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80年代，所谓“改革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的，囊括了当时乡村和城市的各种变革，包括体制性的改革；另一个则是狭义的，专指这一时期的工业文学，而其引领风尚者，一般都以为是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1979）。

关于狭义的“改革文学”，也即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题材写作，近年的研究大有进展，而且都以蒋子龙的创作为研究中心。我读这些论文，获益匪浅。但因此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些问题。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一直有某种困惑。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再工业化的时代，但另一方面，工业题材的文学，好像并不是特别多。由此困惑引出的问题，主要和现代化这个概念有关。80年代，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某种意义上，承担着组织各种叙事的功能，从而推动着改革文学的发展。但这个概念进入不同的题材领域，想要表现的和表现出来的，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从工业题材领域的现代化出发，可以大致描述出现代化在文学领域的发展轨迹。

一、为什么要写工厂

为什么要写工厂，这话不太通。有工厂，自然就会有人写，就好像有乡村，就会有乡村的书写，这还需要讨论吗？换个说法可能更好，就是写工厂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但这个意义也要看时代，还要看时代对意义的需要。

20世纪50—70年代，围绕工业化，有很多叙述，不仅作家多，作品也多，意义自然就很丰富。这个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工业化自身带来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工业化经过虚构以后，重新生产出来的意义。前者的意义来自题材，后者的意义来自叙述，缺一不可。

20世纪50—70年代的工业化书写，意义大概有这样几个层次：

第一，工业化和国家有关。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就必须发展工业，这就是现代化。说这里面有现代性，也可以。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业化书写，背后是有国家的，或者说，工业化通向了现代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工业文学的意义，不完全在工业，而在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新中国。这一国家的意义，被文学源源不绝地生产出来，并且构成整个社会的愿景。即使乡村书写，也渗透着工业化的因素，《创业史》就隐隐约约写了西安的工厂，《三里湾》没有写工厂，但写现代化的农场，这个农场构成了三里湾的愿景。工业化勾连了城市和乡村，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景观。这个景观是现代的，也是整个国家发展的愿景。它关系到国家的现代化，也和冷战引发的安全焦虑有关，因此，20世纪50—70年代的工业化书写背后，还有世界的因素。关键是，这个世界还是危险的。这一点，不可不察。

第二，工业化和组织有关。工厂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严谨而又精确的。组织的运行依靠科层化的管理制度。以为20世纪50—70年代废除了科层制，是不对的。这一时期的工业化，依然有严格的管理，并依靠这一现代的管理制度，维持着组织的高速运行。工业化的文学叙述，持续生产着“组织”的意义。通过现代的组织，克服前现代社会的懒散乃至分散。它的意义同样超越了具体的工厂形态，并以一种新的政治和文化的方式，重新组织社会。在某种意义上，50—70年代的特征之一，即是以工业化的方式重新组织乡村，而以乡村的生活方式克服城市的现代异化。因此，它的文化总是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激进的，以现代的方式激烈地颠覆传统，并重新组织一个新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又是保守的，保守性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道德规训，这在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组织的意义上，或者说在科层的意义上，工厂和军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具有典型的现代性特征。因此，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工业化叙述中，优秀的新工人常常来自军队，转业军人几乎没有阻碍地成为优秀工人的代表，比如《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这并不完全是巧合。

第三，工业化和岗位有关。当工业化的意义逾出工厂，就会开始根据工业自身的特点将社会组织成一个庞大而精准的“机器”。“机器”背后是科学，而在科学的意义上，一些准则开始逐步确立。比如，团体优先于个人。正是在工厂中，人们意识到，放任自流的个人主义将会损害机器（工业）的正常运行，因此，必须对个人权益作出某种必要的限制，这一限制既来自工厂的规章制度，也来自政治规训。

工业化并没有完全驱除个人的作用，个人依然是有用的，但个人又必须加以限定，包括空间的限制，这个限制就是岗位。每一个岗位都必须激励起工人的最大热情，完美的人物表征同样来自《千万不要忘记》，比如其中的季友良。有关岗位，有一个最合适的概念，即所谓的螺丝钉。这个概念完美地诠释了个人和团体的关系，也是机器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以上三层意义说明了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化涵义，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现代的，而新中国也正是根据现代的意义进行了重新创造，并同时构建自己新的文化形态。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一切都是现代，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的人文特点又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除了科学主义，还需不需要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这一点，在文学领域感受尤深，毕竟文学需要创造人物，改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早在1959年，魏金枝就已经指出工业要跳出单纯的“场景或机器的描写”，“能够站在高处”，“专重于人物的描写……写他们心情的变化，写他们相互间的关系”，等等。1毛泽东则在1959年强调：“在劳动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对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他还说：“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2显然，文学和政治都关注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关注到了人的主动性问题。政治的最终表现就是著名的“鞍钢宪法”，但在此之前，“鞍钢宪法”的一些主要想法都在文学中或明或暗地得到了表现。显然，面对怎样的现代化或者说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一问题，文学和政治在人文的意义上具有某种默契。比如《百炼成钢》和《乘风破浪》等作品，都相继强调了工人突破岗位的限制，积极参与管理，而在1954年，唐克新的《古小菊和她的姊妹》则强调了“技术公开”。因此，在50—70年代，围绕工业化的文学书写一直存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所谓的现代性，另一个层面，用汪晖的话说，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通过对现代的质疑和克服，寻求一种更完美的现代性。因此，现代性一直处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之中。这两个层面一直相互缠绕，交替存在，并源源不绝地生产出自身的意义，这些意义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在工业文学中，对现代性的质疑具体来说就是对科层制的质疑。这一质疑当然也表现在“鞍钢宪法”之中，而“鞍钢宪法”质疑的前提正是苏联的“马钢宪法”。

“鞍钢宪法”的核心正是革命性，在20世纪50—70年代，革命仍然是一个潜在而活跃的因素。革命首先要求工人成为主人，不仅是工厂的主人，而且还是国家的主人，是继续革命的主体，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样，势必要求工人从具体的工作岗位走向国家乃至更为广阔的世界。可在具体实践中，这样的设想仍然有一定的困难。岗位和国家／世界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千万不要忘记》乃至后来的《海港》给出的回答仍然是立足本职工作。可是立足本职工作就能承担那种宏大的政治使命吗？如果不能承担政治使命，那么工人的主体性将如何完成？在工业化的格局中，工人实际上很难摆脱螺丝钉的规定，可革命又要求个人不仅仅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还要进而控制“机器”。这种对人的主体期待和个人在实际境遇中的职业身份，仍然有一定的裂痕。如何缝合这一裂痕？应该说50—70年代的工业化叙事并没有完全成功，其原因可能恰恰在于岗位（职业）和国家（远景）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清晰的中观世界。也正是这一裂痕的存在，使20世纪80年代城市改革文学的发生成为可能。

