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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生有幸》的叙事策略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 | 高红斧  2024年04月12日16:33

内容提要:《“三”生有幸》是关于大型国企——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的报告文学。丁捷以人物塑造为经,以事件发展为纬,以公司理念为骨,以作者理念为血,全面立体刻画公司的发展史、改革史、情怀史,在叙事上采取形上布局、文体多元、主体在场、文以载道等混元策略,呈现出与传统报告文学迥然不同的叙事风格。

关键词:丁捷 《“三”生有幸》 叙事策略

丁捷是一位复杂的作家、艺术家。他少年成名,相当长时期内,深入现实却疏离世俗,深入文学却游离主流,其文学作品体裁广泛,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无一不精,尤其《依偎》《追问》享有盛誉①;书画作品独树一帜,书法飞扬,绘画奇崛,“怪鱼”画风独擅胜场。其错综驳杂的文艺实践始终在世俗与理想、浪漫与现实、理智与激情之间跳荡,贯穿其中的主基调则是爱与悲悯,这是一位有情怀有高度、具有本源意义的文艺家。在其最新著作《“三”生有幸》中,从表现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呈现出这种复杂性。

正如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一部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或价值,部分缘于其内涵质量,司马迁《史记》就是按照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即传主的质量分本纪、世家、列传叙述②。丁捷《“三”生有幸》的描写对象,是拥有33家子公司、2.8万名员工、产值近万亿的大型国企——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这部作品所承载的质量都重于泰山。毫无疑问,抒写这一现实题材颇具挑战,文学是人学,此书对象却是物,如何弥合这一撕裂,让物生成为精神灌注的有机体,从而突破时间黑障,非简单的报告文学体裁所能胜任;纪实性题材、人物、事件,如在技法上处理不妥,以新闻性伤害文学性,则易陷入广而告之的泥潭,如与日常生活过于贴合,则不易打开阅读期待空间,创造不出自足的文学境界。丁捷发扬史传文学传统,以平民入传,以人观物,诸体会通,采取混元叙事策略,生动再现了人生奇迹、企业奇迹、时代奇迹。

一、道生三:叙事的逻辑策略

《“三”生有幸》讲了三个故事,借以阐发义理。中国人的语言属性决定文以载道,这是文学作品的正途。《“三”生有幸》言说之道分实有和虚无,实有为形而下之道路,对江苏交控和众生而言,道生三,即三维空间,由此构成发展和行走的无限可能;虚无乃形而上之本原,对宇宙万物而言,朱熹所谓“理”,柏拉图所谓“理念”,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甚至康德所谓“自在之物”,都是老子笔下的“道”,道生三,即主体、客体和人为之物,三者互相推演以至无穷。在平面中,三点决定一个稳定结构;在三维空间中,三点决定无限可能。《“三”生有幸》的“三”即江苏交控开展的“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生活有滋味”三个故事,企业、人才、生活这个“三”是实有,由江苏交控领导层秉持的“道”所生发,呈现在作品的表层;真正构成作品内容的“三”却是作家之“道”阐发的“聪明诀、幸福场、彩虹渡”三个故事,聪明诀、幸福场、彩虹渡这个“三”是虚无,是理念,弥漫在作品的肌理深处。江苏交控现实经营的道路三维与经营理念三维、作家呈现的作品三维相互纠缠、消融、奔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大故事作为主干开枝散叶,衍生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小故事,“三个故事”海量引发,渐成春色满园之态、大江入海之势,其中的江苏交控人物、事态、境界无论如何披荆斩棘、阴晴圆缺,终归曲终奏雅、“三”生有幸。作品呈现了一段慷慨激昂的个人史、波澜壮阔的创业史、浩浩荡荡的时代史。“道生三”式的逻辑结构,使“企业、人才、生活”理念,“聪明、幸福、彩虹”意象形成互相成就、生生不息的动态潮流,暗示了幸福的源泉。

