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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针对当今文学创作过度强调和夸大“人”的力量，文学创作出现的过度“私人化”写作倾向，文学创作中优秀文学传统的断裂和丢失等问题，散文家和散文理论家王兆胜先生提出“天地人心”理论，主张文学既要反映“天地之道”，又要展示“世道人心”。这一新理论，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人学”理论的创新发展，对于指导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学理论 人学 天地人心 王兆胜

世纪交替之际，站在当代文学发展新的时代节点上，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王兆胜在既有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思考，深入观察、认真研究，提出了“天地人心”的新概念，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理论。加强对这一概念或理论的梳理和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本质性内涵，对于进一步廓清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促进当代文学沿着健康道路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天地人心”新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兆胜本人并没有将“天地人心”作为一种理论来提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一种理论来探讨和研究。王兆胜是在2006年出版的《天地人心》一书的《自序》中，提出“天地人心”一词的。“本书取名‘天地人心’，当然不能与鸿篇巨制的书名相提并论，但我爱它的大气磅礴，爱它的高度概括力，也爱它的文化境界和人生品位。”1在这里，虽然“天地人心”只是一个“书名”，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词组”，但是，收入该书的一系列文章，都围绕其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深度性的论述和解读，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从中可以看出，“天地人心”不仅是一个“书名”，也不仅是一个“词组”，而是一种人生观念、一种文学理论，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标准和尺度。“天地人心”的提出，不是王兆胜先生的率意行为，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首先，当今文学创作过度强调和夸大“人”的力量，是“天地人心”理论提出的根本性背景。受文学是“人学”理论的影响，与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人”，即将人和人生放在文学最中心、最突出、最显赫的位置，于是人的解放和人性的解放大张旗鼓地得以张扬。这对于打破以往文学对人性的压抑，对于突破“非人文学”，对于进一步接近文学本质，对于促进现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毫无疑问起到了积极甚至是巨大的作用。一如王兆胜先生所言：“让文学从玄秘幽深之天地自然回到现实而真实的人生，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离开了‘人’这个根本目的，文学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价值意义。”2但是，与此同时，王兆胜先生还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过于夸大“人”的地位、作用和力量，从而导致自然之道的忽略甚至无知，也导致了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一些文学作品，在宣扬个性解放的同时，无视天地自然之道的人的主观意志的无限膨胀，从而产生了一些走火入魔的“自大狂”式作家和作品。这显然是对“人学”理论的一种误读，也是一种极大的误区。有鉴于此，王兆胜先生提出了“天地人心”理论，提倡要对“天地之道”有“敬畏之心”，主张作家应超越人本主义的局限，从天地自然中获得教益。

其次，文学创作出现的过度“私人化”写作倾向，是“天地人心”理论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背景。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坛出现了一种“私人化”写作现象，以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性作家的写作为代表，有人称之为“新状态写作”。她们的创作，重在表现个人的体验和经验，“当下的情感状态”，其对立面是公众化、群体化和社会化。“私人化”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作为一种新的“流派”，对于繁荣当代文学创作，丰富文艺百花园，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同样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过于重视“私人感情”“私人天地”。特别是发展到后来，“私人化”写作走向了“身体写作”，甚至是“下半身写作”，更是走向了误区和末路。王兆胜先生敏锐地意识到，这也是对“人学”理论的一种误读和扭曲。唯有“天地人心”理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天地人心”理论主张的是书写天地之心，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大写的人”，是与天地之心相通的“大心”。

第三，文学创作中优秀文学传统的断裂和丢失，是“天地人心”理论提出的一个关键性背景。在我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中，虽然没有人系统提出文学创作的“天地人心”理论，但是，诸多伟大、杰出和优秀的作家作品，都无形中体现或折射了这一理念。像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孔子的《论语》，刘勰的《文心雕龙》，曹雪芹的《红楼梦》，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影梦》，沈复的《浮生六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鲁迅的《朝花夕拾》，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都体现了尊重“天地之道”、展现“世道人心”的优秀品质。然而，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特别是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些优秀的传统越来越不被重视，面临断裂和失传的危险。王兆胜先生作为一位“负道抱器”的文学评论家，深感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提倡“天地人心”的理论，以促进优秀文学传统的回归和重建。

