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主潮
内容提要：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对女性自我生命、对男性世界、对宏大历史都进行了丰富而深入的探索。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女性文学，主要在革命意识形态框架内书写女性的主体意识；新时期之初的女性文学，则将政治反思与性别建构相交织；新时期后期的女性文学，深入书写女性的多重情欲，也多维度审视男性世界；新世纪的中国女性文学则深切关怀乡土社会、现代都市以及历史深处的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既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因容纳了丰富的个人风格而呈现出多姿风采。
关键词：女性文学 主体意识 政治反思 男权批判 文学主潮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女作家对女性自我生命、对男性世界、对宏大历史的认识和表达都形成了既呈现鲜明时代特征、又独具个人风格的多彩丰姿。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既在对时代政治话语的深度介入中拓展了女性主体的内涵，也在疏离时代政治话语中建立了个体的独立意识；既在对男性世界的理解、包容中丰富了女性的心灵世界，也在对男权传统的激烈批判中维护了女性的主体性；既在对女性内在情感、欲望的多角度认同中张扬了女性生命存在的合理性，也在对乡土与都市、历史与现实的多方位审视中展示了女性充沛的心灵力量。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既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变革形成深刻的互动关系，也敏锐地感应着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思想启迪，更是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一大批女作家真诚探索自我生命奥秘、热切关怀社会人生所结出的硕果。
一、前三十年：在革命意识形态框架内书写女性的主体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当代中国前三十年（1949—1978年）的文学一方面承担起为新时代作证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又延续着文学关怀人性的超越性功能。这一时段的女性文学，既回应时代巨变，书写女性成长为革命主体的历程；又汲取革命伦理中的性别平等资源，书写女性在家庭内外争取平等地位的新风采；同时还在遵从革命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关怀女性的多重心理。
（一）女性成长为革命主体
书写女性成长为革命主体的女性文学代表性作品，是杨沫195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宗璞195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豆》和丁玲197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杜晚香》。
《青春之歌》和《红豆》两部作品都既以革命伦理统摄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伦理关系、统摄男女情爱伦理，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革命伦理与情爱伦理之间的张力；所不同的是，《青春之歌》的革命化程度要远远大于《红豆》，而《红豆》则保留了更多超越意识形态的浪漫激情。首先，《青春之歌》和《红豆》中女主人公走向革命的外因皆是党组织的引导，《青春之歌》中引导林道静的是卢嘉川、林红、姑母、江华等一批前赴后继的优秀共产党员，《红豆》中引导女大学生江玫的则是同屋的党员萧素。这些党员既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又都有舍己为人的个人道德，作品由此完成了政治信念先锋性与个人私德崇高性合一的革命叙说。其次，《青春之歌》和《红豆》女主人公走向革命，又都有着深厚的家庭因素，从而昭示出1950年代文学重视革命血统传承的思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生母是被地主霸占并被迫害而死的农村姑娘。母爱匮乏的林道静，站在代母控诉的立场上，仇视父亲和嫡母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阶级仇恨，是林道静走向革命的原动力，又保证了林道静阶级血脉的合法性。林道静走向革命的历程，正是她反叛父亲和嫡母的阶级、走向生母的阶级的历程，这一艺术构思相当严谨地演绎了阶级本质决定政治立场的先验论，也展示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中阶级立场统摄性别立场的特点。《红豆》中的江玫，父亲是进步的大学教授，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因“思想有毛病”而屈死，母亲在关键时刻“痛说家史”，江玫于是坚定了留在新中国干革命的决心。《红豆》把进步知识分子纳入革命传统中，可见其注重革命传统的立场较为宽松，有别于那种只认工农血统的极“左”出身论。再次，《青春之歌》和《红豆》都在革命的大框架内保留了或多或少的浪漫爱与激情。《青春之歌》一开场以赞赏的态度描绘林道静那全身素净、 “异常俊美”的女学生形象，后来又以认同的态度抒写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那既含蓄又热烈的恋爱激情，作品由此在革命的大框架内保留了后来的“样板戏”中荡然无存的浪漫情调，继承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中恋爱与革命相兼容的传统。《红豆》中，女青年江玫先是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中，但最终还是与不革命的男朋友齐虹分手，这一历程与《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先沉浸在与余永泽的浪漫爱中、而后又脱离不革命的余永泽何其相似，然而，两部作品对游离于革命之外的浪漫爱的叙述态度却大相径庭。《红豆》在叙事立场上，尽管赞同江玫的分手选择，从而保证了革命高于爱情的原则，但江玫和齐虹虽然政治立场水火不相容，但是二人的爱始终都是真挚、热烈、无私的，分手后，“孤独的江玫的浓重感情仍然留恋着过去”1，《红豆》由此展示了对疏离革命的爱情的珍惜的态度；而且，《红豆》还通过江玫和齐虹在文学、音乐、科学领域深深共鸣的诗意化描写，表达了对超越意识形态的东西方文明境界的热爱。正由于“投身革命与个人情感生活，在小说中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2，《红豆》建构了革命原则与浪漫爱以及更广泛的人类文明之间的丰富张力空间。
