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北京后厂村，一个标准的程序员，微信昵称：码农10111。

我早上9点准时到公司，甚至会更早，晚上9点准时下班，时常更晚。每周6个工作日，唯一的周末，经常会去加班。

偌大的北京城对我来说一片空白，我一直生活工作在后厂村，在这里码代码，在这里点外卖，在这里收快递。

我曾经的目标是，在50岁前攒到足够多的钱，像人们通常所说，实现“财务自由”。为此，我放弃了一切，或者说拒绝了一切诱惑，包括恋爱、购物、逛街、美食、健身。

甚至，我渐渐遗忘了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亲人，爷爷和奶奶。他们总会在农历新年到来前，祈盼我能回上海嘉定，一起吃年夜饭。十多年了，我以种种理由搪塞，用得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加班。

如果不去加班，我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毫无意义的漫长休息日。某个休息日，沿着拥挤的后厂街，步行6公里多，高德地图指示我，地铁6号线可以在此换乘。我不知所措地完成进站、购票、上车等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地铁上那些陌生的面孔让我感到万分焦虑和茫然。

后厂村不足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中国最顶尖的互联网公司，聚集着985、211院校最出众的精英。有人说，如果后厂村瘫痪一小时，整个中国将经历一场巨大的劫难，即时通讯断线，网上支付断链，外卖公司断供，联网游戏崩盘……

我就是后厂村微不足道的一员。距离五十岁越近，距离公司炒我鱿鱼的时刻也越来越近。许多年纪更轻、头发更茂盛的985、211院校的毕业生挤在公司大门外，制作精美的简历每天都会成堆变成垃圾，与我十多年前初到后厂村时别无二致。

2020年7月，爷爷去世的消息传来，我突然号啕大哭，惊动了组里所有码农，组长特意跑来安慰、制止，我及时收住眼泪，那些没有感情色彩的源代码，很快占据了我的大脑。奶奶告诉我，爷爷被草草火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某天收工，突然想起奶奶，她现在是一个人，她现在的每一天如何打发？我把电话打过去，奶奶十分平静，她告诉我一切都好，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奶奶还给了我一个惊喜，她说她已经学会了网购。

从那天开始我发誓要每天给奶奶打一通电话，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实际上，第二天我便将誓言忘得精光。当一个程序员，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摸上键盘，就能将一切烦恼从脑袋里挤得干干净净，剩下的只有代码。

我那次乘地铁，实际上是要去望京赴一个约会，见一个从未谋面的网约女孩。我匆匆冲了个澡，从一堆衣物里拣出一条稍为干净的牛仔裤，一件看上去不那么皱巴的紫红色格子衬衫，这些，都是后厂村程序员的标配。

临到转车去望京，我突然改变了念头，我感到十分恐惧。出门前我非常自信地想了一个多小时，与那个女孩怎么开场，怎么切入主题，怎么以最快的速度约她去最近的宾馆开房。实际上我没有丝毫这方面的经验，一切不过是我的空想。

后厂村的每一天，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过去的一天有哪些惊喜？这样的念头刚刚闪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键盘上码了一个小时，手机显示有一个陌生来电，我没有理会。这个电话很执着，一连打了三次，归属地是上海。

“我是关海涛律师，你奶奶李莲香生前的委托律师，你奶奶留下很多遗产，需要您回上海亲自办理继承手续。”律师、生前、遗产，这些源代码之外的陌生词汇迅速在我的大脑里撞击。

奶奶现在在哪里？这句话刚脱口，我便觉得不妥。上海来电时间是2022年12月6日11点56分。

“我也是刚刚接到民政上的通知，你奶奶的骨灰存放在松鹤墓园，6月走的。”电话那头，关律师的声音十分平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那是上海嘉定东大街临河的一个四开间小院落，进门有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小天井，可以看到一小片天空。一间小客厅，两张太师椅，一个五斗橱，20世纪90年代末，添置了一台单门冰柜，2009年，又一台29英寸的液晶电视落户。二间卧室，都堆得满满当当。灶台间里后来改造出一个卫生间，也相当拥挤。

