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社会主义文艺生成的复杂面向——评王秀涛《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
2013年12月，王秀涛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时隔八年，其新著《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前者列入“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丛书”，是以“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制度’作为研究的聚焦点与切入点”1，考察文学制度的生成与实践；而后者则试图“通过城市文艺改造来发掘当代文艺发生的根源”，进一步理解“当代文艺的生成过程”2。从某种角度上看，两者都可列入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之中，目的在于探索社会主义文艺生成的复杂面向。那么，相较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取得了怎样的突破性进展？在文学制度与文学生产研究成果丰硕的当下，《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做出了哪些开拓性尝试，而这样的努力又为后来者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借鉴和参考？这些，正是本文所关注的。
一、宏观视野与个案研究
根据王尧的考订，早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使用“文学制度”概念之前，香港学者林曼叔等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已经将作家协会、作品出版、青年作家培养等与当代文学制度相关的“一些实质性问题纳入文学史研究”3。而由洪子诚1991年至1993年间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讲义整理而成，并于1997年在香港青文书屋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集中探讨了包括文学团体与作家组织、文学批判运动、读者意见与书报检查、作家收入与社会地位等诸多论题，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基本框架。其中有关当代文学制度生成的论述，“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等，实施严格干预，是当代文学活动的社会调节最主要的内容”4，成为界定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概念的基本表述。
在洪子诚研究的基础上，王本朝进一步推进，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基本体系。基于博士论文基础修改、2007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考察了文学会议、文学机构、作家身份、文学读者、文学批评、文学传播和文学政策等研究对象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联，第一次围绕文学制度，系统性地“研究当代文学传统的形成和展开过程”5。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出版的吴俊、郭战涛所著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标本，提出国家文学的概念命名，即“由国家权利全面支配的文学”6，为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提供一种解读视角。换句话说，对于《人民文学》创刊、组稿、封面、复刊等个案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说明“文学制度的运作和实践”7，以微观视角切入展开宏观层面的思考和建构。张均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有意突破这些研究成果背后的“一体化”史观，发掘文学制度“状态与功能的歧异性和不确定性”8，充分认识到个体在制度生成过程起到的作用。在对组织制度、出版制度、接受制度、评论制度与当代文学发生与展开的关系的讨论中，张均以“同情的目光揭示历史背后的‘风景’”9，彰显文学制度建构中人的主体性价值。
王秀涛的《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充分吸收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尝试。第四章《文学传播与文学政治》中“《人民文学》复刊与文坛复兴”一节，与吴俊对于《人民文学》的研究一脉相承。对于出版制度、编辑制度、文学会议、文学传播、文学传媒等问题的探讨，参考并推进了王本朝的相关研究。此外，王秀涛意识到人的主体性在文学制度建设中起到的作用，在对“文艺与群众”论题的考察中，以《文艺报》和《长江文艺》等文学期刊“所发起的通讯员运动”为研究对象，承接了张均对于文学制度研究的判断和理解。值得注意的是，王秀涛对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1949至1976年间，而是延续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第五章《文学传媒与当代文学生态》中讨论了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生态以及文学期刊的生存情况，打破了文学史叙述的界限。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旧文艺改造与当代文学的传播控制》一章，以旧书摊改造、民营出版业变革、旧艺人教育等角度切入，探讨城市文艺如何建立，在出版制度、编辑制度、文学会议等视角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从将其设为全书第一章的选择中，不难见出王秀涛对于这部分内容的重视，而《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一书，或可视为此章节研究内容的延续和拓展。
