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4年第4期｜刘长安：心灵深处的珍藏
刘长安，男，1944年出生于山西省长子县西街。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964年开始创作，主要作品包括短篇小说《突破千金以后》《老罗书记》等；中篇小说《春风又绿》；长篇小说《苦旅》；回忆录《故乡忆事录》；赵树理研究篇集《仰视铁笔圣手赵树理》等。其中长篇小说《苦旅》2012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并再版，国家图书馆收藏。
心灵深处的珍藏
——回忆几位老作家的殷切教诲
刘长安
可以说，我从学生时代，就沉迷于阅读文学作品，并尝试着给报刊写一些稚气十足的“小豆腐块儿”。记得初二有次上政治课，我悄悄打开《儿女风尘记》阅读起来。读着读着，竟被书中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感染得不能自已，先是抽泣，继之放声，遂被老师罚站了一个课时。
在接近耄耋之龄的生涯中，创作是断续的、十分不专业的，真正成为“专业作家”，则是退休之后——自己的“全天候”，基本被一支碳素笔和一沓沓稿纸所控制。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到电影电视文学、赵树理研究等门类，都曾涉猎。多年的笔耕，也不能说毫无建树，正如我《自画像》诗中所言：“奋笔耕耘心血付，供读作品无几篇。”无几篇，说明还有一点。
人类所从事的每一种行业，都有总结的必要。像我这个年龄，更应当回顾总结自己的七彩人生，风雨流年，尤其钟爱一生的文学创作。如果说，本人在文学创作方面还有一点点成绩的话，首功当推自己的勤奋和孜孜的追求；其次，就是常常萦怀的几位老作家的殷切教诲。
我所接触过的这几位老作家，无一不是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来的革命作家。他们怀着繁荣发展党的文艺事业的初心，对我这个当年后生给予了厚爱，令我数十年不能忘怀。
领教李束为的严厉
1964年2月17日，《山西日报》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关于父亲的长篇通讯和社论：《我靠后——庆丰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来元心中的“数”》《共产党员应有的性格和作风》，吸引了著名作家、山西省文联主席李束为，他来到长子，采访父亲。这期间，经父亲牵线、时任长子县委书记王晋同志安排，我与父亲一同见到了李主席，并将习作《摇耧记》奉上。顺便瞥见他面前密密麻麻写满字的稿纸上，记录着一个题目：《第二次土地革命》。我清楚，作家是准备写反映父亲领导的艰难曲折的“移坟、建集体陵园、实现土地连片”这一壮举的。坐在办公桌后的李主席，欠身接住我的习作，快速翻了翻，笑着对坐在沙发上的父亲说：“老刘，好啊！你儿子都会写小说了！”又对我说：“我晚上看，明天咱们讨论。”
令人高兴的笑容，平易近人的交谈，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官作家”的距离。二十郎当的小伙子当时的兴奋，可想而知。
然而，第二天，我如约而至时，却“物是人非”，李主席完全变了一个人：难看的脸色、严厉的语气，把我吓得直冒冷汗。他说，小说他看了。翻出掖好的一页，发起火来：“你给我说，哪个农民会把‘歇晌’说成‘午休’？”又翻了一页：“‘他在风中颤栗’，‘颤栗’，群众能懂吗？你回乡几年啦？”
“三年多。”
“怎么还是满口学生腔？小刘啊，要想搞创作，先过语言关。得认真学习群众语言，一是装个小本本，听到好话，就记下来，要积累；二是要下功夫读读赵树理的小说……”
我像个在严厉公婆面前的小童养媳，大气不敢吭一声，战战兢兢去拿稿子，主席略减威仪，说：“放下吧，我带回去。”
啊？我一惊。
抬头望了一眼黧黑脸膛上金丝眼镜后面的那双小眼睛，立马想：老头儿厉害归厉害，但终究还是要帮忙的。果不其然，《摇耧记》没发表，却在当年7月《火花》“报告文学专号”上发表了我与世钧合写的报告文学《靠前与靠后》，这一发表，说不清对我的鼓励有多大！
