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文学：新媒体格局下的文学生态
媒介革命、数字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写着整个文学生态，甚至已然催生并主导了新的文化场域。从最初的BBS论坛、电子刊物和文学网站，到后来的博客、微博和微信，乃至今天的有声书、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我们的阅读习惯随着数字技术飞快地更新换代。根据《2023年度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数字阅读的覆盖率已在去年首次超过了传统的纸质阅读，在微信看书，用各类付费软件收听有声书，通过各类电商平台购买纸质或电子书已经成了大众的日常生活。总体而言，新媒体格局下的文学呈现出完全有别于传统文学的新形态：各类媒介因素在文学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且这些新旧因素本身在加速融合，使得文学的创作目的、文本形态、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对文学观念、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层次的震荡。
文学创作是人类复杂的精神活动，从口耳相传到文字记录的重大变革是在漫长的时空中完成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口头创作时间要早于荷马的时代，其主题和事件通过吟游诗人代代相传，直到庇西特拉图时代才被最终写成、列为经典，并由此开启了几千年的纸媒传播时代。然而，数字技术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实现了对文学写作、传播和阅读的全方位占领。二三十年前，一个写作者可能用纸笔率先完成了创作，然后通过写信的方式投稿、联系文学期刊的编辑，如果得到初步的肯定，下一步便是根据各位编辑、专家的意见在原稿上进行反复修改，并最终刊发，此后也会通过“读者来信”“作品讨论会”等方式来获得反馈意见（这也催生了手稿研究、编辑/作者口述史研究、读编往来研究等文学研究方向）。如今，写作者很可能在创作之前或期间就开始在各类网络平台与读者互动、搜集信息，然后用电脑完成写作，以邮件的方式交付期刊编辑或直接上传网络平台，当作品进入正式宣传、发行阶段，更会大力借助各类数字手段开展推广活动。一方面，大量新老作家都在努力通过各类新媒体手段“营业”，包括回应读者、接受记者采访、同行对话、跨界合作等，其效果之佳、范围之广极大地刺激了公众的神经，比如前不久，传统文学期刊《人民文学》通过“与辉同行”直播间带动了超10万套的销量，而眼下几乎每一个文学期刊、出版机构都在“两微一号”上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通过新媒体手段来有效获取创作反馈，比如通过直播观看人数、广告投放量、读者订阅和打赏情况来判断读者的接受程度并据此调整写作策略。曾经，钱钟书以幽默的口吻拒绝了读者的拜访请求，“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如今，“母鸡们”的下蛋逻辑已经被媒介革命所颠覆，不仅积极适应各类媒介形式，如果有条件的话，甚至可以直播“下蛋”、跨界“孵蛋”，进而通过数字信息来调整“下蛋”方式。弹指几十年间，时移世易，真可谓沧海桑田。
对此，我们无需再焦虑“文学的终结”（希利斯·米勒），或恐慌技术对于人性的挤压，我们早已走过了科技与人文对立的时代，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媒介技术在超越工具意义之上的深层影响？包括其对传统文学的价值观、审美方式和整体评价体系的革新意义。应当看到，媒介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与相互融合，使得文学创作朝着“破圈”的方向一路狂奔，直接颠覆了以语言和文字为核心的传统文学观。
四十年前，第五代导演青睐先锋小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持续一年多地放送广播剧《平凡的世界》；二十年前，金庸小说、四大名著开始被改编为单机版RPG游戏，有声书随互联网技术开始真正起飞；现如今，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获诺贝尔文学奖，增强现实技术（AR）与虚拟现实技术（VR）已经开始走入中小学语文课堂。这些媒介技术的更新迭代始终遵循着一个基本逻辑：通过全方位地调动人的各种感官，最大限度地将语言文字具象化，由此重塑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文学观念。毕竟，我们习惯于文学的核心存在方式是文字，“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章太炎），认同作家、作品、读者、世界共同形成了文学活动，并且彼此渗透、相互作用（艾布拉姆斯），也强调读者与作品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布洛），等等。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我们约定俗成的“文学观”：文学是以审美为目的的语言艺术，想象力生发处，即是审美产生时。