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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的海外创业故事曾调动中国社会的注意力，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重新赋能创业史写作。李凤群在长篇小说《大江》《大风》《大望》《月下》及中篇小说《长夜》《天鹅》中，以亲历者立场，紧随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将改革意识和改革行动辐射向中国人的海内外双向创业。其中，主宰创业的改革思维成为撬动情感之变、生活之变、城乡之变的一个基点。作品记录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同时塑造出情感投资——当前创业投资的新变体。

关键词：李凤群 中国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 创业 李凤群

“中国故事”是21世纪这二十年来海外华文小说的创作重心，其中20世纪50—60年代与80年代是作品集中复现的时段，“中国故事”/“年代故事”保持整体—局部的逻辑关系。近年“中国故事”展现新动势，即年代故事与历史故事进一步糅合，逐步从家族故事和成长故事中脱离。值得重视的是，创作者重新发掘海外华文文学史中已被搁置的创业题材，再现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普通人的海内外“创业”，描绘“共同富裕、全面协调、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业中缔结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市场的关系、人与资本的关系，共享马克思劳动伦理的劳作之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闲适之趣。

一、海外华文小说的“创业”书写

20世纪六十年代北美“留学生文学”已涉及海外华人的创业设想与实践，但因创业被窄化为经商，故而文本保持较为一致的批判立场。例如，陈若曦《突围》里知识分子刘一良和芬妮热衷炒股炒楼，因疯狂趋利而荒废事业。张系国《昨日之怒》的吴寒山，执教美国名校，却一心琢磨开餐馆，他对金钱的执着，着实令真正的生意人陈泽雄心生疑惑：“吴先生，你在这么有名的学校教书，在我们台湾人眼光看来，是不折不扣的学人了。你还要做什么事情呢？”“做生意啊！”1“现在可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了。你以为美国的教授地位崇高？才怪呢。在美国这个国家，唯有成功的人受人尊敬。所谓成功的人，就是能自己创业赚钱的人。像我们教书的，地位还不如小公司的主管。尤其在这种私立大学，学费贵得惊人，来读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女，他们才不把教授放在眼里。”2吴寒山视挣钱为人生第一要务，犀利点破美国高校圈现状：教师的学校地位与其经济实力紧密相关。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则勾勒高校职场规则，牟天磊回台湾后向旧友倾诉华人在美前途渺茫，他深谙少数族裔的择业劣势，明确其上升通道非常狭窄。

20世纪80年代新移民小说中的创业故事，走出了高校圈层，聚焦从中国内地赴美留学生的“下海”，他们“身上已很少看到那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充满‘人生虚幻’感叹的东方式超脱，而多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3。创业孵化幸福感，而孵化由自由劳动完成。“新移民文学”不是否定创业，而是支持创业。王瑞芸《三家村》中姚太太的美国创业史，是一个将中国的家庭作坊式创业模式移植海外的成功案例。她若需要财务自由则必定离不开资本原始积累，于是决定在自家开办小理发店，服务华人群体。初入他国，她就借助广告效应，宣传个人技能：

在家理发：剪，吹，做。

男：每位五元；女：每位六元，满意后交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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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九十年代初，欧洲遭遇经济危机，欧洲引以为傲的传统工业因组织形式僵化和生产方式固化，在世界市场不可避免地落后了。随着改革开放全面铺开，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内地掀起跨境移民潮，“在西欧虽然也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移民，但由于有关国家的移民法规所限，他们多通过或亲或疏的亲缘纽带进入西欧，在素质构成上比较单一：地缘上集中于浙江传统侨乡青田、温州地区，出国前多生活于农村或乡镇，抵达西欧后则多在亲戚、同乡的餐馆中从洗碗或厨房帮工干起，奋斗三五年后可能升为餐厅跑堂、二厨、大厨，再奋斗三五年后也许自己可以开个小餐馆，这是大多数落足西欧的第一代中国移民走过的道路。”5步入21世纪，再赴西欧的中国新移民，因欧洲经济大环境日益低迷，他们很难复制“中餐馆”成功之路，身处华人劳动力过剩的局面。一部分海外华文作家直面移民群体的变化及特点，继续开发“他国故事”，以中国东北移民中“边缘人群”的谋生求存作为创业题材的一种转化。一部分作家思考继续从“中国故事”开掘创业题材的新意，基于华人频繁“海归”的现实，关注点逐步从海外创业转向中国创业。一个较为常见的写法是将创业放置于改革开放四十年题材域，例如张翎的《流年物语》，主人公刘年主导一场国企改制，他一路成长历经从小工到车工，再到技术员、技术科长，最后是厂长。直到在安置二十年以上工龄老职工的问题上，他与恩师产生观念分歧，刘年为事业背弃对其有养育之恩的“师父”。张翎的创作重心不是描述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塑造人物，刘年一度缠绕于情理之间，时代先锋的内心却混杂着进取心、负罪感、报复念想与自卑心态。陈河的《义乌之囚》《碉堡》《涂鸦》则回溯改革意识主导下浙江个体经济的起步，小说展示温州/青田家庭作坊式经济体的建构。

