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河山传》讲述的不仅是农民工进城的故事，还有农民工对城市的“围城”，这无疑是贾平凹对农民工问题的时代思考。如果说以往的农民工文学描绘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心态的变迁，那么，贾平凹在《河山传》中则超越了这一层面，他将城市中包含的各种权力架构和彼此之间的角力关系、城市空间背后传统文化的形塑力量纳入叙事视野，由此，从经验的城市向文化生产的城市转移，呈现出更多的批判性和时代性。

关键词：贾平凹 《河山传》 农民工 现代性

一

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河山传》（作家出版社2023年11月版），被认为是贾平凹书写“大世界小人物”的又一部力作。从书名看，《河山传》似乎应该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宏大叙事，然而，贾平凹非常善于把握“大”与“小”之间的辩证法，文本以罗山和洗河两个从乡村走进城市的小人物为叙事主线，让他们在四十多年的人生长河中共同演绎出一部小人物的“河山传”，但恰恰是这样一部小人物“传记”，呈现了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的大问题：农民工进城。在《河山传》的《后记》中，贾平凹写道：“因出生于乡下，就关心着从乡下到城市的农民工，这种关心竟然几十年了，才明白自己还不是城市人，最起码不纯粹。”历经数十年的文学创作，贾平凹习惯于写“后记”，通过“副文本”阐释自己的创作意图。他曾说：“在这些长篇里，序是没有了，却总少不了后记，后记里记录了该部作品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更多地阐述着自己的文学观。”1由此看来，《河山传》是贾平凹秉承自己一贯的实录精神，以农民工的视角试图为我们折射出一个“大水走泥”的时代。2

城市的现代性问题具有全球性，世界各国的现代性进程都经历过不同类型的阵痛。18世纪后期从英国开始一直蔓延到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人与土地的关系，引发了人的生存空间、社会心理以及自然环境的一系列变化，由此，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工具理论导致的欲望膨胀、贫富悬殊、道德沦丧和精神堕落，成为西方城市文学中一个常见的母题。与此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那就是大量农民工的进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城市化以世人惊叹的速度发展，经济市场化对农村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土地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生存需要，大批农民拥入城市寻求生存机会，席卷起浩大的农民工进城浪潮。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着城里人不屑的脏活、累活，备受歧视，无法获得身份认同。农民工进城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之间相互缠绕出复杂的“互文”关系。由此，乡土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不仅冲撞出社会学、经济学的重大课题，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刘震云《我叫刘跃进》、范小青《城乡简史》、孙惠芬《民工》、尤凤伟《泥鳅》、邵丽《明惠的圣诞》，等等，大量书写农民工进城的文学作品成为新世纪初文学的“一种亚主流叙述”3，正像雷达所指出的：“这个方向的文学可以包含现阶段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矛盾，充满了劳动与资本，生存与灵魂，金钱与尊严，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表现了农民突然遭遇城市环境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漂泊感，因而不容忽视。”4作为一个密切关注时代，努力将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5的小说家，在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中，“农民工进城”也并非陌生话题。短篇小说《针织姑娘》《观我》《任小小和他的舅舅》《鸽子》《土地》《水意》《阿秀》《小月前本》等无不直接书写乡下人进城的故事，长篇小说《高兴》更是聚焦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当刘高兴将属于清风街的五富尸骸从“外边”背“回去”，即在言说“乡下人在中国现代化路途中绕不过的悲剧情境：乡下人进城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难以实现之间的悖论”6。

《河山传》依然是一个有关农民工进城的故事。如果说，创作于2007年的《高兴》呈现的是新世纪初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困惑，那么，在十六年之后的2023年，贾平凹在《河山传》中对农民工进城又有了新的思考。我想，这也是时至今日，当农民工文学的热度早已冷却，贾平凹依然选择这一创作素材的原因。可以说，《河山传》承继了贾平凹“大散文”的写作惯性，在貌似散漫随意的结构中，将笔触自由地伸向生活的每一处角落，不以逻辑因果连缀，甚至某些事件略显游离，失去章法，但这样的结构恰恰是生活的原生态。张学昕在谈到《河山传》时就指出其近乎于非虚构的创作手法。从这个角度看，《河山传》突破了“农民工文学”注重人物命运的惯常写法，没有将重心放在洗河的成长或罗山的商海沉浮。在文本讲述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脉络里，人物几乎没有性格的变化或思想的成长，也没有命运的沉沦。这种人物自身的恒定“不变”恰恰置农民工于主体，而变化的城市反向为客体，也就是说，贾平凹思考的不是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心路历程或者身份认同等农民工小说的写作范式问题，而是跳出框架之外，审视农民工群体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们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所以，《河山传》是对《高兴》这样的农民工题材的延续，讲述的不仅是农民工进城的故事，还有农民工对城市的“围城”，这无疑是一个新的时代问题，也使得《河山传》具有了文学史意义。

