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的席勒（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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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席勒是在2018年初春的一个雨夜里打架的，那之前互相忍耐已有一段时间。动手之前，他是我在意大利相识最久的朋友。我们一起在佩鲁贾上了语言学校，又一起读了大学，五年后我读了研，他没能毕业，转去另一家私立学校念奢侈品管理专业。又过了两年，仍然未能毕业。不过他在罗马活得还算闲适，除了家里资助之外，自己偶有兼职。私立学校也是贵族学校，他和一群上流子弟混在一起，连续两年拿到了米兰时装周的邀请函。他身高一米九，五官深邃，社交圈浸淫过久，一些秀场的模特工作会找来，有阵子收入很好，也更加大手大脚。罗马多的是满足他时尚欲望的精品店，他名牌加身，偶尔聚在一起，谈的也大多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交流自然稀薄起来，也渐行渐远。
最初在佩鲁贾那座山城与席勒相遇时，他刚满十九岁，我比他大几个月。我们被不同留学机构输送而来，他是山东人，我是山西人。那年一起来的人里面一多半男生身高都不过一米七，剩下的也就在七二七三徘徊。我身高一米八五，席勒说他一米九，我总觉得他至少有一米九二。总之，我们是这群人里最高的。只有和我走在一起，他才不会将身体蜷曲成虾米，那时候他很内向，容易害羞，甚至因为身高感到自卑——也可能是过瘦的原因，他看起来易折易损，弱不经风。
佩鲁贾是一座中世纪的山城，矗立在翁布里亚大区台伯河谷的一座小山上，外圈被树木环绕，郁郁葱葱，是古朴的中世纪村庄。内圈则热烈沸腾，坚固的城墙内，拥有一流的博物馆，丰富的历史古迹，是一座壮丽的艺术之城。但是我们在抵达之前对于它的了解，几乎全都是2007年发生于此地的一起凶杀案。那年一个英国来的交换生在住所被谋杀，尸体在她卧室的地板上被发现。现场满是血迹。案情曲折，噱头颇多，媒体争相报道，猜测凶嫌，到最后草草结案，留下许多疑点。
佩鲁贾有语言大学，是许多外国留学生到意大利的第一站，尤其是中国人。国内大型留学机构把人们往这里一倒，接下来就听天由命，自由发展。当时的状况是，案件发生之后的几年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在中介的宣传下都小心翼翼，几乎全部住在一起。女孩子们在安全上非常谨慎，男生们也不例外，生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中介为留学生租住了两栋五层楼公寓，都离学校不远。我和席勒就在那里不期而遇，被安排在其中一间，又同居一室。三室一厅的另外两室，一间较大的带独立卫浴的，住着两个从重庆过来的女孩子，剩下一个单间，住着一个洛阳来的女人——那时候我们觉得她有些年纪，其实当时她不过也才二十七岁。
女人名叫阮如安。名字拗口，她让人喊她软软，说这是昵称。但通常我们都叫她阮姐，如安姐。也不知道是哪个，发音听上去都差不多。
两个重庆女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进了房间就不再出门，和我们交流不多。阮如安不同，她常在家中做饭，又得和我们共用一个卫生间，因而打照面不可避免。
阮如安的房间只有八平方米，说是一室，其实应该只是隔出来的一小间，以前用作储物室，连窗户都没有，只能放下一张九十公分宽的小床以及一张窄窄的写字台。衣服悬在床尾的一排架子上，没有几件。最初中介安排她和两个重庆女孩分租有独立卫浴的大卧室，每人三百五十欧元。这个单间另外还有人住，和我与席勒那间一样，每人三百二十欧。
