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生有幸》的叙事策略
内容提要：《“三”生有幸》是关于大型国企——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的报告文学。丁捷以人物塑造为经，以事件发展为纬，以公司理念为骨，以作者理念为血，全面立体刻画公司的发展史、改革史、情怀史，在叙事上采取形上布局、文体多元、主体在场、文以载道等混元策略，呈现出与传统报告文学迥然不同的叙事风格。
关键词：丁捷 《“三”生有幸》 叙事策略
丁捷是一位复杂的作家、艺术家。他少年成名，相当长时期内，深入现实却疏离世俗，深入文学却游离主流，其文学作品体裁广泛，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无一不精，尤其《依偎》《追问》享有盛誉①；书画作品独树一帜，书法飞扬，绘画奇崛，“怪鱼”画风独擅胜场。其错综驳杂的文艺实践始终在世俗与理想、浪漫与现实、理智与激情之间跳荡，贯穿其中的主基调则是爱与悲悯，这是一位有情怀有高度、具有本源意义的文艺家。在其最新著作《“三”生有幸》中，从表现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呈现出这种复杂性。
正如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一部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或价值，部分缘于其内涵质量，司马迁《史记》就是按照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即传主的质量分本纪、世家、列传叙述②。丁捷《“三”生有幸》的描写对象，是拥有33家子公司、2.8万名员工、产值近万亿的大型国企——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这部作品所承载的质量都重于泰山。毫无疑问，抒写这一现实题材颇具挑战，文学是人学，此书对象却是物，如何弥合这一撕裂，让物生成为精神灌注的有机体，从而突破时间黑障，非简单的报告文学体裁所能胜任；纪实性题材、人物、事件，如在技法上处理不妥，以新闻性伤害文学性，则易陷入广而告之的泥潭，如与日常生活过于贴合，则不易打开阅读期待空间，创造不出自足的文学境界。丁捷发扬史传文学传统，以平民入传，以人观物，诸体会通，采取混元叙事策略，生动再现了人生奇迹、企业奇迹、时代奇迹。
一、道生三：叙事的逻辑策略
《“三”生有幸》讲了三个故事，借以阐发义理。中国人的语言属性决定文以载道，这是文学作品的正途。《“三”生有幸》言说之道分实有和虚无，实有为形而下之道路，对江苏交控和众生而言，道生三，即三维空间，由此构成发展和行走的无限可能；虚无乃形而上之本原，对宇宙万物而言，朱熹所谓“理”，柏拉图所谓“理念”，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甚至康德所谓“自在之物”，都是老子笔下的“道”，道生三，即主体、客体和人为之物，三者互相推演以至无穷。在平面中，三点决定一个稳定结构；在三维空间中，三点决定无限可能。《“三”生有幸》的“三”即江苏交控开展的“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生活有滋味”三个故事，企业、人才、生活这个“三”是实有，由江苏交控领导层秉持的“道”所生发，呈现在作品的表层；真正构成作品内容的“三”却是作家之“道”阐发的“聪明诀、幸福场、彩虹渡”三个故事，聪明诀、幸福场、彩虹渡这个“三”是虚无，是理念，弥漫在作品的肌理深处。江苏交控现实经营的道路三维与经营理念三维、作家呈现的作品三维相互纠缠、消融、奔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大故事作为主干开枝散叶，衍生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小故事，“三个故事”海量引发，渐成春色满园之态、大江入海之势，其中的江苏交控人物、事态、境界无论如何披荆斩棘、阴晴圆缺，终归曲终奏雅、“三”生有幸。作品呈现了一段慷慨激昂的个人史、波澜壮阔的创业史、浩浩荡荡的时代史。“道生三”式的逻辑结构，使“企业、人才、生活”理念，“聪明、幸福、彩虹”意象形成互相成就、生生不息的动态潮流，暗示了幸福的源泉。
作品通篇写人生，形形色色人物的典型人生。有模范人物、普通人物、转业军人、大学生、大专家，有夫妻、父子、伙伴、同事……这些人物各有其曲折的人生经历，各有其性情事业，各有其性格命运，但无一不令人可感可亲可敬，就如“夜来风雨晨来香”中戴着假肢跳舞的路姐余丽琴，从“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的悲悯，到“花枯花荣花重生，一树烂漫来迎春”的奋起，每个平凡人物自我都定义彪悍人生、创造彪悍之路。鲁迅先生有言，“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③不朽之人往往是立德立功立言者，但陈寅恪耗费十年之功、煌煌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却讴歌一风尘女子，可见，只要人物精神要素具备大质量，再平凡的人物也能发出光芒。礼失求诸野，作品以小传形式精心打磨的各色人物，真实存在，历时呈现，典型形象，身上体现的是优秀的民族传统、民族精神，于自己，“士不可不弘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经历坎坷的余丽琴、郑兆芳；于家国事业，“虽千万人，吾往矣”，如与歹徒搏斗的小女子，钻江底浮海上的大专家，等等。尽管经历不同、岗位不同，正如海涅所说，作品里面根本无所谓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他的地位上都是主角④，他们既是“聪明诀、幸福场、彩虹渡”三个故事的创造者，又是承载者。