李凤群在《大江》后记论及创作目的：“把中国农村六十多年来农业生存的日渐式微的过程以及城市化进程转变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演绎出来：把生存，欲望，被孤独和迷惘等各种负面情绪所笼罩的渐变过程表现出来。”6小说里的江心洲，必然经由改革思想逐步地“重新控制”才能完成新时代语境下家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重塑。结合时代背景，邓小平分别于1985年、1990年、1992年三次论及“共同富裕”，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吴家人出走（《大江》）、张家人出走（《大风》）、丁家人出走（《大野》），皆发生于20世纪九十年代，是他们在“共同富裕”激励下做出的个人抉择。《大望》《月下》转向思索城市发展所牵动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问题。李凤群始终以历史在场者姿态，实录改革开放思域内土地与人的变化，裸呈埋设于两“变”之中的人性。

二、改革意识和改革行动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在农村/城市、沿海/内地全面铺开。安徽小岗村的十八个“红手印”，摁下农村改革的生死契约。李凤群居住的安徽无为县，注意到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面收益，但未立即效仿。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农业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必须积极培育农村市场，打破地区封销、城乡分割的状况，进一步搞活流通，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使各种经济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和组合”7。与此对应，《大江》第二卷开篇写下：“从江边停靠第一艘水泥船起，江心洲人就意识到，这世界上有另一种生活。”8吴家发迹的要素是发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吴家义贩牛和吴家富贩木头，实质是“搞活流通”的积极举措。

李凤群的长篇小说，都围绕一个“闯”字，江心洲人以信念、勇气、韧性、实干蹚出一条改革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提出“我们要大力弘扬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勤于探索、勇于实践的改革创新精神，争当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改革实践中创造更加幸福的生活”9。“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彰显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品质；从‘杀出一条血路’，到‘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蕴含着开拓创新、锐意变革的境界追求；从打开国门搞建设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到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展现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博大胸怀。”10改革精神包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锐意变革，《大江》《大风》《大野》所展现的个人奋斗，确有史实支撑与时代共鸣，与改革精神默契呼应。

《大江》集中描述吴家两代人的改革行动。吴保国被视为吴家创业最成功者，因其能够带动吴家的整体崛起，夯实吴家在江心洲的主导地位，但吴家培育的第一个江心洲首富是吴家富，他携带老丈人担保借来的一百元，自选合伙人奔赴江西购买木材。在江心洲人眼里，这是一次“空手套白狼”的壮举，可事实并非如此。为了把木材运回江心洲，家富采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用木材与船家交换盐、米和肉，用一根木材抵消搬运劳力的工资。其实吴家富并未挣得第一桶金，他只是勉力保持收支平衡，最终存留的四十根木材部分用于还高利贷，部分成为其父吴四章的棺木。他在对前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仅凭外人道听途说，就敢于赴江西倒卖木材，这一貌似莽撞的行为既切实震撼了江心洲，又搅动其一潭死水的发展观。直至父母去世，吴家富从此再无精神负担，创业心重新燃起，他又去江西贩木头，从此“正式成了一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11。妻子史桂花惦记着手表、褂子，而吴家富的企望是买楼房，当上万元户；史桂花盼着能与他人平起平坐，而吴家富决意出人头地。吴家另一位改革先行者是吴家义，他最先嗅到改革开放的气息，坚信只有走出去、干起来才能转变家族境遇。吴家义曾借遍江心洲，筹款二百九十元，从事贩牛买卖。遗憾的是，吴家义一次次的创业规划遭受吴家乃至江心洲的集体扼杀，其失败固然有机遇问题，但更主要是源于陈腐家庭伦理的钳制。吴家富和吴家义的创业与致富捆缚，执着于个人发家，而吴保国是吴家最富改革精神的创业者，他确实从打工中获得阶层跃迁，其独特性是自觉将创业与家国紧密相连，引领江心洲的集体脱贫。笔者认为吴保国的先锋性更凝聚在他试图将梦想和奋斗注入故土垂老的肌体。他倾尽家财为家乡造桥，解除交通难题为江心洲后续发展创设直接便利，但桥本身也是一个隐喻，它喻示着在江心洲矗立求变求新的现代观念。