二、“天地人心”新理论的本质和内涵

在王兆胜先生那里，“天地人心”理论是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出的，其来源更多的是对世界的观察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但是从关键上来看，它更是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武器。

从定义上来看，归纳综合王兆胜先生的观点，“天地人心”理论可以定义为：文学不仅是一种“人学”，更是一种“天地人心”之学。文学既要反映“天地之道”，也要反映“世道人心”，是“天地之道”与“世道人心”的有机统一。

从基本内容来看，“天地人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天地之道”。“强调‘天地之道’，即是承认：无论如何，人都是天地自然中的一份子，都不能无视天地自然的存在和先验的限制。”3另一方面，在强调“天地之道”的同时，又要着意于“人”，尤其是“人心”的力量。在王兆胜看来，智慧的人生不仅仅在于理解和顺应了“天地之道”，也在于将自己的“心灵”发展和培育得臻于完美，以至于这颗“心灵”能够与“天地之道”相通，能够“修成正果”，能够面对人世间的失败、挫折与不幸，始终处于悠然自得和怡然自乐的“大幸福”。王兆胜先生也主张写“人”，写“人心”，写“心灵”，启迪“心智”，培育“心灵”，但不是狂妄的、自大的、唯我独尊的“心灵”，也不是局限于一隅的、阴暗的、发霉的、扭曲的“私人的心灵”，而是一颗清澈明亮的、有古道热肠的、放射光辉的、“一孤灯而照千年暗”的“心灯”。

从基本要义来看，王兆胜的“天地人心”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一是“民生视角”。文学必须关心民生疾苦，理解他们的血泪与心声。二是“人类视野”。文学必须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将人类的健全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尺。三是“宇宙高度”。文学必须有天地情怀，不能仅仅局限于“人”的视角。四是“美学品质”。文学必须具有美的力量，因为没有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学艺术是缺乏生命力的。

“天地之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大爱之道”。这种爱，不仅是血肉之情和人性之爱，更是一种博爱或者说大爱。一种超越世俗和道德的爱之情怀。这种爱是无限的，不分人类，不分动物，也不分植物，甚至不分山石，是一种包容万有的仁慈和怜悯之心，就是连对自己的仇敌也不能失去了爱意。这体现着人类良知作家博大的胸怀。

“柔韧之道”。“柔韧”是天地道心。柔韧是一种余地、一种弹性、一种温润、一种仁厚、一种韵致，一种和美。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是那些柔韧的事物。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柔韧哲学具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在王兆胜看来，强力文化可以说是抽刀断水，而柔韧文化则可比作“不尽之水”。

“半半之道”，也称之为“半半哲学”，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既不追“高”，也不求“低”，而是取其“中”，处处以“适”“中”“和”“合”为好。因为，对“盈满”的追求，表面看是聪明之举，实则潜伏了很大的危险。

“给予之道”，天地虽然有索取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慷慨地“赐予”。世界上的普通事物，也具有“给予”的精神。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注重“索取”，忽略和无视“给予”，将一颗颗贪婪之心向天地自然、向他人无尽地“索取”。只要慷慨地“给予”，我们的生活，这个世界就会充满希望，我们也最终成为真正的有福之人。

“和谐之道”，世界和大自然更多的时候是和谐、平顺和雍容的。人只要接近大自然，就会感到天地间的和谐之美。人应该充分体会天地自然之心，以和谐的心怀对待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在王兆胜先生那里，和谐具有广博的范畴。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同时还包括一个人自身的和谐。