丁玲1978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杜晚香》，处在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交界点上，书写杜晚香由贫寒的农家女成长为共产主义事业“排头兵”的历程，其女性意识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点。3首先，《杜晚香》肯定女性在组织面前柔顺忠诚的品格，其意识形态立场更接近前三十年的文学，而有别于这一时期的“伤痕-反思”文学主潮。其次，《杜晚香》在男女对待性关系上呈现出男权化的价值倾向。志愿军丈夫回到家中，“……他同她没有话说，正象她公公她婆婆一样”，可是，她“并没有反感，有时还不觉得产生出对他的尊敬和爱慕，她只是对自己的无能，悄悄地怀着一种清怨……”这正如刘慧英和秦林芳所分析的：她“意识到无爱的痛苦时，她又无法全面否定这种靠传统纽带联结着的生活”， “最终把‘怨恨’转向了自己”4，《杜晚香》“表现出了非常传统、非常陈旧的男权观念”5。再次，《杜晚香》肯定了女性从容坚定的个性气质，这又是对女性主体精神的有益建构。在意识形态忠诚话语下面，作品褒扬的是杜晚香无论在何处都“安详自若，从容愉快的神情”，是杜晚香热心帮助别人的“宽大的胸怀”，是杜晚香把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的无私情怀。这些又有别于对待性关系上的屈从品格，而表现出女性主体内在的精神力量。
（二）女性成长为平等的性别主体
在男女平等的层面上解放妇女，自晚清以来一直是中国社会是否实现现代转型的考察指标之一，更是新中国的国家基本政策之一。妇女解放，有两个基本面向：一个是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另一个是妇女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尤其是获得婚姻自主权。1957年发表的三篇女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妇女追求平等、解放的心声。韦君宜的小说《女人》呼唤男女工作机会平等。女主人公林云“希望领导上不要把我当作一个负责干部的老婆，而当我作同志”，她不愿意放弃原来的工作，不愿意调到丈夫宋诚身边去专门照料他的生活，“因为自己愿意工作，愿意像别人一样”。林云还反驳女友马素的观点说：“是个女人，就认输了吗？”李纳的小说《女婿》，与歧视离异女性的世俗偏见针锋相对，写一个离过婚且带着孩子的女性秀姐，自信乐观， 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柳溪的小说《我的爱人》书写护理员淑贞对在抗美援朝中致残的军人其华的真挚爱情，小说在遵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肯定了女性主动追求爱情的权力。
（三）革命意识形态下女性人性的丰富性
既遵从革命意识形态，又避开宏大历史的正面场景，而着重表现人物尤其是女性的丰富情感世界，这一时期最富有代表性的女作家是茹志娟。她195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从“我”的视角看通讯员和新媳妇，既表达了军民团结如一家的鱼水深情，又抒发了朦胧而含蓄的异性间的情愫。女文工团员“我”和新媳妇这两个女性人物，与男通讯员之间，既是显在的同志关系/军民关系，也是朦胧的异性关系。通过“我”的眼光，《百合花》刻画了通讯员腼腆憨厚、勇于自我牺牲而又未免急躁、单纯的男青年形象，塑造了新媳妇羞涩腼腆且又善良无私、情深意厚的女青年形象。《百合花》因诗意地糅合了显在的革命主题和朦胧的情爱主题，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百合花”。茹志娟196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静静的产院里》中，“新法接生员”谭婶婶面对新来的年轻医生荷妹，先感到不是滋味，而后通过自省，完全接纳了新人，并积极向新人学习。作品固然在进步论的大框架下赞赏谭婶婶、潘奶奶等人不断更新自我、追赶时代脚步的发展意识，但也并没有把人初步接触新生事物时的抵触情绪简单地判定为恶的力量，而是一方面既从进步论的立场出发把这些抵触心理界定为需要克服的旧情绪，同时又能充分理解人都难免有固守旧习惯、不愿意被年轻一辈冒犯的心态，《静静的产院》由此衍生出了关怀历史进步洪流中人的情感的复杂性的现代人文精神。
二、新时期之初（1979—1985）：政治反思与性别建构相交织
从1978年到1985年的新时期之初，中国女性文学敏锐感应时代变革，与男性创作一起承担起了政治反思的功能，呼唤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等文明开放的价值观，显示了文学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先锋性；同时，又在男女关系思考方面展示出了独特的女性视角，既抒发女性的爱情渴求，品藻男性人物，建构男女心灵相知、相濡以沫的理想爱情境界，也倾诉女性寻找理想“男子汉”而不可得的失落，抒写女性在自我气质认同方面的焦虑。
（一）男性形象建构：思想解放、爱情忠贞的理想男性与玩弄权术、思想浅薄的负面男性
新时期之初的女性文学，往往把政治探索和男女情爱思考交织书写，把对宏大历史的关切和对男性世界的想象融合在一起，在品藻男性人物中熔铸了拨乱反正的政治需求，宣扬人道主义立场、经济体制改革立场，既充满敬意地塑造了一系列思想解放、爱情忠贞的理想男性形象，也表达了对玩弄权术型男性的鄙视、对思想空洞型男性的失望。
首先，戴厚英198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和张洁198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都从政治反思与道德评判相结合的立场出发，把男性人物分为正反两类。正面男性，都是思想开放、坚持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立场的共产党人，他们还兼具善良、忠贞、无私等美好品格；反面男性都是固守极“左”路线、好整人、热衷于玩弄权术的政治投机者，他们在私德上也兼具自私、虚伪、冷酷的特质。正面男性所代表的政治理想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面向前三十年的历史进行反思，从而吸取历史教训，在当下坚持人道主义立场；一个维度是面向当下社会经济体制僵化的问题进行现实反思，坚持搞改革，坚持以人为本。《人啊，人！》中的何荆夫即代表了前一个维度。他1950年代在大学学习时被划为右派，而后在社会底层流浪了二十年，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研究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新时期复出时，他已经完成了一本著作《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成为时代的思想先锋；在男女关系上，他对女主人公孙悦一直怀着忠贞不移的纯洁爱情；在友情方面，他善良无私，包容博爱，善待情敌赵振环，宽恕当年参与迫害自己的人。《沉重的翅膀》中的重工业部常务副部长郑子云，则代表后一个理想维度。他既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有着务实肯干的精神，他支持走改革之路的厂长，抵制官僚主义和特殊化，信守“关心人，尊重人，相信人”的人道原则；与之相对的反面人物部长田守诚则玩弄权术、阻碍改革。《沉重的翅膀》写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也揭示出改革因触动许多官僚的既得利益而举步维艰的状况，具有浓重的悲剧氛围。《人啊，人！》和《沉重的翅膀》这两部长篇小说，将对宏大历史走向的思考与对男性人物的品藻融为一体，既体现了女作家敏锐把握社会发展趋向和时代思想脉络的历史意识，也表现了女作家评判男性品格的标准包含着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两个维度。对照新时期之初思想界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之争，对照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历程，可以说，新时期之初的女性文学在承担宏大历史责任方面起到了时代先声的作用。
