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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包括《上上长江》《天天南海》《脉脉乡邦》，三部散文集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可谓三位一体。刘醒龙创作地理笔记的艺术出发点在于赓续中华千年文脉，尤其是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地方志”散文书写传统，其中，文史兼工的地理志是其艺术根底，而山水游记则是其艺术源泉。从刘醒龙的长江系列散文、南海系列散文和乡邦系列散文中不难发现其思想内涵的四个方面，即浓郁的文人血脉、深沉的家国情怀、浓厚的生态意识、强烈的生命意识，而刚柔相济、骈散兼行则是其语言和文体风格的基本特征。刘醒龙的地理笔记主动注入中华现代文明精神，大力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关键词：刘醒龙 地理笔记 中华文脉 思想内涵 文体风格

长期以来刘醒龙以小说创作驰名，尽管他写过散文和诗歌，但他的散文创作成就依旧还是为其小说创作的盛名所掩，这不能不说是一桩幸福的烦恼。不难发现，许多评论刘醒龙小说的评论家，对刘醒龙的散文也读过不少，但大都是为了研究他的小说而去从散文中寻找佐证的材料。毋庸讳言，这种以小说家的散文作为研究其小说的佐证材料的做法，在当代文学评论中并不鲜见，虽然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其中隐藏的学术隐患也值得我们反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以小说为文体中心的学术思维定式，是一种需要破除的“小说文体中心主义”研究范式。鲁迅就很为评论家只看到了陶渊明“浑身静穆”的一面而忽视了其“金刚怒目”的一面而抱憾。所以他才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1鲁迅这话针对的虽然是“选文家”和“摘句家”，他认为许多作家作品其实是被这两家所“缩小”或“凌迟”了，但对于当今的评论家而言，也不啻于一记当头棒喝。

追溯起来，“小说文体中心主义”在中国文坛的流行并不是太久远的事情。众所周知，诗文自古以来长期是中国文学的正宗。如果说《诗经》《楚辞》和先秦诸子散文开启了中国诗文传统的渊薮，那么从汉乐府和汉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与文人的集体大觉醒，则作为文学史的过渡期将中国诗文传统在唐宋两朝推向了历史高峰。以至于“唐诗”与“宋诗”、“宋诗”与“宋词”之争，至今都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进入元明清三朝，尽管由于复古主义大流行而导致中国诗文传统疲态尽显，但诗文的文体正宗地位在当时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只是到了清末民初以降，经过晚清维新派文人和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的追认，戏曲和小说才被视为元明清文坛的正宗文体。尤其是小说，得力于梁启超的一番鼓吹，终于成为了“文学之最上乘”2。大抵可以说，在中国文学文体体制变迁中，梁启超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文体中心主义”倡导者，虽然他的小说概念中包含了戏曲，那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小说文体至上观念。实际上，打破中国文学的诗文中心主义传统，建立新型的“小说文体中心主义”，这是梁启超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一大贡献。他们看重的是小说相较于其他文体所具有的强大思想启蒙功能，这在五四新小说创作中表现得至为分明，而在后起的左翼革命小说创作中，小说的政治宣传功能又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体体制中的至尊地位。但无论是古代的诗文中心还是现当代的小说中心，归根结底都属于文学文体等级制，其中隐含的权力话语偏见会在长时段内制约中心文体之外的文学文体的生长或评价。如现代文学界至今还在为鲁迅杂文算不算文学聚讼纷纭，为鲁迅后来不写小说醉心杂文痛心不已，这都是如今流行的“小说文体中心主义”暗中作祟，仿佛杂文家鲁迅就比小说家鲁迅低一等级，而完全忘记了“唐宋八大家”不以小说见长却照样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反对小说文体的重要地位，而是希望能重建一种新型的文学文体多中心格局，让小说之外的文体，无论是外来的新文体还是本土的旧文体，都能在这个多中心的文体新格局中自由生长、交叉融合，从而以海纳百川之势赓续和转化中华千年文脉。

如今看来，一百多年前逐步建立起来的以小说为中心的中国文学文体中心主义体制到了需要拆解和重建的时候。我们需要以鲁迅所倡导的“全人”“全文”视角切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仅要平等地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体文学创作，而且要平等地对待同一个作家的不同文体的文学创作，唯其如此，才能扭转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小说文体偏至论，让当下的文学百花园各种花卉争奇斗艳。对于那些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家而言，打破了小说文体中心制后，很多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上的评价难题都会迎刃而解。事实上，除了鲁迅之外，现当代文学史上还有许多经典作家的散文创作为其小说创作盛名所掩，如沈从文的湘西散文被其湘西小说的盛名所掩，巴金的晚年随想录被其早年长篇小说的盛名所掩，还有张爱玲的《流言》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其《传奇》所掩，但在作家或读者心目中，他们各自的散文创作是有其文学独立性的，绝非小说的附庸式存在。这意味着要打破文学史上的小说文体偏至论并非易事。至于当代作家中散文成就被小说光芒遮蔽的就更多了。著名者如贾平凹、韩少功、张炜，其散文造诣常常未能得到文学史的尊重。还有两位不幸早逝的作家：史铁生和王小波，虽然他们的散文成就及其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各自的小说，但依旧在文学史教科书中主要被纳入小说家群体中予以叙述。这直接导致许多中国当代文学史异化成了以小说为中心的文体等级制度史。而这种异化的文学史或文体史叙事亟待改变，于是当向来以小说饮誉的刘醒龙集中推出其地理笔记三部曲的时候，改变或调整中国当代文学文体偏至论也就变得愈加迫切了。