据说我不满两岁时被送到这里，与两个老人相依为命。我开始说话时，他们让我确认，短头发的是爷爷，长头发的是奶奶。直到我考上大学，直到我成为后厂村一名正式的程序员，才与东大街长久分离。

我匆匆收拾行李，向组长告假，选择首都机场最近一趟飞往上海的航班。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十分自责，我开始无尽地思念奶奶，去机场的途中，我甚至开始哭泣，出租车司机警觉地放慢车速。我从没有像现在一样想急切地回到东大街。

关海涛律师拿出一份委托文书，我确信，那是奶奶纤秀的字体，还有她的签名，名字下面落有一枚鲜红的指印，时间是2020年12月26日，我恍然记起，就是爷爷去世的那个冬天。

“你奶奶留下了巨额财产。”关律师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闪过一道光。“不光是东大街上那个小院子，温宿路上还有一整栋楼房，那是你奶奶的爷爷平反时的补偿。”那个传说中的旧资本家，嘉定第一代棉纱厂的老板。

但是，关律师话音一转。“你奶奶本来要写一份遗嘱，但没来得及。所以，还要做许多工作，要证明你父亲李建疆和你爷爷奶奶的亲属关系，要证明你和你父亲的亲属关系。”

李建疆，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陈卫红，打我记事起就深深刻在脑海里，就像两组最基础的源代码，永远不会抹去。他们的样貌在我记忆里始终空缺，像是一片真空，似乎从来不存在。

从我记事起，爷爷奶奶便告诉我，他们在天上，或者在很遥远的地方，或者在另一个世界。有一次，爷爷说，这孩子长得越来越像那个人，奶奶便有些情绪失控。

在我成长的每个时期，我的父亲和母亲始终是敏感而又忌讳的话题。爷爷奶奶的每一次掩盖，只会让他们在我心中埋得越来越深，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比如说现在。

我现在知道了一个新地名，新疆北屯，或者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顺着关律师的指引，我看见它就在中国地图的西北端，我毫不犹豫奔向那里，全然不顾组长关于十天假期的告诫，我知道，我心心念念的财务自由就在眼前。

近5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窗外就是新疆，许多旅行者梦中的胜景。两个小时后，一架支线客机将我运往北屯。早上6点从虹桥机场出发，时针已经转了一大圈，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次旅行。

我不知道，50多年前，李建疆是如何去的北屯，一定比这更艰辛、更漫长。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历经数万年的奔涌、冲积，才有了今天的北屯。对我来说，北屯只是行程中的一站，根据关律师提供的信息，李建疆最后的工作单位，是一个叫一八五团的地方。

对一个程序员来说，记住这些军事建制的番号并非难事。关于一八五团，360百科有一段十分简洁的介绍：位于阿尔泰山西南边缘的国境线上，额尔齐斯河流入北冰洋出境口处。高德地图精确显示它距北屯市230公里，距离额尔齐斯河的出境口15公里。

李建疆，1950年11月14日出生，从上海来这里的。派出所的女户籍警察无奈地告诉我，早期的户籍记录这里根本查不到，她友好地指点我，去团部查查档案，或许会有收获。我从几千公里外赶到这里，突然觉得十分疲惫和失望。

但事情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糕。一个上海人，不远千里来到一八五团，寻找一个名叫李建疆的上海知青，很快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一个陌生青年敲响房门，带来一个口讯，一个退休老人可能知道李建疆的情况。

我半信半疑地走进老人家。他居住在一处有年头的院落里，与团部随处可见的多层军营式楼房格格不入。老人颤巍巍地起身，急切握紧我的手，混沌的目光将我从上到下打量一番，顿时老泪纵横。

五十年啦，终于有人来了。

老人搬出一个落满灰尘的纸箱，里面有一个泛黄的牛皮纸档案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师印制”，一排褪色的红色楷体字依然醒目。还有几本印着毛主席头像的日记本。