杨绛1980年创作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在反思前三十年历史教训问题上与《人啊，人！》《沉重的翅膀》展示了相似的价值观。《干校六记》从被改造者心理体验的角度来否定六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所记虽然是“大背景下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6，却仍然有深刻的历史关怀，而笔墨则显得隽永蕴蓄。所不同的是，《干校六记》并不介入新时期的社会现实，而是在回忆性书写中展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其次，新时期之初的女性文学，在寻找男子汉的失落中，表达了对思想空洞型男性的失望，大胆地张扬女性的精神优势。张洁197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方舟》和张辛欣198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都有一个思想空洞、精神上根本不能与文中优秀女青年相匹配的男青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乔林，俊美得像古希腊的雕像，但是，“逢到我起意要对他来点智力测验，一定逼着他说出对某事或某物的看法时，他也只能说出托儿所里常用的那种词汇：‘好！’或‘不好！’”《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李克是个循规蹈矩的“完美的好人”，同样也不能满足女主人公“我”的精神共鸣需求。《方舟》中梁倩的丈夫白复山不仅同样缺少深刻的思想，而且还多了一份品德上的卑劣。这三部作品都偏重于主观抒情，女主人公、叙述者、隐含作者立场合一。作品以俯视的态度塑造这些思想空洞的男性形象，表达了对具有精神深度的男子汉的呼唤。这些作品的情爱立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女性为主体审视两性关系，而不是把女性作为陪衬男性的“红袖添香”式或“揾英雄泪”式的附属性存在；二是在女性爱情标准中树立了超越世俗的精神性内涵。
（二）女性形象建构：或参与宏大历史，坚守思想前沿；或疏离政治，坚守个体职责
首先，新时期之初的女性文学在女性形象塑造中熔铸了女性参与宏大历史的责任意识。戴厚英、张洁的小说中，女性人物也分为正面和反面两类，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正面女性人物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也与正面男性人物形象一样，是坚持人道主义精神；坚持经济改革，在新与旧尖锐对立的历史进程中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与正面男性人物不同的是，她们往往并不是正确思想阵营中具有引领性功能的核心人物，而是男性引领性人物的同道者。《人啊，人！》中的女主人公孙悦，从文革经历中悟出了必须超越整人的残酷斗争思路，这种思想并非来自男性的启蒙，却又与何荆夫的人道主义思想不谋而合。《沉重的翅膀》中的女记者叶知秋，在坚持经济改革、注重人道关怀问题上，与改革派副部长郑子云思想一致；但她并非郑子云的下属，而具有独立的职业身份。这样的艺术构思，既体现了女作家关于女性参与宏大历史、参与政治的自觉性，又体现了面对宏大历史时，女性既渴望得到强大男性力量支撑、又希望保持女性独立人格的心态；也说明这些文本的历史反思立场大于性别反思立场，因为作品中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女性人物，并不审视同一思想阵营中的男性人物。正面女性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脱俗的精神气质。她们无论长相漂亮不漂亮，气质上一般都本色自然、不矫揉造作，更有着不注重个人利益、追求超世俗精神境界的特点。《人啊，人！》中的孙悦、《沉重的翅膀》中的叶知秋、《方舟》中的荆华都属于这类精神内涵充沛的女性。与此相对，这些作品中的反面女性人物一般具有如下全部特点或部分特点，第一是并无政治见解，行动只受利益驱使，斤斤计较，习惯于借助权威男性的势力对其他人颐指气使；第二个特点是装扮精致但格调庸俗；第三个特点是因精神空虚无聊而难以成为优秀男性人物的心灵知己。《人到中年》中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人啊，人！》中的陈玉立、冯兰香，《方舟》中的钱秀瑛，《沉重的翅膀》中的夏竹筠都是这类庸俗女性。
其次，新时期之初的女性文学，还在女性形象塑造中表达了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人生探索意识。这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颂扬女性知识分子坚守职业岗位、疏离政治的独立意识；一种是在女性日常人生书写中表达个性解放的需求。谌容198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塑造了在时代变迁中从容淡定、恪守职业操守、超然于世俗功利外的女医生陆文婷形象。陆文婷身兼职业和家庭的双重重担，尽管有丈夫倾心相守，仍然不堪重负。作品赞赏知识女性不卑不亢的精神气质，向往夫妻相知相爱的理想婚姻图景，并在不直接质问男权中提出职业女性负担过重的社会问题。铁凝198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则以赞赏的态度塑造了一个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高中女生安然的形象。
（三）抒发女性的多重爱情心理：平等意识，爱情渴求
以舒婷的创作为代表的新时期之初的女性诗歌既关注宏大历史，也书写爱情，其爱情书写包含平等意识和爱情渴求两个主要维度，而其爱情渴求中既有女性渴望得到男性庇护的小女生心态，也有女性庇护男性的母性情怀。在《致橡树》中，舒婷发出了“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的红硕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的平等宣言，这鼓舞了1980年代初平等意识觉醒的女性。《神女峰》中，舒婷则抒发了“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女性被爱的渴求。《会唱歌的鸢尾花中》，抒情女主人公问“我可以要一株真正的圣诞树吗/ 上面挂满/溜冰鞋、神笛和童话/焰火、喷泉般炫耀欢乐/我可以大笑着在街道上奔跑吗”，由此，作品在爱情理想的建构中抒发了生命自由生长的渴求。杨绛的系列散文《干校六记》则在知识分子无可奈何地下放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大背景下，表达了妻子处处庇护丈夫的成熟的母性心态。其中第四章“冒险记幸”中，默存到杨绛所在的连队一起吃年夜饭，“天色已经昏黑，我怕默存近视眼看不清路——他向来不会认路——干脆直把他送回宿舍。”
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还初步表达了女性在情爱中的欲望。林子1958年创作、1980年发表的诗歌《给他》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但是，对女性情欲的深入而大胆的探索，则要在新时期后期思想更为解放的年代里才出现。