刘醒龙新近集中推出的地理笔记三部曲分别是《上上长江》《天天南海》《脉脉乡邦》，总题曰“刘醒龙地理笔记”3。这套书实际上由三部专题散文集所构成，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可谓三位一体。其实，刘醒龙自21世纪以来出过不少散文集了，其中除了《一滴水有多深》《如果来日方长》《上上长江》三部属于专题长篇散文（集）外，其他大都以某部散文名作作为散文集名，如《重来》《寂寞如重金属》《抱着父亲回故乡》《在母亲心里流浪》，等等。总体而言，这些专题式长篇散文（集）或萃编式散文集反响不如他的长篇小说影响大，但其中确实不乏名篇佳作，如《抱着父亲回故乡》就曾荣获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而且拥有无数的读者，其影响力并不比他的很多小说名作小。不难窥见，刘醒龙想在中国当代散文园地里争得一席之地，成为一个在文学史上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散文家已然是他无法回避的宿命。他想改变自己以前那种在散文园地里散兵游勇式的写作做派，然后像当初在小说创作领域中敢于正面强攻一样开辟出专属他自己的散文领地来。这也就是他敢于下大气力完成《一滴水有多深》和《如果来日方长》两部长篇大散文的原因。前者袒露和解剖了刘醒龙的乡土情结或乡村情怀，后者记录和抒写了刘醒龙的疫情记忆和疫中体验。对于中国当代散文史而言，这两部书都堪称不可或缺的大散文杰作，其意义和价值也许未来会继续凸显。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上上长江》前几年有过单行本，但那个单行本的内容仅局限于参加2016年至2017年“万里长江文人行走”期间所作篇什，这次新版《上上长江》则增补了他在不同时期为长江一衣带水的地方写过的不少篇章，所以比初版的体量扩大了许多4。刘醒龙之所以做如此调整，主要是为了重新系统地清理自己的散文创作路径，从而更清晰也更明确地构筑起自己的散文领地，他把这个特殊的散文领地或曰散文特区命名为“刘醒龙地理笔记”，而新版《上上长江》当仁不让地居首，居中的则是很少有作家敢于涉足的《天天南海》，又以具有共情性的《脉脉乡邦》殿后，这就完成了许多专业散文家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大散文版图，为当代小说家的散文创作再次赢得了艺术的尊严。

正如刘醒龙在《上上长江·后记》中所言：“行走之时，最是如信了王黄州那样信赖地方志。每到一地，先读地方志。早年的方志，客观真实，没有炒作之嫌，编纂者也还讲究风骨，不像现在的互联网，看似方便各类查找，非常便捷，真的涉及史实，不靠谱的甚多。”5如此热衷于阅读地方志，这就道出了刘醒龙为何要以“地理笔记”命名这套散文三部曲的深层缘由，其意在于创造性地转化中华“地方志”的书写传统。虽说在小说创作中刘醒龙已经长期致力于讲述家乡鄂东大别山区（以黄冈为中心）的地方故事，并业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鄂东方志小说叙事形态，这在《异香——大别山之谜系列》《凤凰琴》《天行者》《圣天门口》《黄冈秘卷》等短、中、长篇小说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但落实到散文创作领域，迄今为止这种地方志书写特色及其内在的复杂性尚未被评论家所重视，也就更谈不上予以深刻揭示并阐释了。实际上，地方志的编纂在中国史学中由来已久，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则是其中绕不过去的界碑之作。按照刘醒龙的鄂东乡贤王葆心在《方志学发微》中的说法，“班氏所祖，实出《禹贡》《职方》》及《山经》之属。《禹贡》推表山川以及田产、贡赋、土俗、贡道，殿以疆域；而叙次则以治水先后列之。班氏之志，于上数者都详；又参以《职方》州之方位，次及山薮、川浸、土产、民畜、谷食，一一列之；又参之《山海》古迹、冢墓，但循汉制，京畿、郡国、县邑排次，而加详焉。此其源也。”6这就明确揭橥了中国地方志书写的三大源头，即《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和《山海经》，其中最有文学价值的则是《山海经》。实际上中国古代方志典籍中一直存在两个系列：一个是历朝正史中的《地理志》和各种行政区划的地方志，以史学见长；再一个是具有文学性的地方志系列，如《山海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徐霞客游记》之类，可谓文史兼工。毫无疑问，正是文史兼工的地方志系列在不同历史时期促进了中国山水游记散文创作的发展与繁荣。这也是刘醒龙在他的地理笔记三部曲中乐于承认的文学史实，他多次在地理笔记中对郦道元和徐霞客赞不绝口，而对于柳宗元、王禹偁、欧阳修、苏东坡等唐宋山水文章大家，刘醒龙更是充满了礼敬之心。