李建疆并非他的本名，他的曾用名叫李永辉。

上海北站，当地人俗称“老北站”，曾经是上海最繁忙的火车客运站，靠近宝山路、天目路，这座始建于1909年的老站，如今已变身为上海铁路博物馆。

时间回到1967年春天，上海北站人头攒动，绿皮车厢里外哭声一片。一个名叫李永辉的年轻学生，挤过人群，在9号车厢某个车窗前找到了陈惠娟。

两个恋人的双手隔着车窗紧紧攥在一起，在火车启动的一刹那，姓李的男青年递上一个包裹。汽笛响过时，泪流满面的陈惠娟打开包裹，里面有她最喜欢吃的大白兔奶糖，一个用红绸包裹的玉佩。

那块玉佩是李永辉祖上所传，他想和那个叫陈惠娟的女孩子再牵一次手，列车已缓缓启动。这个叫李永辉的年轻人在拥挤而嘈杂的站台上用尽气力大声地喊，惠娟，等着我，我一定会去娶你的。

豪迈的歌声，豪迈的话语，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绿皮车厢里的年轻人情绪激昂，一路向西，穿越一个个陌生的城市或是城镇，进入河西走廊，车厢里偶尔可以听到女孩子的哭泣。

窗外的风景越来越粗犷，直到哈密市尾亚站，那是兰新铁路当时的临时终点站，军用帐篷一顶挨着一顶，来自五湖四海的乡音在这里汇集，军绿色的卡车继续运送他们西行。

那个叫李永辉的年轻学生两年后踏上同样的征程，报名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时，他自作主张地将父母赐予的名字改成建疆，而李永辉，在踏上绿皮火车前便消失了。同样的默契，陈惠娟报名时，也将名字改成了卫红，那个时代十分时尚的标志性名字。

嘉定启良中学七年级二班，看似廋弱矮小的陈惠娟坐在教室的第二排，一头天生微卷的披肩发，一张蜡黄却透着秀气的面孔。某一天，后排一个英俊的男生，红着脸向她讨要作文簿，方格子里纤秀的字体如同一只只去壳虾仁，晶莹剔透。李永辉后来告诉陈惠娟，那天开始，他便决心终生吃定这个女孩子。陈惠娟扑哧一笑，她觉得这个男孩子十分可爱。

也是从上海北站出发，李建疆在空气污浊的绿皮车厢里煎熬了五天五夜，他要一直向西北，去寻找那个叫陈惠娟的女孩。

在尾亚站，一个粗犷的河南口音一遍遍在唤他的名字，他循着声音找去，一脸络腮胡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份册子，皱巴巴的棉军大衣上有许多深浅不一的污渍。

中年男人的身后已经有十来个和李建疆年龄相仿的上海青年，他们眼神里透着兴奋和不安。中年男人告诉李建疆，他们被分配到一个叫石河子的地方。李建疆固执地说，我要去北屯。

陈惠娟决定报名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时，也是同样的执着。对清朝历史一知半解的李永辉知道，那个遥远的新疆，一直是大清朝流放犯人的去所，如纪晓岚，林则徐。但他无法改变陈惠娟的决定，这个看似柔弱的嘉定女子，远比李永辉想象中坚强。

那时，李永辉并不知道北屯在哪里。从邮戳上的印迹判断，陈惠娟写给李永辉的第一封也是他唯一收到的一封信，在邮路上走了二十多天。正是从这封信里，李永辉知道，在中国地图的西北角，有一个叫北屯的地方，而陈惠娟的日常工作，就是开荒修渠。

军用卡车蒙着黄绿色的篷帐，载着李建疆还有十来个乡音不同的年轻人继续向西北方向行驶，路上人烟渐渐稀少，经过七天七夜，李建疆终于看到了北屯，这与他以往对县城、乡村的印象大为不同。

李建疆到处打探陈惠娟的下落，不停地改换工作地点，那些从部队就地转业的干部对他的印象十分不好，这个上海知青一点也不安分。但李建疆心心念念的只有陈惠娟。转眼过去了两年时间，仍然没有陈惠娟的消息。

