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钱理群先生1990年代的学术与思想
内容提要：钱理群先生1990年代的学术研究不仅创获颇丰，而且深切地回应了1990年代的问题，同时使得作为思想者的钱理群形象更为深厚、动人。钱先生1980年代末即已意识到作为1980年代启蒙思想延续的1990年代将出现诸多新问题，故而主动反思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研究周作人、曹禺以及“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通过研究1940年代的知识分子心灵史和小说史，重新讨论知识分子的位置和独特价值。深厚的学养与深刻的思想力相互激活，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构成了1990年代重要的学术和思想现象，因此是研究1990年代的重要个案
关键词：钱理群 启蒙主义 理想主义 知识分子 文学史家
钱理群先生著述极丰，目前已有百部之多，其中1990至2000年出版的《周作人传》（1990）、《周作人论》（1991）、《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993）、《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94）、《1948：天地玄黄》（1998）、《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1999）、《走进当代的鲁迅》（1999）、《话说周氏兄弟——北大演讲录》（1999）等书，影响尤大，泽被广远，允称代表；这些著述不仅进一步稳固了钱先生在《心灵的探寻》（1988）一书中展现出来的学术个性，而且拓展深广，全面呈现和丰富了钱先生的学术视野和学术个性。而由于钱理群先生的学术研究总是起源于对于时代问题的洞悉以及相应的危机意识，“1990年代”1就不仅是钱先生学术上重要的创获期，也是他思想上重要的沉淀和变化期，研究钱先生1990年代的学术和思想无疑具有独立的价值。
一
强调“1990年代”之于钱理群先生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钱先生本人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中即有诸多论述和省思。该书上编《我的回顾与反思》系钱先生2002年3—6月在北大讲“最后一门课”的讲稿，其中针对自己1980年代在《心灵的探寻》中强调“个人的鲁迅”的省思特别具有症候性：
问题是，这样的只谈个人主义，身边琐事，高谈玄学，海外天边，而漠视现实社会问题的倾向，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文学、学术的主要潮流。知识分子缩回了象牙塔。我因此就想起了九十年代初，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然，不能否认这样的讨论的意义和价值，但其中一个明显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只是关心自身的边缘化，而同时发生的中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却根本没有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我们的思考和研究与整个社会脱了节！这难道不应该引起警戒和反思吗？2
钱先生的省思代表了现代文学研究者一贯的重要品质，即以知识分子的态度，而非学究的态度讨论问题，总是从对于社会和时代的理解中建立、调整自己的思想和研究。这种具有原理性的文学研究思路也许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3的1990年代有些引人质疑，却是最可贵的研究思路。而正是因为以此研究思路为贵，1990年代才能由于钱先生的自觉而内在于其学术和思想的表达。
“1990年代”作为钱先生学术和思想的内在问题的起点约略见于1989年1月1日写作的《由历史引出的隐忧》一文。在该文中，他开门见山对其时“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的要求表示赞同之后，随即表示自己其时正在研究周作人及五四以来的历史，发现“一部‘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互相残杀的历史”，对“专家治国”深感忧虑不安，故而认为“我们现在又处于历史的转折、过渡时期，各种选择的互相争论已经到处可以听到了”，为了避免类似于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互相残杀的历史”重现，“要‘启蒙’，先得‘启’知识分子之‘蒙’；要‘改造国民性’，先要改造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如“酋长思想”“二元论思维定势”和“嗜杀”倾向。4钱先生在《周作人传》中的确写到了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周作人如何反对现代政党政治崛起过程中陈独秀非此即彼的思维5，写到了周作人对“现代青年”的“酋长思想”和“嗜杀”倾向的批判6，并充分肯定了周作人所谓“凡人的悲哀”，认为周作人“不仅要否认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引导作用，而且要从根本上否认知识分子干预历史、时代、社会发展的任何可能性，从而把知识分子（及自我）从‘精英’、‘贵族’彻底还原为‘凡人’，并由此获得一种‘凡人的悲哀’的自我感觉”。7这就意味着，在历史和现实相互轴合的可能性中，钱先生通过对周作人思想的研究洞悉了1980年代启蒙主义思潮发展的一些后果及将要到来的1990年代可能出现的一些危机。学术研究因此就像是一支抛入时代大海的锚，锚定了钱先生发言的姿态和立场，使他得以在1990年代到来之后的各种思想论战中“回到钟摆的中点，追求动态的平衡”8。不过，在思想分歧十分深刻而不可通约的1990年代9，钱理群先生的追求注定是不讨好的。当他1993年以《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一文在韩国学术会议上作报告时，文章既质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的说法就引起了韩国朋友的震惊，引起了王富仁先生掏心掏肺的劝诫，希望钱先生：“无论启蒙主义有多大问题，你可要坚持下去啊！”10
