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学院派批评的质疑和不满早已有之，李静认为与其重复批评的“危机”“缺席”“失语”等论调，不如先从调查做起，倾听新生代学院派批评家的经验与思考。因此，她邀请了13位博士毕业于中文系，供职于高校、科研院所与媒体，已有一定批评写作经验的85后、90后青年批评家，围绕学术训练之于写作文学批评的影响、学院派批评的专业性与必要性何在、写作批评文章在学院体制中是否“划算”、论文文体与批评文体、文学阅读与文学生活等五个基本问题，展开问卷调查。

“文学新批评”今日推出《85后、90后“学院派”批评家问卷（第三期）》。文章包括了沈闪、吕彦霖、蔡郁婉、刘阳扬等4位青年批评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本文系“文学新批评”平台首发，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主持人语

学院派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登场时，极大地提升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专业性与自主性，同时也竭力捍卫市场经济浪潮中批评的严肃性。但毋庸讳言，在以文学史为主导的教育体系与专业体制中，文学批评被边缘化，研究者对于文学现场或不关心，或缺乏回应新兴文学经验的能力。在许多人看来，论文文体“毒害”了鲜活的感受力，僵化了文法与语言，甚至造成批评家的自我规训。对学院派批评的不满质疑，与学院派批评永不停歇的生产循环一道，结搭为某种无物之阵，谁都可以抱怨几句，应和那句“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的调侃，却又无从迈出破局的第一步。因此，与其重复批评的“危机”“缺席”“失语”等论调，不如先从调查做起，倾听新生代学院派批评家的经验与思考。

为此，我邀请了13位在高校、科研院所与媒体工作的85后、90后学院派批评家，共同回答5个基本问题（不想回答的可以不答，不答亦是一种态度）。有些受邀者发出疑问，认为自己并非学院派批评家，甚至也并非什么批评家。必须说明的是，这份问卷所指向的“学院”，特指目前的学院制度，而非某种共同体/批评圈子，也非某种学理性的批评气质。具体来说，这份问卷的调查对象是毕业于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供职于科研部门，且已有一定批评写作经验的青年批评家。

13位的规模固然有限，但从已有回答来看，已是异彩纷呈，虽不乏“同代人”的共识，但也有不少观点的互斥与对撞，更有尖锐的、自嘲的声音。这也说明，当我们笼统地审判学院派批评时，是否真的了解它运作的实际情况与真正症结，是否真的愿意去正视体制内部新生代批评家的处境与探索？在我看来，后者更为重要，做点什么更为重要。现将各位的回答分为3期陆续发表，以飨读者。

——李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文所）

以下为问答内容：

中文系的学术训练（比如文学史教育等）对你写作文学批评有无影响，有何种影响？

沈闪：中文系的学术训练对写作文学批评有无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多年在中文系进行论文写作及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给我提供了大量且必要的学术训练，这是我成功进入高校并成为教研人员的重要基础。其次，系统而完整的中西方文学史教育，使我在对中西方文学史发展有宏观把握的同时，也促使我畅游在丰富的中西方文学理论中，它们都为我文学批评事业的开展保驾护航。再次，中文系的学术训练培养我形成严谨的逻辑思维与写作表达方式，启发我文学批评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主观阅读体验与感想上面，还应该予以抽象化学理化，注重批评主体的自我建构，用简洁流畅的文字表达自我观念的生成。最后，中文系的学术训练开阔了我的视野，打开了看问题的视角。在潜移默化中，也迫使自己建立起敬畏学术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坚守专业精神、遵循基本学术规范，始终以赤诚之心的真诚对待学术。

很难说在自我学术批评的发展过程中，哪种资源带来的影响最大。应该说，目前的学术批评是多种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细究起来，在学习撰写批评文章的漫长生涯中，中文系学术训练、自觉的文献阅读、客座研究员制度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中文系学术训练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述，此处略去不再赘述。自觉的文献阅读是指中文系学术训练之外，自己主动进行大量多学科跨领域的文献阅读。在此过程中，学习模仿学术大家的思维方式、行文逻辑、文章架构和语言措辞。这是一个比较笨的方法，但无疑也最有效。客座研究员制度是指2020年我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在为期两年的客座研究员生涯中，我和年龄相仿的同行多次参加议题丰富的学术会议，进入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现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为青年学者提供宝贵的平台和渠道，汇集不同背景和学术方向的青年学人，促使不同观念的争鸣和交锋，这对于形成自我批评风格具有很强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正是在客座研究员期间，我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形成带有自身特色的学术批评格局。