作品通篇写人生,形形色色人物的典型人生。有模范人物、普通人物、转业军人、大学生、大专家,有夫妻、父子、伙伴、同事……这些人物各有其曲折的人生经历,各有其性情事业,各有其性格命运,但无一不令人可感可亲可敬,就如“夜来风雨晨来香”中戴着假肢跳舞的路姐余丽琴,从“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的悲悯,到“花枯花荣花重生,一树烂漫来迎春”的奋起,每个平凡人物自我都定义彪悍人生、创造彪悍之路。鲁迅先生有言,“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③不朽之人往往是立德立功立言者,但陈寅恪耗费十年之功、煌煌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却讴歌一风尘女子,可见,只要人物精神要素具备大质量,再平凡的人物也能发出光芒。礼失求诸野,作品以小传形式精心打磨的各色人物,真实存在,历时呈现,典型形象,身上体现的是优秀的民族传统、民族精神,于自己,“士不可不弘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经历坎坷的余丽琴、郑兆芳;于家国事业,“虽千万人,吾往矣”,如与歹徒搏斗的小女子,钻江底浮海上的大专家,等等。尽管经历不同、岗位不同,正如海涅所说,作品里面根本无所谓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他的地位上都是主角④,他们既是“聪明诀、幸福场、彩虹渡”三个故事的创造者,又是承载者。

作品通篇写企业,各显神通的交控企业。个人是企业、环境和时代的细胞。建桥修路,开海拓空,在构建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江苏交控,作为人物活动的空间无处不在,作为人物构成的庞大有机体生机盎然,企业与人的舞台碰撞,激发出交控掌舵人的理念引发,“三个故事”的海量引发,各分公司在改革攻坚,转型布局,高位发力,跨越颠覆,三商通达,五者并进,多元才智等方面百舸争渡、千帆竞发,共绘江苏交控壮丽画卷、盛大气象,它们既是“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生活有滋味”三个故事的讲述者,又是企业精神的源泉。

作品通篇写时代,蓬勃向上的中国时代。个人是企业的细胞,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个人和企业又是时代的细胞。一花知春,一叶知秋,个人和企业的兴衰成败、生死荣辱,折射出时代的生态状态。歌德说:“一切处于衰退和解体状态中的时代,都是主观的;另一方面,一切进步的时代都有一个客观的倾向。反之,每一努力都是从内在世界转向外在世界,你在一切伟大的时代中都看到这一点,这些时代都是真正处在一个前进的状态中,并且都具有一种客观性。”⑤《“三”生有幸》以客观之笔记录新时代中国的一个片断,钱燕、胡海平、周洁、沈超平等等模范人物、党员干部、普通员工,敢于挑战急难险重新,乐于奉献天下;总公司、分公司敢于为天下立心,乐于为生民立命,企业前途、人才舞台和生活滋味共享共建;社会层面、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水乳交融,头角峥嵘、气象雄厚在个人、在企业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大国气象,盛唐气象。作品令人信服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中国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

二、诸体会通:叙事的反动策略

诚然,《“三”生有幸》书写的是当代大型国有企业,从宏观角度,丁捷处理作品核心理念、内部人物、外部组织、潜行其中的时代变幻等等,是用报告文学这一形式规范所选取的题材、观照的对象、表达的意图,用艺术真实反映生活真实,有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但正如《史记》既是严肃的史学,真实记录历史足迹;又是高明的文学,用精彩的人物形象、生动的事件细节、合理的想象虚构呈现鲜活的历史生态,使其历时性和共时性达到完美统一,从而形成对史学和文学的双向反动一样,《“三”生有幸》的叙事融记叙、抒情、说理、说明、想象、采访于一体,突破了报告文学的传统藩篱,是对经典散文叙事的全面反动,姑且名之为“大散文”。

《“三”生有幸》以平民入传。作品写了形形色色的几十个人物,“假肢舞者”余丽琴,“茉莉诗人”郑兆芳,“飞入寻常”钱燕,“同行者”胡海平,“千金一诺”周洁,“脉动人生书”沈超平,援藏的康峰,勇斗歹徒的陈传香,义务献血的周金文,排障急难险重的潘继军,抗疫一线的王湖焊、史超、许粲睿,等等,这些江苏交控的普通党员、劳模、先进人物,每人立一小传,围绕传主最闪光的精神内核,以小说笔法刻画人物,还原人物成长史,勾连江苏交控大环境,这些人物成长的历程、心态的演变、凝练的质素,构成了江苏交控发展壮大的星云图,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人生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品在人物小传后面附点睛之“手记”,冠以“故事里的诗”“故事里的灯”“故事里的威武情”等主题,对小传内容进行补充、延伸、评论,升华思想意义,颇类“太史公曰”,作品向《史记》致敬,其笔法、命意和价值取向确立了描摹对象的历史坐标。这种打破常规的写作,使作品兼具现实性、故事性、情感性、思想性。