（四）女性气质层面上的自我怀疑与自我确认
张辛欣1980年发表的小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和张洁1982年发表的小说《方舟》探讨了女性的“雄化”问题，表达了由女性气质本质界定所引发的不同焦虑。张辛欣则面对男性要求女性保持柔美气质的问题，对女性自我产生了怀疑，而又心有不甘。张洁固守女性气质应当柔美的立场，以女性“雄化”这一无可奈何的结果，作为控诉男权社会的证据。
张辛欣的小说《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女售票员“我”是个富有才华的业余女编剧，与航海系毕业的业余导演“他”心心相印，但是，他以已逝的前女友“……很要强，然而文静……”作为参照物，评判 “我”是个“男性气质过多的女性”，要求“我”说：“我希望你改改你的性格，凭着女性本来的气质，完全可以有力量……”这一男性对女性阴柔气质的要求，引起了女性人物“我”内心中的剧烈冲突。文本最终在女性是否应该回归阴柔气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复调性：女主人公“我”一方面暗暗为自己的男性化辩护，认为这是艰辛的生活逼出来的，既事出有因，并且也并无不妥；另一方面，“我”在深深的思念中又不免深受“他”的立场的影响，不禁为自己的不够阴柔文静而感到焦虑。
张洁的小说《方舟》以惋惜的态度表达了“男人的雌化，和女人的雄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问题”。叙述者借丈夫白复山的眼光审视女导演梁倩，感受到梁倩干瘪、没有“女人味”，并在心中暗暗感叹：“她怎么活得这么憋屈、这么窝囊啊！”但是在价值评价上隐含的作者态度却与男性人物截然相反，不同于白复山鄙夷中含着一点怜悯的男性立场，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对梁倩失去“女人味”只有心疼、怜惜。梁倩的内心独白也表达了自己对柔美女性气质的向往，但是女性失去“女人味”，女人“雄化”，在《方舟》中并没有成为女性自卑自贬的因素，反而成为女性控诉男权社会、控诉男性人物的有力证据。“她这是怎么了？像个歇斯底里的老寡妇。她从前不是这个样子。上哪儿再找回那颗仁爱的、宁静的心啊，像初开的花朵一样，把自己的芳香慷慨地赠给每一个人。像银色的月亮一样，温存地罩着每个人的睡梦。她多么愿意做一个女人，做一个被人疼爱、也疼爱别人的女人。不，她不愿意雄化。究竟是什么在强迫她？”《方舟》把女人“雄化”归咎于男性乃至于整个社会不能担当起爱惜女性、庇护女性的责任，因此，《方舟》坚守女性气质应当柔美的本质主义立场，这一信念在文本中并没有成为囚禁女性、限制女性的框框条条，却生成了控诉男权的批判性力量。
三、新时期后期（1986—2000）：情欲的多重书写与对男性世界的审视
1985年以后的女性文学无论在作品数量还是在思想艺术深度方面都有蓬勃的发展。直面情欲，将情欲确认为男人和女人作为主体性存在不可剔除的内涵，王安忆、铁凝、林白、陈染、徐小斌、虹影等女作家都对此进行了多维度的探索，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对男女关系、母女关系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书写，从而丰富了当代女性文学的人性理解内涵。
（一）将非理性冲动纳入主体的范畴
1980年代，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这触发了人们对潜意识的认知。与之相应，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正视情感、理性、欲望之间的张力，把欲望与情感、理性一样确认为合理的自然人性，尤其注重探索情爱的非理性特征。小说家王安忆、铁凝，诗人翟永明、伊蕾、海男、唐亚平，散文家叶梦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王安忆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荒山之恋》，细致描写一对婚外情男女的殉情故事。小说的核心主旨既不是歌颂爱情的崇高，也不是批判社会对爱情的压制，而是深深理解情与欲均不受理性控制的特点。性格文静被动的男小提琴手，热爱妻子女儿，不料却沉浸于婚外情不可自拔；性格开朗主动的女打字员本想在挑逗男性中逢场作戏，没想到却在游戏中滋生出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他们情与欲高度融合的恋情，有着理智无法控制的冲动性，隐含作者深深理解人性中的这一股激情。王安忆198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岗上的世纪》则在欲望与情、理完全背离的张力中，探索情欲这一不可被理性规训、不受情感羁绊的强大的本能力量，将它接纳为生命主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女知青李小琴欲以肉体换取回城指标，农民小队长杨绪国与她发生关系后却不守承诺，李小琴状告杨绪国，杨绪国被羁押、批斗，释放后，他再度去找李小琴，二人连续七个夜晚沉浸在高度和谐完美的性关系中，体会生命的欢乐。小说中，男女双方强大的情欲力量，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情感，没有改变他们的理性，因而作品始终没有在价值判断层面上认可农民小队长以权力消费女知青的行为，并不赞赏女知青以色谋生的谋略，作品也没有让这一对男女之间建立起相爱的情感，也就是说作品并没有颠覆理性，没有颠覆情感，而是在超越理性、超越情感的层面上探索和理解性本能的强大力量，并把性本能上升到关乎生命自由境界的重要元素来认识。
铁凝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麦秸垛》，探索了人的理性、情感、欲望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织的多种复杂状况，铁凝既赞赏理性、情感，也理解欲望，《麦秸垛》中这三者之间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互相冲突的。男知青陆野明对女知青沈小凤的欲望，不仅违背他的理性，也与他的情感背道而驰，然而，他却只有通过满足这名不正、言不顺的欲望才能最终克服它。这是铁凝对人类欲望方式的一种独特想象。铁凝并没有站在道德立场上批判陆野明对他自己感情、理智的背叛，并没有以人必须控制自己欲望的责任意识来要求陆野明，而是理解他只能通过满足本能欲望才能最终超越它而回归到灵肉合一的情感境界中。女知青杨青对陆野明的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包含着对异性的控制，也包含着对情欲的控制，然而这两种控制不仅没有让男性人物感到不适，反而更加契合陆野明的内心需求。杨青之爱的第二个特点是，既潜藏着以替代方式满足自身情欲的隐秘愿望，又有着超越自我爱欲、包容男性脆弱的圣母情怀。陆野明与沈小凤在麦秸垛偷情，这固然使深爱陆野明的杨青感到痛苦，但在杨青的隐秘欲望中，沈小凤却又未尝不是替杨青完成了杨青绝对不允许自己去做的事；作品想象陆野明回归杨青身边，则体现了铁凝对女性包容男性不羁情欲的圣母情怀的认同意识。此外，铁凝198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对女医生宋竹西与庄坦、大旗、叶龙北三个男人的性爱叙述，200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对尹小跳与陈在性关系的描述，也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铁凝对情欲作为自然人性的理解、认同。