吕彦霖：中文系的学术训练对于我写作文学批评的影响相当深远，总结起来，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阅读趣味，给予我一定量的理论工具，也影响了我在批评实践的操作路径。

在学习撰写批评文章的过程中，我觉得文本细读技术和文学史教育的影响最大。虽然在平时也会经常阅读理论书籍，但我还是本能地提醒自己远离“方法论的偏执”，批评的本质是感受的交锋，而不是验证某种理论的普适性。因此每一次批评应该也必须是一次新的开始。批评文章的源头应该是自己最为真实的阅读感受——正如李健吾所说的，批评家应当赤身裸体地与文本搏斗。因此我在写批评文章的时候一般会把文本认真读两遍以上，如果是一个有较长创作历史的作家，我倾向于在阅读作家的所有作品之后再说话。同时在完成以上步骤之前，我一般避免阅读已有的批评文章。在第一遍阅读的时候，我比较重视对文本叙事节奏和整体氛围的把握。第二遍更重视文本叙事逻辑和美学风格的把握。读完两遍，我才敢去对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判断，尝试为之“赋形”。当然批评家的工作还不只是“赋形”，还需要进一步“定性”，“定性”能力与文学史教育有关，作品在同类型序列中的位置，作品与所在历史情境互动相生，都需要文学史知识和自身的阅读经验作为参照系。正如黄遵宪的《杂感》一诗所写“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如今看来是现代文学的重要史料，但是在当时也属于“同代人批评”。批评家对于当下文学作品以及现象的评价，也有一定会构成后人文学史意识的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批评中尽力还原历史情境，在体察叙事美感的同时，揭示其引起读者共鸣的时代动因，从这个层面来说，批评家与文学史家实际上乃是异形同构的存在。

蔡郁婉：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中文系的学术训练是我能使我的“读后感”转化为“批评”的关键。文学史的学习有助于批评者对文学发展过程形成认识；对大量的文学经典“按图索骥”式的阅读则帮助形成对文学作品优劣的评判标准。而这些最终都将体现在具体的批评之中。文学理论的学习则一方面使我获得一些批评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训练了逻辑思维能力和理论化的表述方式。此外，重视文本/批评对象本身，紧扣文本、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展开批评的习惯也来自中文系的学术训练。

对我影响最大的资源是性别研究理论。孟悦与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对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其中的研究方法与性别视角为我打开了进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路径，并由此而开始接触以波伏娃《第二性》、凯特·米利特《性别政治》、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性别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性别理论解答了许多我身为女性，关于女性生存、女性经验的困惑，也使我获得了一把进入批评的钥匙。借助这些理论，我的女性个体生命体验、阅读经验与批评者身份在“性别”这一维度得到了契合。但性别理论与性别视角也使我在进行批评时产生了某种惰性。一方面，我容易倾向于关注女性创作者的作品；另一方面，性别视角成为我在对作品进行批评时优先甚至是下意识就会采用的视角，关注批评对象如何处理与性别相关的议题，如其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经验的传达等，甚至只是用性别理论去套用具体的批评对象。对性别理论的依赖使我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往往难以看到批评对象的“全貌”，从而也忽视了批评对象在其他方面存在的优点与不足。

刘阳扬：常听有人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不过现在中文系已经开始培养作家了。创意写作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二级学科，这可能体现出中文系在育人方面的一种补充。中文系一向讲究传承学问、培养学术研究能力，现在也将文学创作纳入了培养范围。其实，中文系对文学创作的关注由来已久，汪曾祺回忆，他的老师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就开设文学创作课程，而他最早的小说亦是当时的课堂习作。