人心都是肉长的。虽在束为主席这里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但我还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老作家的良苦用心，决心照他的训导去做——身上多了一支笔、一个小本本，随时将听到的感到新鲜的群众口语记录下来。比方我朋友长得五大三粗的老婆，一次去赶庙会，遭了罪，她是这样形容的：“啊呀！上头晒，下头挤，闹得我饥又饥，渴又渴……”我觉得，这比通常所写的“又饥又渴”生动多了。一次，两个男人吵架，一个说：“你蚂蚱打喷嚏——吓唬割草的！”另一个说：“不管你说甚，我没喝水——不尿！”一个破口大骂，一个说：“我跟你骂的一样！”还有一次，队长骂了一个泼妇，她竟抱住队长的腿不放，多少人上来劝解都掰不开。队长说：“没事。让她抱。我这老寒腿遇上‘暖水袋’了，还是免费的……”在人们的哄笑声中，那泼妇爬起来，红着脸走了。
我的小本本上记录着——
“小晌午。”
“搭黑起五更。”
“唱戏没嗓，担担没膀——废物！”
“听话不懂孬好，吃饭不知道饥饱——二货！”
二人见面打招呼——
甲：“吃啦？”
乙：“嗯。”
乙：“吃啦？”
甲：“嗯。”
……
通过观察、记录，我不仅积累了许多方面的群众语言，还对各色人物的性格特征作了分析对比，这对写作大有裨益。于是，有了发表于1973年7月16日《山西日报》一整版的小说《突破千斤以后》。
这篇小说的反响尚可，于是，我被借调到了山西省文艺工作室《汾水》编辑部。
初次见面，西戎夸了两句
在来《汾水》编辑部之前，我已由长子县奉调新成立的晋东南地区创作组（后并入地区文化局），任务是：编印全区首份综合性文艺刊物《上党文艺》；指导全区文艺创作；个人创作。
1975年10月的一个下午，地委宣传部的一位干事领着两位衣着朴素的女同志来找我。经介绍，来者一位是段杏绵，即马烽的爱人；
另一位是郁波，即胡正的爱人。她们说，经省委宣传部下“借调令”，让我去刚成立的“山西省文艺工作室”工作。我很直率，问：“啥时候？”白净的、笑嘻嘻的段杏绵老师开玩笑：“现在……”
我们都笑了。
郁波老师说：“尽快吧，天慢慢凉啦，多带点衣服。”
就这样，几天之后，我提着个大黄帆布包，踏进了向往已久的、常在《火花》上看到的“太原市南华门东四条”的门槛，与同是借调来的大同人冯池同住一室。
《汾水》编辑部的大领导是大名鼎鼎的老作家西戎老师，我被安排在小说组，负责人是段杏绵老师，每天的业务就是看稿子。
大概是来到编辑部的第二天下午，下班时有人告我：晚饭后去西戎老师家一趟。
西戎，这是我学生时代就崇拜的一位作家。现在，不仅在其麾下工作，还将面对面地接触，真有点受宠若惊。
晚饭后，我如约而至。一同来到西戎老师家的，除了冯池，好像还有晋南的胡帆等四五个人。西戎老师满面红光，笑容可掬。当介绍到我时，他笑嘻嘻地说：“你就是刘长安？哈哈！读了《突破千斤以后》，我原想作者至少在五十岁以上呢，谁知你这么年轻。”他顿了顿又说，“刘长安，你的小说语言不错，通俗，应保持这种风格。一篇小说，不论是叙述性的语言，还是描写性的语言，都要自然、不做作，生动、细腻、富有感情……”
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这几句“语言说”却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记忆的硬盘上，逾数十载而不忘。
从西戎老师家出来，踏着月色，我走进了隔壁院子——李束为老师家。
拜访或称探视李束为，是我来南华门东四条之前就有打算的。掐指算来，我受到这位前主席“严训”已逾11个春秋矣。我不能忘记这位前辈的大恩大德，如若没有长子县委会那间办公室的那顿严训，能否有今天的进步，还真不好说。再者，经过了如此的动荡，老人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如何呢？
路途很短，容不得多想，我已经叩门而入。
我报了家门，李老说不认识。
我又提到了家父，李老仍然摇摇头。
我说：“在长子当县委书记的王晋同志，您该认识吧？”
老人说：“噢，认识认识，老朋友了。我想起来了，去长子采访过。你是那位劳模的儿子？”
我说：“是啊。”
“怎么来太原啦？”