王兆胜先生的“世道人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赤子之心”。即是真诚、善良、纯洁、宁静和自由之心，它是本然的，没有受到污染和异化的。有了这颗心灵，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就会成为真人。因为有赤子之心者，他将会与自然亲密无间，并从中受益匪浅；他将不受功名利禄之诱惑，更不会陷入人为物设的泥淖；他将善待亲友，真诚为人，坦荡无欺；他将对一切充满热情和好奇，生活得快乐、自在、幸福。王兆胜先生认为，赤子之心是人类的本根，离开了它，人类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从事文学、艺术的创造者更需要一颗赤子之心。“敬畏之心”。在王兆胜先生看来，对天地的“敬畏之心”最重要的是一种信仰，是一种人生观。就是说，在本质意义上，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限的、卑微的，他不能无视无限的天地宇宙和自然万物，更不能对其任意践踏。人类不是天地的主宰，相反天地自然在主宰着人类。基于此，人类应该与天地自然和平共处，互相取长补短。但是，当前的问题是，对天地万物失却“敬畏之心”的事情屡见不鲜。过于自信和骄傲的人类，大大低估了天地自然和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之复杂性与伟大智慧，也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悲悯之心”。王兆胜先生有很多文章，谈到悲悯问题。其中包括《做个“好人”》，也包括《给予之福》和《爱之普照》等，都涉及“悲悯之心”的问题。在他那里，悲悯是人类最崇高、最深刻的感情，是一种对天地、对宇宙、对万物、对生命、对人类普遍拥有的“大悲悯”。当然包括对最底层、对小人物的悲悯。是否具有悲悯意识和悲悯情怀，是衡量一个人是否高尚、伟大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优秀和伟大的重要标尺。

从表面上看，王兆胜先生的“天地之道”和“世道人心”似乎是两个向度的。“天地之道”向外，“世道人心”向内，但是，它们两者不是割裂开来的，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的有机整体，“天地之道”指向“世道人心”，“世道人心”也指向“天地之道”。表现在内容逻辑上，“天地之道”也是“人心之道”；“人心之道”也是“天地之道”。表现在文学的具体呈现上，“人心”，是天地中的“人心”，是“天地之道”中的“人心”；“天地”是“人心”中的“天地”，是“世道人心”中的“天地”。无论是“天地之道”还是“世道人心”，它们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文学作品“天人合一”的“文心”。

从理论依据和来源上看，王兆胜的“天地人心”理论，符合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地辩证地看问题的哲学思想；符合中国古典哲学“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同时也符合新时代“和谐发展”“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思想，是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新时代文艺问题的创新性实践和针对性探索。

三、“天地人心”理论的创作实践

王兆胜先生既是一位散文理论家和批评家，还是一位笔耕不辍的散文作家。多年来，他以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着自己以“天地人心”和“形·神·心”为主要内容的创作理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斜杠”学者。王兆胜先生的散文，绝大多数短小精悍，但在这短小精悍中却蕴含着丰富博大、自成体系、自成一家的思想内涵，“小文章”蕴含“大哲理”。而其思想内涵的最大特征，便是“天人合一”，以“天地之道”喻人、育人，以人的心灵之光照耀天地。

首先，推崇“大道”，以“天地之道”启迪人。

王兆胜先生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西风东进；也值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物质利益原则上升；同时，发轫于“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对当代文坛产生着持续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创作者将创作的视角和焦点对准了人性、自由、欲望和金钱。但是，王兆胜先生的创作自有来路，也自有特色，像一股清流缓缓流淌在日益浮躁的时代一侧。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大山里走来，走向都市，最可靠和最受用的仍然是天地自然的启示。他听从了阳光和先哲的教诲，从古代传统文化，从老子、庄子、孔子那里得到启发；从天地之间，从日月的原点沐浴光华，致力于书写“天地之道”和“自然之道”，并非常有机地与“社会之道”和“人心之道”结合在一起。特别重要的是，他笔下的“天地之道”“自然之道”“社会之道”和“人心之道”，看似是一些常识，但是却是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世俗的“价值法则”反其道而行之，具有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回归常识的作用。陈晓明曾说，要重启当代文学的启示价值。王兆胜先生文学创作的启示价值便体现在这里。当人们欣赏和追求“强力”的时候，他书写《柔韧之道》：“殊不知，骤雨不终朝，这种强力往往具有短暂性的特点，而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者则是那些柔韧的事物。”当人们普遍追求圆满、追求极致、欲望无限膨胀的时候，他却阐明具有古典智慧的《半半哲学》：“对‘盈满’的追求，表面看来是聪明之举，实则潜隐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他违背了天地自然之‘道’。追求圆满，不如适可而止。”当人们沉溺于“斗争哲学”的时候，他大力提倡《和谐之美》，不仅人与人要和谐，人与自然要和谐，人与社会要和谐，人之本身也要和谐。当人们普遍追求速度、追求效益、信奉“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时候，他却主张“慢生活”：“‘快’当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方面，问题是如果一切都以‘快’作为衡量标准，且以为‘越快越好’‘越快越现代’，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与真正的现代化背道而驰。”他的这些思想观念，集中体现在他的《天地人心》一书中，他们不是零碎的，也不是单一的，而是成系统和体系的，从自然到社会，从人生到心灵，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思想，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一是以唯物主义为遵循；二是与所谓的时代潮流反其道而行之；三是看似非主流，实则是真谛；四是看似是冷门，实则很重要。只有自觉接受这些思想，这些“至道”行事，才不会在社会大潮中迷失方向、迷失本真、迷失自己。正如王兆胜先生自己所言，在经过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之后，世界像大海一样，以扇面的形式向自己的“河流”打开，而自己的人生航船没有迷失方向，不能不说得助于“天地之道”。