李建疆又要求去一个新单位，一个番号一八五团的边境农场。中午，李建疆端着一碗白菜豆腐汤和两个馍馍，在白桦木板搭建的简易长条餐桌前刚刚落座，身后传来一串熟悉的笑声。笑声似乎来自一个短发齐肩、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女工。李建疆心头猛地一震，陈惠娟，他用最大的声音喊出这个名字，整个食堂一时雅雀无声。

那个女工缓缓转过身来，两双眼睛对视了一刹那。军装女工看到一个熟悉而又颓废的上海青年，她试图用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口吻告诉这个上海青年，她叫陈卫红，那个上海青年眼中满是辛辣的泪水。

我几乎每天都会准时去见那个年迈的老人，他与李建疆乘坐同一列绿皮火车远赴新疆，又先后来到一八五团。从旧纸箱里不多的遗物，从老人穿越时空的回忆里，李建疆的形象渐渐清晰。

一份最早的工作人员录用表上，显示李建疆来自上海嘉定东大街，曾用名：李永辉，直系亲属一栏有他父母的姓名，这足以证明李建疆和他母亲的关系，这也是关律师交代我寻找的最重要的证据。

而那份未经批准的入党申请书里，出现了陈卫红，她的身份是李建疆的妻子，而我的名字竟然奇迹般地出现在这里。李海疆，这是我的源代码，一八五团，物理上曾经是我的出生地，我就是那个将上海和新疆联结在一起的关键代码。

我和那个独居老人更像是在做一幅拼图，最初，这张拼图里只有漫天的土黄色，渐渐，一个男人的轮廓开始呈现，他瘦长而忧郁，然后，一个女人出现了，但她似乎有意不让自己的面孔出现在拼图里。

这个女人一路向西，后来，她和她的伙伴们遇见一条大河，她们继续沿河西行。那条河流每年春夏之季咆哮汹涌，在北屯一八五团西境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最终汇入著名的额尔齐斯河。

当时，陈卫红并没有意识到，她的一生将与别列孜河相伴。

到达目的地时，男人们一个个神奇地从地下冒出来，后来陈卫红们知道，那就是地窝子。白天修坝，干活时不分男女，晚上累的时候，她就把那块玉佩拿出来，轻轻地抚摸，疲劳很快被忘却。

一个月后，修坝任务完成了，陈卫红被组织推荐到乌鲁木齐学习水文勘测，在这个学习班上，热心人给她介绍了一位来自库车的老兵王红生，怀里始终揣着玉佩、一心想成为水利工程师的陈卫红一口回绝了热心人，她还回绝了组织在乌鲁木齐给她安排的工作，她要回到有许多条河流的北屯。

北屯的建设刚刚起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从全疆各地抽调了1000多名干部支援北屯，这其中便有老兵王红生。野外工作时，王红生总会出现在离陈卫红不远的地方，但陈卫红心里始终装着那个送她玉佩的年轻人。

别列孜河上游，一次运送木排的水上作业，陈卫红不慎落水，冰冷湍急的河水将她冲向下游。这时候，一个男人跳进水里，紧紧拉住她的手，一直护送她上岸，自己却被一根漂流的圆木击昏，这个男人就是王红生。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35岁山东老兵王红生硬生生闯入了陈卫红的生活。王红生告诉她，早在乌鲁木齐学习时，已经忘不了那个叫陈卫红的上海妹子。后来，他主动向组织申请到北屯工作，跨越天山就是为了离陈卫红近一些。

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这么一个军功显赫而又痴情的老兵，嫁给他也算有缘。这一年陈卫红21岁，她和那个叫王红生的老兵在一八五团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距离她在上海北站与那个叫李永辉的青年学生分别已整整4年。

她寄去上海嘉定东大街的信件几乎都被原封不动地退回，退件理由是原址查无此人。她并不知道，那块玉佩的真正主人在幕后操纵一切，隐居在东大街的原资本家独生女并不期望这段感情的延续。