所以，刘醒龙创作地理笔记三部曲的艺术出发点在于中国古代地方志书写传统的赓续与传承，其中文史兼工的地理志是其艺术根底，而山水游记则是其艺术源泉。在中国当代散文大家中，贾平凹的长篇散文《商州三录》无疑是最早赓续中华千年方志散文文脉的经典作品，但和贾平凹向来推崇的沈从文一样，无论是《商州三录》还是《湘行散记》，因时常出以“小说家言”，故形成了小说化的散文或散文化的小说。贾平凹近作《秦岭记》就很难分辨其散文或小说属性。但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则不同，小说家的笔法在这里基本被祛除，散文的文体界限被恰到好处地坚守，记人、写景、抒情、议论这些最古老的散文技法得到凸显，而作为“小说家言”的虚构性叙事则消遁于无形，如此延传这种正宗的中国传统散文之道，不能不说是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的一大特点。周作人曾将中国文学尤其是散文传统划分为“载道”与“言志”两派7，但在刘醒龙这里已然超越了两派的畛域，将二者熔冶于一炉，既抒发生命个体情感、表达生命个体思考、描绘独具生命个性的景观，又能将这些生命个体话语与民族国家命运，与人类终极关怀相结合，从而让散文真正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这才是真正的“大散文”格局，与那种“爽文”“软文”“鸡汤文”拉开了距离，也与种种“时文”“美文”“小散文”划清了界限。若谓余不信，不妨系统品评清点刘醒龙地理笔记的长江系列散文、南海系列散文和乡邦系列散文，从中不难发现刘醒龙在赓续中华方志体散文文脉中大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主动注入中华现代文明精神的艺术努力。

在我看来，这首先表现为刘醒龙地理笔记中散布着浓郁的文人血脉气息，对中国历史上文人风骨的文化认同构成了刘醒龙地理笔记的内在精神支柱。且看《茉莉小江南》中的李清照，刘醒龙笔下的李清照不是“婉约派首席情感大师”，而是敢于在诗中以盖世英雄项羽垓下自刎的豪举将自己的丈夫赵明诚活活郁闷致死的女中豪杰。当江宁知府赵明诚面对突如其来的兵变带着两名部下落荒而逃时，他不仅置全城百姓性命于不顾，而且深深地伤透了妻子李清照的心。所以当兵变被他人平息后，李清照虽然跟随赵明诚离开江宁去湖州赴任，但途经乌江时突然豪情喷薄，写下了那首千古杰作：“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在刘醒龙看来，世人不解诗中玄机，其实在英雄史诗后藏着一部旷世爱情悲剧。赵明诚之所以在湖州任上很快亡故，本质上就是被李清照这首诗活活郁闷致死。李清照直教懦夫明白，他已经没有资格谈情说爱，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女中大丈夫！刘醒龙写的是身为美艳之首的南京的人与事，但他眼中只有充满血性的李清照，而不是世人熟悉的那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李清照，正可见出刘醒龙对李清照和南京这座城的不一样的理解。在《乌江不渡》中，刘醒龙继续对项羽和刘邦进行品评，他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在鸿门宴上全身而退，只有一种最关键的原因，那就是全身流淌着贵族血液的项羽无法举起阴险而丑陋的屠刀。尽管苏东坡感叹项羽不能忍，但在刘醒龙看来，那个不忍的项羽才是真的项羽。鸿门宴上的项羽其实享受了强者不可凌辱弱者的孤独求道，这是项羽被千古文人万世景仰的贵族人格奥秘。所以刘醒龙在文末感叹道：“刘邦身边多宵小，项羽之后无贵族。”刘醒龙就是如此这般推崇精神贵族或贵族精神，不是从阶级政治意义上推崇，而是从纯粹的文人风骨和精神人格上推崇。他自己说：“长江万里长，我们的行走弯弯曲曲远不止一万里，走了那么多地方，我只在屈子祠和杜甫墓前鞠过躬。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他们的品格文章太令人肃然起敬了。”8毫无疑问，刘醒龙在屈原和杜甫的身上看到的也是古老中国的文人风范与贵族精神。所以在《汨罗无雨》的煞尾，刘醒龙为屈子献上心香一瓣，撰联语云：“八帝追封，纵然与孔圣齐名，不如离骚总天问；千帆竞渡，只为个忠魂沉冤，从此汨罗永怀沙。”而在《走读第四才子书》中，面对寂寞荒凉的杜甫墓，刘醒龙不禁悲从中来，汨水西流，天地间还有比杜甫更难堪的圣贤吗？诚可谓千古一叹！

