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四叔敲门的时候，我正和律师通电话。我一边对着手机表达我无意将人情做绝，一边去开门，将地上的拖鞋用脚尖挪给四叔。

四叔换了鞋，站在我面前，饶有兴致地听我通话。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我摁下扩音键，客厅里顿时响起了借贷、民事判决、强制执行一类关乎法律的严肃话题。

我尽量缩短通话时间，明确我的意思，然后挂断电话。

四叔说：“我听出来了，人欠你钱，七万，你准备打官司。”我说：“官司打过了，法院已经下了判决，我胜诉，但胜诉没用，人家跑路了，律师叫我再去法院，申请执行，我是念及旧情，想暂且放一放。”四叔说：“人都跑路了，你还念及旧情！我们家人都这样，心善。”我说：“其实我也是打了小九九，申请执行还要预交执行费，人跑了，前面的判决等于一纸空文，再搭上执行费，我心有不甘。”四叔说：“怎么现在到处都是欠钱欠债的事？你看巧了，我来你家，也是跟你谈欠钱的事。”

四叔住城里，和我家隔着一道长江，虽然乘船坐车都方便，但平时走动不多，一年也难得见上两回；好在我们常通电话，嘴比腿勤。四叔告诉我，我大伯从老家来电话了，叫我们回去一趟，共同商量还人钱的事。

讲明了来意，我不大高兴，也不便朝长辈摆脸，我说：“这事啊！这事已经讨论多少年了，一直讲到现在，有意思吗？”四叔一张白净的脸立刻现出讨好的意味，说：“怎么办呢，你大伯九十多岁了，我们家还没有一个活到他这个岁数呢，也不容易。咱们就听他一回，回去一趟，也算是看看九旬老人。”

话讲到这一步，我只好听四叔的。我想的是，都是长辈，不能叫长辈说我耍态度。

2

我请了一天半的假，周四下午和四叔驱车去苏北老家。四叔坐我旁边，一路上，他几次问我累不累，说累的话就由他来开一程。瞧四叔谦卑的态度，我不忍，挺直了腰板，说：“四叔你也是七十岁的人了，我怎么也不敢叫你开高速啊！”

小车行驶在苏北平坦的大地上，长江沿岸的水乡气息早已褪尽，一路向北，初秋平原的景致扑面而来，即便关了车窗，那庄稼地暖烘烘的淡香气味也不请自来，挤进车里。汽车被田野粗犷的色调围裹，想象中我的坐骑应该是一只贪吃的小虫子，在香味十足、黄绿相间的巨型面包上爬行。

为了不使旅途寂寞，四叔问起我和律师通话所谈的案件情况。

我说，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叫王欣，多少年没联系了，突然来单位找我借钱，借二十万，说他父亲生了大病，要动手术，换器官。我说二十万我拿不出，手头上只有七万，还不在身上，在银行。王欣说，看在我们多年老同学、老邻居的分上，你还是借给我吧，救个急。我们初中那拨同学，差不多都是邻居，知根知底，他父亲20世纪80年代在单位开汽车，还带我们去城里玩过呢。他一提他父亲，我就觉得没理由不借，便带他去银行，将七万元存款取出来，转到他的卡里。也没好意思叫他打借条。他呢，也没主动提，只说借半年，到时间就还。回到家，我把这事告诉小蒋，小蒋不高兴，说同学几十年都不来往了，他到底靠不靠谱？他父亲是不是真的生病了？又说，没到期的存款提前支取，利息全没了，这损失算谁的？又说，你这同学，连个借条都不打，起码的规矩，他也不懂？

四叔说：“小蒋说得对。”

我接着道，小蒋一讲这话，我底气顿时不足了，第二天就去找王欣。还好，人在家。见他在家，我又不慌了；不仅不慌，还为自己的小肚鸡肠私下埋怨。我硬着头皮对他说，我老婆叫我来要一张借条，我只好过来。王欣很爽快，说这是当然，昨天一急，忘了写借条了。当即拿纸笔写了。不但写了借条，还问我利息怎么算。我按小蒋的意见，说利息就按银行走，毕竟是从银行半途取出来，也损失了一些。王欣说，银行利息太低了，按每月两个点计算吧。我不懂什么叫两个点，他说两个点就是百分之二，折算成年利率，就是百分之二十四。我当即说，太高太高，砍掉一大半都嫌高。我从中间一连劈了三刀，按年利率百分之三计算。拿了借条，临走，我还特别仓皇，感觉自己就像是去他家打劫似的。