没有想到的是，当作家逐渐被纳入中文系的培养体系之后，这个问题轮到批评家来回答了。中文系的学术训练自然对我自己的批评活动影响很大，一方面，对理论资源的吸收培养了我文学批评的敏感度，学生阶段接触的文学理论课程和哲学类课程都为我日后的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让我在接触作品时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将其纳入某种理论框架的想法。另一方面是文学史的学习让我的批评工作拥有了历史维度，作品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仅仅是单个的文本或语言本身，作品需要在历史的坐标体系中才能凸显其独特的价值。

翻开朱自清在清华讲授文学史课程时使用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可以发现，在讨论完诗、小说、戏剧、散文四大文体之后，最后第八章就讨论了文学批评的相关内容，这或许意味着新文学研究在进入大学课堂之初，文学批评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在媒体批评与大众批评极度活跃的今天，学院派批评的专业性与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沈闪：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报纸、期刊、杂志的兴盛，以新闻记者为核心的媒体批评迎来它的兴盛时期。媒体批评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自身的优势，具有传播快、传播范围广、娱乐性强、通俗易懂、反应迅捷、文风犀利活泼等多种特点。相较措辞严谨、学术规范严格的学院批评而言，“短、快、平”的媒体批评是完全不同于传统论文样式的批评文体，给当下批评界带来了很大的活力与生气。互联网出现以后，大众批评也逐渐活跃起来。大众批评与传媒批评有诸多相似之处，即它们都针对社会议题或公共事件发声，都需要借助媒体或社交网络等渠道来公开发布、广泛传播。在此意义上，媒介批评和大众批评具有社会监督的实际效用，能够对民众观念、社会道德、司法诉讼等起到一定干预作用。而且，还能加强普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培养大众的社会观察能力，增强民众的社会主人公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但与此同时，媒体批评和大众批评也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弊端。首先，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方式，媒体批评和大众批评善于通过炒作、夸张等方式制造话题、噱头，来引得普通民众的吸引力。这样的操作方式湮没了事件本身，往往使大众关注错了地方。其次，媒体批评和大众批评往往与消费、资本、流量密切相关，这促使批评并不纯粹，更注重“广告”和“宣传”效益。严谨批评标准和深入理性分析的缺席，致使媒体批评和大众批评文章浅显粗陋，很多只是情绪的宣泄。再次，媒体批评和大众批评缺乏一定的专业性，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很多时候会误导读者，甚至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媒体批评和大众批评的上述劣势，从另外一个方面凸显了学院批评的专业性和必要性。

尽管近年来学院批评因圈子化、精英化、话语权垄断等弊端招致来自社会各界的颇多非议，但学院批评依旧是当下社会必不可少、不容替代的重要批评方式。简单来讲，学院批评的专业性和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西方理论加持。学院批评大多有丰富的中西方理论作为支撑，经受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培训。这使得批评者在理论的使用上比较娴熟，增加了批评的理论涵养。然而，对专业理论的过分强调和倚重，也会使学院批评陷入“故作高深”“看不懂”的尴尬境地。二是专业性较强。学院派学者多身居高校体制，工作环境相对纯粹，外界诱惑和干扰较少，他们能够沉下来专心搞批评。而且，越来越细分的专业分类促使学者专注自己的学科专业方向，大大加强了学院批评的专业性。三是严谨规范的文体风格。学院批评需要遵循相对统一标准的学术规范，这保证了行文风格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实际上，任何一种批评都有其局限性，当然也无法单独满足社会对批评的需求。学院批评、媒体批评、大众批评三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我们亟须建立多元互补的整体批评格局，在多渠道中真正实现批评的价值和功能。