新时期后期的女性诗歌和散文，一方面既将爱欲等女性生命体验纳入女性的主体范畴中，由此深化和丰富女性的生命意识，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许多直接反思男权传统的作品，由此女性诗歌、散文展示出了比舒婷这一代诗人更为独立不羁的女性主体意识。“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了你/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翟永明1983年开始创作、1986年正式出版的组诗《女人》中的《独白》篇抒发了女性对男性爱恨交织的炽烈情爱。伊蕾1987年发表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塑造了一个既幽闭自傲又呼唤男性同居的抒情女主人形象。叶梦散文《紫色暖巢——关于我出生时的浪漫回想》《生命中的辉煌时刻》《失血的灵肉苍白如纸》则分别想象了自己出生、怀孕、生育的场景，以诗意的笔调表达了珍惜女性生命原欲的立场。林丹娅散文《遥望祖母之名》则以女性认同的立场书写了祖母苦难而又坚韧、平凡而又神奇的一生。
（二）女性成长经历的“个人化”写作
20世纪90年代以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虹影《饥饿的女儿》为代表的女性成长经验的“个人化写作”，一方面延续了1980年代中后期王安忆、铁凝等女性创作理解本能欲望的思路，将性经验纳入女性成长体验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她们又往往在反抗群体压抑的思路上守护女性个体幽闭的生命经验。这一类在题材上着眼于女性内在生命体验、在价值观上守护个体性存在的成长小说，展示出迥异于《青春之歌》等表现女性为社会理想而奋斗的革命成长小说。
林白199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第一人称叙述者在描述中审视、分析着女大学生多米与轮船服务员“矢村警长”、与电影厂导演N等男性人物的情爱经验。已婚轮船服务员“矢村警长”的诱惑，带给多米的是一段没有爱但也没有多少精神伤害、只有肉体痛楚的初夜经验，而诱奸之所以“没有受到更多的阻力”，根本原因在于“一是我的英雄主义（想冒险，自以为是奇女子，敢于进入任何可怕事件），一是我的软弱无依”。男导演N不负责任的性爱态度，使“我”不仅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相思、任人摆布的流产，还有这段经历过去之后的遗忘。由此“我”得出结论：“我爱的其实是自己的爱情。”这里，《一个人的战争》关注的焦点并非是探究或者批判男性世界，而是探索女性在情爱中的生命体验。这些女性情爱体验，无论是痛楚的还是欢欣的，无论是越轨的还是合规的，无论是主动的还是无力的，在林白看来，都无关对错。真挚的女性体验本身，在《一个人的战争》中被赋予了值得认可的生命意义。
陈染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与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一样，也同样执着于对女性情爱体验的探究，不同的是，《私人生活》还兼有对外部世界的省察、对抗，因而展示出更多女性主义批判立场和精英认同立场。《私人生活》所涉及的异性情爱体验，既有女性无爱的纯粹肉体的觉醒，也有灵肉合一的浪漫爱。女主人公倪拗拗之所以愿意接受T老师的诱惑，是因为“她想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那神秘的、从未彻底经验过的快感，她更喜爱的是那一种快感而不是眼前这个人”。给予“我”初次性欢乐和性痛苦的T老师，曾一直是刁难“我”的班主任。这些刁难，在“我”的体验中是权威性的男权压迫，而在T老师自己的体验中则是男性无法控制对女学生爱欲所导致的扭曲行为，作品在倪拗拗与T老师关系这一组师生关系的想象中，既探究了女性的欲望觉醒体验，还生成了控诉男权压迫和满足女性自恋等多重心理需求。与之相对照，《私人生活》在倪拗拗与挚爱男友尹楠的关系建构中，则建构了灵肉合一的性爱经验，书写了男性肉体美在女性心中所引起的震撼感。《私人生活》还以倪拗拗的眼光审视伊秋与西大望的性关系，与倪拗拗、尹楠这一对知识精英的完美情爱相比，大众阶层出身的伊秋和西大望的性爱则显得粗鄙，作品在此生成了精英阶层的身份认同意识。
虹影199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女主人公六六青春时期的情感饥渴与其性意识的觉醒相伴而生，小说不仅表现了她伴随着寻父意识的师生恋，而且细致地表现了女性在流产过程中的身心痛苦。
（三）确认女性同性爱的合理性
1986年到2000年的女性文学，不仅书写异性间的情欲，还探索同性爱欲，拓展了情欲书写的范围。陈染的《私人生活》、徐小斌的《羽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首先，这两部小说，都书写了成熟女性与未成年女性之间的同性爱，而且把这种情与欲兼具的同性爱作为庇护未成年女性健康成长的美好生命经验。《私人生活》中，成年女性禾寡妇的家，是未成年少女倪拗拗逃离父母矛盾、获得身心慰藉的温馨家园。在倪拗拗的第一人称叙述中，优雅的禾寡妇，给予“我”肌肤之亲，使“我”产生了愿意在这一瞬间“死去”的“极为美妙的眩晕”，而这“美妙的感觉自然是来自于我那青春期的肌肤的某种模糊的饥渴”。徐小斌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羽蛇》中，羽是个得不到母爱的女孩，女演员金乌的家成了她的避难所。金乌以同性性行为实践的方式启蒙了羽的性意识。金乌刻意安排的同性爱场景，还有引导羽释放压抑的生命能量，使她迈开成长脚步的功能。同性爱和异性爱，在《羽蛇》中都以神奇玄幻的方式参与了女主人公羽的生命成长历程。其次，这两部小说想象了不同风格的理想女性形象。《私人生活》中的禾寡妇是个具有满族贵族血统的优雅的边缘女性，这体现了陈染追求贵族趣味、注重情调、自觉疏离社会中心意识的精英文化趣味。禾寡妇最终因火灾而死的命运，也表达了陈染偏于悲观的命运感。《羽蛇》中的金乌没有年龄，“永远是个风姿绰约的妇人”，无论在处理现实事务方面还是在掌控异性情爱和同性情爱方面，都无所不能。想象金乌这一超越时空、超越一切障碍的永恒的理想女性形象，徐小斌在关于女性能力和魅力方面表达了天马行空式的浪漫幻想。
（四）在审视中理解男性世界
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中的男性形象塑造中，女作家对男性世界表达了复杂多元的态度。她们有时侧重于理解男性作为有血有肉的人的长处和短处；有时则通过书写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受的伤害，激烈批判男权文化传统；有时则将这两种立场相交织起来。她们的写作姿态，有时是站在女性立场审视男性世界，有时则以超性别立场探究男性心理。