《大江》认同1982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后，江心洲“日子就这样过出千差万别来了”12。“地分到手后，空闲日子多起来，有的人在家晒太阳，有的人出去做小工、做买卖。做小工的发不了大财，一天下来，能称一斤肉；做买卖的差别就大了，有的发了财，睡一觉起来一拉开门，就看见这个邻居屋顶上的草换成了瓦，那家土墙也正在砌砖；有的折了本，门口站了许多债主，要三劝四哄才肯走。”131984年，无为县姚沟镇“街东头到西头总共才一家理发店；两家杂货店，卖油盐酱醋和布；一家卫生所，卖跌打损伤药和中药，顺便也卖一些针头线脑；再就是一家油条店，也卖包子和面；另一家裁缝店和一家豆腐店。”141986年，“队长改叫村主任了，公社不叫公社了，叫乡政府”。15《大江》继续追随改革，它记下江心洲又出现的新情况，即岛内蒸腾着进城热望。“不晓得是先有了对城市的渴望，才有了这许多可以到达城市的船，还是先有了这些船，江心洲人才迫切地想要进城。”16大队里有劳动力的男人都选择去岛外经商。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江心洲的创业者们探索“改变部门分割、产销脱节的状况，发展各种形式的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把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紧密结合起来”17。吴家富入股船务，他拥有了第一条一百吨大木船，率先关闭“二道贩子”的发家路，转型跑水路运输，解决“产销脱节”问题。

《大野》和《大望》接续江心洲人进城后闯世界的故事，吻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丁建新（《大野》）是从空心洲走出的乡土英雄，其创业史与时代同频共振。“他少年时代在水路上跑过船，在无锡打过工，几年前他来到河沟镇投靠同学，同学帮他在下城区的胜利电缆厂谋了个电工的职位。后来厂里扩大经营，需要销售员，他从电工改行跑推销。”18随着营销越做越好，他集结自家兄弟一同跑供销。熟悉市场经济的相关规则后，他大胆离开“体制”，自筹资金，在城市租下几间写字楼，注册成立一家专营电线电缆的贸易公司。“公司成立当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五百多万元。在这一数据的刺激下，他们又招了十多个推销员、会计和清洁工，在县里靠近汽车站的地段租了一个四百多平方米的写字楼。”19从空心洲的农民，到电缆厂推销员；从五十万启动资金，到首笔获利五百万，丁建新享受着商品经济的红利。《大风》比较在开坪和上海做生意的差异，孟梅在开坪采取私对私的“倒”，张文亮在上海则首先打破口头协议，只与大公司合作，再将其产品销往大医院。“往往一个大胆下来，要经过七八层关卡，每个层次的人的性格啊、兴趣啊、爱好啊什么的都不一样，这个交道很难打。”20张文亮以人为突破口进行业务公关，在实践中借鉴“温州模式”的成功经验。

《月下》忠实于改革潮对城市的重塑，小说将颓败的城东确立为改革基点，“城东不再是月城的小疙瘩，城东是月城长出来的冲天犄角”21。笔者认为文本传达出李凤群改革之思的转向，她接力《大江》第三卷对“吴文式生活”引发江心洲观念震荡的反思，余文真（《月下》）渴望“被看到”，既是女性个体性诉求，又投射出新时代的新变，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2。