吕彦霖：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需要回到“学院派批评”崛起的原初语境。“学院派批评”之所以能在最近二十年发挥巨大影响，多半还在于其所承担的对抗庸俗社会学批评以及维持纯正文学品位的使命。在我看来，即使放在媒体批评与大众批评极度活跃的今天，这种使命仍然是被大众所需要的，因为它始终试图为阅读者提供一个关乎文学作品终极价值的标尺。我本人并非“学院中心”主义者，也并不认为学历高低代表了认知水平的深浅。但是我始终警惕愈演愈烈的“价值相对主义”，诚然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所钟爱的文本，多元化本身就是文学现代化的追求。但是我们无法忽视在媒体批评与大众批评中较为常见的对作家作品的“断章取义”式宣传，以及基于一些外界因素为有问题的作品鼓吹和辩诬的现象，这些操作毫无疑问将败坏读者与作者的文学品位，最终导致文学的枯萎。相比之下，“学院派批评”一般会比较全面地在作家的创作生涯中认识作品。并且因为写作者的工作性质，相对地告别了商业用途的“短平快”，更接近调查记者的“专项报道”，带有更多一点的长期主义倾向和理想主义色彩，在品质上相对更值得信赖。这是我认为它在当下仍旧为现实所需要的原因。

蔡郁婉：在当下的全媒体环境中，人人可为批评者。除了刊发在传统纸媒上的评论文章，通过各种自媒体平台对文艺作品进行评论，乃至视频的弹幕、评论，都可以被视作发出批评的声音。但是这些批评为追求短平快，往往容易呈现碎片化、表面化、感性化的面目，有些甚至是观众/读者主观情绪的输出。可以说，其中优质的批评仍然较为缺乏，更难以触及艺术的本质。我认为优质批评在面对批评对象时，要能够从艺术本体出发，发现其打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又指出其问题与症结之所在，甚至能够给出解决的路径。更进一步的，批评帮助创作者认识、理解创作的规律，也影响受众对作品的理解与接受，并最终落到艺术创作中，对创作实践产生促进作用。

希望批评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对批评者本身是有要求的。首先批评者要对艺术具有敏锐的感受力，能够发现批评对象是否具有艺术性，是否值得批评；面对“不值得批评”的对象也能阐述其因何“不值得”，如何改进。这需要批评者在批评之前即已对该艺术门类中的典范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涉猎，已初步形成优劣的判断标准。其次，要求批评者对批评对象所属的艺术门类有深入的认识，对其本体特征、发展历史及其现状等都有所了解。这样在进行批评时能够将批评对象置于历史与专业的视野之中来探讨。以我在从事评论类期刊的编辑工作的过程中所收到的批评类文章投稿来看，其中较为出色的文章往往不会将讨论局限于某一批评对象本身，而是从学术史的视野出发来探讨。这样既能避免对批评对象及其艺术门类做出武断、偏颇甚至错误的判断和评价，也能在行文过程中引用更多的旁证与批评对象进行比较与互证，使自己的观点更加鲜明突出。而这两点正是学院派批评者学术训练的范畴。第三，批评者要掌握一定的理论话语。基于艺术感受力与学科史视野对批评对象的认识可能具有一定的感性色彩，借助理论工具能使其能以理性与智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避免批评的表面化，完成对批评对象的学理性剖析。这种具有“智性”色彩的批评是学院派批评者的又一优势。第四，学院派批评者能够及时更新关于当下的创作环境、学科发展现状、前沿理论的知识，帮助其对批评对象提出更为新颖、准确的评判。

刘阳扬：我注意到最近周明全先生主编了一套《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第一辑收录的是“第五代批评家”的研究资料。这些批评家都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读书时所用教材的主编，他们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并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也建立起了学院派的批评风格。我自己的批评工作的开启其实就是学习这些前辈教授们的著作和批评文章，他们不仅提供了批评的多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一种自觉的理性和反思精神，这就是批评的风骨。“第五代”批评家们也曾面临1990年代众声喧哗的场面，他们对“人文精神”的讨论至今仍然产生着影响。

当下我们面临着媒介高度发达的环境，媒体批评、大众批评甚至自媒体批评都热闹非凡，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对批评的话语带来了新的挑战，而似乎日渐“式微”的学院派批评面临着“失语”的危机。我想，批评其实是一种个体的言说方式，是与作者和作品的对话，批评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批评群体的扩大、批评话语的活跃其实都是好现象，与最近文学的“破圈”一样，是文学受到更多关注的一种表现。而当下的学院派批评，尤其是青年批评家，在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同代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精神上的系连，以一种“共同体意识”去面临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

