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当代文学的历史传统
内容提要：宁夏当代文学已经行进了六十五年。经过几代作家的艰辛奋斗和不懈努力，宁夏当代文学不仅为当代中国文坛奉献了一批卓越的作家和一流的作品，同时，在岁月的转换和时代的变迁当中，宁夏文学也悄然而坚定地沉淀了一些核心性创作思维与创作气质，这些创作思维和创作气质天然地带有某种独特性，已经鲜明地构成了宁夏当代文学的历史传统。宁夏当代文学业已形成的历史传统可以总结和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牢记文艺“为人民”的责任担当，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艺术品格；热爱家园、痴恋乡土的创作情怀；深厚而充沛的人文性；艺术视野上的开阔胸襟和创作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关键词：宁夏当代文学 历史传统 为人民 现实主义 人文性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之一，地处祖国大西北腹地，历史相当古老悠久。早在三万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位于银川市黄河东岸的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是我国境内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兵在宁夏屯垦，境内修筑了闻名世界的秦长城，还兴修了便于耕种的秦渠，开创了宁夏平原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的历史。到了汉代，这里的农耕经济已相当发达，汉武帝两次巡视宁夏，向该地区移民70万，以发展农业，巩固边防。唐代，宁夏南部的固原等地是联贯中西交通贸易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佛教传入关中及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之一。由于当时的宁夏平原农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唐代诗人韦蟾在一首诗中咏叹道：“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送卢蟠尚书之灵武》）11世纪中叶，在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过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强悍的西夏王朝，这个王朝的军队在与宋朝军队作战时，经常是胜多负少，最后迫使软弱的宋朝只好以输送金银细软来息事宁人。差不多两百年后，西夏王朝最终被更为强悍的蒙古大军所攻灭。
元、明、清三朝，宁夏成为中央政府用心经营的地方。在明代，有大量的内地读书人以官员或者是被流放者的身份进入宁夏。这些“知识移民”的到来给宁夏的社会生活面貌带来了可称新鲜的变化。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截止明嘉靖年间，历任宁夏最高行政长官的42人当中，41人来自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山东这些地区。虽然，这些官员在宁夏的生活时间都不算漫长，但他们主政期间，大力倡导中原先进文化，兴办学校，传播儒学。通过个人影响和行政措施，为处于祖国边陲地区的宁夏培养读书风气，树立士人风采。清代以后，随着国内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融合趋势的进一步扩大与加强，宁夏地区可以说已经汇聚了天下“五湖四海”之人。以至于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宁夏有天下人，而天下无宁夏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在“开发大西北”的国家战略的实施当中，宁夏又成为得到祖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支援最多的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量随工厂搬迁的工业移民和风华正茂的南方知识青年分批进入宁夏。1958年到1959年间，仅浙江和上海两地的知识青年，就有超过十万人响应党和政府“建设大西北”的号召，进入宁夏山川当工人和农民。在大量的江南人来到宁夏的时刻，饱含着清新温润之气的江南文化也在不经意当中逐渐地在西北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使宁夏文化的内涵当中增添了轻灵与秀丽的因素。
客观而言，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的特殊性，从悠远时空中走来的宁夏社会和宁夏文化一直具有多元和杂糅的特点。像祖国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一样，由于“和谐”观念的深入人心，在漫长而丰富的历史进程中，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和生长于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没有形成尖锐的冲突和无法调和的矛盾。相反，由于秉承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和中华文化“和为贵”思想，这里的人民长时期和睦相处，守望相助，这里的文化因来源多元而呈现着南北交融、刚柔相济，既有北方之厚重又得南方之轻灵秀美的鲜明特色。而这独特的文化积累与沉淀无疑为以后的宁夏社会和宁夏文化奠定了基本的精神底色。