作品通篇写企业，各显神通的交控企业。个人是企业、环境和时代的细胞。建桥修路，开海拓空，在构建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江苏交控，作为人物活动的空间无处不在，作为人物构成的庞大有机体生机盎然，企业与人的舞台碰撞，激发出交控掌舵人的理念引发，“三个故事”的海量引发，各分公司在改革攻坚，转型布局，高位发力，跨越颠覆，三商通达，五者并进，多元才智等方面百舸争渡、千帆竞发，共绘江苏交控壮丽画卷、盛大气象，它们既是“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生活有滋味”三个故事的讲述者，又是企业精神的源泉。
作品通篇写时代，蓬勃向上的中国时代。个人是企业的细胞，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个人和企业又是时代的细胞。一花知春，一叶知秋，个人和企业的兴衰成败、生死荣辱，折射出时代的生态状态。歌德说：“一切处于衰退和解体状态中的时代，都是主观的；另一方面，一切进步的时代都有一个客观的倾向。反之，每一努力都是从内在世界转向外在世界，你在一切伟大的时代中都看到这一点，这些时代都是真正处在一个前进的状态中，并且都具有一种客观性。”⑤《“三”生有幸》以客观之笔记录新时代中国的一个片断，钱燕、胡海平、周洁、沈超平等等模范人物、党员干部、普通员工，敢于挑战急难险重新，乐于奉献天下；总公司、分公司敢于为天下立心，乐于为生民立命，企业前途、人才舞台和生活滋味共享共建；社会层面、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水乳交融，头角峥嵘、气象雄厚在个人、在企业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大国气象，盛唐气象。作品令人信服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中国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
二、诸体会通：叙事的反动策略
诚然，《“三”生有幸》书写的是当代大型国有企业，从宏观角度，丁捷处理作品核心理念、内部人物、外部组织、潜行其中的时代变幻等等，是用报告文学这一形式规范所选取的题材、观照的对象、表达的意图，用艺术真实反映生活真实，有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但正如《史记》既是严肃的史学，真实记录历史足迹；又是高明的文学，用精彩的人物形象、生动的事件细节、合理的想象虚构呈现鲜活的历史生态，使其历时性和共时性达到完美统一，从而形成对史学和文学的双向反动一样，《“三”生有幸》的叙事融记叙、抒情、说理、说明、想象、采访于一体，突破了报告文学的传统藩篱，是对经典散文叙事的全面反动，姑且名之为“大散文”。
《“三”生有幸》以平民入传。作品写了形形色色的几十个人物，“假肢舞者”余丽琴，“茉莉诗人”郑兆芳，“飞入寻常”钱燕，“同行者”胡海平，“千金一诺”周洁，“脉动人生书”沈超平，援藏的康峰，勇斗歹徒的陈传香，义务献血的周金文，排障急难险重的潘继军，抗疫一线的王湖焊、史超、许粲睿，等等，这些江苏交控的普通党员、劳模、先进人物，每人立一小传，围绕传主最闪光的精神内核，以小说笔法刻画人物，还原人物成长史，勾连江苏交控大环境，这些人物成长的历程、心态的演变、凝练的质素，构成了江苏交控发展壮大的星云图，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人生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品在人物小传后面附点睛之“手记”，冠以“故事里的诗”“故事里的灯”“故事里的威武情”等主题，对小传内容进行补充、延伸、评论，升华思想意义，颇类“太史公曰”，作品向《史记》致敬，其笔法、命意和价值取向确立了描摹对象的历史坐标。这种打破常规的写作，使作品兼具现实性、故事性、情感性、思想性。
《“三”生有幸》叙事多元，以对立谋统一，在多元叙事的犬牙交错中呈现人间世的真相，以克服“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矛盾，从而达到客观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融通。