在学院体制中，你会觉得写作批评文章是不“划算”的吗，会担心写作批评文章妨碍学者形象的建立吗？

沈闪：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具有现实性，无形中暗示了当前高校“青椒”因“非升即走”而忽视文学批评的尴尬困境。随着学院体制的越来越功利化、世俗化、唯论文和唯科研项目化，很多人会将批评文章的写作视为“不划算”或者“无用”。在我看来，传统意义上的批评文章本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尤其是对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对当代重要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评论或者对当代文学思潮的关注，都是学术批评的应有之义。换言之，撇开文学批评不谈，那学术研究将无施展之地。虽然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范式、要求截然不同，但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发展。

此外，学者形象一定是多元的丰富的，而不仅仅是单一化。对文学批评文章的过度轻视，反而会过犹不及，最终导致学者形象的窄化或泛化。长此以往，学者便不配称之为“学者”了。一言以蔽之，学者形象一定是在多种不同文体的文章写作中构建起来的。当前很多学者、大家，既能写得一手漂亮的有自我特色的文学批评文章，又能写得一篇逻辑严谨、行文规范、立论充足的学术论文，做起学术研究来也是丝毫不马虎。做学术研究或文学批评，切不可功利性太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应该成为我们青年学者孜孜不倦、努力追求的方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吕彦霖：不会觉得不“划算”，毕竟从出产量来看，批评的速度还更快一些（笑）。说正经的，我确实不会觉得不“划算”，因为如果想做出点深刻的学问，还是需要具备一种“打通”意识的。虽然我主要是教现代文学的课程，但是始终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追怀故人与审视当下是一个互相连通的思维过程，教师如果希望跟学生共鸣，肯定要了解他们所面对的文学世界。因此阅读和写作文学批评就是一条无法回避的道路。与此同时，如果说现代文学研究重视史料、强调逻辑，文学批评则有利于强化感受能力，对于以文学研究为志业的人来说，这两点都必不可少。从提升自我的角度来看，写作批评也是很划算的。

基本不会担心写作批评文章妨碍学者形象，因为在我的观念里，研究和批评从来不是对立关系，更没有阶层高下之分。不是说研究就高级，批评就低级，一切还是要看质量说话。我自己是做现代文学研究出身，在我看来，批评文章因为即时性这个特点，它对写作者的要求甚至比研究更多。首先是精密犀利的感知能力，其次是广博厚实的文学史意识，最后是堪比创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按照鲁迅的说法，他移居上海景云里后不再做教师的原因是，研究需要冷静，写作需要激情，两者同时便会作冷作热，十分难受。而好的文学批评恰恰是诸多相生相克的才能被强大内力捏合的产物，能够展现出如此内力，应该是学者形象的加分项而不是绊脚石吧。

刘阳扬：因为自己的职业是教师，教学活动是日常工作的中心，所以写文学批评确实不是主业。其实现在似乎并没有职业的批评家，国内外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往往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学者、编辑或者出版人。在作协和文联体系内确实有一些职业批评家，但是他们也承担了很多其他繁杂的行政工作。所以可能对于大多数批评家来说，文学批评活动都在本职工作之外。在大学中文系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一般为现当代文学或是文艺学专业的教师，而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在整个中文系学科体系内部，本来就不是优势学科，文学批评更是主流之外的文学活动。在当下的成果评价体系中，批评文章常常可能被划出“成果”之外，这看起来确实不是很“划算”。

可是，文学，乃至人文科学，或许是不能用“划算”或“不划算”来进行评判的。一直有很多人追问文学有什么用，读中文系有什么用，对这个问题也曾引发过数次讨论。不过现在，我尴尬地发现，文学居然变得“有用”起来。张雪峰关于大学和研究生的选专业指南在网络上十分流行，在这种实用主义甚至是功利主义的评价体系下，文学专业因为有利于考公、考编，一跃成为仅次于法学的文科类热门专业，高考和考研分数线节节攀升。在考试中失利的学生，也要通过转专业、辅修第二学位等方式“接近”文学。或许，多年以前一起读着诸如“读中文系的人”这样的文章的我们，很难想到文学居然还能变得“实用”起来。