钱理群先生在1990年代当然仍是启蒙主义者和“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11，他在1990年代写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中，就处处肯定曹禺的理想主义气质。但与此同时，他又接过胡风对曹禺的批评，认为曹禺这类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常使他们对现实缺乏更清醒的认识”，强调胡风对曹禺的“内在危机的揭示是超前的”。12钱先生又在书中认为剧作《家》“写出美的极致”，“自然是表现了剧作家独特的美学思想的”，但因这一追求“发生在动乱的战争年代，而剧作家曹禺本人又正陷入家庭生活的不幸纠缠中”，故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13这种对曹禺创作《家》的心境的体贴，也在同情中隐含一些对于理想主义的不满。由此可见，钱先生是激赏胡风的超前意识的，彼时他自己其实也正是在超前的意义上展开对于1990年代的研究和批判。因此，1996年对钱先生的曹禺研究做出过“一个近距离的观察”14的吴晓东说得好：
理想主义与启蒙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启蒙主义在根柢里是靠着一种理想化的生命、人格、道德、伦理以及社会形态的存在作为远景支撑的，因而，启蒙主义的价值论预设与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属性最终打成一片，无法剥离，两者构成了80年代中国人文思潮的主体部分。然而钱先生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创作了《大小舞台之间》的。我不知道这本书写成于80年代会是什么样子，但它注定写于90年代第一个春秋之季，从而也就注定了它在理想主义的基调外还兼容了更复杂的意蕴，这就是钱理群在坚持启蒙主义的同时已经开始质疑启蒙主义。这种质疑预示着作者在90年代最早感受到了文化心理和人文学术领域某种转型的时代气息，尽管他当时还很难意识到90年代最终带给我们的究竟是些什么，但正是这种敏锐的预感使本书成为历史蜕变期的产物和见证。15
钱先生的曹禺研究便内含着对于1980年代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反思，并进一步表达了清醒认识1990年代现实的思想要求。而且，这一思想要求更多地是通过反思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而得以展开的。
二
延续《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后记》中关于“一切认真的知识分子都必然面临‘演戏或者无所为’的两难选择”16的思考，钱理群先生在1993 年底写的《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一文中借助“读鲁迅作品札记”的名义进一步发挥道：“启蒙主义知识者不仅眼睁睁看着做戏的世界的完结，自己也在极其尴尬的状态中随之一起‘完结’——而这种完结是不会给人以任何悲壮感的。”17这种发挥的要义在于强调启蒙主义的困境，文中更为紧要的讨论也许在于一种忧虑：“知识者的‘思想’与‘语言’一旦与‘权力’相结合，成为大一统权力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功能就不再是交流，而成为一种思想与语言的专制，走向自己的反面。”18这种忧虑在1994年初再次借助“读鲁迅作品札记”名义写的《“帮忙”、“帮闲”的陷阱》一文中有相对充分的展开，钱先生在该文中针对1990年代的状况表示，“在新的社会格局中，我们一方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权力的从属，却同时增加了成为‘商人’的‘帮闲’、‘帮忙’与‘大众’的‘帮闲’、‘帮忙’的危险，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作家与人文学者）还需要在痛苦的挣扎中寻找自己的路”。19钱先生所讨论的“困惑”和“陷阱”既是针对1990年代现实而产生的忧虑，也是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种省思。如果说对周作人和曹禺的研究启发和推动了钱先生思考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命题，对鲁迅的研究推动了相关思考走向深入，那么对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东移现象的研究就大大拓展了相关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从钱理群先生的自述来看，他研究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有四条线索值得重视：其一是1980年代黄子平先生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中关于世界性文学现象如哈姆雷特、浮士德、于连、“多余的人”……东移的讨论；其二是钱先生自己研究了鲁迅、周作人、曹禺三个“点”之后渴望从“面”上展现“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而研究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是“较为理想的总结、扩展和升华”；其三是钱先生发现自己及同代人身上存在“堂吉诃德气、哈姆雷特气”，是“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其四是“自我拯救”的需要，钱先生表示：“也许是因为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突然变得‘可疑’，也许是因为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受到冲击，我为一种失落感压抑感所攫住，并且像陷入了‘无物之阵’似的，无以摆脱。”20这四条线索在《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都有具体表现。从理论上来说，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两个艺术形象诞生之后所发生的世界旅行，因为其中既可以钩稽一些相同的结构性要素，也可以找到诸多差异的结构性要素，故而既可以理解为一种世界性的形成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地方性（或民族性）凸显的过程。钱先生也注意到了双方面事实的并存，但在论述中凸显的则是世界性面相，譬如梳理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移动到德国的情况时，他就充满感情地总结道：
而德国人对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在心理和情感上的亲切感又反过来促成了“世界文学”的概念的形成。人们终于明白，人类在根本的“人性”上是相通的，文学从根底上是“人类”的……21