以超性别视角审视男性世界的代表作，有方方的中篇小说《风景》，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长篇小说《长恨歌》。《风景》和《烦恼人生》均发表于1987年，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方方的《风景》状写底层市民粗粝的生活状态，在貌似“零度”的叙述中熔铸着对底层男女之粗莽人性的审视和理解。《烦恼人生》则细致状写已婚中年男性印家厚一天中的琐碎生活和情绪流动，在貌似“零度”的叙述中则熔铸着女作家对男性内心烦恼的深切理解，也传达了女作家对男性美好人性的期待。王安忆既能从男性人物自身的生存逻辑出发去深入探究男性心理，又能出乎其外地洞悉他们的道德缺陷，做到男性人性批判和现代人道同情的统一。她199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中，主人公“叔叔”，是个受难之后复出的著名作家。作品以晚一辈男性的旁观者视角和全知第三人称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叙述，审视“叔叔”返城后急于脱离苦难记忆、向生活寻找补偿又唯恐脱离时代文化主流位置的焦虑心理，对“叔叔”的如下双重心理缺陷都既有犀利的批判，也有深深的悲悯，一重是凭借自己的名望不断猎获各类年轻女性的性爱渴求，另一重是不愿对儿子负责任的父爱缺失心态。王安忆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富家子弟康明逊虽与曾是“上海小姐”的王琦瑶心心相印，却因王琦瑶做过阔人的外室、不合大家族的择媳标准，他只与王琦瑶偷情，却不承诺婚姻，也不对私生子负责。作品追溯童年生命创伤，深入剖析出他因自己是妾生的孩子、自幼“挤在犄角里求人生”而逐渐形成了“倚强凌弱”的生存态度。《长恨歌》对康明逊有真爱却无担当的弱质心理，投注以理解人性弱点的同情态度。
铁凝则较多地从女性视角包容男性世界。她的长篇小说《玫瑰门》《无雨之城》和《大浴女》中，都有一个年轻女性与年长男性的情爱故事，但是前后三部作品对男性人物的态度则表现出从完全理解、接纳到有所审视、批判的变化，她的性别立场由此呈现出以无边的母性情怀为主到女权意识有所觉醒的发展历程。1988年出版的《玫瑰门》中，青年女画家苏眉欣赏新时期复出的文人叶龙北不谙俗规、超越俗见的个性，作品尊重他对苏眉的精神之爱，也理解他与宋竹西、玉秀等女性的肉体关系。1994年出版的《无雨之城》中，职场女性丘晔爱上老画家杜之，欣赏他不察世事的率真个性，相信他那带着自欺欺人性质的艺术天才，也包容他的性无能。这两部作品中，叙述者既洞悉年长男性人物并非完人，又理解、接纳他们并不完美的个性。与《玫瑰门》《无雨之城》不尽相同的是，2000年出版的《大浴女》中，青年知识女性尹小跳虽然也同样爱上了年长的电影导演方兢，但叙述者却在深入剖析方兢四处猎艳行为中所含的补偿苦难、贪恋青春的“讨要”心理时，以谴责的态度揭示了他夹杂在真实爱恋之情中的自私、无赖品格体现出铁凝这一时期较之前增强了对男性世界审视、批判的态度。
迟子建创作同样深深理解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生命伤痛，但这一般并不走向对男权的敏锐批判，而以接纳男性世界的不完美为基调。短篇小说《亲亲土豆》叙述乡村夫妻秦山、李爱杰相亲相爱、生死不渝的动人故事，尽管《亲亲土豆》也在对比中穿插叙述了另一对夫妻之间不和谐的生活图景，同情底层女性王秋萍一边辛苦打短工、一边照料中风丈夫却屡遭詈骂的悲苦命运，但并没有强烈谴责那患病的丈夫。短篇小说《逝川》中的老接生婆吉喜年轻时是一位集美貌、品德、才能于一身的乡村女性，然而，不仅她心仪的男人胡会不娶她，而且全村的男人也都只欣赏她，并不愿娶她，因为他们觉得她“太能”了，担心“男人在你的屋檐下会慢慢丧失生活能力的”。作品让吉喜发出“我有能力难道也是罪过吗”的心声，从而质问了男性不能接纳美好女性的婚姻观。《逝川》的叙述重点是吉喜在人生孤寂中的酸楚感受，她始终对胡会保持着似怒实爱、因而本质上是怨而不怒的情感。
（五）激烈批判男权传统
站在女性受害者的角度批判男权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形成了蔚然大观的局面。这一时期女性文学中的男权批判，或侧重于追溯社会文化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性，或侧重于揭示男性人物的个性缺陷，都脱离了前一历史时期政治反思立场统摄性别反思立场的局面。
铁凝198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棉花垛》、陈染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张洁199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无字》等作品都在批判男性人物之恶时兼而追溯他们所倚仗的社会威权。《棉花垛》将历史反思与男权批判相结合，在国对小臭子先奸后枪杀的叙述中，批判男性人物的冷酷无情，颠覆了特定时期某种历史的正义性，由此开启了中国当代“女性新历史小说”的书写传统。《私人生活》在评判倪拗拗父母间的矛盾、审视T老师对倪拗拗的压迫时，都清晰地指出倪拗拗父亲的男性威权和T老师的班主任威权是权力压迫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无字》控诉顾秋水对叶莲子、胡秉辰对吴为的种种伤害，都在审视具体人物个性的同时强调社会结构中的男性优越的社会地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棉花垛》《私人生活》《无字》中，男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身份，不再成为女作家审视男权文化时所要顾忌的政治因素；男性在社会权力结构中所形成的身份优势，则成为女作家着意要解构的不平等秩序。
与之略有差异的是，徐坤199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厨房》、萨娜199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你脸上有把刀》则更多地在商业化语境中书写女性在男女关系中所受的伤害，这种伤害性的力量被强调为是男性人性本身的缺点，这些人性缺点固然与男权文化心理积淀不无关联，却与社会身份优势没有直接关联。《厨房》中的成功女性枝子不幸遇到一个只想逢场作戏的艺术家松泽，无法获得自己所期待的家庭幸福。类型化的花心男性松泽，是枝子的赞助对象，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并不占身份优势。《你脸上有把刀》中的丈夫金林因妻子史红十分优秀而深陷到对婚姻的担忧中，他在胡乱猜疑中打了妻子一耳光，最终逼得史红只好放弃事业回归家庭，史红最终因极度压抑自我而变成为一个冷漠、乏味的胖女人。《你脸上有把刀》探索并批评了男性在脆弱中的嫉妒心、占有欲。
四、新世纪（2000年以后）：女性写作中的乡土、都市以及历史
不同于新时期后期女性文学向内探索的趋向，新世纪女性文学把视野投向广阔的乡土世界和都市打工阶层，也投向历史深处的女性主体。
（一）重建乡土中国：虚构与非虚构
新世纪的女性文学以非虚构和虚构两种方式重述乡土中国故事，即多方面关注农村社会变化、关怀众生的生命状态，从而表现出女性文学广阔的超性别视野和敏锐的当代意识；也分外关怀女性命运，深入书写农村女性所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探索她们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
多方面关注当代农村社会变化、关怀农村众生相的代表作是梁鸿2010年发表的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范小青200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葛水平200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喊山》。《中国在梁庄》以返乡者视角观照当代中国现代化剧变中的乡村梁庄，描绘其中的众生百态，既写出农村中行政权力与家族力量相交织的权力结构特点，也写出乡村因环境被破坏、因年轻人普遍外出打工而发生的种种令人担忧的新变化。无论是简要回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乡村历史，还是详细描述现实中的权力关系冲突、生态环境恶化、家庭伦理关系改变等现象，《中国在梁庄》所关注的重点始终是村民们的生存状态。在价值立场上，作品对乡村环境被破坏到不宜人居的程度感到深深的忧伤；对各种边缘人的喜怒哀乐有着深切的同情，无论他们是勤勉而无奈的劳动者，还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无论是因精神压抑而自杀的妇女，还是思维不正常的疯子。作品还对那些努力抵制不公正现象的正直行为，表达了赞赏之情。