但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在生活世界中，“鞍钢宪法”又是成功的。工人和工厂的关系获得重组，在工厂内部人和人的关系越出了冷冰冰的科层制度。在严格的管理之外，获得一种德性的补充。实际上，科层制本身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到了车间以及车间以下的基层，依靠的往往还是核心的技术工人和工人的责任心，即使从管理角度来看，革命时代，重视基层的主动性，也是有道理的。在这一微观世界的变化中，工厂就不仅仅是工厂，还是“单位”，在这个单位里面，理想的工厂，同时还应该是一个温暖的生活世界。因此，20世纪50—70年代的工业文学，能够真正打动读者的，并不完全是工厂，而是工厂里面那个温暖的生活世界。工人通过对工厂的积极参与获得主体的尊严，人和人的关系里面包含着一种情谊。工人和工厂构成的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一关系，既是经济的，也是情感的。

以上描述是简略的，也是粗疏的，但在这一简略而又粗疏的描述中，我想问的是，这些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还需要吗？或者说，哪些需要？哪些并不需要？哪些虽然需要但很难继续生产？

二、还是要从《乔厂长上任记》谈起

《乔厂长上任记》是个老话题，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改革文学，严格一点说，80年代的工业文学，都会从这篇小说入手，研究很多，也很精彩，再谈也谈不出什么新意。但为了叙述需要，还是要从这篇小说谈起。

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的第7期上，某种意义上，它和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卢新华的《伤痕》（1978）构成了所谓“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起点不算太高，但意义非凡。意义就在伤痕和改革。有伤痕，就需要反思历史，而反思历史的目的，则在于现实的改革。这里面的逻辑和当时的政治／社会实践，是遥相呼应的。《班主任》和《伤痕》侧重前者，《乔厂长上任记》顺应了后者的需要，尽管蒋子龙婉拒了“改革文学”的称号，说：“我写工业题材小说时还不知‘改革’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学’的概念。”3但《乔厂长上任记》呼应了当时的改革需求也是事实。所以，这篇小说甫一发表就得到了改革派的热烈赞扬。其热烈程度，超过了蒋子龙发表在1976年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尽管前者是后者的延续。这就是时势，时势造英雄。

《乔厂长上任记》和《机电局长的一天》之间的关系，吴俊做了先期的资料梳理，4李静《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话语的复杂张力——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综论（1975—1982）》一文则有更详细的材料补充。按照李静的描述，《乔厂长上任记》原名《老厂长的新事》，《人民文学》的编辑涂光群在复审时将其改名为《乔厂长上任记》。5从编辑的角度看，这个修改是成功的，更有文学色彩。但依据李静的材料梳理，我们更能在原题“老厂长的新事”中窥见这篇小说的创作肌理。

乔光朴是个“老干部”，但更是个技术干部，技术干部的文学前身是《乘风破浪》里的宋紫峰，在“鞍钢宪法”的语境里，宋紫峰有点压抑，但乔光朴不是宋紫峰，他临危受命，整顿重型电机厂。“整顿”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关键词，乔光朴的“新事”就是整顿。70年代末，农村是逐步地“放开”，企业则是“整顿”，这是不一样的。农村的放开，包含了自由，所以当时的作家更愿意写乡村，因为在农村题材中感受到了非农村题材的意义。企业的整顿，则是收缩，收缩中整顿秩序。这个秩序是经济秩序，但也隐喻了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这里面写作者能看到什么，后面再说。整顿，不是在70年代末才有，而是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就已经开始。《乔厂长上任记》不仅是《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文学延续，也是1975年的历史延伸。

所以，乔光朴的“新事”就是“整顿”，在这一点上，蒋子龙说：“我写工业题材小说时还不知‘改革’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学’的概念”，的确不是自谦之词。后来说“摸着石头过河”，这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真实写照。但这个整顿也是有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鞍钢宪法”试图规训的另一面，是“一长制”，是科层制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被视为“科学”。所以，乔光朴不是宋紫峰。科学在80年代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启蒙有关，和知识有关，也和知识分子有关，它试图规训政治，当然，它最后变成了一种新的政治，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在科学的机械规训下，真理（正确）同样只有一种，它所需要的，仍然是一种服从性人格。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需要深入到20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中去理解，许多想法实际上早就存在于那个时期的复杂结构之中。

管理科学的介入，把工厂区隔为两个阶层：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有复杂的关系都被简化，从共同体意义上的单位还原为生产意义上的工厂。正如李海霞所说，这是一种“新的科学与人性信条”6。

先说管理者。管理者由乔光朴、石敢和童贞构成。石敢是党委书记，“文革”前能言善辩，但在“文革”遭受批斗时不小心咬掉半截舌头，成了口齿不清的半哑巴，李静认为“石敢被设置为‘半哑巴’，实则颇有深意”7。这个“深意”可能就在于乔光朴反对“用政治的方法管理经济”，而强调“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这是专业主义在1979年的最早表现。这里面，有时代因素，1979年企业变革的焦点是扩大自主权，这就需要打破约束，包括政治约束，是一种悬法之下的“例外状态”8。但在文学的意义上，“党委书记”历来难写，包括20世纪50—70年代的工业题材小说，比如《百炼成钢》中的梁景春和《乘风破浪》里的唐绍周，等等。党委书记连接着两个世界——政治世界和生活世界；承担的是双重使命，对管理者施以（政治／道德）规训，对被管理者给予（思想／生活）关心。对于党委书记的形象，比如梁景春，一方面，专业评论家认为“单薄”，但另一方面，工人读者却“感到亲切”。9工人的这种情感活动在《乔厂长上任记》里是被压抑的，一直到《赤橙黄绿青蓝紫》中才会再度复活。当然，如果两个世界存在裂痕，党委书记的角色就会相对模糊。这个难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工业题材小说中，其他题材领域的文学亦如是。而在专业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要求政治退出管理，也相对构成一种态势。石敢难写，难就难在怎样规训乔光朴——乔光朴还需要规训吗？至于关心，当工人成为被管理者后，怎样关心？关心和科层制又是怎样一种关系？所以，石敢的形象是模糊的，模糊才有意思。

乔光朴和童贞曾是恋人，这样的关系，想说明什么呢？也许作者并不想说明什么，这样写起来可能更顺手。童贞是工程师，这是改革需要依靠的对象，但她也必须配合乔光朴，乔光朴需要的是贤内助，这是改革文学理想的权力—专业—管理的关系。这样的写法并不讨好。20世纪80年代需要的，可能相反，是专业—权力—管理，这比较符合启蒙主义的精神。

形象鲜明的是乔光朴，说他是铁腕人物也可以。乔光朴是改革者，他要重建电机厂的秩序，就要颠覆原来的秩序，这就有点“战时”的味道，而乔光朴身上也有点军人气质。只有“战时”才可能悬法，才可能通过“例外”进入新的常规状态。因此，他需要服从，既需要石敢的配合，也需要童贞的配合。