这种对于普遍性的理解和想象充满着1980年代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的启蒙主义激情，22使人产生走向世界的冲动。但事实当然没有这么简单，钱先生在论述时的侧重点其实也落脚于：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是如何在东移过程中逐渐变成知识分子的转喻形象的？正因如此，钱先生从一开始就把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视为“人类精神”的概括，并且强调其引起了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读者的“强烈共鸣”。23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读者绝大多数肯定不是知识分子，但钱先生感兴趣的重点是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因此，即使不是受制于材料，钱先生的论述也一定会循着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来展开。在这样的展开过程中，钱先生认为“作家在创造堂吉诃德形象过程中，越来越从堂吉诃德身上发现了自己，他在分析堂吉诃德时，同时也在审视着自己及同时代人”24，认为莎士比亚赋予哈姆雷特“以‘知识分子’的特殊品格与气质”，使哈姆雷特“与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共命运，成为他们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一面镜子’”25。
同时，因为重点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劣根性”问题，钱理群先生梳理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过程会特别重视屠格涅夫的《罗亭》。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下半截是哈姆雷特，上半截却是堂吉诃德式的”26，身上存在“启蒙者的专横”，一种“堂吉诃德的专制”，钱先生因此认为“专制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和“独裁政治的堂吉诃德”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7表现出对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批判眼光和复杂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钱先生走向了民粹主义，事实上，他反而更加重视知识分子，强调哈姆雷特的怀疑主义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在钱先生看来：
正因为彻底抛弃了一劳永逸地结束一切矛盾与痛苦的自欺欺人的精神幻梦，用彻底怀疑的眼光看待已知与未知的一切，就永远不会停止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探索与追求。这样，哈姆雷特式的命题也就必然成为人类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自觉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命题……28
这种雄辩的普遍性论述意味着在钱先生看来，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相对于堂吉诃德的独裁或专制来说，是一味解毒剂，是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独特价值所在。因为如此重视哈姆雷特的怀疑主义，在论述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札罗夫时，钱先生才会特别强调不能以“劳动者”的铁的逻辑否定堂吉诃德的精神幻觉和哈姆雷特的精神痛苦，认为“以物质的东西抹煞了全部精神，也就否定了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基础”。29这种独具慧眼的论述思路当然凝聚着钱理群先生对20世纪革命的反思，但也不无针对1990年代正渐趋丰富的物质社会的意味。虽然形式上已经不是“脑体倒挂”的1980年代，但1990年代才是让“脑体倒挂”凝固成为“不成问题的问题”的时代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钱理群先生所讨论的独属于知识分子的精神范畴，也都免不了要被掂斤拈两地计算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钱先生通过海涅的堂吉诃德论所提出的命题“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自身以及思想者的毁灭”30和通过周作人的怀疑主义精神所提出的命题“还思想于思想者”31，就不仅是反思20世纪革命，也是即时反思1990年代对作为思想者的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三
再一次受惠于学术工作的反哺，钱理群先生1994年底在《自说自话：我的选择》一文中强调知识分子的唯一职责和职能是思想，并表示自己终有了个人定位，即“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用偏于“史”的考察来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进行整体反思，对20世纪知识分子心灵史（精神史）进行研究。32此前，钱先生的学术工作和思想实践也许表现了更为明显的主体意志和热情，此后，就增添了很重的史家意识。这当然不是说钱先生此前缺乏史家意识，而是强调此后他的史家意识越发自觉罢了。正如吴晓东在评价钱先生此后的代表作《1948：天地玄黄》时所说的那样：
在所有可能的称谓中，钱理群先生最倾向于认同和接受的也许是 “文学史家”的称呼。……对文学史的理论、观念、方法一直保持自觉的探索激情，并始终执迷于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和叙述形式。33
钱先生的确“始终执迷于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和叙述形式”：《周作人传》写系狱的传主童心未失而作儿童杂事诗时，即曾飘然来一笔，“周作人也许会听说，离老虎桥监狱后墙不远，有一所小学校”，“但他绝不会想到，有一个小男孩每当看见这神秘的高墙（他从老师那里知道高墙后面是‘监狱’），总要停下步来”34，这“小男孩”就是钱先生本人，他以这种叙述方法让沉睡的历史对象与自己发生了生命关联；《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引用曹禺关于《雷雨》创作过程的未发表手稿之后展开叙述，并强调曹禺“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切都成为历史以后，人们才注意到的事实”35，这意味着钱先生打算充分占据和使用历史后来者的优势，将事实的碎片植入叙述中，完成历史的建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借助屠格涅夫的著名演讲《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中的说法“散文作家”“可以希望他的读者（或听众）愿意和他一同漫游”，36钱先生将自己的叙述身份设想为导游，既将读者意识前置，加强了与读者的互动，又不动声色地启动了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功能。