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研究的拓荒之作 ——评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
周新民所著《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下文简称周著、《发展史》）是一部独具匠心的史著，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它在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问题的发现、史家眼光上，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值得探讨。
一、“关键词”与历史语境的还原
《发展史》抓住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历史特征的“关键”点，从宏观上来把握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历程。周著将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1949—1976年、1977年—1990年代初期、1990年代中期至今。对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理论内涵，周著从“关键词”的角度来展开。对于文学史发展阶段的勾勒，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空间并列地罗列一定历史阶段发生的历史“事件”，侧重事变所催生的新质。有的则抓住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命题来展开论述，侧重于具体历史阶段典型理念的形成。而周著侧重从“关键词”的角度来提炼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每个阶段的核心内涵，从而达到提纲挈领式地概括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历史内涵与历史特征。周著所勾画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的历史发展线索为独尊—共存—综合，具体体现为第一阶段是“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独尊时期”、第二阶段为“小说理论多元共存时期”、第三阶段为“转向综合的小说理论时期”。“独尊现实主义”“多元共存”“综合转向”是与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三个关键词。这种宏观着眼的关键词写法，对于首次勾画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历史进程来说，非常重要，使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史的整体历史面貌得到了清晰的呈现，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概括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的理论内涵与历史状貌的时候，周著依然采用“关键词”的方法来谋篇布局。例如，为了准确勾画“独尊现实主义”的历史内涵、特征，周著分别选取了“题材理论”“真实性”“倾向性”“人物理论”“民族形式”“情节论”“叙述理论”等关键词。上述七个关键词基本上能够有效论证“现实主义规范的建构”的历史内涵与特征。
论述每一个关键词的内涵时，周著非常注意贴近历史现场来讨论问题。在具体分析时，周著并不悬置历史语境，而是结合历史语境，从关键词历史生成的视角来阐发。例如在讨论题材理论时，为了说明题材与倾向性的关系，周著切入关于《我们夫妇之间》的“题材”讨论。周著谨慎地还原历史“现场”，认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篇反映夫妻日常生活的小说，主题也和当时的政治气候相吻合”。这只是历史现场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场景是，这部“平常”之作却引发了当时的批评。周著引述了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 反对玩弄新的低级趣味》、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等文章的部分观点。这些观点体现了题材是时代语境中特定话语的特定表达的观点，不能完全用今天（七十多年后）的眼光去苛责。
周著注重呈现当代小说理论的历史面貌。对于1949—1976年的小说理论发展状况，周著充分注意到即使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处于独尊的位置，其间也充满了复杂性。周著认为：“1949—1976年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得到了发展，这是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独尊时期。政治对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影响最为明显，主要表现是，不再简单地从经验出发来判定现实主义，而必须要从倾向性的观念着眼。‘经验’的现实主义与‘观念’的现实主义的冲突也因此成为1949—1976年小说理论的主线，在小说的真实性理论、倾向性理论、人物形象理论、题材理论等命题的构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到小说形式层面，比如民族形式理论、情节理论、叙述理论等方面，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内容上的规范在形式层面的‘落实’，基本顺应了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发展的需要”①。关于小说的形式层面，周著也以关键词的方式，例如，叙述理论、民族形式、情节理论、叙述理论等关键词，解释了1949—1976年间小说理论在形式理论上的建树，有力地回击了种种简单、粗暴地认为这个时期小说理论仅注重主题与内容的偏见。