二

《河山传》书写的是农民洗河进城的故事，但叙事中心却围绕着农民企业家罗山。文本以传记体文学的时间轴线推进，时间跨度从1978年至2020年近半个世纪，始于洗河的出生，终于罗山的死，从开篇的流言到最后的真相，完成了农民工进城的一次轮回。

从进城的缘由上追溯，洗河似乎是懵懂的，他不像许多进城务工的乡下人，有明确的目的，或是挣钱，或是改变身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洗河从小对城市就有着恐惧乃至敌视的情绪。洗河的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城者”。“那些年，都传说西安城里的钱好挣，即便在建筑工地上搬砖铲沙和水泥，一天管待吃喝还能落下十元。洗河爹第一次回来，人果然焕然一新，穿了有四个兜的中山装，还穿了皮鞋。”但是，洗河爹挣来的藏在红薯窖里发霉的人民币，换来的却是父母感情的破裂，而洗河爹也在城里丢了性命。洗河爹的悲剧让洗河看到进城之路的凶险。他在村里不读书，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败光了他爹挣来的一点家私，累死了娘。好不容易当了护林员，却毫无责任感，结果森林着火，为了逃脱牢狱之灾，才“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西安。

可以说，洗河是以一个流氓无产者的身份进城的。进城后的洗河并没有改变自己去适应城市生活，没有选择一般普通农民工进城的谋生之路。“他不愿意沿街吆喝着收集废品，也拒绝到建筑工地搬砖、铲泥子、卸水泥袋子。”懒散和投机心理让他期盼着能够有贵人相助，以此在城里站稳脚跟。机缘的巧合，让他在一堆枯树叶中捡到了罗山的名片，没由来地他把罗山想象成自己的救世主，并把写着“到了西安，就找罗山”的白布挂在自己爆米花的摊位后，走街串巷，寻找“明主”。这种看似荒诞的行为，却意外地让洗河遇到了罗山，从此，一个乡村无赖便在城市扎稳了根基。

洗河对于罗山而言，与其说是助理，不如说更像是老式家仆。他之所以获得罗山的赏识，不是因为有过人的才干，而是凭借与生俱来的顽劣和狡黠为罗山解决了一系列难题。罗山工地意外发生车辆肇事，撞死工人，尸体正好躺在两家工地的分界线上，双方负责人相互推诿，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争执不下，眼看又要发生恶性事故，洗河用无赖手段轻松解决。土管局长安排蛮横的亲戚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导致豆腐渣工程，罗山敢怒不敢言，洗河主动举报罗山，暗度陈仓，借助上级部门之手来摆平了此事。原政协委员的父亲被无赖敲诈，洗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轻松解决难题。显然，洗河擅长处理罗山不敢用法律解决的“灰色难题”，正因为如此，文本正是通过洗河镜像般地呈现了罗山深陷的灰色地带。

罗山是以一个成功农民企业家形象登场的。他的名片“背面印着六个厂、矿和公司的名称，正面仅两个字：罗山”。至于他的发迹前史，文本并没有交代，只是从十年前他想将老爷子从陕南农村接到西安，可以推断罗山进城至少十年以上，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城的农民。所以，以罗山为第一男主的书写，注定了《河山传》不是一部农民工进城的个人奋斗史，而是乡下人蜕变为城里人之后与中国城市现代化之间的“互文修辞”。