在文学渐渐开始变得“有用”的当下，“不划算”的文学批评或许更加珍贵了。对我来说，文学批评是接近世界的一种方式，是看到所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与自己身处的世界进行对话的绝佳角度。文学批评其实是一种令人心动的“相遇”，一种表达的欲望和诉说的冲动，当然，也需要独立的审美标准与批评立场，文学批评是与自己的一场对话。

论文文体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批评写作？你理想中的批评文体是怎样的？

沈闪：这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相关，但角度刚好相反。论文文体和批评写作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在进行学术研究中，应该具有鲜明的文体意识，不可混为一谈。作为写作者，我们应该具有选择文体类别的自觉性，当需要论文文体时就要使用论文文体，需要批评写作时就选择批评写作。论文文体与批评文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长期的论文写作对批评写作产生影响是必然的，但这种影响仍旧还在可控范围之内。从长远发展来看，论文写作与批评文章应该共同个人促进写作能力的增长。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批评，姑且就此谈谈自己简单的看法。健康的批评切忌移植和推演理论，应该聚焦社会现实、体察人性。好的批评应该来自写作者个体的生存体验和切实的情感体悟。我平时的研究方向是非虚构文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非虚构作家“行动”“沉浸式在场”的写作态度深深感染着我，对我当下的研究工作也有很大启发。因此，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批评，我都希望自己未来能够将书斋苦读与田野调研紧密相结合，不仅书读万卷，更要行万里路，以写出真正有痛感、有真知、有力量的批评文章。

吕彦霖：论文文体对于我写批评还是有影响的，举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两年前我写了一篇“新东北作家群”的批评文章向一个偏重于批评的学术刊物投稿，刊物的编辑老师在决定采用之后通知我把摘要、关键词和引言删除，在文章的开头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好。我因此知道批评的规则是优先突出自身的判断与观念，而不是通过一系列的梳理确立自己研究的必要性与意义。同时，因为长期写作论文，我自己对于文章各部分的逻辑关系的紧密性，有一种强迫症式的执念，对于任何跳跃性的论述如临大敌。但是在批评时，这种过分拘束的心态似乎会影响到情绪和感受的流转，导致批评难以生动起来。

我理想中的批评文体，其实类似于旧文学传统中的“诗文评”，这种体式的现代继承者则是李健吾先生，他收录于《咀华集》和《咀华二集》中的文章都是这种批评文体的理想样本。在我看来，理想的批评文体应该具备即时性，同时也要具备“首战即终战”的恒久性。它应当富有逻辑，充溢文学史意识，并且展现精微的细读水准，甚至能发见作家潜藏于其中的动机。与此同时，它还必须具备文学创作的文字质感，能够做到展现思想的光芒却不令人望而生畏，深刻又不乏韵味，可以以美文视之。

蔡郁婉：理想的批评应当在历史与文化的视野下，以理论为基础，从批评对象出发并能触及艺术的本质，指出批评对象的长处和问题所在，从而对作品的受众和创作者产生影响，并进而对创作实践产生影响。仍然以我在实际工作中收到的文章为例。我认为当下的批评类文章较多存在的问题可大致归为两种。一种是批评者尚未将自己的感受进行沉淀和深化便急于成文。这样的批评有的较表面化和碎片化，感性色彩较浓，未显出学院派批评的“智性”优势；有的则有较多空话、套话，甚至生硬地搬用当下的一些文艺政策话语，批评不能落到实处，远离了批评对象本身。另一种是一些批评者过多依赖理论话语，一方面可能形成某种套路，即先有理论工具，在批评对象上寻找与此理论相契合的地方，再对此进行批评；另一方面，一些学院派批评在使用理论话语时则陷入了封闭式的怪圈。批评止步于使用各种理论话语“自说自话”，甚至大量使用诘屈聱牙的理论词汇。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批评是一种学院派的话语“狂欢”。它既与创作实践相隔离，也难以对文艺作品的受众产生影响。当下的学院派批评应当寻找某种“破圈”的途径。优质批评固然是以理论为其基础的，但当下的学院派批评或许应当寻找一种写作风格或是文体。它既是以理论为基础来对批评对象进行触及其艺术本质的、学理化的剖析，同时使用的语言又是学院派之外的“普通人”所能够理解的。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学院派批评的长处，达到批评的最终目的。