新世纪女性文学对乡村女性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探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林白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乔叶200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马金莲201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付秀莹201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陌上》、李娟2017年出版的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奔跑的火光》和《最慢的是活着》，尽管题材各异，却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个共同点是把农村女性命运思考与男权文化批判结合起来，这说明新世纪女性文学对乡土中国男权文化根深蒂固的现实有深刻的洞悉；第二个共同点是人物形象生动、立体，在深切同情农村女性命运的同时，也写出了她们性格中长处、短处兼具的人性丰富性，这说明新世纪女性文学对女性人性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奔跑的火光》中，好强的农村女青年英姿在不如意的婚姻中承受着来自公婆和丈夫的男权压迫，最终在剧烈争吵中点燃煤油，烧死了丈夫贵清，成了死刑犯。作品深切同情英姿所遭受的种种不公平待遇，也写出了英姿既勤劳好强又任性使气的性格特点。《最慢的是活着》中的奶奶重男轻女、相信迷信，孙女“我”在童年时代因此饱受歧视；“我”成年后终于明白，奶奶百般挑剔“我”，其实是缘于她对自己的不满意；在与晚年奶奶渐趋亲密的相处中，“我”对青年守寡的奶奶的情感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奶奶和“我”的性格均立体丰富。
（二）打工叙事与理解底层女性生命状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打工文学应运而生，而到新世纪打工文学才大量涌现并发展成熟。女性文学中的打工叙事，关注打工妹的内心世界，常常将她们的谋生方式与她们的情爱体验交织起来书写。打工妹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传统的乡村社会，获得新的人生自由，也承担着社会阶层不平等的压力，面临着个体的孤独困境。与之相呼应，女性文学中的打工叙事，就没有像女性文学的乡土叙事那样集中批判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男权力量，而是侧重于同情打工者的生存困境、理解打工者的精神世界。
魏微、邵丽的创作关注女性性工作者，从生存艰辛、道德状况、内心尊严层面理解这类底层女性。魏微200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大老郑的女人》以房东小女孩的视角看商人“大老郑”所包养的乡下女人，着重凸显她行为举止上的良家妇女特质和她支撑乡下家庭的生存艰辛，作品的主题并不是控诉社会逼良为娼，而是努力从道德上理解这一类亦良亦娼女性以付出身体和情感来慰藉男性并获取自身生活资源的谋生方式。邵丽200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中，高考落榜女生明惠化名圆圆到城市边打工边卖淫，努力积攒钱财，后被老板李羊群包养，尽管李羊群对她十分体贴、尊重，但是她还是在一个圣诞聚会中体会到自己永远无法融入李羊群所属的都市世界和文化世界，于是吞安眠药自尽。作品从明惠的内心波澜入手，理解这一类底层女性好强而又绝望的心灵世界。这两篇作品中，包养女人的大老郑、李羊群，都被刻划成厚道、善良的男人，而不是压迫女性的男权力量，作品由此也疏离了男权批判主题，而在理解女性性工作者的同时，也表达了理解男性世界的善意。这里，疏离男权批判主题，并非是向男权妥协，而是在女性文学批判男权的路径之外，另走一条理解男性的路径。批判男权与理解男性世界原本是可以并存的。
除集中关注女性性工作者这一特殊群体外，新世纪女性文学的打工叙事，也着意书写普通打工女的人生哀乐。王安忆200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富萍》写乡下姑娘富萍到上海后脱离原来订的婚姻，自主选择对象，成为棚户区糊纸盒的一员。作品欣赏富萍倔强性格中所展示出的女性自主意识。裘山山2007年发表的小说《野草疯长》在一名打工女的三段婚恋叙述中，熔铸了向男性世界投注深情与批判男权文化等多重思想。小说中，打工女“我”爱上打工男松林，“我”怀孕后松林承诺与“我”结婚，不久却突然消失。“我”虽然痛苦，但既没有自轻自贱也没有怨恨他，作品在抒发女性人生伤痛的同时表达了女性对男性的深情；而在“我”之前的短暂婚姻中，赵推销见“我”生的是女孩，立刻就抛弃了“我”和孩子，作品由此也批判了男权思想。迟子建200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则以深切的同情书写了底层人的种种生活苦难。2008年出版的《郑小琼诗选》则抒发了打工者生活的忧伤、痛苦和希望。盛可以200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北妹》以年轻姑娘钱小红不拒绝性关系但拒绝卖淫、坚持以打工谋生的经历，赞赏女性不卖身以维护自己尊严的理想，然而作品又以男性欲望视角来描述钱小红的丰乳翘臀，作品由此在反抗男权文化的性消费观念与迎合这一观念之间显得矛盾重重。
（三）都市女性：飞扬的个性与焦灼无力的生命状态
新世纪女性文学的都市女性书写，既以浪漫的姿态张扬当代女性的独立意识，也着意理解女性那些未免灰暗的生命状态。
张抗抗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作女》和潘向黎200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白水青菜》都赋予笔下当代都市女性以突破自我人生困境的强大力量。《作女》颠覆“作女”一词原有的贬义，以赞赏的态度塑造了以卓尔为代表的一群不安分守己、天生爱折腾的京城白领作女群像，肯定了女性遵从内心感受、不受理性规训、不循规蹈矩、不顾忌世俗观念的感性生活态度。“你能使我对生活永不厌倦”，是作品中男性人物郑达磊对卓尔的赞美词，也是作品对女性不羁生命激情的礼赞之语。“‘作’使我的人生有声有色”， “‘作’就是不断的放弃和开始”，这些小标题都展示了作者张扬个体生命意识、抵御世俗羁绊的生命观。《白水青菜》从日常生活情调和独立自强意识两方面建构女性主体性。一罐看似素淡、实则醇厚的白水青菜汤，是女主人公为丈夫精心熬制的佳肴，也是女主人公简朴而精致、内敛而温婉个性的象征物；遭遇丈夫中年出轨的困境，女主人公在不动声色中放下家务去烹饪学校任教，留给丈夫一个清澈幽深且又带着寒意的目光。