谁知两个重庆女孩并不愿意，质疑中介赚了黑心钱，明明一整套房子租下来都用不了九百欧，现在三人间竟然要出租成六人间，价格翻了一倍都多。她们两个站在客厅与中介对质，说如果不能合理解决，就要告到政府房管部门。尽管几个小孩子闹不出大问题，但也许还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介就问阮如安要不要住这间屋子，黑是黑了些，但好歹是个单间，甚至价格更便宜。有一个独立单间，阮如安也乐得其所。事情真就这么解决了。
安顿下来之后，重庆女孩除了偶尔烧饭，并不利用公共空间，自然也不会搞脏，阮如安比较爱干净，总会顺手收拾。席勒那时腼腆，也颇为整洁，再加上男孩子事少，我们居住环境比起别的公寓，竟然也算十分和谐。
尽管念了同一所语言大学，但是课程程度各不相同。阮如安的语言水平更好，分在了外国人班里，读B2。实际上她在国内已经通过了考试，选择再来读语言，是没有申请到合适的学校。她本科毕业于一所211大学，土木工程系，在建筑院工作了四五年才选择出来念书。和我们一群来读大学的不一样，她目标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阮如安称得上漂亮，个子不高，最多一米六，骨架纤细，头发丝滑。她的脸比较平整，看去清新舒服。我当时国内还有女朋友，注意力被分散出去，对身边的女生都一概忽略，甚至现在连同住的两个重庆女孩叫什么名字都忘得一干二净，却在分开许久之后还能记得阮如安举手投足的一些片段。我想不止我如此，那年与我们一同在佩鲁贾的中国人最后对她应该多少都存了些印象。她不是一眼突出的女生，起初也因为年纪略大，并没有什么中国人追她。但开课一个月之后，她便在外国留学生里斩获了人气，常见往来的，有一个英国人，一个西班牙人，以及一个越南人。
语言学校里外国学生和中国留学生最大的区别是上课的长度。他们通常不会选择从头念到尾，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需要的程度短暂地学习，或者视经济状况而定，念到一个令自己满意或者可以负担得起的程度就随时结束。
所以两个月之后，西班牙人离开，他的空缺很快补上了一个韩国人。也正是这个韩国人，让席勒第一次掀起了震动。
那是个周末，小考过后，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时间，我就到城里最好的超市去采购。快到中午的时候，席勒睡醒起来，去卫生间小便，看到韩国人和阮如安在厨房忙碌，心生厌烦。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通常这样的学生混租宿舍是不应该随便带访客来的，至少要征询大家的同意。可偏偏家里只有他一个，两个重庆女孩趁假日去佛罗伦萨，自己的意见与权利似乎无关紧要，不舒适也只能忍耐。更何况他从卫生间出来，奓着头发经过厨房时，阮如安还问他要不要一起午餐。
不了，席勒说。转眼给我发消息，家里来了一个韩国男的，你回来给我带块披萨。
半小时后，我在楼下买了三块钱的吞拿鱼披萨，上楼时嗅到浓浓的醋味，一进家看到的就是一地玻璃碴和一摊黑色的醋渍。
怎么回事儿？
我打着游戏，听到她叫，跑出去一看，那个男的正把她按在灶台上，裤子都脱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着急伸手就拿了个瓶子……他指着地下说，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收拾，他说他要叫警察……
阮姐呢？
她陪那男的去缝针了。
大事化小。对于所有外国人都一样，谁也不想搞出大麻烦。到傍晚，她回来了，神色如常，我们谁也没有就此多谈，不过很快，阮如安在留学生圈子里更出名了。
他们真的就在厨房里做？不少人好奇，私下拉我打听。
不知道，没看见。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只能如实回答。过后我问席勒，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
不知道，不过当时她穿得倒是好好的。
你在外面说过这个？
没有。
那大家怎么都知道？
反正不是我。席勒说。