首先，让我们看看罗山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的经营之道和创业理念。像绝大多数第一代进城淘金的乡下人一样，罗山没有文化，没有学历，自然没有现代的经营理念，他的商业活动链缠绕着浓郁的乡土伦理，重人情轻法制构建了他基本的经营理念。为了能够低价收购陈老板的地，罗山主打情感牌，隔三岔五派人去看病入膏肓的陈老板，“每次都带了人参、灵芝粉、石斛、冬虫夏草”，还“请了从甘肃来的一位阴阳先生，在陈老板的家里念咒做法，门口置了石狮，重新摆放家具，又夜里到医院，包了除邪祛病的灵符，让陈老板装在身上”。以情动人之下，陈老板降价两千万，罗山顺利达到了预期目的。税务局长生病住院，罗山半夜打电话让洗河送去福州饭店的乌鸡汤，声称“税务局长的身体比我的身体重要”。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碗碗“心灵鸡汤”滋润了罗山的生意经。而且，不仅对于收购对象、竞争对手如此，对企业内的员工罗山也以情动人。属下办事得力，他送名牌包包。他亲自带脚生有六指的洗河去工厂定制鞋，而且一订就是三双。曾经帮助过他的规划局局长被逮捕，家产被抄，女儿生活困难，他以五十万元的高价买了局长女儿私下出售的两个旧名牌包。洗河的女儿鸽子上学，罗山慷慨地捐助小学十万元。花房子的修建日常维护中，他出钱出力最多，却从不计较，颇有点宋江“及时雨”的味道。

这种乡土伦理最大的优势是能够建立利益交换基础之上的“忠义”口碑。《水浒传》中，宋江在第一次见到李逵时，便慷慨解囊，拿出十两银子给李逵做赌资，并哈哈大笑道：“贤弟但要银子使用，只顾来问我讨。”7“利”与“义”之间达成了从未有过的默契，义可以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换来。如此义利观显然对现代法治观念和现代企业管理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以洗河为例，作为一个公司员工，洗河应该说是完全不称职的。他背着罗山，自作聪明，将市委书记的亲笔落款，印在酒瓶的商标上，导致罗山将五百箱酒销毁，不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差点切断了罗山最重要的人脉靠山。洗河的师傅因为偷工地钢筋丧命，“洗河了解了情况，说了声：‘师傅死得可怜！’朝着城的方向，在地上磕了三个头。进了城就自作主张，以慈善资助项目的名义，给了楼小英（洗河师傅的女儿）十万元”。完全无视公司的法规制度，是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员工致命的弱点，但罗山一次又一次原谅了洗河，因为他最看重的是洗河对他的忠诚。或许从洗河挂出“到了西安，就找罗山”的“招牌”，洗河便在罗山心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因为他激发出了罗山内心中隐性的民间信仰：个人崇拜，这是中国历史上将皇权的政治力量转化为亲缘伦理力量的集体无意识。从这个角度看，洗河让罗山获得了一种极大的精神满足。所以，罗山对洗河的考察不是能力，而是忠诚。初次谋面罗山就让洗河站在楼下苦等自己四五个小时，目的就是要考验洗河的忠诚度。说到底，洗河不是一个称职的企业员工，却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忠实家仆。

洗河和罗山搭档出的“河山传”，显然不是一部推进城市现代性进程的正传，他们将身上浓缩的乡土伦理糟粕释放进城市，更严重的是，这些东西是铺垫滋生腐败的温床。罗山说：“啥时候都是钱走在前头，人走在后头。”为了谈生意，罗山经常“陪同有关人士去饭店、歌厅、酒吧、洗浴中心，以及网球场、高尔夫球场”，花房子建成后更是成了他的“世外桃源”接待站，接待各色贵客：“常务副市长来过，发改委主任来过，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长都来过……，贵客在花房子里吃喝玩乐后，要走时，罗山依然让洗河分别送上金条、劳力士手表、翡翠玉镯、茅台年份酒。”对市委秘书长更是送古画、送别墅。金钱盘活了资源，打通了人脉，打造了罗山的企业王国，也使他利令智昏，不断用金钱去挑战法律的边界。他的煤窑发生恶性事故，经理失职面临判刑，他用十根金项链、十箱茅台酒、十箱中华烟轻松将人捞了出来。修建花房子发生命案，罗山在讨价还价中以十万元息事宁人。教育局局长受贿二十万元后便违规将文丑良调到西安市当了一名小学老师。金钱不仅让罗山肆意践踏法律法规，还滋生了“富了就要贵”的权力欲。他想花一千万买个政协委员的头衔，就连慈善捐款也成为他买官和变相贿赂的途径。他向慈善协会捐款二百万，当了副会长，被评为省劳模。向大王村资助一百万以保障村民吃自来水，这些钱却被用来做改造村道路硬化的问题，尤其集中给市统战部部长家“门前屋后以及院子地面全部搪抹。别的巷道就胡乱铺了一下”。这种金钱万能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地成为罗山发展事业的基本原则，即使到了2013年，反腐热潮已经开始，罗山依然在不断规划：“哪一天该去拜会某领导，哪一天该给某领导打个电话问候，又是哪一天约人吃饭，谁走得太近了该疏远一下，谁有些生疏了得套些近乎。”现代城市政治的两个重要维度是民主和法制，而罗山在城市的发展路径恰恰背道而驰。贾平凹在不动声色中呈现了罗山这样的农民企业家对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历史视角的纵深，对现代性进程中传统道德、乡土伦理与城市文明、现代理念冲撞中迸裂出的复杂样态做了深度思考，这无疑是对农民工问题新的解读。如果说以往的农民工文学描绘了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心态的变迁，那么，贾平凹在《河山传》中则超越了这一层面，他将城市中包含的各种权力架构和彼此之间的角力关系、城市空间背后传统文化的形塑力量纳入叙事视野，由此，从经验的城市向文化生产的城市转移，呈现出更多的批判性和时代性。