《“三”生有幸》叙事多元,以对立谋统一,在多元叙事的犬牙交错中呈现人间世的真相,以克服“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矛盾,从而达到客观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融通。

作品极具小说特质。泰戈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爱。爱也是丁捷创作的核心元素,是他的文学特质之一。《“三”生有幸》开篇却以不幸开头,江苏交控新人余丽琴,朝气蓬勃,才华盖身,对未来充满期待,却因左腿罹患骨癌而截肢,瞬间陷入生命的幻灭。“夜来风雨”余丽琴的事迹并未讲完,却突转入“晨来香”郑兆芳,以郑兆芳明丽的鲜花路反衬余丽琴的不幸,强烈暗示命运的残酷和不公。一波未平,一波欲起,当郑兆芳面临突如其来的不幸时,余丽琴却雨过天晴,“花枯花荣花重生,一树烂漫来迎春!”作品运用互文笔法,千里伏线,延宕读者的阅读期待,在两人人生道路曲折盘旋之际,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生命是由爱组成的,失去一条腿,这不是正获得更多的爱了吗!”⑥在自我奋起和江苏交控大家庭的关爱帮助下,两个不幸的人又重新修筑扩展了崭新的人生之路。“夜来风雨晨来香”这段二人小传充满象征意味,余丽琴因骨癌失去左腿与郑兆芳因车祸失去丈夫,灾难皆与路有关,暗示“路”的缺失与不完美,但不管个人还是整个江苏交控,其生命历程、发展轨迹不都是经过风雨才得见彩虹的吗?“晨来香”也喻示着个人和企业的前途正是涅槃重生,一片光明。

作品极具情理张力。文学作品以形象思维,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构建起独立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读者参与,将是无意义的。正如对《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⑦,一部文学作品的成败好坏是“我注六经”,非如严羽所说“看诗须着金刚眼力”,不可辨其妍媸,誉之者,如黄遵宪,认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贬之者,如胡适,认为《红楼梦》故事情节性不强,艺术性不高,此观点至死不移。《“三”生有幸》前后两部分极度抒情与极度说理,齐头并进,此中国当代文学前所未见之举。如讲述郑兆芳的故事时,曾反复引用她写的诗《我们》:“没有大地的孕育\我们再坚强\也不能独自茁壮\没有枝叶的托举\春天再暖也没有花开\夏那么狂热,一脸严肃地\考验着我们的芬芳生命\成熟的花瓣纷纷入泥\那不是逃避,不是崩溃\那是感恩,那是重生\我们深入身下的沃土\酝酿秋天\我们用浓郁不淡的花香鸟语\迎接晨风\传递心音——\一夜风雨的淬炼\正在结出阳光的丰硕”⑧,这十分有益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样的情节、细节比比皆是,在直接抒情和形象抒情中,在揭示盘根错节的社会自然关系中,获得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赋予企业、个人、社会、人生各自不同的意义,“这些在交通一线的‘路哥路姐’们”,“没有双腿蹚过热浪的骨气,没有目光超过彩虹的豪气,没有心向着大海的勇气,他们仅仅以血肉之躯是不可能支撑得住这样的繁重而沉闷的人生的”。⑨同时,作品又极度说理说明。在“‘三个故事’的海量引发”章节,丁捷不惮其烦地罗列高管中心、江苏高网、云杉资本、宁杭公司、润扬大桥、人才集团等32家分公司的经营理念、业绩、历史及展望,组织成为主角,理念成为自在之物;在最后《摆渡人》章节,丁捷又跳出圈外,以记者身份采访江苏交控董事长蔡任杰,大篇幅阐述关于江苏交控“三个理念”的内涵外延。

这种抒情与说理的分裂,或许引起部分读者的不解。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元作家的特征之一,所谓“文无定法”,真正的作家从来都是立法者而不是循法者,正如文学作品中首次引入书信、意识流、魔幻等技法,在对文学传统的解构进程中,同时完成结构使命。丁捷这种混元叙事策略,无疑对文学思想的阐发和文学技巧的发明,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视角。