大食堂事件的第二天，陈卫红工作的水工组里分配来一位瘦弱的上海知青，名叫李建疆，脸上充满无名的忧郁。他的目光始终不离不弃地盯着陈卫红，恍惚的神色令人心碎。

工休时间，陈卫红装作无意的姿态，试图接近李建疆，她快速将一个小布包塞给那个走遍千山万水来和她完婚的年轻人，低声说，东西还你。那个瘦弱的上海知青，急速伸出手，紧紧地抓住陈卫红。

那个叫李建疆的男人病倒了，滴水不进，高热不退。这个消息很快传到陈卫红耳边，她急切想去却无法去照顾那个因她而大病不起的年轻人。她只好如实地告诉王红生，把她和上海知青李永辉多年前简单的恋情一股脑端出。

山东老兵王红生犹豫了半晌，这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一场战斗，没有半点血腥，但却如此残酷。他同意妻子去照顾那个新来的年轻人，还亲手炖了鸡汤。

一星期后，上海知青病愈了。他提了一瓶酒，亲自上门，说要感谢王红生，他和王红生喝了整整一个通宵。凭着女人的直觉，陈卫红好像预感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让两个男人在家里畅饮，自己却躲了出去。

变化很快出现了。就在王红生和李建疆彻夜饮酒的第二天晚上，王红生不再和陈卫红同床了。李建疆的出现让陈卫红觉得愧对王红生，她不顾白天工作上的疲劳，还将家里所有的活都揽下来，即便这样，王红生在她面前仍然躲躲闪闪。

又过了几天，王红生和陈卫红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是王红生先开的口：“我们离婚吧。”陈卫红顿时感到两眼发花。那个时候，革命队伍里是不兴“离婚”两个字的。

沉默像一堵墙，隔在他们中间。“为什么？王红生，你给我说清楚，我和李建疆是清白的，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一个男人对她有恩，另一个男人对她有情，陈卫红有点不知所措。她和王红生谈了许久，很多时间是她在流泪，直到迷迷糊糊睡去。醒来时，看到王红生留下的一张纸条，那个男人已经不见踪影。

那个送她玉佩并为她苦苦等待多年的上海青年在分别五年后走进她的生活。陈卫红的第二次婚姻看似十分幸福，这一点周围的同事都能看出来。但她不时会愧疚地想起王红生，陈卫红私底下发往库车某水利工地的信件全都石沉大海。

那个时代，革命事业始终是第一位的。新婚后的陈卫红大部分时间在水利工地，那个成为陈卫红第二任丈夫的男人十分理解。他们彼此思念，紧紧抓住相聚的每分每秒，但这种深藏于心底的甜蜜婚姻只维持了不足两年。

一夜之间，李建疆离开了工作岗位，他的出身不好，再加上“抢夺革命干部的妻子”的罪名，这样的人在革命队伍里是不能存在的。没多久，一个坏消息传来，那个痴情而倔强的上海青年在劳动改造时上吊自杀。陈卫红当时两眼一黑，栽倒在劳动工地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她脑子里一片空白。

那年初夏，别列孜河突发百年一遇的洪水，一八五团组织大批人马来到跃进龙口，其中便有陈卫红。陈卫红毫不犹豫，和男职工一起，跃入决口的干渠，用身体阻挡汹涌的洪水。

一股暗流涌来，陈卫红脚下一滑，被洪水冲出了人墙，那个叫王红生的男人再次奇迹般出现，用他有力的双手，紧紧抓住了陈卫红。

王红生就这样走进了我的拼图，这个柔情而又血性的山东老兵占据了拼图上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他甚至让我那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相形见绌。

王红生，李建疆，陈卫红，他们都是特定时期的源代码，熟知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样的源代码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我曾经以为那个时代远离了我们，实际上，它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并演绎着。

他们有意无意，将那个时代的源代码植入到我的生命中。从我上小学开始，我对李海疆这个名字就充满敌意，因为笔画繁多，再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毫无诗意。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一个返城上海知青，对这个名字十分喜欢，他说，这个名字朗朗上口，有什么不好？

后厂村的组长这时候不合时宜地发来微信，他警告我，已经连续旷工两天。言外之意，按照公司的规定，连续旷工3天即可除名。实际上，接到关律师电话的那一刻，我隐约感到，我的码农生活即将结束。