鲁敏200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墙上的父亲》、金仁顺201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梧桐》和孙频201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松林夜宴图》、周晓枫2006年发表的散文《桃花烧》则更着意书写当代女性焦灼的生命状态，理解她们的生命无力感。《墙上的父亲》在日常生活的困境书写中理解母女三位女性灰色的生命状态。作品中，父亲早亡给家庭带来了经济压力，于是，母亲在操持家务中逐渐形成了以省钱为乐的思维定式，大女儿王蔷努力要通过婚姻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小女儿王薇沉浸于吃的感官享受，还染上了到超市偷小物件的心理疾病。《松林夜宴图》则更多地从形而上追问和历史关怀的角度表达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作品剖析青年女画家李佳音追寻画家罗梵足迹的内心渴求、追问外公画作《松林夜宴图》的内涵，从而探索个体孤独的精神困境与本能欲望、艺术追求之间的隐秘关系。《桃花烧》则抒发少女在不对等的爱情中的痛苦体验。
（四）历史书写中的多重主体
继1980年代以来凌力、霍达、王旭峰、叶广芩、迟子建等女作家的历史书写之后，新世纪的女性文学继续在历史书写中探索人性，展示了女性文学介入宏大历史叙事的广博胸襟。
宗璞的《野葫芦引》、铁凝的《笨花》、蒋韵的《心爱的树》从不同角度重述抗战以降的中国现代历史，在个性化的历史叙事中弘扬多彩的民族精神。宗璞的4卷本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1卷《南渡记》1988年出版，第2卷《东藏记》、第3卷《西征记》、第4卷《北归记》均在新世纪出版。《野葫芦引》以超性别视角塑造了抗战时期几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群像，在民族精神建构中弘扬知识分子舍身为国、坚贞不屈的风骨。老一代文化人吕清非在日本侵略者胁迫他当汉奸之时，毅然杀身成仁。中年知识分子秦巽衡、孟樾、澹台勉、李涟等大学教师，在日寇进逼之际深明大义，一路南迁到昆明，他们在艰苦的生活中淡泊明志，坚守教学和科研岗位；青年知识分子卫葑、澹台玮、孟灵己等人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毅然投笔从戎，澹台玮牺牲在战场上。但这部系列小说也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的艺术缺憾。铁凝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则把河北地域风土人情、家族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结合起来书写，刻画了农民出身的军阀向喜勤勉精明与质朴正直相结合的个性。蒋韵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心爱的树》则把自由恋爱主题、宽恕仁爱精神和士人风骨熔铸在“大先生”与女学生梅巧的婚恋叙述中。
迟子建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和萨娜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多布库尔河》分别书写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由原始部落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民族历史。两部作品均以挽歌式的态度表现原始部落万物皆有灵、人神议题的原始思维，表现萨满文化传统，赞美少数民族人性中的爱与美，也直面他们生活中的死亡与悲伤。
结 语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七十多年的创作成果丰硕，不同代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际遇、不同心灵结构的当代女作家们，敏锐感应当代中国历史变革所提出的丰富思想命题，积极吸纳东西方文化关于人的生命存在的哲学、心理学资源，追问女性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探索男女关系的多重奥秘，思索自我与广阔社会之间的关联方式。新中国七十年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成就，也与同时代学者积极推介女性主义理论、在文学批评中敏锐肯定女性创作中的主体意识这些理论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因时代变迁、作家个性差异而呈现出如下三方面的发展脉络：
（一）在女性主体与宏大历史关系探索方面：前30年的女性文学基本上是在革命意识形态框架内展开，女性主体与时代政治保持一致；新时期之初的女性文学则承担了特定时期反思历史、呼唤改革的时代使命，于是，个体在社会历史意识层面上是进步还是落后的区别，就成为了这一阶段女性文学品藻男女人物的重要价值尺度。新时期后期，女性文学一方面继续保持着对宏大历史的关切，另一方面则在脱离时代政治羁绊、探索生命内在之谜、确立个体独立于宏大历史之外的存在意义方面有着长足的发展。到了新世纪，女性文学对宏大社会历史的关切不再以政治生活为中心，而在乡土中国建构、底层社会关怀、都市众生观照与民族历史书写方面展示出了面貌多样、价值观多元的局面。
（二）在女性主体与男性世界关系探索层面：前三十年的女性文学一般在不对抗男性权威和社会权威的同时，强调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原则。新时期初期的女性文学既对思想内涵丰富、道德品质坚贞的理想男性投以敬仰的目光，也以女性为主体评价男性人物。女性创作既否定庸俗市侩型男性，也对思想空洞型男性不满，而热切呼唤理想的男子汉。新时期后期的女性文学则在理解和包容男性世界方面展示了女性广博的胸襟、深邃的人性理解力，也在批判男权文化方面显示了女性深刻的社会洞察力、自觉的主体意识。新世纪的女性文学则在理解男性与批判男权相结合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三）女性主体与自我的关系：前三十年女性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以革命的进步性为核心内涵，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浪漫爱意识、平等诉求等。新时期初期的女性文学中，女性主体内涵建构一方面沿着思想开放、人格高洁的角度展开，另一方面则萌发出了在前一个时期被压抑住的个性解放思想。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还表达了对女性阳刚与阴柔气质认同方面的焦虑。新时期后期女性文学的主体意识则表现出向内深化的特点，女作家们把女性对异性和同性的情欲以及其他非理性心理均纳入女性主体内涵中，肯定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隐秘体验。新世纪女性文学的主体意识则更多地表现为女作家对广阔社会人生的多角度把握。
注释：
1 伊默：《在感情的细流里——评短篇小说〈红豆〉》，《人民日报》1957年10月8日。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143页。
3 《杜晚香》于1978年创作，1979年发表，由于其价值观更接近前三十年的创作，故归在这一时段阐释。
4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5页。
5 秦林芳：《丁玲〈杜晚香〉：政治功利与道德诉求的聚合》，《文教资料》2007年第36期。
6 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杨绛作品集》（第2卷），杨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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