1973年，通过批判的方式，苏联的“改革”戏剧，比如伊·德沃列斯基的《外来人》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任犊、奚文熙的《“外来人”带来的是什么》一文不仅附录了《外来人》的剧情梗概，还指出：“切什可夫的‘科学管理’方法却强调‘纪律’，他要求‘很快摧毁’涅列什的‘相互间象一家人的宽容态度’。”1020世纪80年代，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乔厂长上任记》和《外来人》的关系，比如无为的《乔厂长与外来人——〈乔厂长上任记〉与〈外来人〉的比较研究》就注意到“两部作品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11。当然，乔光朴不是切什可夫，也不是“外来人”，但他离开电机厂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时间设计也不是没有深意。乔光朴重新回来，对电机厂已经有点陌生了，陌生才好办事。这里有历史因素。单位制包含了终身制，三十年下来，工厂已经变成熟人社会，不仅有亲情，还有血缘关系，《千万不要忘记》中，丁海宽和丁少纯就是父子关系，此外还有夫妻关系、兄妹关系，等等。工厂变成一个共同体，一个熟人小社会。乔光朴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熟人社会”重新变成“陌生人社会”，只有在“陌生人社会”中，科层制才能畅通无阻，这就需要“管理科学”的介入，科学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服从。所以，《乔厂长上任记》和《外来人》有某种巧合，这是因为他们面临的是同一个困境。

说到苏联，张帆有自己的观察：“一九五七年，乔光朴在苏联学习的最后一年，到列宁格勒电力工厂担任助理厂长。”结合小说中乔光朴的管理模式，张帆详细讨论了乔光朴的“一长制”和苏联“马钢宪法”的关系，以及“马钢宪法”和泰勒制形式上的亲缘关系。12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资源实际上是相对匮乏的，在乡村，征用的是小农业的思想／情感记忆，而在城市，能够借鉴的，大概也就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这是当时的现实状况。

管理科学的介入，同时生产出了被管理阶层。这种管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降低了管理成本，同时也简化了人际关系。在这种简化过程中，工人被还原成“做工的人”，原来附着于工人身上的各种身份也随之消失。同时，严格的科层制管理要求确立一种服从型人格。这是一种单向的垂直型关系。

但为什么要对工人进行这种严格的管理，小说必须给出理由，这就是青年工人杜兵形象塑造的缘由。13这里面，有实际存在的因素。杜兵的形象可以追溯到《千万不要忘记》里的丁少纯。这些青年工人已经不同于老一代的工人，老工人的主人意识来自强烈的翻身感，这一点，新工人是缺乏的。他们身上多的是不安分，是青春期的叛逆，这种性格特征和大工业，尤其是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有一种内在的格格不入。而如何规训这一新出现的青年群体，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成为文艺想要表达的主题，比如《家庭问题》《千万不要忘记》《年轻的一代》，等等。《乔厂长上任记》里的杜兵就建立在60年代规训失败的基础上。因此，乔光朴重新启用科层制的管理模式，也是为了应对这一新出现的青年群体，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乔光朴的管理办法，很重要的一点，是物质刺激，不能说这个办法不合理，当政治乌托邦消失之后，工人实际的生活状况就会凸显出来。所以，物质刺激，工人是欢迎的。至于“绩效社会”，虽然是后来的事情，但这里面却有着逻辑关系，很多事情，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蒋子龙后来说：“1983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14但是，1979年的整顿，启动了改革的逻辑，至于逻辑的发展和演变，则需要社会（时间／空间）多种因素的参与，时也，势也，这又的确是蒋子龙“无法预测”的。作为杜兵的对照的，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青年工人台尔，这个设置倒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德国工人身上具有的“螺丝钉”精神，季友良都有。可为什么不是季友良呢？季友良意味着一种规训，这种规训来自理想，也来自政治，来自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当物质刺激作为管理的重要手段，就必须排除所有非管理的因素，更深的原因可能在于，当经济回归经济本身，政治的宏大叙事也因此解体。当工人成为单纯的“做工的人”，工业题材本身就很难继续生产非工业的意义。因此，台尔的工作／生活状况就成为管理科学下最好的工人状态，“他的特点就是专、精。下班会玩，玩起来胆子大得很；上班会干，真能干；工作态度也很好”15。这种状态本身也意味着工厂成为一种单纯的生产空间。

不能说乔光朴的管理没有效果，政治的因素被剔除干净，在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大概也只能如此。但所谓工业题材能够生产的文学意义也就相对有限。工业文学转化成生产文学、管理文学。20世纪80年代初，所谓的“铁腕人物”指向权威，也指向秩序的重建，所以，它能生产出当时需要的“改革”意义。但当这种意义试图向其他领域蔓延时，就会受到质疑。其实，当时就有论者指出乔厂长改革措施的滞后性：“他致力于变革的目标，是恢复与重建‘一长制’模式。它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是因为它本身固有的毛病还没有显露”，而“那些经验在产生它的母国也早已陈旧了”。16另外有学者从管理学演变的角度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乔厂长治厂，靠的是规章制度，办法是惩罚”，但“它同现代管理科学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多少接近于目前已被西方大多数企业管理者放弃的X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缺陷，就是忽视人的因素，忽视人的积极性的发挥。”17更激进的批评来自三十年后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乔光朴的故事“是一个改革者的悲剧。因为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并不足以使国有经济单位成为真正的企业，所以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经营。也正因为如此，国营企业的改革在八十年代初期陷入了困境”18。厉以宁的批评暗示了80年代的命运：它打开了20世纪90年代的大门，但又必将被后来的历史所否定。

更激进的批评，不是对《乔厂长上任记》，而是柯云路的《新星》，当“铁腕人物”进入政治领域，就会受到启蒙精神的质疑，这种质疑的背后，是政治的现代化，也是“法治”对“人治”的警惕。

《乔厂长上任记》并不代表蒋子龙对工业改革的复杂思考，实际上，真正有力的反思恰恰来自作家本人，这就是蒋子龙发表在《当代》1981年第4期上的《赤橙黄绿青蓝紫》。

三、新工人怎么管理

在蒋子龙的小说中，我比较喜欢《赤橙黄绿青蓝紫》。四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什么是刘思佳性格》。四十年过去了，重新讨论这篇小说，觉得还是应该把它和《乔厂长上任记》放在一起对读。这个对读的意义在于，《赤橙黄绿青蓝紫》是对《乔厂长上任记》的引用、改写，甚至解构。只有在这种引用、改写，甚至解构中，蒋子龙思想的复杂性，包括对工业改革的许多想法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些想法，坦率说，有许多和《乔厂长上任记》很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乔光朴式的“科学管理”和工人之间产生了矛盾。