我把过程简单说了说，又提到长子县委会那间办公室那个插曲，老人叹了口气说，对青年作者要求不严，成不了材。文学创作也需要接班人，各方面不过硬，是创作不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的……
这是他对业余作者严字当头的本意，爱心可鉴。
我在心里赞扬老人的同时，也为他捏着一把汗，因为他明显苍老、迟钝了许多。
聆听马烽一席谈
从《村仇》《一架弹花机》《韩梅梅》等，到《三年早知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电影文学剧本）、《我的第一个上级》、《葫芦沟今昔》等，马烽老师半个多世纪的文学作品，几乎被我的眼睛“承包”了。尤其上学时，从课本上读了他的《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便开始订阅《火花》，有时，他的小说或者评论他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大型刊物上，小县城没有零售，就骑自行车到50里开外的长治购买。这算不算马老师的铁杆粉丝呢？
参加工作调来长治后，听说马老师一家插队落户平顺西沟，便约文友葛来宝乘车赴西沟探望。回来不久，地区文联主席打电话，说，邀马烽同志谈创作，你来听听吧。整个下午，除了侧耳静听，还认真做着笔记。最让我历久不忘的，是这样两句话：意见应该听，主意自己拿。这是很具辩证哲理的两句话，解决了我对不同意见只会争论不会变通的一大难题。因为一与人争论，往往就被扣上骄傲自满的帽子。
来到省文艺工作室不久，一天下午，有人告我，马烽同志找你。
我就去了。
马老师很客气。让我抽烟，我说不会（其实是不敢当着老师的面抽烟）。马老师点着烟说：今天请你来，是跟你商量商量调动的事宜。就是想把你正式调来工作室，你看怎么样？要是没啥意见的话，由省委宣传部下调令。
这是喜从天降！我感到意外！感到激动！要知道，“西李马胡孙”，个个都是我顶礼膜拜的老师，能在他们身边工作，与老师们朝夕相处，那是三生有幸啊！
可是，在这极短的时间里，在马老师等待答复的目光中，我突然想到了年迈的双亲，想到了妻子和三个子女，想到了自己微薄的工资，嗫嚅着说：我很愿意来省里工作，可有个小问题。
“什么？你说。”
“工资低，怕顾不住。”
“你月工资多少？”
“34元。”
“几口人？”
“三个子女，加我们两口子，共五口。”
听毕，马老师不言语了，只顾吸烟，吸完，还不说话，把烟蒂拧灭在烟灰缸里，才说：你刚才说是个“小问题”，这怎么是个小问题呢？工资这样低，累手这样大，要是在长治的话，礼拜天还可蹬车子回家帮帮忙，可要调来太原，一切就砸给你爱人了……
“马老师，困难我慢慢克服，党员还是应该服从组织的。”我打断说。
马老师说：“刘长安，这不是战争年代，说走就走了；现在，对个人及家庭困难，也是组织应该考虑的。你看这样行不行，暂时在这里工作，哪天觉得不得劲儿了再走……”
我还能说什么呢？面对这样一位和蔼可亲，对下面体贴入微的长辈，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只能使劲地点点头。
“刘长安，不管人在哪里，只要有志于文学创作，就要深入生活。”马烽老师接着说，告诫我：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作家不做生活的旁观者，要做生活的参与者，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人民群众的生活，在思想感情上和他们融为一体……
遵循这一教导，我参与了本大队农村改革的全过程，写出了中篇小说《春风又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获中组部老干局征文奖的纪实文学《一次撞击心灵的交谈》（原载《北京文学》2011年第6期）等等。
与孙谦的一次近距离接触
无须赘言，孙谦老师也是我至尊至敬的偶像。他的许多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是我的最爱。《奇异的离婚故事》《有这样一个女人》都是我当学生时读的。记得一次上晚自习，同学们都在做作业，我却在津津有味地读《奇异的离婚故事》。当读到于树德进城后思想蜕变，欲与在战争年代救了他一命的妻子离婚时，竟气得拍案而起，惊得同学们围过来问怎么回事儿，于是，我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遍，同学们也都气得不行。后来听说孙谦老师因为这篇小说挨了批，心里还很不好受呢。