完全可以理解，出生于黄州的刘醒龙对苏东坡充满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与钦慕。对于刘醒龙而言，喜欢苏东坡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人格心理认同，就如同一个浑身充溢着“五水蛮”血性的黄冈之子面对一尊中国古老文化神祗的顶礼膜拜。所以他才在《赤壁风骨》中写道：“偶尔有机会回来小住，不只是深情牵挂，重要的是为文之人，面对古来宗师，在品格操守上再行受戒。”不仅如此，在《仁可安国》中，刘醒龙还独具慧眼地指出，一般人都认为黄州人爱苏东坡是因为爱他的诗词书法，因为苏东坡的到来旧黄州的陈腐就被新黄州的文采所取代，而刘醒龙却认为：“在苏轼的黄州，重要的是传承一个仁字。”“不要小看了仁字，也不要不在乎仁字，更不要有意无意地糟蹋了这个仁字。”“须知仁可安家，仁可安城，仁可安国。”显然刘醒龙从苏东坡那里领悟到的“仁”，不仅是儒家常说的“仁者爱人”，同时还直抵人性之大善本真至美，这才是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文化向度，是苏东坡文人风骨中真正深入骨髓的精神内核，必然会引来皈依仰慕者无数。所以在《赤壁风骨》的最后，刘醒龙终于揭橥了黄冈文化的内在秘密，这就是：“黄侃、熊十力、闻一多、胡风、秦兆阳等，风骨挺拔几乎构成中华晚近以来的精神圣界。”而这种风骨的传承正是以苏东坡为其精神渊薮。即使是来到天涯海角的海南岛，面对苏东坡留下的浮粟泉，还有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五位宰相级别的古代高官大吏留下的五公祠，刘醒龙也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他的价值选择与判断，认为“就算是五位宰相级大员聚到一起，也不及一介小吏苏东坡”，因为人生在世不是靠张牙舞爪虚张声势，而是靠掘地寻泉润物无声，由此可见“仁”的力量。由于喜欢改变了黄州的苏东坡，刘醒龙对人称“王黄州”的王禹偁也充满了不平与同情。在刘醒龙看来，《醉翁亭记》容易让读者暗生邪念，而《黄州竹楼记》则深得圣心。降及现代，刘醒龙对忠信仁义之文人从不掩藏自己的赤诚景仰之心。在四川江津的晚年独秀小院旧址，刘醒龙“满脑念头全是宁肯被历史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可以遭受历史遗弃”的现代人文精神（《青年独秀》）。而在昆明面对黄冈乡贤闻一多先生被害处，刘醒龙心中始终激荡着“不识时务者为圣贤”的灵魂之音（《滇池巴水闻先生》）。从王禹偁、苏东坡到陈独秀、闻一多，万里长江就这样引渡着无数的中华古今圣贤，他们是中华文人风骨的伟大传承者，也是刘醒龙在地理笔记中表露出来的骨子里超级认同的至尊人格偶像。

其次，刘醒龙地理笔记中还随处迸发出浓郁的家国情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与担当意识为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的写作树立了不可逾越的民族精神标杆。对于那些为了拥抱所谓世界性而一不小心逾越了民族精神底线的文学创作，刘醒龙向来是不屑一顾、深以为耻的。千古流传的《文心雕龙》为何要以“原道”“征圣”“宗经”为文学总论，这绝非没有来由的随意之举。正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文心雕龙·原道》）9，千百年来虽然文以明“道”或载“道”的思想不断变迁，内涵理解代有差异，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始终都是历代文人关注的“道”之硬核。在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中，有关家国情怀的抒写可谓随处可见，这不仅表现在诸多篇什对包括家乡在内的全国各地自然山水、名胜古迹的倾心礼赞和无限眷念上，如《钢构的故乡》《白如胜利》《记忆深处的茶》《重来》《天香》《天姿》《天心》《迷恋三峡》《滋润》《莼香千里》《星斗摇香》《树大山河远》《寻找文学的绿水青山》等篇什即是如此，还突出地表现在那些饱含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美文佳构中。《水边的钢铁》就是这样一篇充满民族骨气的散文。站在鄂东黄石的汉冶萍历史遗址前，刘醒龙不禁感叹如今说汉冶萍荣耀的人多而说其历史屈辱者少。想当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全民抗战中，日本侵露者掠夺了汉冶萍多少资源和暴利。但如今竟然有人说汉冶萍旧址上一座日本人修建的水塔质量如何之好，仅仅因为换上国产阀门就不能再用，这不能不让早年当过阀门厂工人的刘醒龙感到愤怒和耻辱，他深知其中隐藏的科学无知与文化自卑，他坚定地反对这种自卑与无知，他要为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大声疾呼！他在文中写道：“对人来说，可怕的不是财富被掠夺，而是文化意志的屈从，这才是莫大的耻辱。”刘醒龙在《金口皛正平》里为被日寇击沉了六十年的中山舰重见天日而感受到深沉的国耻折磨，又为中国人民海军福建舰的正式下水而升腾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治愈感。