三、创业的时代意义

改革大潮撩动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心绪，保守如余文真，“在她的心灵深处，会清楚地明白：除却去到陌生、广阔的外部世界，她往后的命运不会有任何升腾的可能性”23。城市里游走各类型创业者，“他们开银行、开酒吧、开超市、造大楼，造工厂，造大桥。他们不再是单一的劳动者，他们是各种来头的人。他们有的让人反感，也有的让人着迷。一部分一目了然，另一部分让人觉得高不可攀”24。李凤群小说的创业书写环绕现代化建设，以江心洲为创业单元，吴家义和吴家富实践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吴保国和吴革美则践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大江》里吴家义选择弃农从商，全身心扎进个体经济。“他头一笔的买卖是把江心洲的老余家母猪刚下的两头小猪以三块八的价格谈了下来”25，“又过了几天，吴家义把自留地里的早熟了几天的嫩黄瓜摘下来，挑到镇上二毛钱一斤往外卖”26。《月下》描写隐身城市的“个体户”，它详述清凉寺巷的一间美发店。“几乎所有租这么小这么破的房子的，被证明都比房东更穷，更渴望发财，发财梦也更容易破灭，可是出租房屋到底让巷子里的人尝到了甜头，走了一波，会重新贴出招租纸，吸引下一波小倒霉蛋。”27店主依靠亲和友善的态度与薄利多销的策略吸纳周边客源，但最终被巷内肆意繁殖的嫉妒心击溃。

如果说个体经济催动众多青年人下海，那么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危机逼迫仍处壮年的“50后”“60后”也必须加盟自主创业。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国企改革是父辈面临的重大人生转捩点。他们从原本安稳的工厂“养老”状态中被拖拽出来，为了维持家庭运转，有收入成为唯一信念。小说绘制出那场“无声的恐惧”，“余世福的厂子恰逢整改，人人自危，而沈国芳所在的新安百货大楼的生意也极为不好，虽没有明说裁员，却悄悄地解雇了一大批合同工，沈国芳脾气一向不好，得罪过负责人事的领导，这是她患得患失的主要原因”28。五十五岁的余世福若再就业，可以倚仗的只有劳动。《月下》通过跟踪老余下岗后的求职历程，揭示民间创业中形态的丰富性和人心复杂性。他瞄准的第一站是清凉巷里老熟人的家具店，起初是搭把手，当每个月都有钱入账时，其心里开始波动，越发渴望能保住这份零工。可周边新开的温州农具批发城既冲毁了小店的生意，又断绝了他借此求稳的念想，他只得寻找下一站。这一次，他依然先找寄居体，替代老徐在天宁寺边上拉三轮。老徐的受伤，给老余创造了又一次稳定的机会，他自认可以顺利接管老徐的三轮车。但危机悄然来临，月城出台车辆规范管理条例，在全市范围取缔三轮车。此时的余世福因经历三次职业覆灭，已然适应市场培育的竞争和挑战，他不再畏惧失去什么，反而很自觉地找寻下家，转去一家快递公司做卸车工。《大野》里坤生叔也是同样经历，他在一家小化工厂工作几十年，突遭下岗，其妻子原本已病退在家，此时为了生计走向就业市场，成为照顾老人的家庭护工。从此，街巷不再回荡坤生叔的饭盒撞击自行车的声响，因为他已赴外地打工。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劳动已不仅是谋生手段，其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9。因而，纯粹以生命交换物质资料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它由外来强制，并生发出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劳动应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源于人的内在需要，使人获得幸福感。“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规定，是人社会性存在的依据。劳动不仅是实现个人对社会应尽义务的途径，也是个人取得生存资源、得到社会尊重、获得精神满足、实现人真正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任何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立足感，在劳动中被需要，在劳动中被尊重。”30生命活动指向现实的生产劳动，自由活动指向自由自觉的劳动，社会活动指向为人类解放的劳动。虽然工作强度极大，工作量与其年龄不匹配，但卸除计划经济的无差别保护，在市场冲浪的余世福反而心情舒畅，他每一天能去上班，且能够多劳多得，就在向社会宣告他依然可以用劳动养活自己，而这源于他们业已成型的“劳动人民的勤奋和韧劲”。他付出劳动的同时，感受到自己仍能被社会需要、被家庭尊重。此时的就业，是其自主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短论中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 ‘幸福指数’； 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31。劳动伦理存在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劳动主体意识到自我价值，自在自为地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