作品极具小说特质。泰戈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爱。爱也是丁捷创作的核心元素，是他的文学特质之一。《“三”生有幸》开篇却以不幸开头，江苏交控新人余丽琴，朝气蓬勃，才华盖身，对未来充满期待，却因左腿罹患骨癌而截肢，瞬间陷入生命的幻灭。“夜来风雨”余丽琴的事迹并未讲完，却突转入“晨来香”郑兆芳，以郑兆芳明丽的鲜花路反衬余丽琴的不幸，强烈暗示命运的残酷和不公。一波未平，一波欲起，当郑兆芳面临突如其来的不幸时，余丽琴却雨过天晴，“花枯花荣花重生，一树烂漫来迎春！”作品运用互文笔法，千里伏线，延宕读者的阅读期待，在两人人生道路曲折盘旋之际，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生命是由爱组成的，失去一条腿，这不是正获得更多的爱了吗!”⑥在自我奋起和江苏交控大家庭的关爱帮助下，两个不幸的人又重新修筑扩展了崭新的人生之路。“夜来风雨晨来香”这段二人小传充满象征意味，余丽琴因骨癌失去左腿与郑兆芳因车祸失去丈夫，灾难皆与路有关，暗示“路”的缺失与不完美，但不管个人还是整个江苏交控，其生命历程、发展轨迹不都是经过风雨才得见彩虹的吗？“晨来香”也喻示着个人和企业的前途正是涅槃重生，一片光明。
作品极具情理张力。文学作品以形象思维，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构建起独立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读者参与，将是无意义的。正如对《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⑦，一部文学作品的成败好坏是“我注六经”，非如严羽所说“看诗须着金刚眼力”，不可辨其妍媸，誉之者，如黄遵宪，认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贬之者，如胡适，认为《红楼梦》故事情节性不强，艺术性不高，此观点至死不移。《“三”生有幸》前后两部分极度抒情与极度说理，齐头并进，此中国当代文学前所未见之举。如讲述郑兆芳的故事时，曾反复引用她写的诗《我们》：“没有大地的孕育\我们再坚强\也不能独自茁壮\没有枝叶的托举\春天再暖也没有花开\夏那么狂热，一脸严肃地\考验着我们的芬芳生命\成熟的花瓣纷纷入泥\那不是逃避，不是崩溃\那是感恩，那是重生\我们深入身下的沃土\酝酿秋天\我们用浓郁不淡的花香鸟语\迎接晨风\传递心音——\一夜风雨的淬炼\正在结出阳光的丰硕”⑧，这十分有益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样的情节、细节比比皆是，在直接抒情和形象抒情中，在揭示盘根错节的社会自然关系中，获得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赋予企业、个人、社会、人生各自不同的意义，“这些在交通一线的‘路哥路姐’们”，“没有双腿蹚过热浪的骨气，没有目光超过彩虹的豪气，没有心向着大海的勇气，他们仅仅以血肉之躯是不可能支撑得住这样的繁重而沉闷的人生的”。⑨同时，作品又极度说理说明。在“‘三个故事’的海量引发”章节，丁捷不惮其烦地罗列高管中心、江苏高网、云杉资本、宁杭公司、润扬大桥、人才集团等32家分公司的经营理念、业绩、历史及展望，组织成为主角，理念成为自在之物；在最后《摆渡人》章节，丁捷又跳出圈外，以记者身份采访江苏交控董事长蔡任杰，大篇幅阐述关于江苏交控“三个理念”的内涵外延。
这种抒情与说理的分裂，或许引起部分读者的不解。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元作家的特征之一，所谓“文无定法”，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立法者而不是循法者，正如文学作品中首次引入书信、意识流、魔幻等技法，在对文学传统的解构进程中，同时完成结构使命。丁捷这种混元叙事策略，无疑对文学思想的阐发和文学技巧的发明，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视角。
三、沉浸写作：叙事的原始策略
正如《毛诗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内心情感的产物。
《“三”生有幸》是作家个人情感的产物。“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作品的创作冲动，由丁捷童年乘车坐船触发。行船走马是通向远方的媒介，这引发了作家的道路情怀。《“三”生有幸》来自作家自我情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时代，作家用一年时间，风吹日晒，上山下海，实地走访三十多家单位、一百多个工作站点，与三百多名普通职工交流，与其中五十多人长谈，阅读公司数百万字材料，“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⑩。在作家采访写作过程中，始终为激情所鼓荡，为交控职工所激动，形成小我与大我、小环境与大时代的共鸣共振。正如泰纳所说：“因为文学真正的使命就是使感情成为可见的东西。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11作品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种效果。