先说小说表现的空间。

故事的背景是第五钢铁厂的汽车运输队，选择这个叙述空间，作家应该有自己的考虑。一个大型企业的汽车运输队，不同于工厂的其他部门，比如车间。这个地方比较特殊，一是流动性强；二是比较散漫；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动性。这样一种地方，天生就和科层制的管理格格不入。蒋子龙选择这个题材，对自己是个挑战，也是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挑战，是对乔光朴式“科学管理”的进一步质疑。换句话说，是对科层制进入基层的怀疑。因此，第五钢铁厂的汽车运输队又不仅仅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所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基层，这个基层由普通工人构成。如果说，《乔厂长上任记》讲的是一个工厂的故事，那么，《赤橙黄绿青蓝紫》则想讲一个工人的故事。《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故事有一个引子，这个引子是一个“事件”：刘思佳卖煎饼。小说写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早晨，第五钢铁厂门前一派热闹景象。叫卖农产品的小商贩包围着这个生产钢铁的国营企业，而围墙内却高炉吃不饱，生产萧条。但是这一天，买卖却全被钢铁厂运输队的司机刘思佳和何顺抢去了。他俩合伙卖煎饼，厂里一大堆人去看热闹。上班后，党委书记祝同康接到好几个电话，全是车间支部书记们询问党委对刘思佳卖煎饼的态度，报告职工对此事的反应。这个开头，有些意思很隐晦。

高炉吃不饱，是原材料的来源出了问题，原材料有问题，生产就会萧条，生产萧条，经济效益就会下降，经济效益下降，工人收入随之出现问题。第五钢铁厂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问题，而是问题链，这个问题链反过来也说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并不是一个工厂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包括经济体制。这种写法，和《乔厂长上任记》有关系，但不是和乔光朴有关系，而是和郗望北有关系，郗望北认为乔光朴“不了解人的关系的变化”，是给乔光朴改革浇的一盆凉水。《乔厂长上任记》压抑了这个问题，也只能压抑这个问题，否则叙事就没办法进行下去。但问题并没有消失。1981年，这个问题成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开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有一个特点，反思性特别强，这个反思不仅仅指向外在的社会和历史，也意味着自我的反思。所以，一个主题刚刚确立，就会迅即被另一个主题所质疑，这是80年代文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

所以，《赤橙黄绿青蓝紫》建立在《乔厂长上任记》改革的基础上，是对乔光朴“科学管理”的质疑和反思。因此，这个开头隐含的另一个隐晦的意思是，乔光朴不见了。所谓的行政管理退居幕后，在《乔厂长上任记》中逐渐隐退的石敢，又重新走向前台，这就是小说里的党委书记祝同康。不过，祝同康不是石敢，祝同康开始成为管理者，但这个管理者好像也不太成功。这样的角色变化，可能意味着叙事者的某种思考，即工厂还需要不需要政治，政治和行政的关系，以及如何政治，等等。应该说，小说这方面的叙述并不成功，但思考本身却很重要，重要之处在于人这个概念重新进入了工业题材小说。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这是钢厂内部。钢厂外部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这座五十年代建成的现代化的十里钢城，现在被一片农村经济繁荣的产物——自由市场包围着……叫卖声此起彼落，唤醒了沉睡的钢城，盖住了厂内钢铁的轰鸣。”19当然，同时也扰乱了工厂的人心。1981年，“整顿”这个概念已经不怎么适合工厂，整个的社会秩序都在重构，工厂也很难例外。但何去何从，还没有成为社会的首要议题，不过，文学已经敏感地察觉到工业题材的尴尬处境。

《赤橙黄绿青蓝紫》和《乔厂长上任记》的视角不一样。《乔厂长上任记》的视角是从上往下看，《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视角是由下往上看，视角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刘思佳卖煎饼，是小说的核心事件，是工人内部的事情，这些事情，祝同康看不到，乔光朴也看不到。但事情却很简单。“孙大头的老婆从农村来治病，一住就是半年，已经确诊是胃癌，没有几天熬头了。大头为给老婆治病拉了一屁股帐（“帐”应为“账”——引者注），老家还有四个孩子”20。孙大头也是汽车运输队的职工，是刘思佳的工友。不过，这个事情好像大家并不怎样清楚，起码何顺就不太知道。

孙大头不说，应该是要面子，说得学术点，是要尊严——工人也有尊严。不管怎么说，同情是好的，但同情里面多少也有点优越。何况，在同情的语境里，被同情者实际上也会自卑——穷人也有自尊。所以，在中国革命史的语境中，同情始终不曾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强调的是社会整体的变革，这里面是有考量的。被管理者如此复杂的心理，依靠所谓管理科学实际上很难察觉。

那么，管理者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孙大头打过报告，有困难找单位，这是习惯，20世纪80年代，传统社会主义的体制惯性还在，这个惯性实际上还在影响一般民众的生活态度。但在现代管理制度下，“找单位”好像也不那么容易了，“上个月写了申请，请求补助二十元，一级一级的审批，最后只给了十五元，这个月再写申请还能补给他吗？”21当然，工厂也有困难，“厂里连买手套、买肥皂的钱都没有了，这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着落呢，靠厂子靠得住吗？厂长们还顾得过他来？”22这里面有工人对工厂的理解，也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分层。工人对工厂的理解，延续了“单位”的共同体精神，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分层则开始解构这一共同体。80年代，两者还勉强统一在一起，而在20世纪90年代，比如谈歌的《大厂》，试图重新恢复这一共同体精神时却遭遇了重重困难。

这就是刘思佳卖煎饼的原因，祝同康不知道，刘思佳也不会说。背后是20世纪80年代的“三信危机”，对刘思佳们来说，就是所谓的“信任危机”。

乔光朴努力做的，是要把电机厂的“熟人社会”转化成为“陌生人社会”，这样，科层制的管理模式才可能顺利实施。而刘思佳卖煎饼，则意味着他们要把这一科层制重新变成一个共同体模式。对工人来说，他们本来就生活在熟人社会中，想要他们装成“陌生人”是困难的。这一点，乔光朴是想不到的，但蒋子龙是明白的。所以，被乔光朴的叙述所压抑的东西，在刘思佳这里又重新复活。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中，蒋子龙是最懂工厂也最懂工人的，既知道上面的难处，也明白下面工人实际的情况。