话说回来。
来到《汾水》编辑部许久以后的一天，又有人告诉我：孙谦老师让你去一趟他家。我很纳闷：来了这么长时间，虽然每天早上都能碰见孙谦老师一边咳嗽，一边遛那条大狗，但从未打过招呼，怎么突然唤我去他家，会有什么事呢？
“好你个刘长安！快来，请坐，请坐。”去孙谦老师家有个小坡。上了坡，我一推开门，有点消瘦，满脸皱纹，像个地道老农似的孙谦老师，这样热情地招呼。
他坐在写字台前，我在旁边刚落座，他就将一沓稿子推到我面前，笑着问：
“你认识这个作者不认识？”
我一看，这是我之前写的一篇小说，题目叫《“老班长”》，是写大队支书与主任发生矛盾后，支过前、打过仗的老支书按照毛主席关于“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的教导，主动承担责任，二人重归于好的故事。前几天，我把它交给段杏绵老师，段老师又转给了孙谦老师。
直到此时，我一下子明白孙谦老师让我来他家的用意了。
有意思！李束为、西戎、马烽三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是那种“正人君子”式的长辈，而孙谦老师除了有点不修边幅，还有点爱开玩笑，谈吐随和，风趣幽默，说句不敬的话：有点调皮。
“你的小说我看过了。”孙谦老师收敛笑容说，“有些小问题，我都写在纸片上了，你带回去细细看；有个大一点的问题，需要请你来共同探讨探讨。”
我忙说：“孙老师，您别客气，我今天是光带着耳朵来的。”
在孙谦老师说话的当口，我看见稿子里夹着不少小纸片。
接下来，孙谦老师说这篇小说“大一点的问题”，就是“细节不细，过场不粗”。他说：我想，大队主任因工作顶撞了老支书，出于对春耕大忙关心，已经躺下的老支书又起身下床，屈尊前往主任家。但仍然盛怒的主任不开门，老支书就搬了凳子坐在门口，隔着屋门做主任的思想工作，诚恳的态度，暖心的语言，硬是把主任感化了。如果这样写这些细节，老支书的形象就感人了，但你恰恰把这些细节写“粗”了，有些过场戏却写“细”了。你要记住：细节要细，过场要粗。
……
孙谦老师对小说既没有表扬几句，也没有说“仅供参考”之类的客套话，但我很受用。在以后的创作活动中，时不时地回想着他的叮嘱。那篇小说之后按照孙谦老师的意见做了修改，更名为《特殊的责任》发表。
韩文洲细致入微的指导
认识韩文洲老师，始于20世纪60年代。记得与申修福、李世钧两位文友合写了一篇小说《没有盖成的办公室》。仨人顶着炎热，骑自行车跑到设在地委大楼的“晋东南地区文联办公室”，将稿子亲手交给时任文联主席的韩文洲老师。
韩老师给我们倒了杯水，就开始看稿子。神情是那么专注，闹得我们仨既不敢说话，喝完了杯里的水，也不敢去近在咫尺的暖瓶里续，生怕打扰了韩老师。后来韩老师看完了稿子，抬腕看了下手表，说：
“12点了。三位年轻人，饿了吧？”
我们抢着说：“不饿，不饿。”
韩老师笑了：“这么热的天，蹬了几十里的车子，能不饿？假话。这样吧，回我家吧，让我家属压饸饹，咱边吃边聊。”
就这样，三个饥肠辘辘的小伙子，跟在素昧平生的文联主席兼作家身后，走出地委大楼，走进东家属院……
那顿饭的香甜，我们仨顾不得议论，因为完全被宽厚、热情的韩老师感动了。
饭场上，韩老师对那篇小说，从立意到主题、从人物到情节，乃至语言，都委婉地否定了。走出东家属院，我们才打开稿子，看到了那行像文物一样在脑海里保存了几十年的批语：
办公室没盖成就不要盖啦。
这是双关语。小说的命运，当然同那座没盖成的办公室一样，戛然而止。
我从一名返乡知青到参加工作，再到调来长治，同韩老师由熟稔到了过往甚密，但凡写点东西，总要请他过目、把关，他也从不敷衍。
我有一位老朋友，是灾荒年从河南修武县二斗粗糠卖到长子的，他多次想让我帮他写写这段家史。为了搜集更加详尽的素材，我随其来到修武，采访了他的生母（其生父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和尚健在的几位老干部。回来，花几天工夫，用讲故事的口吻写了一篇《讲给小朋友们的故事》。因为那段时间总在讲，“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人民就要遭二茬罪、受二遍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什么是“二茬罪”和“二遍苦”。