李凤群同时考察创业的两面性，揭示创业失败的多重原因。《长夜》里董先生叙述夫妻两人相异的创业史——家庭决定了他们的起点。“她是城里人，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批最早到那座城市闯荡的乡下人之一。我在一家私营铸铁厂做热处理工。”32“她父亲经营棉纱厂和电缆厂，后来还染指房地产。”33妻子只需继承家业，而董先生实施理想主义式创业。他拥有妻子赋予的物质保护，特地绕开妻子的家族行业，自行决定做一个高端品牌男装。“我亲力亲为，从寻找高端面料到请设计师裁剪缝制，甚至连代加工厂的工人素质培养，都一一操心，比如我的服装工人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十个小时。”34可店铺精心装修不到两月就迎击拆迁，迁址重开后，“我在报纸上连续投了一个星期的整版图片广告，收效卓越！我的品牌可算是人尽皆知，我的衣着款式、面料材质，都得到了认可”35。实体店遭逢电商冲击，销售额难以维系店面及设计团队的开销，而妻子家族内耗导致其资金链断裂。董先生的这次创业试水，对市场缺少预估、对行业缺乏预判。

《月下》中章东南对余文真的一次洗脑，竟解析了月城服装三厂倒闭事件。月城四个服装厂在全盛期被称为“月城四强”，其中三厂最有特色，它是月城首个中日合资企业，采用欧洲生产线，服装全部外销。三厂的起步和发展，受惠于改革开放，而其衰败源于“守江山”的难题，家族内部因争利而撕裂，彻底毁掉企业。李凤群关心创业者与守业者的使命感，企业覆灭不仅造成家族自身陷落，而且为普通家庭带来灭顶之灾，故而每一次创业牵动着民众命运。章东南道出三厂失败的必然性，“改革开放初期光有勇气就能成事，到了这年头，要有知识加上勇气才能真正把企业做大做强。往后要有艺术修养、品质和知识的人才能有真正的成功。”36应该说，章东南的回复已然触及改革深化问题。小说中埋设一处耐人寻味的细节，三厂倒闭时，“车间墙上的‘奋发’与‘图强’，屹立了三十年，一骨碌就没了，只剩下一些不屈不挠的钢筋还向天杵着”。37标语式的“奋斗”和“图强”，在现时成了一种反讽。

四、投资的新变体

《天鹅》没有细述金先生的发家史，读者却可从朱利安的控诉中，了解其丈夫的两条创业路径，即炒股票与办实业。这部小说的新意折射出婚姻也是一项投资。金先生将经商型塑的利益观，自然地移植于终身伴侣的确立。准确地说，朱利安就是他的婚姻博弈，他自信与朱利安结婚能为个人创造最大化收益。

首先，他用短线的股票投资搭设情感纽带。“金先生要开户，他想炒股。他一次转进来五十万，第二次又转进来五十万。业绩全算在朱利安名下。即使很快亏掉了五分之一，可是金先生继续投钱，炒下去的热情没有减少。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待两个小时。无论收盘时是涨是跌，他走的时候都会礼貌地说客气话，不急不徐。”38其次，等朱利安完全受控，他又布局长线投资。“生完孩子，金先生就怂恿她辞职。一则是生了孩子，原先的职位不在了，二则是他觉得保持美的另一种方式是气质提升。他帮她报各种培训班，茶艺、西点，瑜伽，甚至还有珠宝鉴赏。临来美国前，他还帮她报了绘画班和英语培训。这些东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根本学不到所以然，但让人花时间打扮，赶时间出门，让人漂亮又充实。在这个婚姻里，朱利安得到的远比她当初期待的多得多。不仅仅是金钱，是安全感，是骄傲。即使后来爱情似乎淡了，但松弛和愉悦的时光保留下来了。金先生先是唤醒了她的美，现在又挡住了窗外风雨。”39金先生重新包装妻子，目的是更好地为已所用，而朱利安获取众多才能加持，彻底挥别过往人生。

情感投资模式可以回溯至20世纪九十年代风靡全国的一部电视剧《外来妹》，该剧以改革开放时期的广东为背景，并置同为赵家坳出来的六位打工妹相异的人生道路。剧作高潮是蜕变为管理者的女工赵小芸终于明白香港老板江生格外器重她的真正原因。这并非是越级的爱情，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感情投资。而他为什么选择小芸呢？一方面，小芸是女工群体的主心骨，笼住她就间接掌控住工人，可以持续用超强度劳动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一方面小芸有知识、有能力、有人缘，个人可为企业创造最大利益。江生以情感投资替代强制劳动，但其劳动标尺依然是马克思界定的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0江生看中的、利用的都是赵小芸的工具性。颇有创意的情感投资构思并未能在其他文艺作品中被延续，它在同时期大批关涉城乡变革的宏大创业书写中被遮蔽。李凤群近年新作《天鹅》和《月下》再度发掘这一设计，并拓宽情感投资策略的深度和广度，即其对象与方法都更为隐蔽，前者已辐射海外华人女性群体，后者化身为强对弱的精神PUA。

