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钱理群阔大的学术版图有五大学术板块，鲁迅、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学、教育、民间是关键词，时代、人、文学是有机统一的焦点，蔚然而成磅礴的学术气象。其学术个性中有形成磅礴气象的密码，如好奇心、热情、理想、创造力、生命体验、社会关怀、问题意识、知行合一、教学相长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间思考到20世纪80年代的学院研究，再到20世纪90年代后的社会发言和社会改良实践，他左冲右突，大气盘旋，体现了思想者的一贯性和历史参与者的行动性，超越学院和学科的范围，成为当代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存在。

关键词：钱理群 学术气象 理想 行动

面对钱理群先生庞大的学术存在，我们自然可以找到许多描述点，但本文更想剔出“气象”一词。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其磅礴的学术气象，想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学术气象是如何生成的，钱先生作为当代中国人文学界的一个独特学术存在的意义何在。

钱先生学术版图阔大，为理清头绪，首先梳理一下其几大学术板块。

第一板块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在诸多可能的学术身份中，钱先生最为看重的是文学史家的定位。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温儒敏、吴福辉等合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陈平原、黄子平合作），到1990年代的《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与董乃斌、吴晓东等合作）、《1948：天地玄黄》以及对文学史研究的系列论述，再到退休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与南北学者合作）和最近的《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他的文学史研究带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和方法论的变革，成为经典。在钱先生这里，文学史是心灵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内核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由此展现并总结20世纪中国的复杂精神历程，同时，他一直在自觉探索文学史书写方式的新的可能性，这些文学史著作一本有一本的体例与样式，最近的新编文学史则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是其晚年的最新探索。

第二板块是周氏兄弟及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个体研究。钱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从贵州小城“1962年那个饥饿的第一个早晨”1开始的鲁迅阅读札记，到后来的《心灵的探寻》《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鲁迅远行之后》《鲁迅与当代中国》等，可以说，鲁迅对于他，已超越一般的研究对象，成为精神的资源，安身立命的所在，更是“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2，基于此，他自然地将研究中心放在对鲁迅复杂精神世界、文学世界及其现实意义的阐发上，从而超越了固有研究范式，形成具有强烈主体性与当代性的“钱理群鲁迅研究”。不是从颠覆范式的目的出发来构建自己的研究范式，而是基于生命交融和精神对话形成对固有范式的超越，这是其鲁迅研究值得注意的地方。钱先生自觉到鲁迅研究必须要基于周氏兄弟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在鲁迅研究的同时进行周作人研究，《周作人传》《周作人论》等打开了周作人研究的局面，周作人研究是其鲁迅研究的对比和延伸，使其精神世界更为宽广，研究格局更显多元。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研究还有如曹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胡风、萧军、丁玲、沈从文、朱自清、赵树理、梁漱溟、郭小川、废名、邵燕祥等等（见《1948：天地玄黄》《岁月沧桑》等）。周氏兄弟及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个案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石，更是钱先生魂之所系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板块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钱先生说：“在八十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我自己最为倾心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这才是属于我的研究领域，我的魂之所系。”3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始终是其更为潜在的研究指向，“探讨隐藏在大量的文学现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以显示一个历史时代人的生命涌动的轨迹”4，周氏兄弟及其他知识分子研究源于这里，其文学史研究的内在独特性也正在这里，精神史是其文学史研究的最深视点。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放在世界精神史的大背景下，于是有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这样跨越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和知识分子研究、思想史研究的独特著述，这是世界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书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的精神寻根之旅。

退休后，钱先生才宣告要完成知识分子三部曲的写作（原计划是七部曲），他将之前的《1948：天地玄黄》作为第一部，退休后接连写出《我的精神自传》和《岁月沧桑》，完成自己的心愿。这三部可谓各具特色，《1948：天地玄黄》在文学史视野中关注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和个体精神状态，《岁月沧桑》在文化社会史视野中记录考察1949—1976年间知识分子的精神档案和命运沉浮，《我的精神自传》则以自己为个案展现1976—2005年间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是难得一见的“精神自传”，是只此一家的“一个人的思想史”。

