战场是一个大冶炉,它将人打造成了一个英雄和硬汉,现实生活却恰恰相反,它要求人迂回、通达、圆润。昌武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受到制约与掣肘,就在于他人格的过早定型,形成军人特有的耿直性格。而这也恰恰是本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它反映了主人公前后性格的一致性。钟守刚的性格也是前后一致的,这个见孔就钻、残忍贪婪的人,利用大炼钢铁和对昌武的揭发,爬到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位子上,又利用征粮运动与孙光年调换了位置,成了公社书记。后来,又因为在武斗中救主有功,成了县委副书记。每一次升迁,都要办一次酒席,每一次升迁,都是对于运动的利用。这两个人,是小说《重生》所塑造的典型人物。

典型人物是指,其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个性,又能反映出特定社会生活的时代之普遍性,是能够揭示出社会关系发展的本质规律性的人物形象。在这两个人身上,均有着作为人的共性,也有其自身丰富个性,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他们受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制约,表现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呈现着作为个体人的复杂性,这是一种多维度的人物刻画5。作者对于小说的表现手法是驾轻就熟的,他把每个人都当成“人”来写。是人,就有欲望,就有情感,当然,人与人在某些方面显然又有他的一致性。有成就的作家都是人物刻画的大家,都能在创作过程中将小说人物塑造得既能体现时代特色和社会变化特征,又昭示着他鲜明的人格色彩。笔者乍读此书时、感觉这些人物的性格是单一的、扁平的,没有变化,而掩卷深思却发现,这恰恰是小说文本的成功之处。

这里还要不嫌冗赘地来说说主人公昌武的三段爱情。在笔者看,这三段恋情都没有所谓的爱情基础。与金姬的恋爱,不过青年男女的生理冲动。两个国度,语言不通,三观各异,之所以能擦出爱的火花,不过是青年男女的荷尔蒙在起作用。与汪百合的恋爱,也不过是英雄美女的旧瓶新酒。年龄上二人相差十多岁,对于世界的认知与生活经历,也不可能让他们有共同的观念与语言,但他们却爱得如此炽烈。至于张梅青,倒是相对有点基础,二人同时在区上工作,共同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有着共同的认识与理解。但他们的爱情初始也是由英雄美人所演义而来的。笔者在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最初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但经过一阵沉淀之后,却感觉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那是20世纪50—70三个年代的事情,毕竟那是一个注重精神不讲生理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里,英雄的光环足以盖过现世中所有的美好情感。任何意识形态,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爱情概莫能外。在一个个人的主体意识尚未觉醒的年代,爱情与人的政治热情很难区分开来。作者这样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也符合艺术真实。

三、重现历史与重构情节

小说是对历史的重现。任何有良知的作家都会于历史中寻找有价值的能够促发人深省与思考的历史片段加以情节重构6,从而引发人们对于往日的回眸深思。从这一意义上来看,《重生》算是达到了它所预期的目的。这中间,作者以其出色的叙述方式与平实的语言,带领读者翻检一页页过往的历史,从而以一种反省的态度面对过去。小说所叙写的那一段段历史,无疑是真实的,但人物和情节却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交替,彰显映现出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辩证关系。

小说虽然只有三十万字,却有大量的内容。从参军到抗日战争,从起义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从大炼钢铁到一个个政治运动,作者力图给人展示一轴轴生动的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作者用以点映面的手法,将张昌武的个体人生与时代大潮结合起来,从而使小说具有了一种大历史观。

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由张昌武参加的“老河口机场保卫战”“百花山攻击战”“老河口机场收复战”来细致呈现,解放战争则由“白城起义”“锦州解放战”“海南岛渡海战”来展现,而抗美援朝是以“第四次战役”“青峰岭战役”“五次战役之渡江突围”来显现。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每一次攻城拔堡,每一次浴血冲锋,都用张昌武一个人的回忆与讲故事串成串,将其一一描述出来。小说不同于影视艺术,它只能用语言来叙述。作者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将战争场景生动地叙述与描写出来,带入感极强。我们对于抗美援朝的了解,多是通过魏巍的小说《东方》,以及一些如《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电影所感知的,但对于战争的残酷性与血腥气,所知并不多。《重生》却给我们展开了它的另一面。如刚开始仗打得相当顺利,但美军换帅之后,我军却遇到了空前困难。在李奇微接替了麦克阿瑟后,他发明了磁性战术,即在前七天与志愿军巧妙周旋,到了第八天开始反攻。这就使我军在某些时候显得十分被动,有时为了找粮食极其艰苦端极饥饿时,那些做挑夫的士兵,甚至吃自己身上的虱子。小说的真实性,就在于细节的真实性,而细节的真实性,反映在小说中恰恰又体现出文本的历史真实。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细节铺筑,展示了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同时也显示了文本艺术审美的独特性。

大炼钢铁时,钟守刚盲目上马建大高炉,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为了完成钢铁产量,去老百姓家没收铁锅铁铲门栓锁头,甚至把寺庙里的香炉、夜壶都拿了回来。因为砍光了周围的树木,麻雀窝在一次暴雨后被泥石流淹没,差一点将参加炼钢的人全部吞没。也正是因为砍伐树木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后面粮食欠收,饥荒开始漫延。对于大炼钢铁的事,作为与作者同龄的笔者,从历史认知来看,显然是未经历过的,但其呈现却是真实的。幼时,笔者的母亲曾经讲述过有关大炼钢铁之事,与小说的叙述完全吻合。