宿舍生活继续，两个重庆女孩知道这件事之后，明显对阮如安生出几分嫌弃。她们连样子都不肯装，从前还能打个招呼，现在在公共空间遇到，完全无视。我看到过她尝试和她们讲话，而对方则把她当成空气。这显然让阮如安不自在起来，遇到我们难免露怯。而我多少也觉得尴尬，并且随着时间过去，尴尬非但没有消减，反倒膨胀起来。一种不舒适的张力充满整个公寓，往后大家就变成心照不宣地错时出现，有好一阵子都不再讲话。
我的不适感来自对自我的怀疑。那之后或多或少，阮如安的身上忽然多了几分诱人的气息，很偶尔碰到她穿着睡衣去卫生间时，我的身体多少都会有些反应，甚至有几次，她替代了女朋友的模样，成了我幻想的对象。一开始我觉得非常疑惑，甚至怀疑对她是不是有了些许情愫，这令我感到不安。与此同时，席勒也逐渐古怪起来，面对阮如安时他忽而有些扭捏，甚至有几次落荒而逃。
情欲的气息弥漫整个公寓，我略微放下心来，明白了这不是情感悸动，只是荷尔蒙作祟。
阮如安课程结束得早，第二年春天，她就不再上全天课程，大部分时间在离住所不到一公里远的一家餐厅兼酒吧里工作，就像一些廉价侦探小说一样，来来去去形形色色的人聚在一起，在古老建筑里创造现代生活无聊的乐趣。
餐厅是一个本地意大利人开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普通砖石结构，底部有花岗岩柱子和薄薄的古典檐口。一共三层，最上面是一个顶楼花园，摆着几张咖啡桌，可以将远处山谷的景色尽收眼底——穿过教堂的尖顶，果园和农场在远处延伸。这是一栋古老建筑，外观看上去还算坚固，但二楼吧台后面一道锯齿状的裂缝正沿着墙面攀爬，阮如安站在裂痕前打奶泡。
工作是西班牙人介绍给她的，他以前曾在那里工作过一小阵子。原本都以为他回国之后再不复返，但复活节他短暂来了一次，约阮如安在周边游玩一圈。
复活节语言学校放了一周长假，我飞去德国看望刚刚抵达的女友。重庆女孩们再一次选择出游，席勒又落了单。我问他为什么不找点事做，或者出去玩玩，他说不想与不熟悉的人同游，也提不起旅行的兴趣，不如在房间里打打游戏。席勒出不了门的真实原因只有一个，对于他而言，语言实在是负累，学了又学，也仍在A2的水平，连接下来申请大学都万分麻烦。
意外的是只短短一周，等我们从各地回巢，却发现阮如安已经搬走，没有留下任何讯息或痕迹。她或许离开了佩鲁贾，离开了翁布里亚，甚至离开了意大利。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没有交新一期的房租，也没有分摊两个月以来的物业水电燃气费，为了这个，我们和中介又大闹一场，让他拿阮如安押在那里的押金来抵。整个过程席勒尤其沉默，我问他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摇了摇头，闭口不言。
她搬出去总有个动静吧？
她要悄悄地走我怎么能知道？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一个大活人忽然就消失了。留学生群里也热烈讨论起来。
不是说行李都拿走了吗？
她关系那么复杂，谁知道是不是被奸杀？
没必要这么诅咒人吧……
有人知道她家人的联系方式吗？
……
过两天，群主发了一则声明，通知所有人阮如安现今落脚巴塞罗那，正在上一个短期的建筑课程。也已联系家人，一切安好。
就这样一小波风浪止息。尽管偶尔还有人时不时翻出她的过往咀嚼两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关于她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了。
时值春日，正是留学生青黄不接的季节，阮如安的小单间一直没有租出去，空在那里。起初席勒只是进去睡个午觉，他说没有光线反而睡得安心，之后他夜里也睡过去，再往后他的一半行李也搬了进去。后来他干脆白天夜里都缩在屋内，不知道做些什么。到了夏天，我们都勉强通过了考试，八月离开这个山城时，他才从那个幽黑的壳里走了出来。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4-2《收获》，责编王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