应当说，对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和叙述形式的执迷背后，是钱先生对介入历史和现实的方法论自觉，他深知人就在历史之中，必须通过不断的辗转腾挪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从后续写作实践来看，《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进一步拓展了钱先生设计的导游带领读者一起漫游的叙述方法，开篇《请作一次精神对话与学术漫游》强调学术研究就是“精神对话”和“精神漫游”，引领学生共同上路，37接下来的《漫话四十年代小说思潮》和《且谈战争岁月作家心态》是1940年代小说概论，提供了给学生深度游之前的旅游指南，而在学生众声喧哗的讨论中，钱先生也总是保持有机的介入，并在结束篇《四十年代小说的历史地位与总体结构》中，给出定性和定位的论述。钱先生《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中对“边缘”与“超前”关系的说法表明，钱先生自觉边缘的定位，不仅不是不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而且是为了获得超前性的一种努力。面对时代的中心话题，他不但要求保持距离以保持冷静，而且要求拉开距离以提供前瞻性的意见。大理石一般的理智和火一般的热情，就这样辩证地统一在钱理群先生的学术和思想实践中。
由于史家意识的充分自觉，钱先生的代表作《1948：天地玄黄》表现出极富才华的历史叙述的智慧，而且充分践行了他所谓“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的个人定位。钱先生在该书代后记《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中曾坦诚地提及对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明显借鉴，同时强调“一旦借用，就已经发生变异”，38借鉴表现在以一年写一个时代，以几个重要人物写出历史的褶皱，变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钱先生创造了叶圣陶的日记摘抄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历史叙述者平行的双线叙述；其二是钱先生注意到了更多无力左右历史发展，而且只能在历史中沉浮的历史中人；其三是钱先生试图“多少摆脱一下持续多年的主体投入的研究方式”，但“最终还是卷入主客体的交战之中不能自拔”39。因为这些变异，钱先生的历史叙述既获得了超越叶圣陶等1948年的历史中人的位置，可以接续黄仁宇融解一切史料来讲述历史的方式，又同时以一种建构的形态存在，与叶圣陶当年的日记并置，使得读者不得不思考钱先生的历史叙述与本真的历史之间的关系。吴晓东曾指出：“钱理群的文学史观中仍有一种追求历史的本真性的执着，即相信有那么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这就意味着，他在确立了怀疑主义的基本立场，打破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历史观之后，仍有其最后的支撑，那就是对本真历史存在的信仰。”40钱先生大概没有把叶圣陶日记当成本真历史的存在本身，但他确信与一身痛痒密切相关的对1948年的叙述（即对现代史的叙述）是“作为一种‘回忆’的历史叙述”，“必 须努力寻找‘过去’、‘现在’与‘未来’三维视点，并且能够取得在三者之间转移、滑动的灵活性”41，本真的历史即存在于转移和滑动的历史叙述之中，并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捕获的。而由于本真的历史存在于历史叙述实践之中，进行历史叙述实践的个体作为“现在”也就充分参与了“本真的历史”，成为本真意义上的历史中人。这样的历史中人当然是难以占据时代的中心位置的，时代的中心话题也因此不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占据的，而是由一群人的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营构出来的。每一个人都不在中心位置，每一个人又都与时代的中心话题攸关，这也许是钱先生《1948：天地玄黄》提供的与“本真意义上的历史中人”具有同等智慧含量的历史和现实发现吧。
最值得阐发的可能仍要推钱先生发明的双线叙述。《1948:天地玄黄》第三章“校园风暴”梳理的是1948年全国各大中学的反美学潮“四月风暴”，钱先生细致描述了“四月风暴”的前因后果、校园政治以“歌和诗、画与剧”展开和影响全国民众的形式42、各方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响，最后得出1948年各方人士的时代共识，“要争取全中国人民的集体自由，然后个人的自由才有保障”43。不从国共两党以及背后的美苏对立展开历史叙述，而以学潮为中心打开历史，这是一种从边缘看中心的方式，所得结论既令人信服，又令人感到亲切。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在校园风暴中的委屈心事如何，擅长探究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钱先生并未花费多少笔墨，其中着墨较多的萧乾心事如何，也不是很清晰。在叙述群体性事件时，确实难以在较短的篇幅内展开对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探寻，这并不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的过错。在这样的情形下，钱先生的双线叙述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摘抄的叶圣陶日记留下了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鲜活证据。在1948年6月26日的日记中，叶圣陶写道：
交大学生因前之反美扶日运动，发动游行，为上海市长吴国桢所质问，意谓其受“职业学生”之指使，非公众自发者。并谓若不能满意答复，即将公开传讯。学生亦不弱，定今晚开公断会，邀市长议长及社会人士出席，评断学生此举究竟是否错误。有学生来邀余，余惮此等集会，谢之，为书数百字与之。云问题在美国究竟有否扶日之事实。既事实昭昭，反对之为当然，其行动属于道义，余认为绝无错误云。44