刘阳扬：现在批评家写出来的文章其实大众读者并不爱读，他们更喜欢作家的创作谈，这或许就涉及批评文章的“论文化”问题。我自己的批评文章也不免受到论文文体的影响，我也希望能通过调整形成一种新的文学风格。作家伍尔夫将自己的大部分评论文章都收入了两本名叫《普通读者》的文集中，文集的开头引用了十八世纪英国作家约翰逊博士的一段话来说明书名的来源：“能与普通读者的意见不谋而合，在我是高兴的事；因为在决定诗歌荣誉的权利时，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也起着作用，但一般来说应该根据那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常识”。或许这种文学批评的写法是我希望接近的，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影响的焦虑”，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真正回到文学本身。

身为“批评家”，阅读“作品”会有意无意地等同于阅读“文献”吗？你是否还拥有文学生活？

沈闪：文学作品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应该属于原始文献之一种。不管是做批评文章，还是做学术研究，阅读文本永远都是基础性工作。如果前期文本阅读不充分，那么在后续写作的过程中，就会人云亦云，缺乏真知灼见。这样炮制出来的学术文章，只能视之为“垃圾”。当然，也不能将文学作品的阅读简单等同于文献阅读，因为这样会删减掉很多阅读的乐趣，丧失了文本阅读最本真的快感。还是前面说的，文学阅读和学术研究都不能目的性太强。

文学生活是多方面的，作品阅读只是其中之一。如果仅仅因为作品阅读的缺少而丧失了文学生活，那可实在太可惜了。除却文本阅读，我们还可以通过定期参加读书会、观看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参加学术研讨活动等多种方式来充实自己的文学生活。通过多种途径开阔视野，让自己的文学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吕彦霖：对于我来说，一般不会把作品视为文献，至少在第一遍阅读的时候不会这样。李健吾在《爱情的三部曲——巴金先生作》中谈及批评者的守则，认为“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再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这种“富丽的人性”毫无疑问是排斥学术生活中的科层制气质的，因此难以通过重复、枯燥的生产心态开掘成功。在我看来，“有趣”与“生动”是批评可读的底线，批评可以偏颇，可以生涩但是不可以充满流水线气息。

我如今还拥有文学生活，因为我在很多时候把文学看作生活的避难所。我认同双雪涛的说法——文学是在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时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文学应该是另一个自我的诞生地和理想国，虽然这种说法有点老旧，但是我确实这么认为。所以非常不愿意以一种例行公事的态度去对待文学，甚至我很希望我在写作批评和进行研究时具有两副笔墨，把自己跳脱放肆的一面呈现在批评的过程中。同时，我其实一直有“写作梦”，有剧本登上过《中国作家》，而且拿到过文学奖一直是我非常珍视的记忆。这几年我一直谋划着能够写一部关于“疍民”这个群体百年沉浮的长篇小说，名字都已经取好。甚至我平时看各种小说，都会不自觉地学习作者在叙事节奏、人物刻画，桥段转折等方面的经验，想着将来自己搞创作的时候可以借鉴过来。在我的认知序列中，失去文学生活是比不做批评更不可接受的。

刘阳扬：我现在的文学阅读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重读”，这种阅读主要是工作教学的需要。“重读”的过程也常常带给我新的惊喜，让我发现许多此前没有发现的细节。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总结了十几条有关经典的特点，其中提到，“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很多作品带着时代和历史的印记走来，随着文化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变化生发出新的意义。卡尔维诺还提到经典作品和批评的关系：“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从这个方面来看，或许我们的批评工作只是在制造会被“抖掉”的微粒，但在穿越尘云的过程中，又何尝不会有新的经验和审美的生成呢？

除了“重读”之外，阅读“新作”或许就是批评工作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了。从这一角度来看，“作品”确实变成了“文献”。但这种阅读活动本身是有意义的，一方面通过去伪存真，发现好的作品，一方面与同行交流对话，更新自己的理论认知和美学敏感。我觉得现在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是很新鲜的，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打破惯有的认知，也给文学带来了活力，阅读这样的作品，依然能提供审美上的美好体验，这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