三、沉浸写作:叙事的原始策略

正如《毛诗序》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内心情感的产物。

《“三”生有幸》是作家个人情感的产物。“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作品的创作冲动,由丁捷童年乘车坐船触发。行船走马是通向远方的媒介,这引发了作家的道路情怀。《“三”生有幸》来自作家自我情感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时代,作家用一年时间,风吹日晒,上山下海,实地走访三十多家单位、一百多个工作站点,与三百多名普通职工交流,与其中五十多人长谈,阅读公司数百万字材料,“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⑩。在作家采访写作过程中,始终为激情所鼓荡,为交控职工所激动,形成小我与大我、小环境与大时代的共鸣共振。正如泰纳所说:“因为文学真正的使命就是使感情成为可见的东西。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11作品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种效果。

在作品里,作家既是言说者,又是江苏交控实践产物的体验者、享受者,俨然是江苏交控与外部世界的触点和对立物,只有在这种参照体系中,各自的意义才得以全面呈现。这种以我观物、以物观人、物我同一的角度,也体现了作家的匠心。

四、文以载道:叙事的价值策略

言之无物,何以为文?高明的文学作品无不以思想胜,仅靠炫技必将昙花一现。巴尔扎克说:“光与思想是两种几乎相同的东西。”12《“三”生有幸》充分发挥语言的增殖功能,从现实和文学两个维度同时向外开掘,力图有益于“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三”生有幸》充满思想启迪。如作品描写熟透的苹果从新鲜到化作果泥的过程,“如果用显微镜看这只苹果被微生物吞噬、化解的微观世界,恐怕细节也是惊涛骇浪一般的,尽管我们远远地看一只苹果,不过就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天一天地、不易察觉地加深着它的颜色。”13这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再如作家阐释“不幸”与“幸福”,“如果不幸可以比喻成水”,“落在严冬是冰针,落在酷暑是风烟,落在春秋是甘露”,“有的不幸者是有幸的,有的幸运者是不幸的,这既取决于他的本身,也取决于他的环境”。“关乎幸福的三要素:生活、境遇、感受”,“没有与人共享的物质,没有与时俱进的人生,没有与社会共振的价值,就没有真正圆满的幸福”。14作品通过情感和思想,唤起读者对美丽生活和乐观精神的追求,把普遍精神向上提升。

《“三”生有幸》弘扬企业精神。时间是最具革命性最具否定性的力量,没有不死的企业事业,只有不死的精神。马克思指出,“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作品为江苏交控立传,讲好“企业有前途、人才有舞台、生活有滋味”三个故事,通过对交控人生故事的刻画,全盘呈现出讲大局、强担当、敢创新、有情怀的国企形象,全面呈现企业历史、企业精神、企业价值、企业品牌。作家高扬国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深层价值理念,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时代的滚滚洪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

《“三”生有幸》弘扬劳工神圣。劳工神圣理念自20世纪初发轫,并被新中国树为新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沉寂许久。众多作家关注的是劳工阶层的痛苦愚昧,而忽略高尔基那样积极向上的主流:“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的。当劳动是种快乐时,生活是美的。”作品高扬劳工神圣旗帜,精雕细琢江苏交控“掌舵人”“扛旗手”“螺丝钉”“巧工匠”“向善者”的敬业、执着、专注、卓越、奉献,这些普通的劳动者有大道德、大智慧、大才华、大情怀,敢于向命运挑战,向事业挑战,向才华挑战,是命运、企业和时代的主人,他们的生命和事业充满了艺术化、诗意化,蓬勃向上,举足轻重,真所谓“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作家笔下到处洋溢着劳动光荣、劳工神圣的价值理念,这对纠偏当代文坛的创作方向,具有鲜明的标杆意义。

注释:

①汪政、晓华:《丁捷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②详见《史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鲁迅:《阿Q正传·序言》,《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王世家、止庵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页。

④11 12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241、174页。

⑤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79页。

⑥⑧⑨13 14详见丁捷《“三”生有幸》,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⑦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王世家、止庵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⑩详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四库全书·精华》,王先军、刘阳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