在刘醒龙的地理笔记三部曲中我们时常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在涌动和奔流。有时候这种家国情怀集中表现为对当代军人的颂歌，不断释放着他内心浓郁的军人情结。在《两棵树上，一棵树下》《怀念一九九八》中，刘醒龙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以独具个性的观察角度抒发了他对九八抗洪精神的怀念，尤其是重点抒发了对抗洪抢险中英勇无畏的人民子弟兵的礼赞，且为自己曾经穿上军装参与到这场历史事件中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类散文让我们不禁想起了一代红色经典散文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它接续了当代红色经典散文传统，但又不乏独特的个人化表达。在《走向胡杨》中，刘醒龙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人”精神所感动，他们不仅要接受将令，而且要安家立业，因为家园就是要塞，边关就是庭院。在刘醒龙眼中，兵团人就是胡杨，胡杨就是兵团人，二者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其命运实属殊途同归。在《独木何以成林》中，刘醒龙一再被驻守查果拉哨所的军人所感动，因为那位军人将一棵白杨树拥抱成故土亲人的爱与爱情，而对于六年前的塞罕坝而言，正是因为培植了一棵老得不能再老的沙漠大树，才有了六年后的百万亩林海。树树皆有阻断风沙之功勋，棵棵都是改变地理的英雄。刘醒龙的英雄崇拜于兹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在南海系列散文中，刘醒龙尽情地抒发自己的军人情结与英雄崇拜，他将无法抑制的民族气节与家国情怀最大限度地予以释放，为中国当代散文坛坫贡献了独具风采、气魄沉雄的一组大散文。在《我有南海四千里》中，刘醒龙刻画了赵述岛上唯有的一对居民夫妇，他们对着大海一边唱着国歌一边升起国旗，对于他们来说出海就是出征，安家就是卫国。他们是不是军人的军人，是南海中神圣中的神圣。这无法不让人想起刘醒龙在《凤凰琴》和《天行者》中刻画过的经典文学场景，在大山深处的小学里，民办教师和他们的学生们用笛子和二胡演奏国歌升国旗，那场景曾经打动了无数的中国人！所以当我们在《鸭公岛外考古船》中读到，在海上台风袭来后，漆黑程度快到十级的鸭公岛上空，始终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时，那种崇高的爱国情和民族自尊心很难不随着作者富有力度的文字而心潮澎湃。想当年，法国侵略者曾冒犯我国南海九小岛，但法国侵略者却在岛上意外地发现一个供奉着中国渔人家神的小木屋，屋中所悬板文略云：“余乃帆船之主德茂，三月中旬带粮食到此，但不见一人，余现将米留下，放在石下藏着，余今去矣。”10刘醒龙在《余乃轻帆信海游》中摘抄了南海博物馆的史料原文，正是为了证明南海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先民在南海留下的足迹才是信史，足以告慰后人。总之南海与中华大陆血脉相连、根系相依，所以刘醒龙才会在《蓝洞》中写道：“沙牛儿的细小沙窝将南海送达年少时的乡土，叫永乐龙洞的蓝洞要关联与通达的是天下少年与中华血脉。”又在《万泉之意在于河》中写道：“说椰子树只会顺风倒向北方，所在意的是每个人的家和家乡。”这是南海人的亲情与乡情的汇聚，也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南海表达。

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中的军人情结不仅表现在当代中国军人情怀上，还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工农红军历史足迹的追寻与敬仰。作为来自鄂豫皖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作家，刘醒龙成长起来的这片黄冈热土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也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摇篮。生于斯长于斯的刘醒龙，其精神血液中其实充满了红色基因与革命情怀。所以他才在地理笔记三部曲中醉心于挖掘包括鄂豫皖在内的革命老区留存的红色文化资源。如在《一座山，一杯茶》中，刘醒龙为今人篡改大别山的天堂寨主峰，遗忘叫作红山中心县委的苏维埃感到痛心不已，他认为这种失忆与篡改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对文化的轻慢。在《自公一去无狂客》中，刘醒龙还令人心痛地描绘了红军长征途中当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牺牲后，副军长徐海东抱着他的遗体号啕大哭并亲手擦洗战友脸上血污，再将自己心爱的军大衣披在战友遗体上的那一幕。这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情分，更重要的是徐海东最了解吴焕先的现实与理想。他们在艰难的战斗岁月里相互砥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是一种超越血缘的高尚革命情谊。而在《浔阳一杯无》中，刘醒龙又将“黑矮胖子”宋江所题浔阳楼反诗与彭德怀大将军“我为人民鼓与呼”的诗句做了截然相反的对比，为了个人私利造反的宋江之诗其境界是卑下的，而彭大将军区区六句诗没有一个字是为了自己，一笔一画全是舍身为民，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体现了民族进步的大仁大义。彭大将军诚然是大英雄，但真正的集体英雄是那支踏上长征路的名叫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队伍。在四川境内的乌江畔，刘醒龙不禁为那些头戴红星的军人折腰击节，他们当年硬是以血肉之躯征服了这条从未被征服过的河流！这就是刘醒龙在《山水有情，天地对饮》中所要表达的红色激情。最令读者难忘的还是那篇《虎族之花》，“虎族之花”原本是纳西语“剌巴”的汉译，而“剌巴”则是纳西族人对石鼓小镇的称呼。但刘醒龙别具慧眼，他心领神会地意识到当年长征来到乌江与赤水的中国工农红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虎族之花”。“热的血为赤，铁的血为乌。”是红军用鲜血染透了赤水，用铁血铸就了乌江，从此长江上游的山山水水为中国历史镌刻下了一个个更加伟大和不朽的红色经典。所以历史必须铭记，红色文化不能淡忘，刘醒龙在《让钢铁拐个弯》中回忆了一个老将军的回乡往事，让今人要坚守革命年代的一诺千金。他还在《青年独秀》中为陈独秀和毛泽东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为了革命失去了至亲悲怆难抑，他深深地意识到，“从青年的理想，到理想的青年，才是一个民族的脊梁”，这就从红色资源中滋长出了浓浓的民族家国情怀。