在作品里，作家既是言说者，又是江苏交控实践产物的体验者、享受者，俨然是江苏交控与外部世界的触点和对立物，只有在这种参照体系中，各自的意义才得以全面呈现。这种以我观物、以物观人、物我同一的角度，也体现了作家的匠心。
四、文以载道：叙事的价值策略
言之无物，何以为文？高明的文学作品无不以思想胜，仅靠炫技必将昙花一现。巴尔扎克说：“光与思想是两种几乎相同的东西。”12《“三”生有幸》充分发挥语言的增殖功能，从现实和文学两个维度同时向外开掘，力图有益于“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三”生有幸》充满思想启迪。如作品描写熟透的苹果从新鲜到化作果泥的过程，“如果用显微镜看这只苹果被微生物吞噬、化解的微观世界，恐怕细节也是惊涛骇浪一般的，尽管我们远远地看一只苹果，不过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天一天地、不易察觉地加深着它的颜色。”13这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再如作家阐释“不幸”与“幸福”，“如果不幸可以比喻成水”，“落在严冬是冰针，落在酷暑是风烟，落在春秋是甘露”，“有的不幸者是有幸的，有的幸运者是不幸的，这既取决于他的本身，也取决于他的环境”。“关乎幸福的三要素：生活、境遇、感受”，“没有与人共享的物质，没有与时俱进的人生，没有与社会共振的价值，就没有真正圆满的幸福”。14作品通过情感和思想，唤起读者对美丽生活和乐观精神的追求，把普遍精神向上提升。
《“三”生有幸》弘扬企业精神。时间是最具革命性最具否定性的力量，没有不死的企业事业，只有不死的精神。马克思指出，“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作品为江苏交控立传，讲好“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生活有滋味”三个故事，通过对交控人生故事的刻画，全盘呈现出讲大局、强担当、敢创新、有情怀的国企形象，全面呈现企业历史、企业精神、企业价值、企业品牌。作家高扬国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深层价值理念，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时代的滚滚洪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
《“三”生有幸》弘扬劳工神圣。劳工神圣理念自20世纪初发轫，并被新中国树为新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沉寂许久。众多作家关注的是劳工阶层的痛苦愚昧，而忽略高尔基那样积极向上的主流：“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的。当劳动是种快乐时，生活是美的。”作品高扬劳工神圣旗帜，精雕细琢江苏交控“掌舵人”“扛旗手”“螺丝钉”“巧工匠”“向善者”的敬业、执着、专注、卓越、奉献，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有大道德、大智慧、大才华、大情怀，敢于向命运挑战，向事业挑战，向才华挑战，是命运、企业和时代的主人，他们的生命和事业充满了艺术化、诗意化，蓬勃向上，举足轻重，真所谓“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作家笔下到处洋溢着劳动光荣、劳工神圣的价值理念，这对纠偏当代文坛的创作方向，具有鲜明的标杆意义。
注释：
①汪政、晓华：《丁捷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②详见《史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鲁迅：《阿Q正传·序言》，《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王世家、止庵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④11 12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241、174页。
⑤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79页。
⑥⑧⑨13 14详见丁捷《“三”生有幸》，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⑦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王世家、止庵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⑩详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四库全书·精华》，王先军、刘阳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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