宁夏的历史文化独特而充满魅力，宁夏的现实发展同样令人欢欣鼓舞。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5周年以来，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宁夏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宁夏社会呈现出经济发展强劲、各民族兄弟相亲相爱，百姓安居乐业、各行各业奋发进取、只争朝夕的喜人局面。
显而易见，宁夏悠久丰富的历史，多民族和谐相处、文化融合的社会局面以及当代宁夏人为改变宁夏经济社会面貌而埋头苦干、奋力拼搏的现实图景，为宁夏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巨大精神资源。换句话说，在宁夏这片虽然地处偏远、但与祖国和中华民族共同命运血脉相连，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土地上，可以挖掘的历史故事和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传奇数不胜数。事实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五周年以来，宁夏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已经通过艰辛的努力，为我们奉献了相当多的来源于宁夏大地的历史与现实、深情演绎“宁夏故事”和细致刻画“宁夏形象”的优秀作品。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经历过人生大磨难的作家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他创作的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和《绿化树》三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张贤亮的作品不仅叙述特殊年代里我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身心磨难，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作家深刻动人地写出了非常岁月当中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以及充溢于底层劳动人民内心深处强大的正义情怀和人道情怀。宁夏的三位“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获得者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郭文斌（《吉祥如意》）和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2是从宁夏南部“西海固”的黄土地成长起来的作家。“西海固”地区因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失衡，“十年九旱”，过去一直以“土地不养人”“苦甲天下”而闻名。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脱贫致富奔小康”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宁夏各级干部和群众的不间断努力和奋力拼搏之下，“西海固”人民终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摆脱了压在心头多年的绝对贫困梦魇，走上了小康社会的光荣之路。在来自“西海固”的三位作家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分别以各自的生活和艺术视角描写了往昔年代西北地区普通百姓所遭遇的物质生活的匮乏和命运的不幸。然而，更多地流淌于作家们笔下的是苦难岁月当中的不屈信念和自尊自强的进取精神，是人间社会里永世长存的诚实、善良、仁爱、重情重义等等精神品格所带来的抚慰人心的力量。于是，在石舒清、郭文斌和马金莲所构筑的文学天地当中，尽管有着生活和岁月所带来的伤痛、悲哀、沮丧、坎坷与磨难，但作家们始终以丰沛的激情，书写着人类生活本身所具有的美丽和仁善品格，并把这种“美”和“善”当作照亮生存暗影的不灭的灯火。我们阅读这些作品，内心的田野常常会被不断涌动的温暖潮水所淹没。
回顾和总结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六十五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宁夏的文学创作经验，可以发现：经过几代作家的艰辛求索和不懈奋斗，宁夏文学界不仅为当代中国文坛奉献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以及品质一流的作品，同时，在岁月的转换和时代的变迁当中，宁夏当代文学也悄然而坚定地沉淀了一些创作思维和创作气质，这些创作思维和创作气质天然地带有某种独特性，已经鲜明地构成了宁夏文学的历史传统。作为一个长时期关注和研究宁夏文学的学者，我把宁夏当代文学的历史传统总结和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艺术品格