《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第二章《城市文艺的清理与重建》部分有关旧书摊和民营出版业的论述，充分吸收了前作中《旧文艺改造与当代文学的传播控制》一章的观点和内容，彰显出思考和研究的连续性。不过，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由宏观层面切入不同，《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选取典型的个案，着重于“突出此前当代文艺叙述所忽略的地方，发掘历史的细节”10，从中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革命文艺的示范与城市文艺的方向》，以《白毛女》进城、第一次文代会的演出招待以及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为研究对象；第二章《城市文艺的清理与重建》，在旧书摊和民营出版业等内容之外，增加了宝文堂书店和淫秽图书处理的部分；第三章《城市文艺改造的新旧之变》，则关注到戏院和国画的改造，以此再现城市文艺改造中的转向与变化。
事实上，王秀涛在《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中有意识地“舍弃大量一般的文学史问题”，尽管这些宏观层面的论题奠定了文学制度研究的基本范畴，对于后来者进入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相关研究的推进和开拓，还需要不断“寻找那些重要的但未被充分论及的问题”11，由宏观视野的建构过渡到典型个案的挖掘，这无疑是文学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王秀涛在《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和《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中积极实践和探索的。
二、史料运用与叙述补足
在解志熙看来，人文学科的研究，或可划分为“构建某种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学说”与“对具体的历史文化现象做出实事求是的解释”12这两种类型。前者偏向于理论建构，后者更注重史实还原，而两者的共同性在于，都充分运用各种史料文献，足可见史料在人文研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文学制度研究，份属于文学史研究之列，研究者的理论建构，也都建立在还原历史细节的基础上，史料因此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王本朝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时，“有时也难以在一堆材料里理出一个头绪来”，只好尽可能“让材料去呈现历史”13，将文集全集报告资料选编等材料纳入参考。吴俊在《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中，不仅对《人民文学》的正文内容当作研究资料加以利用，刊物的封面、按语和编后记，也成为考察十七年时期文学制度生成的重要文献。张均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的主要贡献定位为“史料的发现与考订”14，由大量的私人书信、旧报旧刊、回忆录、批判材料、年谱和日记等入手，对文学制度史的细节和沟壑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回顾《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的完成过程，斯炎伟特别指出刘起林、赵卫东、郭剑敏、章隆江等师友“倾其所有的资料以供查找”，帮助其由“问题的复杂与资料的繁琐”15中挣脱出来，把握住文学会议与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建构的关系问题。
王秀涛注意到史料的重要价值，自陈著作“尤其重视史料的使用”，并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重新审视常见史料”，目的在于发掘基础史料中所包含的“更多的历史信息和言外之意”；其二，是对于“第一手的稀有资料”的查找和利用，特别是原始的档案资料，以此丰富、修正“以往的历史认知”16。这样的对于史料的多方面运用，在具体的行文中得到积极的实践和贯穿。
以《〈白毛女〉进城与革命文艺的示范》一节为例，王秀涛认识到有关《白毛女》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传播接受、艺术成就、叙事分析、本事探微、演出考论等方面，没有注意到在城市接管的历史背景下，《白毛女》如何进城，并逐步成为“革命文艺的典范”17的过程。有鉴于此，王秀涛由常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1989）、《北平的和平接管》（1993）和《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2001）等史料切入，从革命文艺随军进城的历史现场、《白毛女》在北平和上海的公演经历、以及其他剧种对于《白毛女》所进行的改编和移植等三个层面，考察凝聚延安文艺创作心血的《白毛女》在城市接管阶段的大规模推广经验。
而王秀涛对于稀见史料（档案资料）的使用，在《宝文堂书店改造与通俗文艺生产》一节中有所体现。为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的通俗文艺生产”18，王秀涛选择将宝文堂书店当作切入点，通过北京档案馆档案《大观楼、新中国影院、宝文堂、六必居公私合营的计划、报告》和《书苑一秀》未刊发的《关于通俗文艺编辑室和宝文堂编辑部业务划分、任务安排和机构、人事的决定》等稀见史料，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宝文堂的基本情况、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对于宝文堂的联合与帮助以及通俗文艺出版社对于宝文堂的改造等三个方面展开，探讨宝文堂从私营书店转变为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出版业一部分的过程。