小说的叙述焦点是刘思佳，刘思佳是当代青年，这个青年不同以往，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有想法，独立性强，桀骜不驯，说白点，不服管，但刘思佳不是何顺，而是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只是时运不济，有点落难公子的味道。刘思佳这样的人，已经超越了所谓工业题材，在20世纪80年代相当典型，比如《人生》里的高加林。这些青年，属于同一个谱系。既有的管理体系很难容纳他们，根子上，他们不是“工具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广阔天地，可以大显身手，但80年代还很难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空间。不要说80年代，越往后越难。《人生》把这类人物的命运推到极致，推到极致，就成了悲剧。刘思佳不是高加林，他已经从农村来到城市，他的命运也不像高加林那样跌宕起伏。但越是这样，刘思佳给人的感觉就越是压抑。蒋子龙本意也是想要通过刘思佳这个人物写出80年代的青年问题，这也意味着80年代还有一个愿望，希望在管理之外还有另一种更好的凝聚人心的方法。所以，重要的可能既不是乔光朴，也不是刘思佳，而是在乔光朴和刘思佳之间留下的空白。这个空白是什么，说不清，这个说不清，就是80年代。

刘思佳这样的人，是天然的工人领袖。他有号召力，这个号召力和他的人格魅力有关，和他急公好义的性格有关，当然，也和他的技术有关。在工厂，一个技术好的工人，容易在人群中建立威信。

面对刘思佳，管理和政治都遭遇困难。

管理科学需要做的是把劳动者转化成为劳动力。23但是刘思佳不愿意成为这样一种劳动力，他渴望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什么是意义？小说一直在努力描述，但好像又说不清，勉强说，刘思佳的生活意义还是和工厂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工厂还应该是一个意义世界，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生产空间。所以他一直在操心，既操心工友的生活，也操心工厂的问题。因此，小说设计了一个细节，就是所谓的八卦图。这个八卦图，如果在“鞍钢宪法”的语境里，就是所谓的合理化建议。艾芜《百炼成钢》里就有这样的细节描写。“鞍钢宪法”的理论基础是工人不仅是工厂的员工，还是工厂的主人，工人和工厂构成的是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刘思佳想恢复这种关系，但好像有点困难，所以他把八卦图扔在地上，把自己的建议托付给命运。“鞍钢宪法”里，有一种制度设想，就是所谓的“三结合”，但这一制度设想的实行，在乔光朴式的管理构架中有一定困难。在专业主义刚刚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实行这一制度设想有困难。更何况刚刚过去的时代，阴影还在。

而政治规训好像对刘思佳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

党委书记祝同康高高在上，办法不多，但核心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于祝同康本身也官僚化了。政治本来承担的职能之一是规训科层制，以弥补科层制带来的官僚化问题，但如果祝同康也成为这一官僚系统的成员，那么他和乔光朴式的管理差异又在哪里？而且，当政治也成为管理，它的特点又在哪里？从小说看，祝同康的管理也是依靠层层上报，这是现代化的大企业对政治系统的一个极大挑战。比较有特点的是解静。

解静，“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文革”后受到批评，一度消沉，主动要求到汽车运输队。蒋子龙对这类人物似乎有点感慨，比如《乔厂长上任记》里的郗望北。解静刚到运输队很不习惯，这也说明无论行政还是政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脱钩已久。为了融入运输队，解静学会了抽烟喝酒。不过，刘思佳对此不以为然。他觉得解静真正应该做的是说话：“你是搞政治的还不懂这个？做人的力量就在说话里边”24。可是对解静来说，真正的困难却是说话。这个困难，蒋子龙是明白的，所以，在《乔厂长上任记》里把石敢设计成“半哑巴”，让他从一个最会说话的人变成不能说话的人，这里面，有深意。

解静能说什么呢？老话变成了空话、套话和假话，她不能说，也不愿说；那么新话又是什么呢？她不知道，刘思佳实际上也不知道。这是20世纪80年代政治表达的困难。这个困难，也蔓延在文学中，叙述推动故事，而不是对话推动故事，更不用说重新征用“辩论”的叙事方式。但解静也不是一无是处，她融入运输队这个新的集体，然后重新获得工人的信任。80年代，信任的重建变得困难重重。

无论是解静，还是刘思佳，身上都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就是忠诚，对人、对国家和对工厂的忠诚，所以，写作者设计了“救火”这一细节。忠诚是20世纪80年代非常需要的意义，可是，80年代能够持续生产这一意义吗？忠诚需要认同，刘思佳能够认同什么呢？忠诚必须超越自我，80年代能够超越自我吗？当整个社会都在向自我回归，对自我的超越又该依靠什么？当然，80年代并没有放弃忠诚这个概念，比如王蒙的《布礼》，依靠的是重建信仰，再比如张承志，始终忠诚于人民这个概念。但这些并没有成为那一时代的文学主流。

而在刘思佳，具体地说，钢铁厂的官僚系统，能够持续地生产“忠诚”这一意义吗？

刘思佳有刘思佳的苦闷。刘思佳的痛苦，在于有劲无处使。他并不满足于眼前的生活，骨子里也瞧不上何顺这样浑浑噩噩的人，当时，工厂里颇多刘思佳这样的人，有能力，但也心高气傲，这是体制的“剩余物”。他们是体制很难解决——尤其是管理科学支配下的体制——但又必须面对的人物，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体制就会日渐丧失活力。而20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基层积累了很多人才，这些人才需要出路，所以那个时代流行龚自珍的一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祝同康也有自己的无奈，管理者也出现了问题，典型如运输队的队长，“老奸巨猾，保命、保官、保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除去一身官场习气，别无所长”25。而他自己呢？按照刘思佳的说法，“党委书记吧，谁也不能说他是坏人”，可他“到底是了解工人，还是了解工厂？”26不了解工厂，尚好解决，外行变内行，不是没有。不了解人，就成了大问题。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是什么呢？又该怎样了解？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所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重点，只能是刘思佳，而不是祝同康。

蒋子龙的本意也是要写当代青年。应该说，这个目的达到了。写工厂里的青年工人，当时不多，但也有，比如郑万隆的“当代青年三部曲”，等等。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问题，核心之一就是青年。青年的问题，有生计的苦恼，也有思想的苦闷。思想的苦闷很复杂，源头之一，就是所谓的“潘晓来信”。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无须饶舌。1979年，蒋子龙写《乔厂长上任记》，还很乐观，乐观的原因无非两点，一是科学管理，二是物质刺激。改革的目的就是效率。这种写法后来成为“改革文学”的典范，比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水运宪的《三千万》，等等，讲的都是效率。所以，尽管“沉重”，可毕竟还有希望。但到了《赤橙黄绿青蓝紫》，骨子里，却是悲观。悲观的原因是“青年”进入了写作领域。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性别，后来就有了张洁的《方舟》，也有了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这些都不是“管理”也不是“物质”所能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要求文学突破题材的限制，寻求一种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以及相应的表现形式。比如像刘思佳这样的人，既可能出现在工厂，也可能出现在乡村。所以，文学革命，根子还在社会。从《乔厂长上任记》到《赤橙黄绿青蓝紫》，只有三年，这三年发生了什么，不仅是社会史所要研究的，也是文学史需要关心的问题。蒋子龙当时曾有这样的描述：“国家政治生活的动向发生了变化，许多概念都不一样了。有些口号依旧，其内涵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宪法改变了，婚姻法也改变了……社会政治生活的现状改变了，群众的舆论改变了，人们的兴趣和追求也起了变化，新的憧憬与旧的习俗发生了冲突，新的观念与传统的道德发生了抗争，新生活要破坏旧生活的轨道，有人积极去适应新的现实，有人则更喜欢旧的秩序。爱情、婚姻、家庭、伦理、道德、法律、风俗等等观念都在有所改变，生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处在一个十字路口。”27