“民惟邦本”的思想认知和“为人民”的文学使命意识是近代以来持续激荡于中国启蒙思想家灵魂深处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五四以来鲁迅为代表的杰出的新文学作家们始终追寻的文学初心。作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学伟大传统和精神性遗传密码，它们已经深深植根于五四以后任何一代中国作家的心灵最深处和最柔软处。宁夏当代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从西北的黄土风沙和底层人民中间走出来的，有着与广大人民共同的命运遭际和心灵波动。几十年来，人民经受生活的坎坷和奋斗不止的历程、百姓的盼望与期待，作家们几乎烂熟于心。因此，对宁夏作家而言，扎根生我养我的西北黄土地，书写生活的艰难与进步、百姓的悲伤与喜悦，不仅是一种内心情感表达的需要，更是始终萦绕于心的中国写作者天然的使命与责任。翻阅宁夏作家的文学文本，无论是移民作家张贤亮讲述“落难者”人生命运起伏波荡的作品，还是石舒清、郭文斌、季栋梁、李进祥、火会亮、马金莲们叙述的“西海固”普通农民的生活悲苦与日常烦恼，莫不是西北人民真实生存图景的再现，也表达着作家对于人民生活困苦的忧虑、对于生活进步的喜悦和欢欣。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表明，“为人民”和“为人生”的创作追求，总是容易与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艺术品格构成逻辑对应关系。当代宁夏作家的创作实践，也恰好对这一逻辑对应关系作了相当充分的证明。我们以为，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就是一种愿意最大限度地拥抱时代和现实生活、愿意情感饱满地书写真实而复杂的社会人生的创作精神。拥有现实主义主体创作精神的作家，一方面，通常会用乐观明朗的笔调来歌颂现实的光明面和人间社会的“真善美”；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作家又是人类社会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者和人间世界公平正义原则自始至终的捍卫者和维护者。他们怀着滚烫的爱国心和民族情，敢于描写社会生活当中不能令人满意的存在，他们会用严厉峻切的笔调鞭挞人间的不公不义，批判人性当中的“假丑恶”。现实主义这一“感时忧国”的层面，实际上反映的是五四以来鲁迅等优秀作家所反复提倡的文学责任意识和使命担当——文学是“为人生”的，并且要“改良这人生”。几十年来，宁夏作家始终坚守着文学“关注时代命运”“关注人民疾苦”的创作意识和观念，他们的创作一直与共和国的伟大时代和人民血脉相联，与西北大地的风沙和泥土息息相关。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既是对复杂生活的锐利穿透，也是对生活诗意的认真发现和观照。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几代宁夏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精神品格和创作手法的信奉者，无论是新时期早期的“两张一戈”（张贤亮、张武、戈悟觉），还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崛起的“宁夏六棵树”（陈继明、石舒清、金瓯、漠月、季栋梁、张学东），都在以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敏感、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对百姓生命疾苦的同情，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宁夏故事”。宁夏作家艺术家这种既敢于直面人生，又注意挖掘生活美丽诗意的现实主义艺术品格，构成了宁夏当代文学坚实的精神底色。
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宁夏小说的创作史，看看一些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宁夏作家是如何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激情而精心描画风云翻卷的时代大潮和跌宕起伏的中国人的人生命运的。当中国社会由动荡的“文革”岁月走入拨乱反正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时刻，经历了二十余年底层生活的张贤亮以个人往昔的生命浮沉为出发点，开始了他的堪称辉煌的新时期文学之旅。张贤亮的文学贡献在于，他不仅以深沉的现实主义笔法，异常真实地描绘出极“左”政治肆虐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西北农民的悲剧性命运，更令人震撼的是，他以解剖刀般锋利的笔触深入受难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世界，刻写出处于人生磨难和生死困境当中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沉沦和试图获得自我拯救时的挣扎与困扰。他的《灵与肉》《绿化树》和《烦恼就是智慧》等作品，为我们留下了非正常年代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最真实无伪的灵魂画像。另外，张贤亮对于底层农民形象的精彩刻画也颇令人难忘。他对寂寞的邢老汉的刻画（《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他对底层农民马缨花、海喜喜的描画（《绿化树》），尤其是在《河的子孙》这部中篇小说中，他对乡村基层干部魏天贵（人称“半个鬼”）形象的倾尽心力的塑造，不仅证明着现实主义创作笔力的深刻性和惊人的穿透力，也使张贤亮成为新时期早期文坛中国农民形象最出色的刻画家之一。张贤亮之外，张武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小说《看“点”日记》对高级干部身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的尖锐发现与批评，陈继明、石舒清、李进祥、季栋梁等摹写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生活变迁和普通农民命运沉浮的《粉刷工吉祥》《选举》《换水》《上庄记》等作品，戈悟觉、漠月、马金莲对平淡庸常生活当中美丽诗意的捕捉与动人呈现（《夏天的经历》《湖道》《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都从不同的侧面，丰富着宁夏当代文学创作的面貌，显现着现实主义创作干预生活、逼视现实、塑造理想的超强艺术能力。