三年大饥荒时,和全国所有地方一样,张昌武所在的盐池乡人,同样吃不饱肚子。他的生身之地禾垸子村,老百姓只能以一些红薯叶子玉米等菜果充饥。可就在这样的困难境地,县上却下达了征粮任务。公社书记孙光年对当地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他一直后退,不想完成征粮任务。可时任公社主任的钟守刚为了突出表现,主动请缨,表示公社可以完成两万斤的征粮任务。由此,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并导致了一场抢粮事故。村民钟立法,因为拒不交粮,与民兵发生冲突,抢枪出逃,在围剿中中弹而亡。对于三年大饥荒的历史,因为某些资料的缺失和档案的未揭秘,当下的年轻人知之甚少。相比于安徽河南山东河北等地,作者所描述的他的家乡要相对好得多。但即使情况稍好,同样也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作者所讲述的是真实的历史,其情节都是确实发生过的。就此来看,作者直面现实的胆魄是值得我们当下的每一个作家所敬佩的。

批斗昌武,妻子百合来陪斗。此时的百合,身怀六甲,却被与昌武绑在一起吊于空中,“坐飞机”示众。而就在两人被吊于空中时,绳子断了,二人同时从高空掉了下来,百合因为腹腔大出血不治而亡,昌武也一时瘫痪在床。那场荒诞的运动,终因昌武的瘫痪而结束了对他的批斗,但其血腥与残酷,却被真实地再现了出来。再现历史不只是要人记住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在提示人们反思历史,是为了我们今后不再让它重演。虽然这些零零散散的事都发生在昌武一人身上,虽然这些情节都是作者虚构的,但其真实的本质,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任何小说就其情节来讲都是虚构的,但它却揭示了生活的本质,符合历史演进的逻辑。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认为《重生》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好小说,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

历史的真实是指实实在在的已发生的历史事实,是未经过任何加工修饰,最原始、最真实的生活素材7。而艺术的真实性则是艺术家从生活真实中提炼、加工、概括和创造出来的真实题材,通过艺术形象集中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与真正面貌。与历史真实不同,艺术真实是以虚构的情境来表现对社会生活的原型的,其内蕴是引导读者认识和感悟生活。从这一意义面来说,艺术真实是一种内蕴的真实,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真实。历史真实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真实,而艺术真实却是加工创造出的揭示社会本质的真实。它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形象更鲜明,意念更突出。

除了以上所说的三点外,小说的表现手法也是极其超迈的,其叙述简洁有力,不枝不蔓,层层推进,张弛有度。人物描写、场面描写精致老道,有条不紊,形象逼真。作为一个湖北人,他对于家乡风物、世故人情都是成竹在胸的,其自然风光、山川河流一一从笔底流出,白描功夫着实了得。而最见作者功力的,是场景描写。昌武回到故乡的欢迎宴、昌武的订婚宴、结婚宴,守刚的请客宴,其人物众多,次序繁琐,座次复杂,却都被作者生动逼真地描述了出来。众多人物的对话,性格突出,形象鲜明,都是其内心世界的真实映现。鉴于篇幅的关系,对于文本技法的问题,这里不再展开,有兴趣的同仁可以通过阅读来体味其中的味道。

[本文为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项目“仓颉庙祭祀与汉语文化传播”(项目编号:XGHZ2202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钟法权:《重生》,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

2 小说题材的双向性,这一提法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只有陈继会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双向探寻——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一瞥》,《中州学刊》1988第5期。刘辉的《题材内容的单向吸收与双向交融——中国小说与戏曲比较研究之二》,《艺术百家》1988年第3期。

3 目前对于小说二重结构的理论著作并不多见,仅见于具体的文本分析。主要研究成果有:关冰冰、杨炳菁的《“穷婶母”的生成与小说的二重结构——论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穷婶母的故事〉》,《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王方的《哂笑下的悲鸣——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和悲剧意识的二重结构》,《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张瑞杰的《魏晋南北朝鬼小说时间结构的二元性》,《文化学刊》2016年第10期;赵文兰的《重构与二重性——解读曼斯菲尔德的〈逃跑〉》,《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傅军的《施蜇存都市小说叙事的二元结构解析》,《文教资料》2008年第34期;宫爱玲的《堕落与救赎——论叶兆言〈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的二重结构》,《名作欣赏》2005年第10期;彭姝祎的《杜拉斯的二分对位、双层复调小说结构》,《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5期等。

4 当下对于小说多重人物的研究有很多,这里主要参考的文本有:格非的《小说的现状与未来》,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6—54页;张莉的《小说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6—75页;段崇轩的《人物形象塑造的“突围”与路径——小说创作探索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闫可心的《论新世纪小说中乡村人物的新面孔》,沈阳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论文。

5 参见林挺的《多向聚焦,多维鉴赏——小说人物形象解读策略探索》,《新教育》2023年第35期;周霞桥的《多维探究,深入人心——浅议小说人物心理分析》,《语文世界(教师之窗)》2021年第6期。

6 小说就是对历史的再现与重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有很多。本文参考的主要文献有:刘璐的《历史的解构与重构》,南开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38页;董之林的《传统叙事方法的重现与再造——关于五十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韩元的《历史文化的重现与反思——析新时期历史小说的文化内涵》,《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郭景华的《文化自觉和民族历史的诗意重构——新世纪以来的湘西历史小说一瞥》,《南方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7 主要参考的文献有:徐慰侬的《贵在还原历史的真实》,《世纪》2019年第2期;赖国栋的《历史是真实的小说吗?》,《书城》2018年第6期;徐刚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问题》,《文艺评论》2017年第7期。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