讨论1980年代小说理论的时候，周著也不是简单地把1980年代的小说理论归结为单向度地受到外来小说的影响，而是贴近历史实际，发掘出文学传统对小说理论的深刻影响。比如，中国小说理论家们一方面认识到，意识流已经对中国的小说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周著已有详尽的论述。但是，另一方面周著也注意到，中国接受意识流的时候并非是照搬西方理论，而是注意到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有小说理论家意识到，很多批评家、作家，都从中国古典诗歌里“发现”了意识流的因素。对于这种现象周著展开了比较详实的分析，发掘小说理论家、小说家对于中国心理描写传统、抒情传统等在接受意识流的时候所形成的独特现象，建构了“东方意识流”。
再比如，周著发掘了1980年代中后期小说理论对于笔记小说传统的重构，把它看作是向“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吸收营养的典型”。除了梳理1980年代小说理论家、小说家关于笔记小说理论的相关观点，周著还把笔记小说理论放到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的视野中来肯定其价值和意义：“笔记小说之所以成为20世纪80年代小说理论关注的对象，除了有反拨1949—1976年小说理论的意图之外，还有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传统再确认的缘故。”
由此可见，周著运用“关键词”的方法，从历史有机体中切下有价值的切片，发掘出关键词在表现历史状态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及其在小说理论史研究上所具有的创新价值。
二、发现“中国问题”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深受外来影响，这是历史无可回避的事实。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给予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周著也并不回避这一历史事实。但是，周著难能可贵的是，在面对西方外来理论的影响，抽丝剥茧，发现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过程中中国文论自身的问题。
关于1949—1979年的小说理论，研究者往往陷入到“纯文学”的陷阱，以“纯文学”作为判定这个时期小说理论的价值。对此，周著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回应：“对1949—1976年小说理论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要超越‘纯文学’的价值立场。这个阶段小说理论的历史内涵离不开政治，但是，政治毕竟代替不了小说理论自身的建设，政治对小说理论的影响，最终还得从小说理论自身的建构来体现。无论怎么说，1949—1976年小说理论是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周著是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来提炼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中的问题的，并由此发现中国文论发展的自身历史特性。
这一点在阐释西方叙事学理论对于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发展时，体现得更加充分。叙事学是当代西方重要文论，它对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周著认为，中国接受叙事学并非仅是简单的“横移”，而是结合中国叙事传统，在阐释西方叙事学的基础上产生中国叙事学理论。例如，周著所列举的孟悦的《历史与叙事》、徐岱的《小说叙事学》、罗纲的《叙事学》、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胡亚敏的《叙事学》、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赵炎秋的《先秦两汉叙事思想》等，代表了中国叙事学创建的成果。为此，周著特开辟“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专章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专章分为两节来讨论中国叙事学问题：一节是“草创时期的中国叙事学”，另一节是“中国叙事学的多维建构”。周著还分别以胡亚敏的《叙事学》和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作为典型个案来展开研究。周著重点阐释了胡亚敏的《叙事学》为“西学中用”的独特特征，即她找到了“中西叙事学相通之处”②。胡亚敏 “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系，站在今天的高度系统整理和研究金圣叹的叙事理论，也许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在叙事文这一共同模式下中国叙事理论的特色和中西叙事理论的异同”。周著认为这是胡著的“核心问题”。周著由此判断，“胡亚敏的《叙事学》成为中国本土叙事理论建构的先声”。周著认为，胡亚敏的《叙事学》虽然“是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叙事学的著作”，但是其“介绍西方叙事学的正文部分，倒似是副产品，而附录部分‘金圣叹的叙事理论部分’倒像是此书的重点内容”。 “倒像”貌似不确定，其实就是周著的态度，或者是周著的独特发现与高度评价。周著认为，“金圣叹是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重要建构者，他对《水浒传》的评点，是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之作”。