（二）热爱家园、痴恋乡土的创作情怀
在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宁夏地区一直处于以农牧业生活为主要生活内容的前现代时空当中。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数十万“五湖四海”新移民来到宁夏，现代生活气息开始在这片黄土地上慢慢生成，但并不足以撼动宁夏社会农牧业生活为主的原有时空和固有文化格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时代浪潮的反复冲击和带动下，宁夏社会才逐渐汇入中国社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潮之中，拥有了高速和全面发展的现实以及与现代文明对话的豪情与底气。
由于前现代社会的漫长性和历史空间农耕文化的持久性、弥漫性，宁夏当代作家队伍中的大多数成员均来自乡村或者有长期的乡土生活经验，对乡土的记忆与情感强烈而炽热。张贤亮人生早年生长于富裕之家，与中国社会底层是隔膜的。受时代风潮的影响，1957年之后他被迫进入到西北广袤的田野和风沙之中。在22年（1957—1979）的艰难岁月中，他与宁夏平原的乡村生活和农民有了贴身接触，深刻感受到了与少年时代曾经接触过的“精致生活”趣味完全相左的西北乡土文化。与底层的零距离接触和不断接受底层人民的善意与温情，使张贤亮这个曾经的“富人的儿子”对宁夏的乡村和农民产生了强烈而深厚的情感，也使他作品中所构筑的“荒村家园”和农民形象格外动人。而在“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庞大的创作群体当中，除了金瓯、韩银梅、平原、曹海英、张九鹏等极少数的几个作家少年时代生活和成长于西北不发达的城市，陈继明、石舒清、郭文斌、季栋梁、漠月、李进祥、火会亮、张学东、马金莲、梦也、马占祥等人，皆来自农村，而且多来自长期贫困的“西海固”地区。来自乡土的作家，自小与黄土、沟壑、农作物、牛、羊、马、骆为伴，日日目睹西北农民于贫瘠的荒山沟壑间广种薄收的辛苦劳作，在父老乡亲的汗水和泪水的哺育中长大成人。生活的艰辛困苦和父辈的教诲培养了他们的感恩意识和怀旧惜物思想，深刻地塑造和决定了他们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审美情怀，也构建了宁夏作家普遍而深厚的“家园意识”和乡恋情感。因此，他们乐于也善于把自己的创作之“根”深深扎进中国西北的黄土地里，从宁夏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丰饶”和人的命运的多姿多彩中汲取创作不竭的动力和源泉——说宁夏故事，唱中国歌谣。同时，他们也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创作追求的核心目标之一。他们以富于力度的笔触书写着宁夏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生活和各族人民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赞美和高扬古老的道义原则和高贵的人类精神价值。在宁夏当代作家笔下，没有戏说和历史虚无主义，生活从来都是欢乐与悲伤的相互缠绕，是人的生存命运的深情而真挚的描绘，是漫长而五味杂陈的劳作、生育、死亡、忍受、哭泣和歌唱。
（三）深厚而充沛的人文性
宁夏当代文学创作一直以深厚而充沛的人文性而感动万千读者。这种深厚而充沛的人文性首先表现为对人的生命（包括动物生命）与价值的肯定和对人的不幸命运的关注与同情。
在张贤亮创作于新时期早期的小说当中，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对人的不幸命运的深刻怜悯是重要的文学主题。他同情荒屋当中孤苦的邢老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为邢老汉惨淡的人生命运深深叹息；他叙述沦落于民间的读书人许灵均（《灵与肉》）在寒冷的秋夜睡在马槽当中，因身世飘零而抱着马头痛哭失声，所刻写的人与马相拥而泣的画面几乎令读者终身难以忘怀。陈勇发表于1986年的短篇小说《靳老头的丧事》，叙述机关锅炉工靳老头突然离世之前的若干故事，既凸显了底层普通劳动者善良而高洁的灵魂，也对一个“小人物”欢寡愁殷的孤苦一生唏嘘不已。石舒清以讲述生活于“西海固”地区人们的命运遭际而闻名文坛。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充满母性光辉的残疾人赫丽彻（《一个女人的断记》），还是身为十几个孩子的母亲，却因燎牛头时燎坏了一块而遭到毒打的小个子女人（《牛头》），石舒清写来痛彻于心，其情也哀。季栋梁的小说《军马祭》叙述部队的一匹军马因骑兵团解散而流落乡间的故事。这匹身姿挺拔、训练有素的军马只在进入相对开阔的野地时才迸发生命的激情与活力，它的奔跑与跳跃既是“千里马”的本能使然，也极大地震惊了所有乡野之民。然而，就是这么一匹骏马，最终却“辱于奴隶人之手”3。在经过了漫长而激烈的抗争之后，军马终于被硬生生改造成了耕田之马——它的庄重、傲慢的个性完全失去，脏兮兮地混在一群牲口当中。季栋梁是在讲述马的故事，但是，细细读来，这匹军马的生命遭际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命运！
宁夏当代文学深厚而充沛的人文性的第二个表现是：对古老的道义原则和高贵的人类精神价值原则的坚守与弘扬。