三

贾平凹的创作一直秉承中国古典史传文学传统，直笔纪实。他曾说，“在写作时，我并没有单一的主题，只有一个浑茫的走向，一个整体的把握，只想真实地记录一段生活”8，我想，正是在这样“不隐恶，不虚美”纪实精神的感召下，贾平凹以他惯常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在《河山传》中为我们铺排出一个包含着不同阶层的农民工群体，以此全方位呈现农民工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关系。他们有的如罗山那样已然蜕变为城里人，拥有庞大的资产、令人仰视的社会地位；有的如洗河那样虽然没有什么社会身份，却也在城里安居乐业；当然，更多的还是挣扎于社会边缘的农民工群体。面对这样一个多层次、散乱而庞杂的叙述对象，怎样对原生态的生活流进行聚焦审视，如何将碎片化的情节悄无声息地串联起来，是对作家艺术功力的考验。《河山传》中，除了围绕罗山和洗河两个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展开之外，贾平凹还特意安排了文丑良这个角色。这位农民作家经常书写农民工题材，既扮演着隐含作者的角色，又承担着电影旁白的画外音功能。

文丑良第一次出场是在1994年，那时的洗河还没有进城，文丑良对着洗河等一干人谈起了当下农村的形势，“以中国今日之趋势看，终有一天，要走城市化道路，农耕文明将急剧衰微，以至消亡。这是农村真正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啊。但是，这一进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十年二十年所能完成，至少得牺牲两代三代农民的利益，而遗憾的是，我们正活在当下”。文丑良的这番话揭示了1990年代到新世纪初中国城乡发展的现状，也流露出农民出身的贾平凹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实际上，这种情感始终绵延在他的作品中。诸如《土门》《秦腔》等都在书写农民捍卫土地家园的悲壮和迷惘，对失去土地的农民报以深切的同情。程永新在谈《河山传》时指出，“《河山传》可能是贾平凹作为优秀作家一生追求的作品，他所有的作品连起来就是一部河山传”，我认为这一论断非常精准。农民、土地、城市、现代性这些话题始终缠绕着贾平凹，也延伸出一个又一个时代话题。