第四板块是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共和国历史研究”）。钱先生学术研究的最终指向是20世纪中国历史，这是他的司马迁情结所在。其最早的两个研究对象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因为在他看来，鲁迅和毛泽东是理解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对象；文学，是钱先生进入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方式，他的所有文学史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都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研究的一部分。退休后，钱先生开始了两卷本《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和民间思想史研究三部曲（《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爝火不熄：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未竟之路：1980年代民间思想研究笔记》）的写作，还有一直在坚持的年度现场观察和时事分析，这些都是直面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书写；退休后组织编纂的《安顺城记》则是以民间文化和乡贤、乡民为中心的地方史，也可以视为对20世纪中国的地方志式研究，为民间地方史编纂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范式。20世纪历史、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始终是他的最终关怀，为20世纪中国作“史记”是其心中最大的“志业”。

第五板块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平民教育、北大历史与精神传统、志愿者文化、地方文化和乡村自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钱先生教师生涯贯穿一生，他热爱教师职业，关心学生成长，在学术研究之余关注中小学教育，深度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他以“立人”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将人文情怀和美育作为文学教育的核心内涵，试图纠正语文教育的工具化倾向，先后撰写了《语文教育门外谈》《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 《钱理群中学讲鲁迅》等著作，系统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并投入大量精力为中小学生编写语文读本，投身文学经典的普及工作；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后，钩沉发扬北大精神传统，发起民间纪念活动；退休后回母校南师大附中为中学生开设鲁迅选修课，晚年在B站开线上课堂，是语文教育研究的实践，也是教师梦的延续。退休后钱先生还投入民间社会改良实践，倡导平民教育和乡村自治建设，指导青年志愿者活动，主编《平民教育人文读本》（经典卷、当代卷），编选《志愿者文化丛书》；组织编写《贵州读本》和地方文化“史记”《安顺城记》，为地方文化建设出力。这些都是钱先生学术研究的延伸，是其学院研究的民间践履。

可以看到，五大板块间内在联系，相互交叉，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相互见证，作家与知识分子个案研究则是具体支撑，中小学语文教育、平民教育、北大历史与精神传统、志愿者文化、地方文化和乡村自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是专业研究的延伸和现实践履。鲁迅、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学、教育、民间是钱先生学术版图的关键词，时代、人、文学则是其有机统一的三个焦点。在几个板块间自由穿插，蔚然而成阔大的学术版图和磅礴的学术气象。

五大板块构成钱老师的学术版图，但要形成“气象”，则取决于能促成几大板块间大气盘旋的因素。这就必须要谈到钱先生的学术个性和特色，在其学术个性里，可以找到形成磅礴气象的个性密码。钱先生堪称当代人文学者最富个性的存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好奇心、热情和创造力。好奇心是一切创造的起点，与其聊天，他谈的最多的是最近的一个发现、正在进行的写作或未来的学术计划，谈到自己的成果时，经常说是不期而遇的收获——他始终处在创造性状态。由鲁迅研究到周作人研究、曹禺研究、“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东移研究、1940年代文学史研究等，他不断突破自我既成的研究格局，进入新的境界，因而获得生命发现的大欢喜。

钱先生退休，北大中文系办了一个讨论会，晚上同门聚餐，钱先生豪情满怀地宣告退休后要完成八本书，“八本书”计划一宣布，举座皆惊，我们在职的也难有这样的豪情壮举。但他不仅完成了“八本”，而且多得多，退休后完成了文学史三部曲、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民间思想史三部曲，还有年度时事现场观察写作和编纂七卷本二百多万字的《安顺城记》等，退休后的“井喷”现象令人叹为观止，按陈平原老师的说法，“老钱大约四分之三的学术成果完成于退休后”。迄今为止，钱先生专著已达一百本，他喜欢用“三部曲”形式写作，让我不由想到同样真诚而富有激情的巴金先生，他像不断喷发的火山，一直喷发到现在。