客观而言，人类的生存发展史既是一部充满生命的欢欣与喜悦的历史，也是一部布满命运的不测与生命血泪的历史。千百年来，正是因为人类矢志不移地坚守着仁爱之心和光明正义力量，我们才穿越了一次又一次死亡、灾难和伤痛而走向更美好的明天。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种，它的天然责任之一便是守护和弘扬人类的道义原则和高贵精神，以“美”和“善”的光芒，照亮生存的暗影和常常被世俗烟尘所蒙蔽的人类的灵魂。宁夏的文学创作从新时期早期开始，就强烈地意识到对“仁爱”之心和古老的道义原则的坚守与弘扬、对埋头苦干与拼命硬干的“中国精神”的歌颂与弘扬，从来都是照亮作品的灵魂之灯。张贤亮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肖尔布拉克》叙述一位西部司机的故事。这位长年奔波于千里长途的河南籍司机，历经生活的诸多磨难，也获得生活给予的意外馈赠。小说最打动我们的是司机内心深处始终充盈着的神圣而古老的价值情怀，那种不计荣辱得失、救人于水火的道义担当，既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持守，也是感动读者的审美所在。在宁夏的另外一位小说家的笔下，人与动物的深情不仅成为书写的对象，也成为人类道义精神的彰显之地。漠月的短篇小说《父亲与驼》讲述父亲视一位老骆驼为亲子的故事。一匹曾经当过头驼并且为国家立过功的老骆驼因年老体衰而忽然失踪，忧心如焚的父亲无视沙漠中的酷暑追踪了一个夏天，终无所获，他自己却几乎瘦脱了形。在父亲的意识当中，一个有过“军功”的骆驼不能不明不白地失踪了，人一定要管它的死活和归宿。《父亲与驼》实际上弘扬的是人类高贵的道义原则，是人类生命原则对另外一种生命个体的投射和迁移。
在宁夏当代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当中，温柔娴淑、勤劳隐忍、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妇女形象的塑造成为一道格外动人的文学风景。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笔下的李秀芝（《灵与肉》）、戈悟觉笔下的梅青（《夏天的经历》），到石舒清笔下的环环媳妇（《节日》）、李进祥笔下的阿依舍（《女人的河》）、漠月笔下的大嫂（《锁阳》），一直到马金莲在小说中塑造的荞花（《荞花的月亮》）、阿舍（《鲜花与蛇》）等，虽然作家们写作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心情各有差异，但对善良优美女性的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倾情塑造却是一以贯之的。熟知文化史者都知道，女性在人类文化史上一直担当着“地母”的形象，她们代表着温润、善良、宽厚、包容、忠贞、奉献等等美好的人文价值的永恒拥有和坚定持守。宁夏作家痴情于塑造优美善良的女性形象，一方面，显示着他们对女性命运深切关注的人道主义的情怀；另一方面，在“生活以奢靡为佳、人情以放荡为快”的礼崩乐坏的年代，他们也是想借女性这一文化符码，赞扬与呼唤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曾经拥有的那些美好的人文精神和价值情怀。学者贺绍俊这样评价宁夏小说创作当中的人文性特质：“宁夏作家群体精准地表达出建立在‘前现代社会’基础上的人类积累的精神价值，它是由伦理道德、信仰、理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等构成的。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同时也提升和丰富了当下文学的精神内涵。”4诚哉斯言！
（四）艺术视野上的开阔胸襟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从新时期早期开始，宁夏作家的创作视野和创作胸襟就显现出开放和开阔的特质。众所周知，宁夏当代文学的第一批“拓荒者”，是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后来自祖国各地的新移民，他们大多数人在江南和中原地区长大，接受过良好的早期教育，拥有不俗的文化品位和文学眼光。宁夏当代第一家文学刊物《宁夏文艺》（《朔方》的前身）和《宁夏日报》的文学副刊“六盘山”栏目5的创办者皆为新移民，宁夏文坛在国内产生重要文学影响的第一批作家也是移民作家6。因此，宁夏当代文学在其始发期和新时期初期，由于参加者身份的独特性和文化趣味的尚雅性，其起点相当高。张贤亮于1979年在文坛复出，1980年即以短篇小说《灵与肉》而蟾宫折桂，当时文坛内外许多人异常惊讶，是因为他们不知道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宁夏文坛是新移民作家独领风骚的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强劲发展，20世纪九十年代到新时代，陈继明、石舒清、金瓯、郭文斌、季栋梁、漠月、李进祥、火会亮、张学东、阿舍、马金莲等年轻一代本土作家茁壮成长，并逐渐生长成为宁夏文学的“一片林”。这一批更为年轻的作家生活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年代，虽自小多在乡村长大，但成年之后大都有过大学学习经历和城市生活经历，也经受过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观念洗礼和资讯冲击，因此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胸襟是处于开放状态的，创作的心态平稳而执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打造精品的创作寻求始终如一。