文本中，文丑良再一次发表高论已经到了2007年。此时，全国居民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60%，城市常住人口达到8.6亿，“在重新审视大城市的时候，那些大量拥入的农民工又如何卷入这种审视中”成为了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大批农民工在城市的现代性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的现代性进程？这些成为新的时代课题。马克思曾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来看，城市作为一个恒定的参照物，给内在的一切赋予了外部形态，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与城市之间构成一种镜像关系。城市把不同个体有差异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而个体也从自身的生活、想象、欲望中呈现出城市的精神样态。文本中，文丑良写了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是随着城市大规模的建设完成之后，已经没有了农民工的生存空间，但新一代的农民工又拥向城市。当他们一脚踏进城市，就不准备再回去，城市便成了他们放飞梦想的地方，也同时是他们埋葬青春的地方。当一个人如浮萍漂泊，不种地，不从政，不经商，没有稳定的营生，失去根基，在社会的缝隙里钻来钻去，既带来道德风险，也给社会秩序造成威胁”。文丑良的观点揭示了大批农民工进城带来的社会隐患。其实，这还不是主要矛盾，更严重的是，人与社会之间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诱发出人性恶的一面。我们看到，半坡村村长将村里准备建设养殖场的地卖给罗山建别墅，从中牟利三十万。花房子建成后，聘用几个村民做门卫、保洁等工作，结果引发其他村民的强烈嫉妒，集体跑来闹事。罗山煤矿的三个农民工为了获得死亡赔偿，伪装事故，残忍杀死同伴。可见，自上而下，城市的空气似乎没有一丝洁净，欲望的无限膨胀，贫富悬殊的加剧，现代性过程中人们道德的沦丧，精神的堕落，还有官员的腐败，暴发户的奢靡，打开了拉康式“他人是镜子”的镜像空间，每个人在他人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存在，以仿同性的方式试图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如一位在事故中死去的矿工的伯父对洗河的质问：“你额颅上长痘是不是毒？你嘴角生疮是不是毒？你给你罗董兰总笑脸子给我恶声败气是不是毒？我儿命都没了你不帮着我多要几个钱是不是毒？”洗河的回答是：“是毒，是毒！这城里有权的人是毒，有钱的人是毒，高楼大厦是毒，灯红酒绿是毒，桑拿房是毒，咖啡馆是毒，你儿子死了是毒，没给你五十万一百万是毒，人活着都是毒！”从这段对话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受害者伯父这样的底层群体，还是洗河这样的既得利益者，都表达出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厌恶。贾平凹借助类似于“恶托邦”修辞描绘出对现代城市精神日渐堕落的悲愤。

城市“有毒”的空气产生了“围城”效应，城外的想进来，而罗山这样的“城里人”想要的却是回到乡村。当然，此乡村非彼乡村，罗山想要的是城市之外的世外桃源。在“阳光金黄，凉风吹拂，院子外的老槐树上一只啄木鸟在啄洞，发出有节奏的梆梆声”的时刻，罗山与企业家兰久奎“作出一项重要的决定”，在半坡村买地修建了别墅“花房子”。从表面上，花房子似乎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能够畅快拥抱大自然的“乌托邦”，但在现实中，它却是一个同样充满了奢靡和罪恶的“异托邦”。米歇尔·福柯在1960年代提出“异托邦”的概念，异托邦空间具有两种非常重要的性质，即异质性与关系性。它是一个多元化的文化共存，可以把很多没有联系的空间和场地合并成一个真实的地方，就像对原有空间的复制补充。就花房子而言，它既是属于乡村，又深深刻印着都市豪宅的奢靡之气。我们看到，为了给花房子装修，罗山在古董店买了“四对石狮，两个龙头水槽，三对门挡，一对石貔貅，十二根拴马桩，花去了三百二十万”，还有价值一百五十万的水晶王，在乡村贫瘠的土地上打造了一座“阿房宫”。而花房子里的生活也是多元并存。一方面是老太爷整出菜地，种上各色蔬菜瓜果，给洗河两口子“讲二十四节气，什么节气种什么庄稼，什么庄稼又在什么节气里收获”；另一方面，这里又是各色高官、老板赌博、嫖娼的“世外桃源”。可以说，花房子跨越了空间的两极，搭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它聚焦着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它是乡下人进城，变成城里人之后，试图重返乡村的“异托邦”，它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这绝不是单纯的政治经济问题，它涉及文化基因最深层次的变异。文本楔子与结局营造了一个人生的闭环，在传言与现实之间，从个体的、感性的、日常生活的视角切入，从中管窥严肃、宏大的社会问题。我们不禁会想，洗河接过罗山的接力棒之后，会走向怎样的道路？又能走向怎样的道路？他行走的路径是否潜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逾越的最艰难的痼疾？正如福柯所说：“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1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记忆视域下新世纪文学的东北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21BZW154）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发生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22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贾平凹：《〈病相报告〉后记》，《关于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26页。

2 贾平凹：《面对当下社会的文学——在咸阳的报告》，《关于散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88页。

3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4 5 雷达：《2005年中国小说一瞥》，《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6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一种叙述——论贾平凹的〈高兴〉》，《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7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0页。

8 贾平凹：《答〈生活〉杂志编辑问》，《访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2页。

9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10 [法]福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