如果说，胡亚敏的《叙事学》是以西方资源来“阐释”中国问题。因此，她以金圣叹为例来发现中国叙事学的路径，还没有脱离西方叙事学的规约。不过，《叙事学》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昭示了叙事学并非西方的创举，并非西方独有。但是，如何真正进入到中国叙事的内部，真正发现中国叙事的内在特质，恐怕得另辟蹊径。
周著认为，经过杨义“首推”，傅修延、赵炎秋等学者加入，“在各位学者的推动下，中国叙事理论雏形初步显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叙事学理论”。周著认同杨义的观点：“要建构中国叙事学，绝不能照搬西方叙事理论，而应该参照西方叙事学，从中国文化特质入手，建立中国叙事学自身的理论命题。”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通过“对行原理”找到了发现中国叙事学的密钥。在“对性原理”的基本原则统领下，杨义认为， “对立互补”“两极中和”的原则，可以揭开中国叙事学的奥妙。由此出发，周著认为“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自觉建构中国叙事学的重要著作”，所论中肯。
正是在发现中国文论的自身话语，周著还充分肯定了1949—1976年间小说理论所做出的独特探索。例如，如何探求中国短篇小说理论？除了有理论家坚持胡适所提出的“横断面”的观点之外，魏金枝提出了短篇小说是“小纽结”的观点。周著认为，短篇小说是“小纽结”的观点，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侧重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小说展现‘新’人、‘新’的社会生活与旧有人物、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魏金枝的短篇小说文体理论具有重要价值”。如果说胡适关于短篇小说是“横截面”的观点更多地来自于西方，那么魏金枝的短篇小说是“小纽结”的观点，则是典范的中国短篇小说观点，是时代催生的产物。
三、公允与客观的立场
周著对当代小说理论广泛涉猎，对已经出版的各类有影响的著作、已发表的有影响的论文及其观点都有提及、引述或评价。对于新中国成立后27年一些有争议的作品与观点，周著不但没有绕开，还进行了透彻分析。如关于英雄人物的写作，周扬、邵荃麟等评论家“侧重于新英雄人物的教育意义”，他们“共同丰富了1949—1976年新英雄人物理论的内涵”。当茹志娟以短篇小说《百合花》回应这些理论时，遭到了欧阳文彬等人的批评，他在《试论茹志娟的艺术风格》中认为茹志娟将通讯员舍己为人献出年轻生命采用“暗场处理”，没有达到当代英雄“已经达到的高度”。面对这些争议，周著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评论家们各自的审视角度和评价重点不同而生发，一种强调“英雄人物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另一种则看重“英雄人物的现实性和广泛性”。换句话说，对英雄的书写与评价，两种立场并没有对错，只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应该说，周著所秉持的史家立场是公允的。进入新时期后，前述备受争议的作品多被当作经典收入大学中文系教材。周著并没有陷入到简单的、翻烧饼式的价值判断之中，而是有条不紊地引述各类观点，探究争议焦点。其所秉持的基本立场是：众说纷纭的观点是基于当时特定语境下作家、评论家对文学倾向性、真实性、艺术性的单向理解，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独尊”思维才导致这些论争的莫衷一是。周著的观点显然坚守了史家的客观、中立的立场。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周著缺乏价值立场，恰恰相反，周著所论问题，常常透露出史家不可缺少的锋芒。萧也牧在1950年代初遭受批评，他也认识到自身和时代规范之间存在“缝隙”，真诚地做出了检讨。对于这样的现象，周著结合时代氛围做出了历史批判。但是，个人在时代大潮前，即使具有最有价值的观点，也难以坚守。对此，周著评价道：“饱受批判的萧也牧终于‘跟上’时代的脚步。”这种评价饱含痛心的揶揄和惋惜的无奈，也透出史家的锋芒。
同样，详实的材料是史家写史必备的物质基础。但是，史家并不是简单地罗列材料，而应该在史料基础上做必要的理论概括。对史料做出高度凝练的概括和适度的历史升华，是周著的特色。例如，对1949—1979年年间叙述和描写之间的关系做出历史钩沉后，周著认为：“对叙述的尊崇和对描写的压制构成了1949—1976年小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倾向表现了小说理论致力于构筑时间形式的努力”。这一判断阐明了此阶段处理叙述和描写的关系时，其背后的深层次文化逻辑，既有合乎历史的描述，也有史家的价值立场。
於可训先生为《发展史》作“序”时评价说：“他的这部新著，发挥了他这个学缘结构的优势（引注：指文艺理论与当代文学的结合），谈理论而不流于艰涩，论发展而不拘于细节，真正做到了‘从宏观入手，从大处着眼，逼近本质，提要钩玄’。”3於先生对周著的研究方法、问题意识、史著特点做了切中要害的评价，为我们理解周著的内容和价值提供了路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895—2020）编撰暨古典资源重释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2&ZD278）、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当代文艺创作研究中心”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周新民：《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8页。后文所引皆出自本书，不再一一加注。
2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3 於可训：《序》，《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周新民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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