当然，《赤橙黄绿青蓝紫》写的还是工厂，还是属于工业题材范畴。这个时候的工厂，不同于《乔厂长上任记》里的工厂。不是整顿不彻底，而是出现了新问题。这个时候的工厂，摇摇晃晃，要么回到20世纪50—70年代，显然，这不可能；要么市场化，但是20世纪80年代，市场化还未开始。

对于工业题材的文学来说，这时候的困难则在于，这一题材领域还能继续生产什么样的意义。像乔光朴这样的铁腕人物，集权力于一身，一旦延伸到其他领域，就会受到质疑，比如柯云路《新星》里的李向南。而刘思佳这样的人物，在另外的题材中，甚至能得到更好的表现，比如路遥的《人生》。因此，工业题材的意义，是被时代限制的，并不是文学想要怎样就能怎样的。

这样，工业题材越来越难写，尽管还有作家在坚持，比如天津的肖克凡，但有影响的作品却愈来愈鲜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煤矿题材，有影响的作家有周梅森、刘庆邦、谢友鄞等人，但这些作品很多指向的是劳动的异化，异化和自由相关，而自由则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概念。

所以，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是社会的再工业化，比如社办企业的崛起，这里面当然有作家的熟悉程度，但另一方面则是文学的去工业化趋势，工业化题材日渐枯萎。可离开工业化，现代化还剩下什么呢？

四、那么科学呢？

1982年，徐迟发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加入当时的“现代派”论争。里面有段话比较有意思：“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28在徐迟的表述中，现代化与现代派构成了一种逻辑关系。徐迟对于现代派的真实想法暂且不论，但在他的表述中我们能感觉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代化仍具有一种总体性的力量，并实际整合着社会和文化。那么，什么是现代化？按照官方的正式表述，是“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可当这“四个现代化”进入文学领域，叙述上则表现不同。

工业题材已如上所说，遭遇到了意义生产的困难。农业，当社会实际进入小农经济时代，现代化怎么叙述？20世纪50—70年代，现代化仍是农业愿景，因此，“农技员”的形象不时在文学中出现。29可是这个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基本隐匿。国防，也就是军事题材，由于80年代“安全”问题逐渐淡化，现代化好像也并不怎么被这一题材领域的叙述所重视。剩下的，就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了。

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有关，而知识分子题材，始终是20世纪80年代最热衷的表现领域之一。这个领域的表述也有变化。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再到谌容的《人到中年》，讲的是知识的重要性以及知识分子的忍辱负重，而“反思文学”则更是使知识分子的惨痛遭遇得到全社会的同情，并成功地把中国当代史转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史。这里面不乏深刻之处，揭示出的是革命史错误的一面，其惨痛教训不可不为后世铭记。而值得注意的，是王蒙的《春之声》，在这篇小说中，“世界”这个概念开始进入文学。

《春之声》并不是没有故事，“这个小故事可以概括如下：一个探亲过年回家乡的科研干部，坐在一辆条件恶劣的闷罐子车里，本来有些不快，但没想到在闷罐车中还有人放录音机、学德语，这又使他快活起来”30。这个故事的素材来自王蒙的亲身经历，“不同的是我不是科研人员，我父亲也不是地主，其次，我听到的录音不是德语也不是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31。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虚构呢？王蒙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我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我改动了小说主人公和录音机主人的身份和其他有关状况。请主人公担任科研工作，又刚刚出国考察归来，这样，才能加强‘闷罐子车’给人的落后感、差距感，这种感觉的抒发不是为了消极失望，而是为了积极赶上去。我又加上了主人公的家庭出身、童年、曾有过的‘没完没了的检讨’等描写，这样不仅有了横的、空间的对比（例如，欧洲先进国家与我国、北京与西北小县镇的对比），而且有了纵的、历史的对比，有了历史感，也就有了时代感。这种历史感既回顾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以增加信心，也痛心地记取我们走过的弯路，表达我们再不要重蹈覆辙的愿望，更表达我们珍惜已有的拨乱反正的成果，一定要把四化事业搞上去的决心。至于录音机的主人，写得虚一些，这样也许比写实了更真切也更耐人寻味一些，我又把录音机的主人从男人改成一个抱小孩的女人，这样，就增加了色彩，也强调了大家都在为四化而抢时间努力学习的热劲。”32虚构生产意义，但虚构可以有不同的选项，比如，主人公可以是王蒙式的文人，也可以是考察归国的科研干部，当然，也可以是催讨债务的郗望北式的人物，录音机的主人也可能是长发披肩的青年，那可能更真实。所以，虚构和写作者的“观念”有关，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王蒙如此虚构，有自己的想法，“几个歌曲和乐曲，当然是为了‘歌德’，歌唱我们生活中的转机。最后我写道：‘如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转机，都是有趣的、充满希望的和不应该忘怀的……’这就是小说的主题思想所在”33。

所以，《春之声》尽管借鉴了“意识流”的写法，但主题是明确的，逻辑也很清晰。王蒙自己也承认，“我不必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所得到的启发”，但是，“我写的，确实与某些西方意识流手法所表现的那种朦胧、神秘、孤独、绝望、甚至带有卑劣的兽性味道的纯内向的潜意识完全不同”。34这是对的，“绝望”这个概念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要表现的对象，这个时候多的还是希望，而希望来自“现代化”的召唤。