查《叶圣陶集》知叶圣陶此日所记另有一行“下午作杂事，并看香港寄回之教本稿”45，次日有“闲看《谈艺录》”及“观电影于永安，片名《舞宫莺燕》，多舞蹈场面，颇可娱目”的记录46。钱先生的摘抄表明叶圣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方面密切关注校园风暴，另一方面则有自己的考虑，不敢答应学生参加集会，但表现在公共政治领域的态度是清晰可辨的，即以事实为据，反对上海市长吴国桢对学生的政治构陷。而结合钱先生未抄录的日记内容来看，则可以推知叶圣陶虽然关注校园风暴，但并未忧结于心，仍然照常工作和娱乐。这就意味着，钱先生试图通过日记摘抄构建的是一个更为时代的中心话题所影响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叶圣陶本人虽然谈不上刻意疏离时代的中心话题，但却是仍有自我的空间和选择的。在钱先生的历史观中，即使是日记这样的历史材料，也主要是供选择的事实的碎片，只有经过后来者的历史叙述，才能成为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1948：天地玄黄》的写作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钱理群先生的思想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钱先生后来在《我的精神自传》中讨论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时反扣鲁迅左转之后在《门外文谈》一文中的表达，是具有象征性的。鲁迅说：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47
难以确定的是，钱先生对于“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的理解是不是会跟他对周作人所谓“凡人的悲哀”的理解发生奇妙的联系；可以确定的是，钱先生又一次有意识地约束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希望在知识分子是与弱势平民站在一起的意义上理解自己的学术和思想工作48，从而也就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阵营分裂的状况中显现出了难以归类的特征。
对于钱理群先生而言，他在1990年代所完成的一系列学术和思想实践，为他建构了坚实的批判和研究1990年代的思想和话语基础，为他反复重新发明鲁迅及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可能性提供了支援，也为他进入更加复杂的21世纪做了学术和思想上的准备。而21世纪的确是更为复杂的时代，举凡国际国内都出现了更多具有时代性意味的事件，钱理群先生因应着时代的变化，继续以其学术工作为锚，发挥思想钟摆的作用，追求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也许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钱先生乐此不疲。他的学术和思想实践因此发展出更多有意思的内容和面相，也许是更值得后人研究的。
注释：
1 “90年代”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域，早在21世纪开端的几年，就出现了罗岗、倪文尖编的《90年代思想文选》（三卷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许纪霖、罗岗著的《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最近更是集中出现了一批针对“90年代”的专门研究，兹不赘述。
2 8 10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79、164、118页。
3 语出李泽厚。参见李泽厚《思想与学问》，《李泽厚散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301—304页。
4 钱理群：《由历史引出的隐忧》，《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141页。
5 6 7 34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55—257、334、350、519页。
9 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4页。
11 12 13 16 35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136—137、173、422页。
14 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的评论》，《六十劫语》，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页。
15 吴晓东：《从“郁热”到“沉静”？》，《读书》1996年第8期。
17 18 钱理群：《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71页。
19 钱理群：《“帮忙”“帮闲”的陷阱》，《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188页。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6 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8、78、4、11、23—24、127、128—129、29—30、144—145、95、196—197、1页。
22 “世界性”的问题是钱理群先生始终思考的问题。参见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3页。
32 钱理群：《自说自话：我的选择》，《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2页。
33 40 吴晓东：《钱理群的文学史观》，《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37 钱理群：《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8 39 41 42 43 44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28—329、329、59、80、50页。
45 46 叶圣陶：《叶圣陶集》（第2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293页。
47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105页。
48 参见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漓江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105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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