章东南（《月下》）对余文真的追求就是情感投资。闺蜜吴利揭穿了章东南的心机，“这叫钉心铆，就是心理控制术。他对你实行的是二十一天法则。任何一个习惯，只要持续存在二十一天，就会变成习惯。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他的存在成为你的习惯”41。余文真意识到了危机，尝试摆脱章东南，刻意与之断联三天，但这三天，“换来的却是一种怪异的惊恐。那不是愤怒，不是失望，不是更加坚定的分手决定，反而是一种世界坍塌的恐惧”42。她醒悟“他选择过去，也选择将来。她只能安静地、识趣地、懂规矩地等待他”。43由此可见，与《外来妹》不同，情感投资已不再是一种简单附着，而是演变为情感植入，它通过精神PUA方法在余文真体内形成坚硬的嵌体。对于章东南而言，他并不需要过多的物质投入，只需不经意间送出些小礼物，就能彻底把控余文真的心，这充分显现情感投资的成效。但令其始料未及的是，情感投资也同步重塑一个崭新的余文真，她愈加不愿意匍匐，而要求与章东南并肩站在一起。这其实也是《外来妹》特别有力量的一点，作品点出女性既是情感投资的受害者又是受益者。赵小芸在江生的训练下迅速成长，最终获得乡政府支持，接手林董的康乐公司，即将在商场与江生展开正面较量。赵小芸的反制在余文真身上得以重现。“向来都是他在说，他在表现，他在展示，他在传授知识和经验。”44脱胎换骨后的余文真宣布：“我告诉你，我不一样了，我会。”45章东南促成余文真完成自我革命，即“是才智的生成，是意志的强壮，一切都要先建立在自我的觉醒和强壮，然后才能识别你一路弯腰捡拾的是石头还是玻璃块——”46

结 语

“余文真已经可以掠过表面的粗糙，看到这图景背后蕴藏的野蛮的勃勃生机。”47李凤群笔下的创业史，处处涌动野蛮生长的力量。吴保国、张文亮、丁建群、章东南皆从农村走出，他们自行解决了高加林式的困境，主动投入商品经济大潮，放手一搏。小说贯穿着一条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链，农村和城市持续经历扩张/萎缩的此消彼长。除去创业主题，李凤群还敏锐地写出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改革演进制造的文化阵痛。金钱欲望侵占了社会的大脑，挤压了真善美的存储空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被人为地从土地剥离。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时要求。另外，根深蒂固的家族伦理观还在撕咬人的心灵，造成其在保守/创新中不断摇摆，进而导致一旦打破一种稳态模式后又陷入另一种稳态模式，这在李凤群作品里表现为离开“岛”的人，又不自觉地在城市新辟领地，构建新“岛”。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李凤群小说提供一种“史”的经验，而陈河小说聚焦特色地域的特色范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的文学再现对中国当代文学也具有重要示范价值。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新世纪海外华文小说的中国艺术思维研究”（项目编号：21BZW13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2 张系国：《昨日之怒》，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第176、176—177页。

3 钱宁：《留学美国》，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163—164页。

4 [美]王瑞芸：《三家村》，《戈登医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5 李明欢：《东欧社会转型与新华商群体的形成》，《世界民族》2003年第2期。

6 李凤群：《大江》（第3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873页。

7 17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http://fgcx.bjcourt.gov.cn:4601/law?fn=chl037s018.txt

8 11 12 13 14 15 16 李凤群：《大江》（第二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79、328、304、304、393、417、454页。

9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https://www.gov.cn/govweb/ldhd/2013-12/31/content_2557959.htm。

10 《改革开放精神，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https://www.ccps.gov.cn/xxwx/202111/t20211129_151873.shtml。

18 19 李凤群：《大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301页。

20 李凤群：《大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页。

21 23 24 27 28 36 37 41 42 43 44 45 46 47 李凤群：《月下》，《收获》2022年第5期。

22《权威发布：十九大报告全文》，https://www.spp.gov.cn/tt/201710/t20171018_202773.shtml。

25 26 李凤群：《大江》（第1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27、228页。

29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30 冯兵、赵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31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

32 33 34 35 李凤群：《长夜》，《收获》2020年第4期。

38 39 李凤群：《天鹅》，《当代》2022年第3期。

40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页。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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