文章送给韩老师后，韩老师一改往日的慈眉善目，异常严肃地说：“这文章得大改，或者重写！”
我一听就毛了。因为，我每次写东西，构思好，一气呵成，最怕修改，更惧“推倒重来”。于是，赶忙讪着脸解释：怎样冒酷暑去河南修武采访，怎样别出心裁地利用当事人口头介绍代替作者叙述，怎样绞尽脑汁想出这么个新颖题目……
真可谓苦口婆心、天花乱坠，把韩老师都说笑了。
“我听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想修改了，是吧？”
我点点头。
韩老师不再严肃了，用语重心长的口气，专门讲关于文章的修改。他说，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写出了传世之作。他说，鲁迅先生对自己写作要求是，作品写出来后至少要读两遍，把可要可不要的话删去，把自己跑出来说的话删去。他说，我认为，既然写作是一门手艺，是生产精神产品的，那就得讲精致，精致只能改出来，不能一挥而就。
“刘长安，希望你记住这样两句话：文章不怕改，愈改愈出彩。”
韩老师的话，像炎夏中吹来的一缕缕清风，使我燥热的心境平复下来了，尤其最后那两句话，我刻骨铭心几十年，甚至把它当成写作的座右铭。
“我为啥要求你对这篇家史重写呢？你听听我的理由。”韩老师接着说，“首先说这个名字《讲给小朋友们的故事》。我看后，第一印象是写小朋友们‘学雷锋，做好事’的，或者是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等等。总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写崔大娘一家苦难史的。其二，崔大娘一家从河南逃荒到长子，要翻越太行山，不仅路途遥远，饥寒交迫，还遭受了土匪劫掠。后来，一家人住破庙，挨冻饿，鬻儿卖女……这一切，你基本都是靠崔大娘讲述而不是作者叙事，其结果，势必失去了对环境的渲染、对主人公遭遇的描述，没有具象，只有抽象，无法让读者对苦难感同身受。比如你的朋友被卖的情节，你只用一两句话作了交代，这怎么行呢？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母亲肝肠寸断的悲痛，这是催人泪下的情节啊！其三，解放后，在各级政府的关怀帮助下，崔大娘找回了失散的儿女，不仅衣食无忧，几个儿子，有当大队干部的，有参加工作的，你应该多写几笔他们今天的好日子，因为这是对旧社会最有力的揭露……”
我一边听，一边记，一边感慨：“这是手把手教我写文章啊！韩老师，我该怎样感谢您呀……”当即向韩老师表态：重写！推倒重来！
“韩老师，叫什么名字好呢？您帮我起个名字吧。”
韩老师说：“《逃荒记》。”
我立马高兴得拍手叫好（经按韩老师意见重写的这篇家史发表后，很受好评）。直到这时，我以为谈话结束了，合起笔记本，伸手去拿放在韩老师面前的稿子，谁知韩老师说：“等等，还有一点小问题，也需要跟你当面说说。”然后，他指着稿纸说，一是页面要干净，字迹要工整，包括眉批旁批，一定要勾画清楚，涂掉的字、句子，一定要涂严实；二是不要乱编简化字，“赵”字怎么能写成“弋”？“ 银行”怎么能写成“艮行”？三是叠字不能用“＂”这种符号代替，要写全。
“刘长安，其他人这样乱写，我们没有办法制止，我们做文字工作的人，不可以这样随便，要维护国家文字语言的严肃性。”
韩老师说这几个是“小问题”，但对我这个初踏“文途”的青年来说，却是渴饮甘泉，饥食香饭。从那时起，凡写点东西，都是按照这三点要求而为的。就连反映赵树理坎坷一生、中国文联出版社连出两版的50万言的长篇纪实小说《苦旅》，每个字，都是一笔一画写成，且三易其稿。
世事沧桑，岁月无情。前辈们都已作古，我也一只脚跨进了耄耋门槛。无论过去和现在，但凡写点东西的时候，总会想起他们。是的！他们对我的殷切教诲，是我坚持几十年业余创作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