小说主人公经过这样的身份置换后，“世界”才可能就此呈现。岳之峰的出国考察，核心是“震撼”。如果我们考察20世纪80年代这些作家的出国游记，可以感觉这类“震撼”的存在。而在这一“震撼”中，世界的概念发生了语义的变化，更多指代的是“欧洲先进国家”，“第三世界”的意义开始淡化；而在这一世界面前，岳之峰深刻感觉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但落后导致的不是“挨打”，而是“贫穷”。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挨打”是20世纪50—70年代焦虑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一焦虑中，“挨打”和“安全”联系在一起，并以此组织各种叙事。而在《春之声》中和“落后”紧密联系的却是“贫穷”。只有在这样的联系中，“富裕”才可能真正获得它的现代意义。也就是说，这一富裕从《乡场上》的小农经济和《芙蓉镇》的小商业模式，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就此引进了现代化的概念。改革和开放在《春之声》获得了真正的统一，而这一统一只有在国家层面的叙事中才可能完成。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富裕，然后指向制度的改革，所以《芙蓉镇》的结尾才会把小商业模式和现代化捆绑在一起，“山镇上的人们啊，不晓得‘四个现代化’具体为何物，但已经从切身的利益上，开始品尝到了甜头”35。这是中国真正的改革史，通过对小生产者生活理想的征用，推动改革的进展，然后又陆续将其纳入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之中。所以，《春之声》采用了“闲谈”的叙事方式，通过对“闲谈”的听，论证了改革的正当性。当然，能够听到什么，这是经过叙事者过滤的，过滤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是为写作者支配的。那几年，王蒙整体上是乐观的，这个乐观，也是80年代前期的整体特点。所以，那个时候，王蒙很喜欢用“转机”这个词，不仅《春之声》表现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转机”，而且，还用“转机”这个概念评论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夜的眼》还有一个主题，这也是我在最近才明确的，就是写了我们生活中的转机。高晓声同志的《陈奂生上城》的主题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如果我来说，和他的本意也可能不尽相同，他是写了生活的转机。所谓‘转机’，充满了艰难，充满着历史的负担，但又开始有了新的东西，大有希望。”36所以，王蒙把《春之声》看成“一篇真正‘歌德’的小说”37。当然，也有评论家对王蒙的这种乐观颇有微词，认为他在“幽默诙谐的外貌下，回避自己感受到的更尖锐的问题”。不过，王蒙并不同意，而是认为自己真正“成熟”了。这就是王蒙在《关于创作的通信》中和晓立（李子云）有关“少共”精神的争论。也正是在这篇通信中，王蒙为自己“成熟”的辩护理由是“懂得了羊腿的价值”，“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提高，靠的不是惊人的高论或一时的热血沸腾，而是持久的、耐心的、点滴的工作”。38这是80年代最早的关于革命和后革命的讨论。

所谓转机，无非是指历史的转折带来了新的机遇，这样，在叙事中就会相应加入时间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对历史的反思。这个反思，按照王蒙的说法，就是“纵的、历史的对比……这种历史感既回顾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和成就以增加信心，也痛心地记取我们走过的弯路。”39

在这样的反思中，王蒙的时间脉络是清晰的，也是理性的，的确不同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或潜意识（参照伍尔芙《墙上的斑点》）。这条历史线索可以大致勾画如下：华北的小山村－铁匠铺－北平－学生运动－没完没了的检讨－法兰克福－喷气式飞机－闷罐子火车。这样的叙述想说明什么呢？重点是走过的“弯路”，这个“弯路”既是没完没了的检讨，也是无休无止的革命。可这里面有个问题，在王蒙的历史反思中，“林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位置该怎样安放？这就是晓立对“少共”精神的留恋。而王蒙则坚持“成熟”，告别“小林”，那么，“刘世吾”是成熟的吗？遗憾的是，这场讨论没有持续下去，它涉及太多的问题。

这并不是晓立和王蒙的问题，而是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80年代并没有给这些问题留下太多的讨论空间，80年代关心的是现代化。所以，《春之声》虽然难懂，40但非常符合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精神，也就是王蒙说的“天心民意”。现代化重新规划了历史发展的路线图，而在这样的规划中，所谓的“弯路”也清晰可见。革命的目的被重新提炼出来，就是现代，是富裕，而现代和富裕都需要开放。文学家的思考，远远领先于后来理论家概括的“吃饭哲学”。

现代化从来都是中国革命的题中之义、辩论的焦点，但是怎样现代以及什么样的现代化，却意味着不同的历史进路。当历史被视为“弯路”，那么必然有一条更为正确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的反思有其深刻之处，历史教训实实在在地放在那儿。可在现代化的总体性之中如何重新结构人和人的关系，则是一个更为重要也是更为困难的叙事主题。岳之峰的“震撼”，提示了80年代现代化真正的情感来源，震撼于“欧洲先进国家”的“喷气式飞机”，也震撼于“闷罐子火车”的落后。贫穷构成改革最重要的情感动力。这是80年代极为真实的文学表现，无视这个真实，就是掩耳盗铃式的理想主义，也就是王蒙所谓的“惊人的高论”。可是，“震撼”里面也的确包含着崇拜，这也很真实。80年代的崇拜，首先是一种物的崇拜，大到“喷气式飞机”，小到“三洋牌录音机”，这是80年代的“船坚炮利”。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样的物的崇拜也是早已有之。而物的崇拜会导致制度崇拜，进而是意识形态崇拜。这样的逻辑，在中国现代史上也是存在过的。可是，这一逻辑在80年代并没有充分展开，文学家想得也没有那么复杂。文学家不是先知，我们也不是，没有人能预料历史的曲折发展，那包含多种因素的复杂介入。文学家能够把握的，是现代化这个概念能够有效地重新组织并动员整个社会的改革，而改革的目的则是发展（富裕），也就是王蒙所说的“羊腿的价值”。

但是，怎样现代的命题也依然存在，现代化是需要落实的。重新崛起的小农经济是否能承担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依然是一个问题。那么工业现代化呢？国营企业正在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这一困境引起一些作家的思考，比如蒋子龙。离开这些现代化的基础，王蒙“持久的、耐心的、点滴的工作”又该怎样落实呢？

文学家能够寻找到的答案，是学习，这就是《春之声》中青年妇女的形象来源，在嘈杂的闷罐子火车里坚持学德语，无论这样的描写如何生硬，但的确折射出了20时世纪80年代真实的一面，联系那个时代狂热的英语热、出国热等，你就不能不承认，学习是80年代同样重要的一个概念。这就是“师夷之长技”的当代翻版。

王蒙说的“转机”是重要的，它使得20世纪80年代生机勃勃，也使这个时代感觉到了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而现代化则是一个有效的判断概念，它可以用来判断制度的有待改善，也可以用来提高生产效率，它可以用来克服贫穷，也可以用来推动社会发展。一项可能的研究是，80年代的现代化这个概念是怎样运用的，指涉的是哪些对象，而在实际的运用中它和现代化的本义又是否一致。但不论怎样的研究，都可能说明在80年代现代化是一个有效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的所指逐渐空洞。但也唯其空洞，才可能被填注进各种语义，并以此臧否社会。但另一方面，现代化和“欧洲先进国家”的紧密联系，却并不空洞，它促进了80年代的学习热情，但也开始逐渐动摇这个时代的自信。

五、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它的前期，文学和现实的结合非常紧密，但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裂痕，这些裂痕都不大，只能算是缝隙。但即使是缝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讨论空间。

20世纪80年代，最好写的是农民，因为在乡村改革中农民获得了某种自主性，这非常符合80年代崛起的主体性理论，所以作家和批评家都会在那里找到社会乃至自我的期许。最不好写的是工人。80年代工人的自主性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批评家好像没有什么讨论，但作家绕不开这个问题。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工业题材脉络中，所谓工业主要是写工人。离开工人，工厂很难写。80年代重新崛起的工业题材文学碰到的就是这个问题，离开工人，就只能写工厂的管理，在管理者的视角下，工人一定会变成“问题工人”。蒋子龙从管理者的视角转向被管理者，对这些“问题工人”给予了足够的理解和同情，但再往下写确实很困难。这样，在文学和现实之间，就会出现缝隙。