四叔说：“我们家人都这样，说好听点儿叫心善，说难听的，叫傻，改不掉的。”

我告诉四叔，半年后那边毫无动静，又等了一个月，我去找王欣，可那边连人影都不见。我慌了，急着跟人打听，才知道王欣到处借钱，到处欠债，而他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又听说，好几个同学都去法院打官司向他要钱。有个叫余洪飞的，借给他五万，虽然法院判决了，可王欣“玩失踪”，判了也等于没判，余洪飞老婆现在正闹着要离婚呢。经余洪飞提醒，我哪敢再等，赶紧去法院打官司。

四叔重复着我先前讲过的话，判决书后来下来了，但相当于一纸空文。

我笑了。我说：“坐了这么长时间的车，四叔你累不累？”四叔说：“我不累，你要是累，你就进服务区歇一下。”我说：“也好，主要是刚才谈案子，谈得不开心，犯困。”

3

我们是午饭后出发的，几小时的车程，太阳还在西天闪光，已经到了徐州。从城市外围绕过去，又赶往下面的县里。

大伯如今已住进县城，和五哥一家生活。五哥即大伯家的老五，长我几岁，多年在外搞工程，干出了名堂，虽已六十岁出头，但精力旺盛，前几年将公司转给了儿子，他自己还是闲不住，带着一帮人，在县城一带接一些沟沟坎坎的小活计。五哥家房子大，只是东西堆得太满、太乱，凡离开地面的家具平面，桌子、茶几、电视柜、写字台之类，一概堆满了大小物件，有点杂货铺的阵势。五嫂一如五哥那样爽直，知道我们都不喝酒，为我和四叔各准备了五个油煎荷包蛋外加两张油饼。四叔当场笑起来，说你想把我们给噎死啊。

大伯在床上，下不了地。毕竟九十多岁高龄了，我们也不敢过分惊扰他。五哥被人拖去处理工程上的事，一时回不来。简单地吃过，我们就洗漱休息。

真正的大餐是在次日中午。五嫂做了一大桌菜，模样是有了，但口味偏咸，需不断地喝水；五哥还不停地为我和四叔搛菜。大伯自然是不能下床。待吃完饭，几张椅子在大伯的床边排开，我们才算是话入正题。

大伯半躺在床上，有时也直起身子坐一坐，开口却少。基本上由五哥代言。

“冯家前阵子来人了，说是进城，顺便来看看俺爸。”五哥操着不太浓重的苏北口音，“他们始终不把话挑明，可他们上门，意思很清楚，就是为了烟叶钱的事。俺爸就把话挑明了，说那件事，我们不会耍赖，该他们的，一分钱也不会少。”

四叔说：“大哥说得对。人家登门，意思是明摆的，又不好意思直说，不如大哥直接把话挑明。”

我说：“最近我为钱的事打官司，也学了一点法律。冯家是没有道理的。第一，我爷爷我大伯做事严谨，当年记下的账，不可能错；第二，冯家拿出的是他们自己的记录，并没有我爷爷的签名认可，我们这边又没有账，所以不算数；第三，法律还存在一个诉讼时效问题，这么多年了，他们还提这事。关键当初我们家还债的时候，附近庄上的人没有一家不知道的，他们不来，事后隔那么多年，反而来了。我都怀疑，冯家会不会是故意伪造。”

五哥听了这话，拉下脸来，脸因此更显黑了：“你这话我不赞同。为什么呢？你要讲他作假，我不相信。要是说伪造，这么些年了，他伪造又有啥意思？没那必要嘛！”

四叔一向随和，附和道：“也是的，没那个必要。”

五哥又说：“多年的问题，争取这一趟你们来，一次性解决。”

大伯在床上几乎不插话，但头脑清楚，郑重地点了点头。

大伯虽然一脸老年斑，气色却好，宽宽的下巴颏，成了我们李家的另类，既显得诚恳，又仿佛带了些匪气。五哥肤色紫黑，下巴颏没那么宽，沧桑却写满了整张脸。四叔比五哥年长将近十岁，可看上去，倒像比五哥还年轻：毕竟他是在大城市里生活，风吹不着雨淋不到。