王红生一直陪伴这个柔弱而又刚强的上海女子走到非常时期快要结束的那一天。陈卫红说，我们复婚吧，时年王红生四十九岁，陈卫红三十五岁。

这个山东老兵常常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但他毫不掩饰对陈卫红的那份感情。他会出最高的价钱，买下半筐当时十分紧俏的土鸡蛋。他会托人从上海捎来一件小碎花“的确良”衬衣。团部食堂每月“改善伙食”时，他总让陈卫红多吃一点。

非常时期快要结束的那一年，王红生被免去副团长一职，理由是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王红生坦然地回到农机班，这是他最熟悉的工作。没多久，这个倔强的山东老兵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他主动申请去别列孜河的跃进龙口守水，陪伴他的是陈卫红。

一条干渠，一道厚重的大闸，一间被雨雪融蚀早已看不清模样的土坯房，这些便是别列孜河跃进龙口唯一的人工痕迹，除此之外，树木和山水的形态亘古未变。

那间土坯房里最珍贵的物件，是王红生和陈卫红初婚的黑白照片，一个扎马尾辫的上海知青，一个戴军帽的山东老兵，他们的青春，在光线暗淡的土坯房里仿佛从未消失。

跃进龙口有山、有水、有树，但看的时间长了便疲惫了。偶尔有放牧的哈萨克族牧民经过，王红生和陈卫红便兴奋地拦住人家聊天，一来二去学会了不少日常用语，剩下他们两个时，不时也会说上几句，反应过来，便会相对一笑。

他们时常会说到那条河，别列孜河。这么巧，每次落水都是你救我？王红生憨憨一笑。这条河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他知道他心爱的上海女子在那条河上作业，时常充满危险，他要守在她身边，确保万无一失。

除了看守龙口大堤，他们每天还要巡查7公里的渠道，来回四次巡查要走28公里。春夏季节积雪融化，山洪随时涌来。2004年夏天，别列孜河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水冲毁了王红生和陈卫红居住的土坯房，冲走了他们唯一的初婚照。

档案记载，王红生平反后恢复了副团长职务，但他拒绝履职，依旧和陈卫红坚守在跃进龙口，直到常年的风湿导致他心脏骤停，那一年，这对相依为命的夫妻在人迹罕至的跃进龙口已经孤独地厮守了16年。

我突发奇想，打开高德地图，输入北京后厂村，高德地图精确显示，一八五团距离后厂村3557公里。而一八五团距离上海嘉定区东大街4546公里。我决定放弃后厂村，直接返回东大街。

我已经拿到关律师交代的所有证据，关律师告诉我，接下来，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刹那，我对即将到来或者要通过繁琐的公证、司法程序才能实现的“财务自由”感到毫无信心。东大街还有温宿路的房产，可能会改变我日后的生活，但却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更无法改变那些寄存在我们体内的源代码。

我很想去看看那条河，别列孜河，看一看跃进龙口。我知道那里的风景依旧存在，但新修的柏油路、水管站住房、卫星电视已经大大改善了跃进龙口的生活环境。王红生和陈卫红厮守的那间土坯房早已被夷为平地。

返回东大街前有一个地方必须要去，北屯海川养老院，这可能是我来北屯的最大收获。独居老人告诉我，陈卫红，我的亲生母亲，依然还在人世。但独居老人闪闪烁烁，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我的目光直接定格在临窗的银发老妇床头，在这间4人房里，我一眼就从岁月的长河中识别出这个女人，她叫陈卫红，或是陈惠娟，我的身体里流淌的血液一半属于她。但她对我的到来无动于衷。我突然明白，上海嘉定东大街那个前资本家的女儿，早早就将李永辉和陈惠娟宣判了死刑。

邻床的老妇呓语般有节奏地发出“奶奶，奶奶”的声音，银发满头的陈卫红很及时地应答“哎，哎”。不一会，陈卫红有些不耐烦地训斥邻床的老妇，“好啦，我已经答应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