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文人风骨和家国情怀之外，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中还随处可见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生态意识。这种当代生态意识往往散布在作者浓郁的乡愁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穷眷念之中，它给刘醒龙的地理笔记三部曲不仅提供了强大的现代性反思精神支撑，而且也给其注入了恒久的审美文化力量，为刘醒龙开放性地继承中国古代地理文化散文传统奠定了思想基石。老黑格尔曾指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11这曾经是西方哲人眼中的大中国形象，而中华国家形象的建构始终与黄河、长江这两条大江大河联系在一起，至今依旧如此。作为长江边上生长起来的中国作家，刘醒龙对母亲河长江充满了感恩之情，在他的长江系列散文中总是可以见到对长江流域大江大河大湖自然风光和城镇乡村文化风俗的描绘与赞美，但这种长江自然风景或文化风俗书写绝不是那种流俗化的“小清新”笔法或故作深沉的“《读者》体”路径，而是别出机杼地将世人时常无法见证的长江大美风景用奇崛雄健的文字贡献在世人面前，并深深地楔进读者的心灵。不仅长江系列是如此，刘醒龙的南海系列和乡邦系列也是如此，无论长江还是南海书写，抑或北方或西部书写，刘醒龙都能将那些人迹罕至或世人罕见的大中国壮美风景展现在全世界面前，显示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的大格局及其散文作品的大气象。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古代地理散文史上郦道元与徐霞客传统、柳宗元与苏东坡传统的继承与转化，而且其中时常有开新之举与创格之篇。我们不难到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中去寻觅和领悟作者的文化乡愁与自然风景，这里更希望与读者分享的是刘醒龙生态意识浓烈的生态散文。在《寻找文学的绿水青山》中，刘醒龙书写了“一场与山水盟约的长途行走”，从湖北的丹江口水库这南水北调的源头一直走到首都北京，只为了纪念南水北调工程全线通水一周年。在这篇散文中，刘醒龙不仅赞美了中原作家李佩甫在文学上集南北美学于一身的地理文化风景，而且将笔触放在朴素动人的汉江移民老赵的身上，透过新移民视野作家看到了南水北调后整个华北平原上不一样的壮美风景。绿水青山又回来了，首都和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逐渐在恢复淋漓元气。在长江系列散文的最后一篇《上上长江》中，站在长江源头沱沱河畔，刘醒龙不仅心潮澎拜，他对母亲长江奉献上了如诗如画、如泣如诉的壮美文字。面对长江之源，刘醒龙意识到心若不净，即便是格拉丹东的冰川也难称为净土。我们不仅要善待动物，也要善待人类自己。如果我们的欲念过于贪婪，将万里长江之水视为上苍过于慷慨的礼物而不知道珍惜，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就是肃杀的警示。在《吉祥是一匹狼》中，刘醒龙同样将生态环境保护上升到人类心灵保护的精神高度，他认为时下国人说狼事的越来越多，信仰狼性的也越来越多，但这只会让生命变得更加凶猛，让人间变得更加残酷，然而“那绝不是真正的狼。真正的狼，应当是保持住狼性的吉祥一样的存在”。而面对通天河边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刘醒龙意识到接下来的商业开发会有太多利益可供抢夺，那就等于回到了原始的狼性争夺，这绝不是我们子孙后代需要的结果，只有全方位对三江源进行生态保护才是唯一应当的选择。无独有偶，在《麝乡之香》中，刘醒龙借公獐遇绝境时会将麝香自我毁掉的古老传说再次警告世人，从通天河到扬子江的万里长江就是名贵的麝香，“谁想伤害她，她就会以自己伤害自己的方式回敬对方”，最终受到伤害的不仅是长江，而且是全世界和全人类。所以在《荆江十六玦》中，刘醒龙大力肯定了荆江两岸对野生物种的亡羊补牢，认为这是对世界满怀悔意的一种修补。这不仅是自然修补，而且是文化修补，唯其如此，地理学意义上由十六道河环组成的荆江才会变成人文学意义上的十六只巨大的玉玦，江汉平原才会真正成为被鲜花飘带簇拥的自然之玦和文化之玦。又在《传说不识红树林》中为保护红树林大声疾呼，他盼望人类将胎生的红树林真诚地当成一种信仰，因为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由此流露出浓烈的生态意识。

在浓烈的生态意识之外，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中还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刘醒龙是一位重情有义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既有筋骨思理又有血肉性情，情理交融一直是其各体文学文字的显著特色。他的地理笔记自然也不会例外。而且因为是散文随笔体，这种情理交融的特点只会更加突出和鲜明。刘醒龙骨子里其实是一个行者，他喜欢像司马迁、郦道元、徐霞客那样足迹踏遍祖国的四面八方，四处探险猎奇，但由于一次未遂的空难事件而遗留下来的恐高症，刘醒龙长期以来只坐火车或自驾汽车出游，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坐飞机。但高铁的出现改变了刘醒龙的人生轨迹和写作方式，他从此真正喜欢上了作为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只因为这座城市是无与伦比的出行极为便捷的高铁运行中心，其独步天下的气质重建了武汉的整体城市形象。对于刘醒龙而言，“一个人坐高铁，可以发很深刻的呆”，“一个人坐高铁，可以读很艰涩的书”，置身高铁上的刘醒龙“悬挂在神经末梢上的思绪也会变得异乎寻常地敏感犀利”12，由此对个体生命体验的领悟更加地深沉，对自我生命处境的观照更加的锐利。他竟然在高铁上读青铜重器且能找到金属的天然质感。在《青铜大道与大盗》中，刘醒龙讲述了自己与楚国国宝级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的神奇相遇，他从“令人眼花缭乱、连表面都难以看清，更别说透空蟠虺纹饰内部复杂得难以复制的神奇铸造工艺”的背后领悟到了世间哲理，这就是青铜重器越是优雅，与之相关的丑恶也就会越多，但越是丑恶，越是映衬出作为国之重器的伟大。至于曾侯乙尊盘上的蟠虺纹饰是表示毒蛇还是展现小龙，是隐喻奸佞小人还是象征圣贤君子，“正可以看作是每个人心境的一种浮现”。由此可见青铜大道与大盗之间真假难辨，而这正是人世间的真相。而在《钢构的故乡》里，刘醒龙站在故乡新近崛起的亚洲最大的钢构件生产基地周围徘徊，他恍然间明白：“越是现代化的建筑物，对钢构件的要求越高。历史渊源越是深厚的故乡，对人文品格的需要越是迫切。故乡的品格正如故乡的钢构。”所以是故乡给了刘醒龙以坚忍顽强的灵魂和血肉，这是那些收获思想与智慧的地方所无法给予的。如此理性的故乡情结在《抱着父亲回故乡》中终于被有关父亲的各种日常生活物件或细节浸透、消解。芭茅草和小秦岭，青烟和牛粪，一切的一切都归入天地之间。“我的怀抱里轻了，却很沉重。因为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躺过的怀抱。”“天地有无声响，我不在乎，因为父亲已不在乎。人间有无伤悲，我不在乎，因为父亲已不在乎。”如此人间父子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刘醒龙在送父亲魂归故里的路途中体验到了朴素而博大、真切而深沉的生命境界。