其次，书写“真爱”，以“情之一字”感化，人情之一字，维系世界。王兆胜先生是一个特别重视感情的人，在他笔下，是来源于真实生活的浓得化不开的感情，有亲情之重，有人间大爱，也有万物之情，从中可以窥见其真切的悲悯情怀和博爱之心。他视亲情重若千钧。围绕亲情，他写出若干文字，包括《与姐姐永别》《三哥的铅色人生》《父爱如山》《愧对父亲》《母亲的遗物》等。读这些作品，犹如读桑恒昌的亲情诗一样，每每进入文字，总让人泪水满襟，感叹不已。在《与姐姐永别》中，他写道，当年高考，他屡考不中，姐姐对他说：“考不上不打紧，姐姐不怪你，但千万别做傻事，听见没有？”这做“傻事”，指的是“自杀”。因为，每年农村都有考生落榜后自杀。姐姐一句话，包含着多少爱怜、牵挂与担心？与亲情相比，王兆胜先生更看重与那些普通人的“人间大爱”。包括朋友之爱、师生之爱、同事之爱，甚至“陌生人”之爱。在《大爱无边》中，他真实地记录了当年他人生最艰难时刻，曾经的“陌生人”、后来的岳父对他“雪里送炭”般的帮助。连续三次高考不中，他感到无地自容，这时候，“陌生人”出现在他的面前，劝他“再使把劲儿”，除了给他鼓励，还拿出二十元钱给他。当发现他穿的裤子盖不住腿后，他同学的母亲，也是他后来的岳母，专门给他织了一件毛裤寄到学校，让他手捧毛裤，不知说什么好，只知道哭个不停，一颗心都在颤抖。这样的人间大爱，怎能不让人感动，又怎能不让人佩服“陌生人”的伟大？在王兆胜先生的文字中，最让人感动的还是那些关于万物有情的文字，从中窥见的是他的博爱之心、同情之心。这其中包括《老村与老屋》《童年的草莓》《藏书防老》《第一块藏石》《鱼的祭奠》《猪友》等等。在《鱼的祭奠》中他写道：表面看来，杀生，杀死一条鱼没有什么，但渐渐形成的内心的残忍，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如何保持一颗善心，以平等的悲悯情怀对待万物，这是我们人类应该检点和醒悟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王兆胜的笔下，多数书写的是他人对他的爱和情，很少写他对别人的爱与情。这一方面昭示了，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是一个对别人的恩情念念在心的人；另一方面也潜在显示了，他本人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一个爱天下苍生和万物的人。因为，只有在爱人者的眼里，才满眼都是善良、仁义和爱。