社会的再工业化实现了严格的管理。管理没有问题，即使是20世纪50—70年代管理也很严格。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再工业化中，所谓的严格管理导致的是工人的“劳动力”倾向，尤其20世纪是90年代以后，对这类工厂管理进行“深描”的不是文学，而是社会学。在社会学的“深描”之后，才是文学，比如曹征路的《那儿》。但《那儿》接续的是左翼文学的批判传统，这个传统不可能在80年代复活。当然，即使在今天，曹征路也没有被这个所谓的文学界所接纳。

另一方面，工人的“劳动力”倾向，也不可能被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所完全认同，不被认同的原因，主要不是左翼的理论支持，而是不符合80年代的主体性理论。一个缺乏自主性的工人形象很难承担通向未来的重任。更何况，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惯性还在，多多少少制约着单纯的管理者视角。所以，当蒋子龙回到工人之中，就不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这种所谓的“科学管理”。所以，一方面是社会的再工业化，另一方面则是文学逐步地去工业化。蒋子龙之后，我们很难看到有影响的工业题材的作家和作品，包括蒋子龙自己。

一方面，现代化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实际上在重新组织社会，也在重新组织文学。但另一方面，问题也随之出现：怎样现代化？

乡村改革，固然打开了重新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但小农业的经济形态，能否承担农业现代化的使命，还是个问题。工业现代化，离开工人，这个现代化怎样描写？它一定会导致文学追问：谁的现代化？当然，这个追问不会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但追问不会停止，因为工业化一直在生产意义，问题是生产什么样的意义。最困难的仍然是：谁是主人？这个问题牵涉到社会主体的选择，也是迄今为止最为艰难的理论思考。

离开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主要立足点自然倾向于科学和技术，这方面，既有《人到中年》《春之声》这类小说，也有《哥德巴赫猜想》《李四光》等报告文学。科学和技术，涉及的是知识分子，即使所谓“反思文学”，讲的主要也是知识分子的故事。因此，所谓“春天”，在文学表现中主要还是知识分子的“春天”。这和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有关。但是，离开经济，知识分子有再多的想法也很难落实。所以，在实际的概念使用中，“现代化”的所指逐渐空洞，但是作为能指反而日趋活跃，可以指向任何一种有待改革的领域。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逐渐转移到两个领域，一是政治现代化，二是人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要求的是制度改革，这个改革强调的仍然是效率，推动的是反官僚主义（比如人浮于事）。比如水运宪的《三千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等，即使高行健更具现代派色彩的《车站》，内含的仍然是效率。人的现代化，则是对“干涉”的拒绝，内含着对自由的要求，比如李陀的《余光》、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等。对“余光”的拒绝，即是对他人干涉的拒绝。这样的写作，发展出自由一脉。像这样的内涵，是否还属于现代化的范畴，事实上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借助于现代化这个能指，文学表达出了更为广泛的改革诉求，这个诉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思想等领域。

但是，现代化仍然有其特定的概念内涵，即使作为一种控制性的观念，这个观念也会被现实世界所规定，这不是个人可以随意控制的。现代化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就是“欧洲先进国家”。当“欧洲先进国家”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大他者，并实际控制了我们的想象，观念会继续上升为意识形态。雷迅马将其概括为第三世界“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并说“在大量学术术语的背后，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部分的那些概念都集中在以下几个互有重叠互有关联的假设之上：（1）‘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2）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3）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4）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41对于20世纪80年代来说，雷迅马概括的第三、四点可能尤为重要。

现代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势必会倒逼经济的变革，所谓工业现代化，也会从单纯的管理制度进入所有制的改革。这个改革，就是20世纪90年代。可是文学已经开始远离工业这个过于敏感的题材领域。

但问题仍然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现代？怎样现代？什么样的现代？追寻现代贯穿了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史，从而结构了一个现代中国，但追寻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同样贯穿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之中。从现代化到现代性，不仅仅是单纯的概念变化，它表征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现代化的反思，是追寻什么样的现代的思想表现。这可能也是汪晖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问题背景之一。而在80年代，对现代化的反思也已经开始，这就是1985年开始崛起的“寻根文学”。

注释：

1 魏金枝：《前言》，上海十年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十年文学选集 · 短篇小说选（1949—1959）》，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XVII页。

2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七五年七月）》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136页。

3 蒋子龙：《“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蒋子龙文学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转引自李静：《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话语的复杂张力——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综论（1975—198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

4 参见吴俊：《环绕文学的政治博弈——〈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5 参见李静：《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话语的复杂张力——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综论（1975—1982）》。

6 李海霞：《新的科学与人性信条的诞生——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再认识》，《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7 李静：《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话语的复杂张力——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综论（1975—1982）》。

8 张帆：《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蒋子龙与改革初期的文化政治》，《东方学刊》2020年第3期。

9 参见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10 任犊、奚文熙：《“外来人”带来的是什么》，《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4期。

11 无为：《乔厂长与外来人——〈乔厂长上任记〉与〈外来人〉的比较研究》，《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

12 参见张帆：《从“机电局长”到“乔厂长”——蒋子龙与改革初期的文化政治》。

13 对杜兵的详细分析，参见石岸书：《“群众”的再想象与改革寓言的生成——重述乔厂长的故事》，《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1期。

14 蒋子龙：《重返工业题材杂忆——答陈国凯》，《蒋子龙文学回忆录》，第59页。

15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志英编：《蒋子龙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16 吴亮：《变革者面临的新任务》，《上海文学》1981年第2期。

17 鲁和光：《谈现代管理科学——从两本小说讲起》，《读书》1983年第1期。

18 厉以宁、马国川：《股份制是过去三十年中最成功的改革之一（上）——厉以宁谈股份制》，《读书》2008年第5期。

19 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张志英编：《蒋子龙代表作》，第221页。

20 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张志英编：《蒋子龙代表作》，第271页。

21 同上。

22 同上。

23 黄平：《〈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

24 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张志英编：《蒋子龙代表作》，第257页。

25 同上，第277页。

26 同上。

27 蒋子龙：《谁的心里不鸣奏着生活的交响曲》，《不惑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88、89—90页。

28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29 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30 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小说选刊》1980年第1期。

31 同上。

32 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

33 同上。

34 同上。

35 古华：《芙蓉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28页。

36 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王蒙等：《夜的眼及其他》，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37 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

38 晓立、王蒙：《关于创作的通信》，《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39 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

40 参见王蒙：《关于〈春之声〉的通信》。

41 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