这种深沉的生命意识和强烈的自我体验在刘醒龙的南海系列散文中也有着透辟的抒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能对南海身临其境的人不可能很多，而去过南海又能写下坚实而优美文字的就更少见了。所以刘醒龙的南海地理笔记或南海系列散文足以让历代先贤和当世同侪艳羡。“我在南海游过泳”，这一定是刘醒龙这辈子感觉最为豪壮的一件事，否则也不至于以此为题作一篇散文。刘醒龙在《我在南海游过泳》中自我剖析道，虽然自幼向往大江大河大海，但天地之遥的南海山高水远、波高浪急，自己其实犯不着要在年过花甲且眼疾尚未痊愈，根本不能碰含碘甚多的海产品时依旧再次来闯荡南海。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来了，当然不是为了自讨苦吃，而是为了“不与自己妥协，也不对时光妥协”，只有保持这种近似《老人与海》的孤独与决绝，才是对南海最大的尊敬。刘醒龙是用心热爱南海，用情拥抱南海的性情中人，唯其如此他才会如此向往南海，才会不管有没有理由只管义无反顾奔赴南海。在《寻得青花通古今》中，刘醒龙自道一直想给南海的颜色找一个合适的参照物，直到在南海上度过十日后见到中国南海博物馆藏的元青花，他才恍然大悟，只有世代相传的元青花才能与南海相互拥有彼此气象。因为“元青花里有一种空前绝后的壮烈底色”，只有这种蓝色才是“文化的灵魂之色”。如此这般的生命体悟和人类经验，大约只有在南海上才能体验和抒写。于是我们看到刘醒龙在《我有南海四千里》中宣称“南海就是一门宗教”，今生今世“能在这海水里做一条奇丑无比的石头鱼便是前世修行的福报”。南海这门宗教意味着每个生命个体都应该对大自然怀抱敬畏之心，如果丧失了敬畏之心，人类将无法明白神圣之于天下的意义。一个人来到南海，不是为了做大海的主人，而是“为了与每一粒海沙、每一朵海浪、每一座海岛、每一片海洋，成为兄弟”。这就是博大的南海给予刘醒龙的生命启示。在《菩提南海树》中，刘醒龙干脆宣称要“做一棵树！做一棵椰子树！做一棵生长在南海的椰子树！”因为唯有这样才能“懂得与任何一朵小花、任何一棵小草共生共荣的意义”。“南海蓝，蓝南海，将蓝颜色发挥到撼动人心的南海，是开在人世间的一朵最大的蓝色花。”如此生命顿悟，简直醍醐灌顶。于是每一个生命都息息相关，更何况是兄长一般的同行作家陈忠实，他的去世让刘醒龙不禁回忆起曾经在南海西岛共同栽下一棵树的情景。这就是悼念陈忠实的《去南海栽一棵树》，据说这是最让陈家后人感念的一篇悼文，读起来让人热泪长流。刘醒龙无法忘记与陈忠实共同栽下的那棵南海树，也无法忘怀陈忠实送给他的在白鹿原上亲手种植的艳丽的红樱桃，它们都是人世间超凡脱俗、大美无言的精神极品，如同永恒的缪斯女神引领着刘醒龙的精神不断飞升，直到升腾至南海广袤无垠的上空俯视人寰。