为了缓解尴尬局面，四叔半带回忆地聊起了旧事。

四叔说，那是1944年还是1945年，他还没出生呢，爹在徐州一带贩烟叶。烟叶是什么模样，他其实也懵懂，因为在他出生的20世纪50年代，家乡已经不种烟叶了。直到许多年后，他去卷烟厂参观，看生产流水线，才知道烟叶一片片那么粗豪，全是烘干的，看上去有点像玉米叶，但没有玉米叶那么厚。四叔说，那一趟，爹带着“二哥”走了一百多里路，去徐州城里贩烟叶，途中遇到了日本人，鬼子正在戒严、搜捕，子弹乱飞，老百姓都在奔跑、逃命。慌乱中，爹的柳条筐被踢翻了，烟叶撒了一地，爹和“二哥”还想去收拾呢，旁人说，还不赶紧跑，命都没了，还要那些？爹和“二哥”空着手，都跑了。等跑到安全地方，爹一看，“二哥”没了，忙又回头找，可再也找不到二哥。

“二哥”就是我父亲。父亲就此失踪了。关于这段故事，后来我多次听父亲讲过。那年父亲才十三岁。父亲找不到爹，也不知道家的方向，又饿，就随着逃难的男女爬上一列南下的运煤货车，一路到了长江边，从此在江边的北门镇上讨生活。摸鱼捣虾，做伙计，扛大包，凡是能干的，什么都干。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回了一趟家。

那时父亲还不满二十岁，已是享受供给制的国家干部。也恰是在父亲回家那一年，有好几户人家登门，说要讨回当年的烟叶钱，爷爷奶奶和大伯正在家里发愁呢，见到我父亲，像见了救星，当即商议还钱的事。

爷爷早前做小生意，后来听说种烟叶赚钱，地里就不种玉米和红芋了，改种烟叶。村上和附近庄里的人看到我们李家会经营，也纷纷改种烟叶，且把种好、晒干的烟叶交给我爷爷售卖。爷爷办事认真，拿个小本本，过秤以后，一笔一笔把每家的账都记得明白。挣了钱，回来再一笔一笔付钱销账。三个儿子（我四叔那时还没出生）死了一个我三叔，失踪了一个，烟叶也丢了，村里人没法找我家算账；可现在解放了，每家都过上了太平日子，村人们便旧事重提，一个个接连登了门。

父亲算是给爷爷壮了胆。爷爷和大伯就一家一家上门去还债，有的人家已绝户，联系不上，也想办法人托人把钱还给人家相应的亲戚。多亏了父亲在外面工作，有固定收入。等到把小本子上的账全部还清，爷爷和奶奶终于消停了，各自长出了一口气，撒手归西。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邻庄马庙一户姓冯的突然上门来，说那一批丢失的烟叶里，还有他家的货。那时四叔还在老家，还不满二十岁，自然是一问三不知。大伯比四叔大二十多岁，知道得多，说，不对呀，咱家有小本本，账是一笔一笔全清了，咱才把它给毁了的。冯家人说，你看，咱家也有小本本，都记着，这不是写着吗，给大牙送的烟叶。大伯凑上去一看，果然上面写着“大牙，5斤”。大伯一时便哑住，答不上话。

大伯随后又带四叔去冯家，拎了两盒当地的特产蜜制蜂糕。大伯说，还是不对呀，咱家的账十几年前全都跟人结清了，动静闹得那么大，你们不会不知道，你们当时怎么不来？冯家人说，我们当时是没找到这个小本本，现在找到啦。

“大牙”是我爷爷的外号。据说我爷爷不仅牙齿大，还有点“地包天”。

冯家人也感到事情突兀，所以此后起码有二十多年没再上过门。一桩旧事仿佛不了了之。可到了90年代，冯家上一辈人死了，下一代人又提这事；虽然没再登门，却在庄上放风说，李家两个儿子都在大城市当官，但不够仗义，欠了多年的烟叶钱不还。他们所说的两个儿子，是指我父亲和我四叔。四叔先是当兵，后来从部队转业到市政府，在城里安了家。其实冯家讲这话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因病去世了。大伯一户在老家，感到势单力薄，也就装聋作哑。当然冯家只是讲讲而已，也没采取行动。

但是，又过了三十年，就在前不久，冯家人居然又念起此事，并且还登了门。虽然缄口不提烟叶的事，可那是面缸里的老鼠屎，明摆着。

4

聊了两个多小时，大伯该休息了，五哥就开车，领着我们去李村的坟地烧纸。

爷爷奶奶的坟我们是不易找到的，那是当年平坟运动的结果。

平原地带，原先各家的坟都在田里，占了耕地；后来上级统一安排，将棺材从地里起出，将坟深挖，然后再把棺木深埋，如此，坟地表面上仍然可以种庄稼。我家的老坟在别人家的田里，也不可能立碑，因此，每次回来，都是五哥带我们去找坟。