二是宏大深厚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钱先生的思考和研究从来不局限于文学本身，而是延伸至研究对象背后的历史、现实、文化和自我。在世界视野中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前途命运，是其学术研究的初始动机和最终关怀所在，贵州时期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心和思考，一直延伸贯穿到后来的研究中，每到历史关键时刻，这一思考就会成为他的核心命题。其问题意识根植于自身的体验和洞察，因而提出的问题总能切中时代脉搏，获得纯学术难以获得的广泛呼应，如他提出的知识分子的六大基本问题、广为流传的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揭示，以及对疫情后中国与世界未来走向的反思，如此方成有关怀和有思想的学术。

三是学术、生命、知识与经验的结合。他认为“每一部‘史’的对象都是一个‘生命’，‘史’的描述的任务仅在‘生命的复活’”5，要“努力探寻作品（客体）生命形态与作家（主体）生命形态（心理素质、精神状态……）之间的契合点”，形成主客体之间“生命的流动”6，当然还包括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生命的流动”，生命的投入与交流几乎成为其“相对稳定的独特研究个性”7，他说“个人的生命史与自己的鲁迅研究史，竟如此紧密纠缠在一起，这或许正是我的鲁迅研究的最大特点”8。与此相关的是知识与经验的结合，钱先生的研究从来不是从知识和理论出发，而是基于个体体验和思考，他自觉到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经验的不可替代性（钱先生的大家庭也正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更自觉其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9，将丰富的个人体验带入研究中。

四是中心与边缘、学院与民间的融合。钱先生曾说自己经历了三个二十年（贵州近二十年、北大二十年、退休二十年）。有两个精神基地：一是北大，一是安顺。从贵州到北大，钱先生有中心和边缘、学院与民间的丰富经历，形成了当代学院知识分子中少有的精神驳杂性，兼具知识分子立场与民间情怀，在边缘思考中心问题，于学院关注民间，这使他的观察多了一个视角，多了一副情怀。

五是知与行、理想与实践的统一。钱先生注意到，鲁迅思想“既是对政治、思想、文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同时也是对实际社会思想、社会、文化变革的直接参与”10。他也是这样，其研究从实践中来，又将研究带回实践中，在现实中践行自己的思考，学术研究在他那里，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纯知识生产，而是知识分子服务于社会的基本方式，显示出前后一贯的行动性。钱先生常言“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看重现实行动的可能性，关注中小学教育改革，引导青年志愿者活动，退休后又将关注中心转回到贵州，历时八年组织当地文化力量编纂《安顺城记》。在当代人文学者中，像他这样将理想、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识分子是不可多得的。

六是教与学相长。钱先生的课曾经是北大令人怀念的“风景”：硕大的冒着汗气的头颅、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黑板上龙飞凤舞的书写（有时粉笔写断了随手去抓飞掉的粉笔头，让人想到“闲看儿童捉柳花”），下课后意犹未尽带我们去吃牛肉面，边吃边聊，激情依然在延续，在师生的相互激荡中产生出新的思考和激情，又将这新生的思考和激情带回书斋。课堂，一直是钱先生最热爱的地方，2002年退休前，给北大2001年级开最后一次鲁迅课，他回顾道：“从1981级开到2001级，也就是说有二十一届的北大学生听了我的有关鲁迅的课，我觉得挺高兴的，也觉得很有意思：向连续二十一届的学生讲‘我之鲁迅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头。”11退休后回母校南师大附中给中学生讲鲁迅，最近两年又在b站讲鲁迅，这些，都体现他对课堂的热爱及对新的教学方法的试验热情。

我以为，正是上述好奇心、热情、理想、关怀、思想、行动等因素的存在，尤其是“生命的流动”，使钱先生的五大板块构成内在循环的整体，元气弥漫，气韵生动，蔚然而成磅礴的学术气象。而背后的最根本要素，则是“赤子之心”。我曾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钱老师给我的，除了学术领域的知识和思想，现在感到更为深刻的，是他的人格感召力，他的真诚、有良心、有正义感，这些虽是评价一个人常用的词汇，但实际上要真正能做到，在中国又何其难也！”12