若想建立起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和现象的“更加全面清晰的认识”，离不开对于史料资源的“发掘、占有、分析和把握”19。在王秀涛看来，关于1949年至1956年间“城市文艺的重建”的诸多问题，之所以被此前的文学史所忽略，与研究者未能回到原点，重新审视常见史料背后的复杂情状，而是满足于既有稳固的“历史叙事格局”有关。除此之外，封闭的“资料体系”20，致使很多有价值的史料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也影响到对于“研究的可能性”的发现。透过王秀涛的《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的探索和实践，而这无疑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三、当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洪子诚、程光炜、王本朝、吴俊、张均等学者关于文学制度的研究已为“学界所公认”，在为后续讨论提供参考借鉴的同时，也足以说明考察城市文艺的改造与重建论题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而王秀涛对于《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的研究，建立在其认为有关城市文艺改造的成果目前“并不充分、不系统”21的前提之下。换句话说，王秀涛所选择的，是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课题。这样拥有较多开拓空间的选题，并非王秀涛灵思涌动的发现，而是与其既有研究思考和成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早在跟随黄发有读博期间，王秀涛即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文章，其中《矛盾的稿酬制度与当代文学生态》《从“创刊”到“复刊”的转折》《文学期刊与企业联姻的问题与出路》《文学出版与文学生态》《民营出版业的改造与“十七年”文学出版秩序的建立》《戏曲观摩会与当代文艺典范的推广》《当代编辑制度的建立与文学生产》等篇目，接连发表在《出版发行研究》《东方论坛》《中国出版》《中国图书评论》等学术期刊上，而《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2013）的成书，以博士论文《文学会议与“十七年”文学秩序》为基础，对已发表成果作集中的检视、整合和完善。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王秀涛系统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发展脉络，并在宏观层面上探讨了文学出版、文学传播、稿酬制度和文学编辑等问题，为后来者进入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论著。
而王秀涛对于城市文艺改造的关注，始于2012年在《粤海风》第2期上发表的《1949年前后的城市旧文艺改造》。文章着重关注在新的文学体制之下，如何完成“旧艺人的改造”22问题。到2021年出版《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王秀涛对于城市文艺改造论题的关注延续了十年。如前所述，王秀涛对文艺改造问题的重视，从其将《旧文艺改造与当代文学的传播控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的第一章中不难见出。而其中有关城市旧书摊和民营出版业改造研究的内容，又成为《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的第二章《城市文艺的清理与重建》的一部分。
不过，与在《旧文艺改造与当代文学的传播控制》中采用推进式研究方法、由旧书摊和民营出版业切入、以考察新中国初期城市旧文艺改造的思路不同；《城市文艺的清理与重建》运用的是平行式研究方法，宝文堂书店转型、“反动、淫秽、荒诞”图书处理、城市旧书摊和民营出版业改造等问题，都是城市文艺清理与重建的典型个案。研究方法转换的背后，与王秀涛所着力实现的研究目的密切相关。质言之，在以宏观视野建构文学制度研究框架体系的研究过程中，落脚点在于整合，故而需要在不断推进的基础上提炼富于概括性的论断。而随着研究进一步深化，王秀涛意识到要发掘城市文艺改造的历史细节，需要由个案切入，让丰富多元的案例自我呈现出历史的复杂面貌，自觉减少带有判断性观点的输出，将整体的思考置于结语部分，在自我追求与学术规范之间寻求平衡。
概而言之，当代文学中富有价值和开拓空间的选题，并非偶然的发现，而是需要长期深耕，在充分了解研究历程和积累前期成果的前提下，不断调整研究方法，以推进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研究框架逐渐确立的成熟期，研究者需要不断细化方向，通过新的材料的引入拓展研究的边界，揭示社会主义文学内部的复杂面向，进而探讨当代文学叙述和研究的“可能性”。
注释：
1 张博实：《评王秀涛〈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8期。
2 10 11 16 17 18 20 21 王秀涛：《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4、7、7、7、3、28、110页。
3 王尧：《当代文学制度形成与重建的几个关节点》，《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
4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5 刘志华：《中国文学何以成为当代——〈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的意义阐释》，《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6 7 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⑧14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9 罗敏月：《重现制度背后的“风景”——评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8期。
12 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13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15 斯炎伟：《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19 吴秀明、赵卫东：《应当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 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22 王秀涛：《1949年前后的城市旧文艺改造》，《粤海风》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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