磕了头，烧了纸，三人返回。经过一片青绿的甘蔗地，我突然想啃甘蔗。我说我进去拔一根，你们帮我看着点儿。话一说完，我就拨开“青纱帐”拱了进去。我费劲拔出一棵粗壮的甘蔗，甩去根部泥土，刚走到地头，一个三四十岁的女人迎过来。五哥尴尬地说：“七婶，这是你家的地吧，我老弟嘴馋，想吃了。”我顾不得他们在年龄和辈分上的巨大反差，本能地就要把甘蔗丢在田边的地上。七婶说：“哟，这就是你常提的二哥家的大侄子吧，没事的，多拿几根，多拿几根。”说着就要自己钻进甘蔗地。我忙伸手拦她，说足够足够，这一根都吃不完！

回来的路上，我直发感叹，说老家人到底是忠厚、质朴。

晚上，大伯的精气神明显好于中午，话也多了，说：“一家一个代表都到齐了，现在咱们李家就指望你们三人了。”又说，“当年咱们还债，那是啥滋味？能把人累死！不也挺过来了？”又指着我说，“你爸那回回来，咱们就跟你爷爷商量，一咬牙，还钱！咱们说到做到，一户一户硬还上了。”大伯将胳膊耷拉下去，继续说，“一开始是旧币，我记得一块钱那时候叫一万块，具体还了多少我也说不上，全忘了；就是你爸受大苦了，要是不指望他，再过十年也没法还。”

受了甘蔗甜味的影响，我兴致也很高，我问大伯，那个小本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伯说：“你爷爷到药铺里抓药，看到台子上有个小本子，也没有封面，前面还撕去了几张，就向小伙计讨要，要来了，总共有十几张二十张吧。”他伸出一只手，正面反面比划了一下，“比我这手，还要大一些。”

四叔说：“那本子我也见过，那时候我刚识字，看到你爷爷写的字，一笔一笔，蛮认真，记着日期，记着数目，还记着人家的姓名，有的只有一个姓，有的好像就是外号，刘大头，王胡子。”

大伯说：“你爷爷文化不高，好多字都写错了，把人家姓汪的，上面加了一点，写成了‘注’，把人家姓谢的，右边那个‘寸’都给丢了。”

大伯神色黯然，一脸落寞，又说：“临死，你爷爷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后他说，本子可以撕了，可以擦屁股。我是反复看了多少遍，所有的账，全都被你爷爷打了勾。”

五哥见大伯讲累了，过去将他身子放平，叫他休息一会儿，扭脸说：“就是不知道，当时五斤烟叶，值现在多少钱，还有利息，该不该给，给多少。”

大伯说：“所以才把你们都给请来。”

我始终不敢插话，生怕哪句话又惹怒了大伯和五哥。

我心里清楚，这钱可以不还的，理由在上坟前我都跟他们讲清了，可他们有他们的思路，我知道我没办法扭转他们的想法。于是我也学了四叔的乖巧，说：“我以前看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新华日报》，上面有一些实物报价消息。”然后自告奋勇，“明天礼拜六，我先到县图书馆去一趟，查查，看能不能换算出来。”

大伯斜脸看看我，点了点头。

5

周六一早来到县图书馆，门还没开。我是打算，用一上午时间查阅老报纸上相关报价情况，中午回去算出应该给冯家多少钱，下午去冯家了却旧债，周日便能顺利返程。

在图书馆泡了一上午，一无所获；与烟叶有关的报价还真查不到。

我悻悻然准备离开，想想又不甘心，临时决定继续泡两小时。

果然有了收获，当然这收获与报价无关。

无意中翻到了县志，我徜徉在县志的小小海洋里。

是的，那么厚的一本大部头，像一片海域，带着一阵风，把我卷进海里。我翻阅“大事记”，不敢在这片水域游太久，又游向了“建置”“传说”和“人物”。老实说，以往读志书，这几部分都是我的最爱。却不料，翻看中，一个叫“周大牙”的名字突然从纸上跳出来，把我攫住了。

我立刻循着这名字，朝前后展开，才发现它出现在“吴诚之”的条目里。而后者，是“近现代人物”章节里的一个条目——

吴诚之，生于1908年，卒年不详。曾在嵩山少林寺拜师习武。县城被日军占领期间，县里举办比武大赛，吴诚之受邀参加，打败了日本武师，被日本人关进监狱。后在徒弟周大牙等人的营救下，越狱脱险。