钱先生学术气象之大，真正体现了北大之“大”及文学之“大”，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特点：主观精神性和现实干预性，其学术特色与20世纪中国文学和鲁迅这样的研究对象具有内在的全息对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更多像他这样守护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研究者。当然，钱先生的思考和研究已远远超越学院研究和单一学科研究的范围，成为中国当代人文思想的重要存在，作为当代人文学者和思想者的钱理群，会越来越引起我们的重视。

钱先生的人生与思想历程与当代中国历史有深刻的关联，他出身大家庭，其家史是20世纪中国史的缩影，家庭成员的人生选择和命运与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深深纠缠，他自己也经历了重庆、南京、北京、贵州再到北京的丰富人生，从首善之区北京到边远贵州小城安顺，一待近二十年，之后又从安顺考回北大，从民间到学院，从中心到边缘，他的坎坷人生与中国当代历史忧戚与共。在贵州，他在逆境中不气馁，与友人组成读书会和民间思想群落，带着理想主义激情追随社会主义理想，在毛泽东和鲁迅著作中寻找精神资源，在历史挫折中反思中国的前途命运；1970年代末回到学院，1980年代出版《心灵的探寻》形成“我的鲁迅观”，与友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观念，将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汇入1980年代思想解放、走向世界的现代化思潮，呼应推动了1980年代人文意识形态的兴起；1990年代在学院精进向前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知识分子立场的分化使他开始反思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1990年代末走出学院，从事广泛的社会批评，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退休后回到民间从事社会改良实践，引导青年志愿者活动，提倡平民教育、地方文化建设和乡村自治建设，晚年在养老院沉潜著书反思并总结中国当代历史经验。从贵州民间思想群落的思考，到北大的学院研究，再到退休后的社会改良实践和著述反思，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以历史参与者的姿态投入真诚思考和实践，其个人思考与当代中国的思想进程是内在一致的，体现了思想者的一贯性和历史参与者的行动性。

综观钱先生前、后期思想，他早期以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拥抱现实，经历社会与个人挫折后，开始反思历史与自我。其与鲁迅的相遇伴随着个人思想的演变，他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政治理想，后又在鲁迅这里找到了反思中国历史、现实及自我的丰富资源，其1980年代之后的鲁迅研究，带有自我反思的性质（这一反思的心路历程在其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的《后记》中有详细陈述），有鲜明的个人体验的投入，真诚而深入，他将鲁迅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性存在和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宝贵思想财富，不断获得反思和批判的精神资源。鲁迅对历史、现实和国民性的洞察与批判，使他获得启蒙主义立场和怀疑主义精神，形成底层情怀和批判立场，理想主义、启蒙主义、怀疑主义、底层情怀和批判立场在其精神世界中构成相互制衡内在统一的基本元素。通过历史反思与自我反思而形成的对人性有限性与国民性弊端的警惕，尤其是对体制与人性恶之间关系的洞察，使他后期的思想摆脱了早期理想主义的热烈单纯，进入复杂深沉的理性状态，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思想立场。在1990年代的人文思想纷争中，钱先生的思想立场难以归属哪个“派”，是因为他通过痛苦的自我反思，回归到从自我经验、理性和良知出发，启蒙主义和怀疑主义兼备，永远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和永远处于边缘进行批判的“真的知识阶级”的基本立场。在他身上，堂·吉诃德和哈默雷特的精神遗传得到鲜明体现。