我们可以在张贤亮的创作当中深刻感受他的开阔胸襟和工匠精神。当我们谈及张贤亮和他的文学创作，“宽阔”两个字是首先进入我们脑海中的关键词。张贤亮是那种生活于风云变幻年代、人生经历堪称传奇的作家。时代的大开大阖和个人命运的剧烈动荡浮沉，造就了张贤亮创作视野的宽阔性，使得他的创作虽大多注目于“劳改生涯”，但底色和蕴含却远远超出所描述的具体生活本身。他的“宽阔”是时代所赋予的，也是他砥砺奋进、不断上下求索的艺术胸襟所带来的。张贤亮又是一个在创作上始终追求完美和精致风格的作家。阅读他创作的那些文学精品，从《灵与肉》《河的子孙》《绿化树》《初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普贤寺》到《一亿六》，可以发现：他总是在每一次写作出发之前，在百转千回之后，力图以崭新的审美眼光、方式和手段，再度潜入社会历史与人性之河的河床，经历一番艰苦细致的寻觅、挖掘，将被新鲜化和“陌生化”的社会人生与人物形象重新奉献于我们眼前，让读者在惊讶眩目之后陷入对社会存在和人的命运的深长思索当中。“读者们的心中能够留存许灵均、章永璘、马缨花、李秀芝、海喜喜等文学人物形象，恰恰是因为那是张贤亮在内心沉淀多年、思索多年、孕育多年的来自于广阔的黄土地上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曾经与他的生命相交集，与他的命运同生死，甚至是与他在西北荒村的一盘土炕上共同打过滚。”7所以，这些文学形象是从张贤亮心灵柔软处流淌出来的文学形象，是他苦心孤诣、精雕细刻之后而生发光芒的文学形象。
在20世纪九十年代崛起的“宁夏青年作家群”（“三棵树”是其代表）创作的小说精品和新时代最为活跃的宁夏作家作品当中，很少能够看到狭窄封闭的创作视野和粗劣的艺术笔墨。更多时候，读者们感受到的是宁夏作家对于文学事业的虔诚之心和创作时“与每一个字摔跤搏斗”（加西亚·马尔克斯语）的写作姿态。《清水里的刀子》《吉祥如意》《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上庄记》等获得国家级文学奖的作品，其思想艺术水准自然令人叹服，陈继明的《骨头》《蝴蝶》《北京和尚》，漠月的《锁阳》《湖道》，金瓯的《前面的路》，李进祥的《口弦子奶奶》，张学东的《送一个人上路》，阿舍的《阿娜河畔》等作品，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不仅是宁夏近二十年来最为优秀的小说，也是中国文坛新世纪以来最美的收获之物。
宁夏几代作家的创作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文学规律：艺术视野的开阔性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成就一个杰出作家的必由之路。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的新时代，宁夏的新进作家们只有在坚守“中国化”的同时，也虚心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在始终坚守文学阅读和艺术创作所必须的宁静和沉思品质，老老实实地“啃”中外文艺大师的经典之作的基础上，既注目于脚底下的西北黄土地，也时常仰望遥远灿烂的星空，并能像心态平和、手段高超的玉器行的工匠一样不惜工本地打磨自己手中的作品，我们才可能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的精品佳作。
[本文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以来（1978—2020）宁夏小说创作编年”（项目编号：22NXBZW01）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以来黄河流域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3BZW16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别获得1980年和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绿化树》获得1983—1984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2 石舒清以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郭文斌以短篇小说《吉祥如意》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马金莲以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3 见韩愈《杂说四》，原文是这样几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4 贺绍俊：《宁静安详 纯静透明——宁夏作家群体创作印象》，《光明日报》2013年3月26日。
5 20世纪60—80年代，该副刊栏目是宁夏当代作家和业余作者发表文学作品的重要园地，也是培养宁夏作家的重要阵地。
6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在国内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第一批宁夏作家有哈宽贵、张贤亮、张武、戈悟觉、高深、路展、高嵩、程造之、吴淮生、刘和芳、马知遥等。上述作家的原籍分别是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湖北、辽宁、河北、甘肃等省，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后，他们由原籍或者工作地京津沪等城市来到宁夏，成为宁夏当代文学的拓荒者。
7 郎伟：《忧郁的灵魂怎样抵达迷蒙的远方》，《朔方》2014年第11期。
[作者单位： 宁夏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