难以说清我是兴奋还是紧张，但我的动作明显加快，翻遍了全书。

眼睛看得生疼。只可惜，八百多页的县志，提及“周大牙”的，我只找到这一处。我闭一会儿眼，回味被我蓦然找到的线索，感觉朦胧得很，在朦胧中又有无限的思考空间。

我捧着打开的县志，指着那一页上“周大牙”三个字，询问图书馆工作人员，可曾听说过这个人。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一脸好奇地看着我，带着些微嘲笑的眼神，摇了摇头。我这才意识到，我过于唐突了。

闭目思考了半分钟，我决定转移阅读方向，专门查找这个叫周大牙的义士。

我在电脑屏幕上搜找书籍目录，一连查出几本可以翻阅的资料，然后一本一本，不厌其烦地借阅。

终于，在一本名为《县革命斗争史》的小册子里，我找到了“周大牙”。这名字依旧是由营救武术大师吴诚之而引出，信息量稍有拓展，但也仅有两行字——

周大牙本名周致，周寨集人，追随吴诚之习武多年，曾卖过药、做过木材生意、贩过烟叶。

周寨集我听说过，离我老家约二十公里。过去没有高速公路，每次回老家，我们都是坐火车到徐州，然后乘长途汽车走老路，周寨集是必经之地。

从“贩过烟叶”几个字里，我像是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

我激动不已，拿出手机，悄悄将这一页的文字拍下来。

回到五哥家，已接近黄昏。我把最新成果转达给众人。我说冯家的后人不知道有周大牙周致这个人，就像我们也从未听说过这个人一样。四叔立刻接过话去，说明天我们就去周寨集打探一下消息，如果确切，再回头去冯家，把消息传给他们。

我说：“临时加了个图书馆项目，本来打算用半天时间的，结果耽误了一整天。”

四叔说：“这也不叫耽误，发现了新情况，值得。”

五哥说：“这么一讲，咱向冯家还款的事可就说不准啦！明天我来开车。”

6

星期天下小雨，但丝毫没有减少我们下乡的热情。

去周寨集倒没有什么可表述的。一路都是省道，快到的时候，下省道是水泥路，路窄，幸亏对面没有来车。路边一条小河沟早已干涸，如同一张敞开的长嘴，即便下雨，也满足不了它的饥渴。向路边一位上了岁数的人打听周致周大牙，回说知道呀，咋能不知道？问他家的后人住哪儿，说只有一个小孙子还住庄上，也有六十岁了，平时常去女儿家，这边房门总是关着。

指点了路径，到跟前一看，果然铁将军把门。

四叔灵机一动，说我们问问这儿的人，看他们知不知道我家老爷子。

于是我们向另一位老人打探，问他可知道有一个贩烟叶的李大牙，李村的。

老人想了半天，摇头说，没听讲过，先前倒是听说一个姓黄的贩烟叶，叫黄大牙还是大黄牙，记不清了。

四叔不甘心，又问，李大牙当年很有名的，您老怎么没听说过？

老人愣了片刻，摇摇头说，你要论名声，谁有周大牙名声响，咱这一带谁不知道？

我忍不住地问：“为什么我们县里当年有那么多‘大牙’？”

老人麻木着一张脸，说：“生活条件不好，没啥吃的，牙嘛，总往大处去长；也是眼馋人家那些牙大的。”

这解释出乎我们意料，我和四叔、五哥都笑起来。

我们没在周寨集耽搁太久，驱车赶往与我们李村挨边的马庙，去“债主”家。

按照大伯吩咐，车上备了两瓶洋河酒、一条红双喜香烟。

冯家经济条件中等，明显不及我们李家。一个不大的院子，没盖楼房，和周围比较普遍的二层、三层楼相比，逊色许多。院子里杂乱邋遢，房间则空旷、阴暗，或许和阴雨天有关；两只半大的山羊在厦房里“咩咩”叫着，隐约传递出主人的勤劳与本分。一位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出来迎接我们，他上穿背心，下着黑裤，裤裆的拉链是敞开的。当看到我们手里的礼物时，他眼里放了光。显然，他想不到我们会亲自登门。他带着颇多拘谨对五哥说：“还麻烦您……麻烦您来咱家。”