最后要说到刘醒龙地理笔记三部曲的语言与文体风格问题。整体而言，刘醒龙的散文笔法属于刚柔相济、骈散兼行的那种类型，这种类型的文体风格在中国古代散文创作中并不鲜见，但在当代作家中就近乎稀有文类品种了。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刘醒龙散文创作的艺术趣味与历史认同，他实在是想着如何创造性地接续和转化中国古代包括散文和骈文在内的文章学传统，给清浅浮躁的当代散文注入沉着厚实的古典基因，只不过这种艺术诉求与努力往往被当下评论家所忽视或遗忘了而已。说起刚柔相济，这必然与刘醒龙所置身的文学地理有关，其故乡鄂东黄冈属于楚尾吴头交界地，而其常年栖身的武汉则是南北交界的九省通衢，如此东西南北交会之所，必然能吸纳南北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滋养。近人刘师培论及南北文学不同时有言：“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3诚如此，刘醒龙的地理笔记则确乎集记事析理与言志抒情于一体，且将崇实与务虚、形上与形下聚拢于笔端，既有北方之文的朴实刚健，又有南方之文的秀美滋润，这就不能不让人称道其文学艺术上的吸纳与转化力了。但刘师培又言：“清代中叶，北方之士咸朴僿蹇冗，质略无文，南方文人则区骈散为二体。治散文者，工于离合激射之法，以神韵为主，则便于空疏，以子居、皋闻为差胜。治骈文者，一以摘句寻章为主，以蔓衍炫俗，或流为诙谐，以稚威、容甫为最精。”14这虽是说的清代中叶文坛分流现状，从中不难发现两种文体各擅胜场，但大抵也切中各自时文弊端。如散文易空疏，骈文易蔓衍，要想集散文之神韵与骈文之华美于一体又谈何容易！进入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相对于桐城派散文（所谓“桐城谬种”）而言，选学派骈文（所谓“选学妖孽”）15所受摧折更大更深，这就进一步阻碍了现当代散文与骈文的文体融合。稍有进者，如治六朝文学的朱自清写散文明显借鉴了骈文语言与文章技法，还有杨朔名满天下的政治小品文也汲取了骈文养分，但他们对骈文的吸纳整体上并未受到好评，讥其雕虫小技、炫耀文辞、“形式主义”者不少。至于以《文化苦旅》名噪一时的余秋雨，其散文与辞赋、骈文的渊源甚深，其实六朝骈文本就源于先秦两汉辞赋，但被评家不幸而言中，其散文创作确实后来越来越跌入炫技与僵化的泥淖。所以学骈文学辞赋确实存在一定艺术风险。

从刘醒龙的地理笔记三部曲来看，其散文创作虽然刚柔相济，但偏于刚健，其用字遣词造句“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颇有韩文公倡导古文运动的勇气，只不过刘醒龙不似韩文公那样要反对骈文，相反他似乎着意要借鉴骈文辞赋来修补散文与骈文的裂痕，所以刘醒龙的散文虽然骈散兼行，且终究是以散文为本，但由于大量使用宽泛或广义上的俪词偶句，故而给读者以骈文气息浓郁之印象。毫无疑问，作为当代白话文作家，刘醒龙吸纳文言和骈文养分是合理的，且其并非抱残守缺，而是返古开新，将古典僵化的“四六文”加以当代改造和转化，形成一种尽量整饬而不绝对整齐、追求华美而绝不铺张的新的骈文句法，如此便给他的散文文体注入了珍稀而宝贵的骈文因素。如果考虑到刘醒龙成长之地鄂东黄冈从古至今的文脉绵延，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他所做的这种文体选择。唐宋时期的杜牧、王禹偁和苏轼，他们都曾在黄州为官一任，都以诗文见长，且都留下了骈文或辞赋杰作，即使古文也不拒骈文笔法。如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王禹偁的《黄州竹楼记》，这都是刘醒龙心心念念的千古好文章！近现代以降，黄冈地区人杰地灵，文星闪耀，如蕲春黄侃酷嗜魏晋六朝文，平生诗文多擅辞赋华章；还有浠水闻一多不仅早岁擅诗文辞赋，写新诗后又大胆倡导新格律体，追求诗歌的“三美”（所谓“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显然受到了屈原以来的辞赋骈文传统影响；至于黄梅废名，其对六朝和晚唐诗文的推重也为天下人共知，由此不难窥见刘醒龙的文学地理渊源对其文学趣味的塑造与影响。刘醒龙在《上上长江》中曾对杜甫推崇备至，明显“扬杜抑李”，而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五云：“不薄今人爱古人， 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 恐与齐梁作后尘。”无论作诗作文，没必要轻薄古人、轻慢传统，也没必要一味拒绝清词丽句或骈词偶句，但学骈文辞赋一定要以屈原宋玉为榜样，不能坠入六朝齐梁诗文的形式主义陷阱。这是杜甫的切身经验，也是其艺术警示，值得包括刘醒龙在内的当代散文家共勉。其实杜甫《戏为六绝句》的第一首正好可以借来赠给刘醒龙：“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唯愿刘醒龙在“不与自己妥协，也不对时光妥协”（《我在南海游过泳》）的人生征途中创造出更多的传世之作。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编年史》编纂与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8ZDA26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鲁迅：《“题未定”草（七）》，《且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0页。

2 梁启超（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二十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4 刘醒龙：《刘醒龙地理笔记》，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版。

4 5 8 刘醒龙：《后记》，《上上长江》，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版，第392、386—387、388页。

6 王葆心：《方志学发微》（注析本），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印行，第279、284页。

7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9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10 刘醒龙：《余乃轻帆信海游》，《天天南海》，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版，第160页。

11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12 刘醒龙：《后记》，《脉脉乡邦》，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年版，第292页。

13 14 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刘师培卷》，李帆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126页。

15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视“前、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为“十八妖魔”。同一期《新青年》通信栏内刊载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信里钱玄同首次使用“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说法。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4卷3号《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栏刊载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的《王敬轩君来信》，信中把林纾和黄侃等斥之为“桐城之谬种”和“选学之妖孽”。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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