1990年代末，他越来越想摆脱学院身份的束缚，早年的民间积淀使他感到鲁迅所揭橥的“精神界战士”和“真的知识阶级”的召唤，将其作为自我实现的目标，开始更为直接地介入现实，开展社会批评，参与社会实践。和鲁迅拒绝“文学家”的称号一样，钱先生也不满学院学者的定位。鲁迅对流行“文学家”的拒绝，背后有对“文学”初心的守护，“文学”在鲁迅那里，既不是他物的附庸，也不是纯粹艺术与审美的存在，而是如他早期所揭橥的“摩罗诗人”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意志力，是自我介入现实参与历史的存在方式，是促进中国现代转型的现实行动。综观钱先生的生涯，从贵州边远小城安顺的民间思考，到最高学府北大的学术研究，再到退休后回到民间从事社会改良和自由写作，他如一团巨大的能量，当代知识机制和学术体制难以安放他的存在，他左冲右突，大气盘旋，成为当代人文学界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我觉得，在将来的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钱先生作为一个学术存在和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可能还要高于学术本身的意义。而这，也是他给予我们今天的年轻学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以深刻启迪的地方：（一）如何在学术生涯中保持赤子之心。周围人对钱先生的称呼，用的最多的是“老钱”，大家对他的描述，用的最多的词是“可爱”。他在回答《新京报》提问时说：做一个好的教师、好的学者，在我的理解，首先是做一个好的人。在所有别人对我的评价中我最满意的，就是“一个可爱的人”。13他的摄影集里有一张照片，与一群儿童在一起，童心洋溢，在孩子中间，他是一个和蔼的长者，更像一个硕大的儿童，毫无违和之感。钱先生的生命状态，让我想到了李贽的“童心说”，因为有赤子之心，他才始终保持生命的纯度和创造力；（二）如何保持对学术的真正热情。我不讳言著书多为稻粱谋，也不绝然否定物质激励也能刺激出学术成果，作为职业学者，学术难免与谋生相关，但可以肯定的是，真正而恒久的学术热情来自对学术本身的热爱，来自对知识的好奇和对真理的信念。钱先生的学术热情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他对学术本身的好奇与热爱；（三）如何形成有关怀和有思想的学术。19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在学术史上自有时代纠偏的意义，但当下对学术研究的技术化理解和功利性应用，则进入误区，将学术研究与技术规范等同，关怀与问题意识难见，唯剩下流行理论、技巧和模式化操作。钱先生学术研究的动机来自深广的现实关怀，其问题意识从最早的贵州期间的民间思考一直贯穿到现在，如此才形成有关怀和有思想的学术。恢复人文学术的灵魂，需要恢复自我与现实、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广泛联系，重现学术中的价值关怀和问题意识；（四）如何学会更多元的学术生存。钱先生工作于高校，但其思考与行动的强大能量能不断挣脱学院身份的束缚，在学院与民间、体制内与体制外自由穿梭，呈现了多样的学术存在。他的学术活动大多是在学术体制外完成的，没有申报过项目，也没有获得过什么奖项，这成为当下学术界难见的想象。但钱先生经常组织学术活动，不提早年的“三十年”和“三人谈”，退休后还组织南北学者实施了《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大型文学史写作计划，按其体量、规模和完成的质量，大大超过现在的重大项目，这除了出版资源的支持，关键就是他能凝聚学术同道，专心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晚年召集贵州老、中、青三代文化人编纂七卷本二百多万字的《安顺城记》，可以说是凭其个人感召力凝聚民间文化力量完成的文化壮举。钱先生的学术人缘特别好，与前辈、同侪以及年轻学者都保持密切的学术友谊，在最近出版的《有承担的学术》和《鲁迅研究笔记》（为王得后先生鲁迅著述作注解）中，可见学人间的深厚友谊。钱先生的学术生涯提示我们，要学会更广泛的学术生存，更不必以单一的评价标准来衡量自身学术的价值。

在近年出版的著作《岁月沧桑》中，钱先生为年轻人留言：“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14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域外鲁迅传播和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909—2019）”（项目编号：20&ZD33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 钱理群：《 后记》，《走进当代的鲁迅》，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429页。

3 9 14 钱理群：《“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总序》，《岁月沧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1—2、1、3页。

4 钱理群：《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审美形态——我这十年研究》，《返观与重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5 6 7 钱理群：《后记》，《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487、484页。

8 钱理群：《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

10 钱理群:《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鲁迅思想的独特价值——刘国胜〈现代中国人的发展之道:鲁迅“立人”思想启示录〉序》，《鲁迅与当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11 钱理群：《引言》，《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12 汪卫东：《鲁迅前期文本中的“个人”观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13 吴亚顺、侯少卿：《人文学者钱理群：课堂是个抑恶扬善的空间》，《新京报》2015年11月2号。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