一见这男人，我顿时打消了先前的想法。这么老实、窝囊、没见过世面的人，不大可能弄虚作假，刻意讹我们的钱财。

将我们让进堂屋，男人开了灯，慌着要去倒水，但找了一阵子也没找到茶杯，只拿了一个搪瓷茶缸。五哥率先坐下，说你别找了，咱不喝水。男人便转回身，放下茶缸，也不顾我和四叔都站着，自己坐下了。似乎想想不对，又站起身，说要打两个电话，把他弟弟和他老婆都叫回来。

在裤子口袋里掏了几掏，掏出手机，他去门外打电话。像是在院子里讲不清楚，他又往前走，匆匆忙忙地走出院子。等他在我们眼前消失，讲话声音才隐约传过来。

我们只好坐下来等候。

不料这一等，竟等了二十多分钟。直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前后跨进院门，先前那男人才跟在他们后面进来。

简单客套几句，两个男人坐下，女人却站着。话入正题。

五哥说：“老弟，你家的账本上只写了‘大牙’两个字，我问你，这‘大牙’是姓周还是姓黄，或者是姓咱的李？”

开头一句话就把冯家两个男人问蒙了。

不等他们想出应对的话来，四叔说：“大侄子、大侄媳妇，我是他四叔，特地为处理这事从外地赶回来的。我告诉你们，当年，咱县里可不止一个‘大牙’呢。四十里开外有个周寨集，那儿有个周大牙，可有名啦！咱县还有一个黄大牙，你们可听说过？”

冯家人显然都没听说过，他们懵懂的神色表明了一切。

我说：“我们家的账本，当年反反复复翻了多少遍，没有你家这笔烟钱。你们家的账本，那是你们自己记的账，也没有我们的认可，怎么作数呢？”

冯家弟弟说：“当年咱记账，不都是这样吗，哪还管对方咋记？”

五哥说：“话是这么说，可咱家的账，也没记你们冯家这一笔呀！”

四叔便打圆场：“你们应该去周寨集，去找周大牙的后人，再去找黄大牙的后人。我估计呀，咱们县当年做烟叶生意的，都不止这三个‘大牙’！”

冯家三个人一时无话可说。四叔为了缓解尴尬局面，以长辈的口吻问起他们家里的情况，又聊起县里的发展和变化。而我注意到，被冯家男人招呼回来的两个人，这时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桌上的烟酒上去了。

回去途中，四叔如释重负，说：“这么多年没能解决的问题，总算告一段落了。”

五哥一边开车一边说：“你以为这就解决啦？我看呀，再过三十年，这冯家弄不好又跳出一个什么幺蛾子呢！你看马上回去，俺爸会讲啥话我都知道——他会说，反正再过几十年，人要是再找来，我也死了，留给你们去解决，到时候再说到时候的话吧。”

四叔笑道：“到那时候，我也死了。”

7

晚饭桌上，我们心情都很好，话题也多了。我知道，这是因为出师告捷所致。本来打算下午就和四叔往回赶的，我视力不好，不敢夜里开车，就给单位领导打电话，又请了周一上午半天假。

大伯果然如五哥所料，差不多就是重复了五哥在车上的原话。我们不禁都笑起来。

正笑着，手机响了，我看一眼，竟是老同学余洪飞打来的。我感觉很怪异，知道与借贷纠纷有关，赶紧出门，在幽暗僻静的院子里接电话。

“喂，告诉你，王欣死了！”余洪飞说。

“王欣死了？怎么死的？”我惊问。

“这谁知道，他妈刚才打电话告诉我的。”余洪飞的语气显得气急败坏，“他妈一向躲着我，这回主动了，主动给我打电话。”

“那你，打算去他家？”

“我正在考虑呢，所以给你打电话。”停顿片刻，他又说，“按理讲，人死了，继承人根据继承到的财产应该承担债务。可他妈明讲了，王欣离了婚，还有个孩子，没有一分钱财产。”

我犹豫了一下：“如果不去，这层关系不就断了吗，以后还怎么向他家人要钱？如果去，那我们……要不要出份子？”

余洪飞勃然道：“法院都判决了，我们也收不回一分钱！闹得我现在，家不像家，老婆喊着要离婚！他家还想收份子钱？”

虽然远隔几百公里，虽然没有图像，但我仿佛已经看见了老同学铁青的脸。

【李敬宇，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钟山》《中国作家》《花城》《北京文学》《十月》等刊，出版有长篇散文《老浦口》、长篇小说《沉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