然而，新媒体技术在文学中的运用以复杂的五感体验取代了读者对于文字的想象力，那么，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距离便被大大缩短，语言文字之于写作者的意义空间也就逐渐被蚕食。当人对视觉官能的依赖被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体技术不断强化，那么人对于语言文字的敏感度就会被弱化，同时，人在经验世界中调动其他官能的能力也会被削弱，从而进一步导致文学感知力的匮乏。毕竟，由感官刺激所导致的身心体验总是能最直接地让人产生“沉浸式”的感觉，尽管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已在暗中被期待为重复与沉迷。更重要的是，当下新媒体技术的这种“拟像”趋势将文学的创作与阅读都引向了确定性与具体化，直接反叛了经典文学所追求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暧昧性。今天的作者与读者似乎都已不再执着于“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反而更期待被简单粗暴地投喂各种明确的标签，而标签（hashtag）本身也正是互联网的一种元数据标签类型，其所代表的分类与定性直接来自于现代科学对精确性、可控性的追求。
可以说，新媒体技术所引发的文学生态的震荡，已经不仅超越了工具的范畴，它已经演化成了内容本身。如此前研究所指出的，“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是信息内容的无穷变量，包括其中的内容创新，新媒体形成的实际就是一种新的技术文化和价值观。”（吴俊）。在人工智能被迅速普及运用的当下，新媒体技术被运用于为读者“定制作者”，进而反过来为作者“定制读者”，通过这种“双向的类型化”改变了文学活动的形态。现如今，当一位读者在任意一个平台打开一个文本的瞬间，网络后台便开始争分夺秒地计算着阅读时长、停留重点，并通过大数据的捕捉关联此前的阅读历史，经由复杂的算法机制“推测”出阅读偏好和趣味地图，最终反过来向其推荐类似文本，即为读者“定制作者”。这种贴心的“为你推荐”之举在读者不自知的情况下强化、甚至固化了阅读习惯，并压缩和排斥了自然阅读的空间，此为一种类型化。同时，数字化技术又反过来将读者的偏好和习惯反馈给作者，由此引导了文学创作的取向，即为读者“定制作者”，此为另一种类型化。这种双向的类型化自然是直接受商业逻辑所驱动的，于是，以流量为导向的算法机制催生了流行文化、亚文化在当下文坛的泛滥，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直接导致了文学创作与阅读空前强调“人设”“反转”“节奏”的新趋向。以当前正值风口的微短剧为例，其大部分脚本来自于网络文学的巨大资源库，尤其偏好新奇人设和“狗血”剧情密集的快穿文、重生文、复仇文等，如近年大热的《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念念无明》。微短剧的卖点在于数字化时代为快节奏的现代都市人所量身打造的“可计算的爽感”：这种“爽感”以精确到多少秒一个戏剧高潮的方式被密集激发，使观众对作品迅速产生“用户粘性”，进而又刺激万千作者批量复制，直至观众的“爽感”阈值被不断调高到“脱敏”为止。可见，人工智能为新媒体技术点燃了加速器，但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困境：商业逻辑需要确定的、稳定的和可控的大数据与大模型，而这与人类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本能追求背道而驰。人类往往一边“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陷入舒适圈而不能自拔，一边却总是难以抑制人性自由的旁逸斜出，渴望在新鲜的、陌生的、不期然之处产生新的灵魂悸动。科技的发展能够为人类尽可能多地提供“熟悉”，却很难为人类提供恰到好处的“新鲜”，因为它无法预判这些“出神”、“灵光乍现”的时刻，也无法预估人性蜿蜒绵长的轨迹。
从这个意义上说，近日的热点新闻“第一部人工智能长篇小说问世”可谓是绝佳的注脚。据开发者华东师范大学文学计算团队介绍，这部长达百万字的小说根据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提示词和模型，仅耗时一个半月就完成了一个普通网络写手一年才能达到的体量，改写了此前“AI只有模仿力，没有创造力”的时代。但该团队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人机融合小说”而非“人工智能小说”，因为人工智能创作的痛点在于处理上下文连贯性和作品深度，这部分仍需要人工进行大量的修订和润色，即人工智能已经能够直接产生内容，但尚不具备人类处理复杂关系与情感表达的能力——人性幽微处，即是算法未及处。这提示着我们未来人类与技术交互和融合的可能方向，带领我们重新审视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在新媒体技术重塑文学生态的当下，人类还能够如何行动？又应该如何作为？科技与人文的关系该如何重构？这是数字化时代留给文学与人类的挑战，也将是未来文学与人类重寻自身价值的阿基米德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