再次，重视知性，以“人生之智”熏陶人。王兆胜先生的诸多散文随笔，书写记录了很多日常生活，显示了其闲适、睿智、快乐、健康的人生智慧，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具有一定的熏陶作用。一是人生要有梦想。只要不失去本心，心中常常有诗、有爱、有梦，就一定不会感到生活虚幻，而是“真实”地品味生活的美好，这是《沉荷中的人生飘摇》《美梦成真》给我们的启示；二是人生一定要健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个智者没必要忙忙碌碌终世，而是应该轻松自如、快快乐乐和幸福美好地活着。这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健身，我的日课》《忙碌：现代人生“流行病”》《“睡”与“梦”》给我们的启示；三是人生要有书香。王兆胜先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因此他极力倡导“书香人生”。他的人生之所以感到温暖幸福，与长期坐拥书屋有关。在他的《爱书之家》《读书与健康》《书的姿容》《半醉半醒书生梦》《现代书生古典心》《林语堂的读书艺术》中，可以全面了解他的“读书观”；四是人生要充满诗意。这是荷尔德林的著名论断“人，充满劳绩，但诗意地栖居大地上”在当代社会的实践和延伸。王兆胜先生通过《静心在都市》《诗化人生》《逍遥的境界》等系列作品，引导人们以旁观者的态度生活，在愚笨拙朴中获得智慧，在苦中作乐中实现诗性的超越，在追忆与遥想中得以升华；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人生一定要善良。善良、诚恳、爱人，是王兆胜先生的本色，也是他的最大追求。在他的《做个“好人”》《赤子之心》《给予之福》《一念之善》《人神之间》等作品都阐述了他的“善良”理念和追求。这是人生的本色，也是人生的真谛。

四、“天地人心”新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王兆胜先生“天地人心”理论的提出，具有很强的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是文学本质理论的一次重要突破。

第一，“天地人心”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由于“天地人心”理论是从生活理论发展演变而来，既属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理论，又属于文学创作的理论，因此它实现了人生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有机统一，克服了人生理论与文学理论“两张皮”的问题。由于“天地人心”理论不仅强调“人”和“人心”，同时强调天地和自然，因此，相比于“人学”理论，其视野更宽，站位更高，也更加全面，克服了文学创作孤立地展现“人”的问题。由于“天地人心”理论，对人和人心做了更深入、更精准、更高洁的诠释，因此，相比于“人学”理论，其思想内涵也更加深刻和深邃，是“人学”理论的纵深掘进。

第二，“天地人心”理论能更有效地指导文学创作实践。王兆胜先生不仅提出了这一理论，而且指出了实践这一理论的路途，同时指明了当前文坛背离这一理论的现实弊端和问题，能够客观上指导那些具有文化自觉的作家在创作时，自觉坚持这一理论，并自觉纠正思想认识和创作上的误区和偏颇。在《文学·人生·天地自然》一文中，王兆胜先生明确指出：“作家应超越人本主义的局限，从天地自然中获益。”克服人类本位的立场，去除人类是‘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观念，遵循天地自然的法则，同时向物学习和反观人类的缺陷，弥补人类的不足及其异化，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突破以往的限度和盲点的关键所在。”4这些都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

第三，“天地人心”理论树立了文学批评的一种典范。王兆胜先生依据这一理论作指导，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尽善尽美”的批评。因为他重视“天地人心”，所以他追求一颗“尽善尽美”的心灵。他认为，一个作家和批评家应该为人类美好的心灵添加点什么，这是他始终坚信的永恒价值。在他那里，文学批评也要遵循“天地之道”，指向“世道人心”，指向自己的“心灵”。在他的心目中，批评的指针是指向批评者自己的，批评者的境界、心性、品格和审美趣味，直接决定了评论的质地。他就是按照这种理解，严肃认真地从事着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为当代文学批评树立了一种典范。在《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中，他以自己“自由”的心灵，对自由主义文学展开深入探讨，从而推导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西方文化的撞击”，但又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国传统自由主义精神被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触动、催生的结果”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散文本质特征的研究中，他以“天地人心”理论为基本依据，在关于散文“形散神不散”既有“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全新结论。在对现代作家的研究中，他依据这一理论，发现和挖掘了林语堂“敬天、爱人、惜物”的精神，“修身、齐家、爱国、宇宙文章”的操守，“幽默、闲适、快乐”的性情，“矛盾、和谐、安详”的人生，从而得出了“21世纪我们需要林语堂”的结论。在王兆胜先生那里，林语堂先生便是一个符合“天地人心”理论和实践的典型和标杆。这些都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注释：

1 3 王兆胜:《天地人心·自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 4 王兆胜:《文学的命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作者单位：铁道战备舟桥处]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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