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浙江省地域面积虽不大，但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特别是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和提供了不少经验。比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基层治理的“枫桥经验”到今天又演化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温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锋；还有诸如“八八战略”、“千万工程”、“美丽浙江”、“两山”理论等等，涵盖国家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一切自然也为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浙江的作家十分善于从这片土壤中汲取养分，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许多极具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非虚构文学，李英的长篇报告文学《群山回响》就是其中具有特色的一部作品。

《群山回响》聚焦于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这个发展阶段，形象地再现了处于这一阶段中的浙江乡村的种种现实场景。在我看来，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是中国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步。如何迈出并走好这一步，使脱贫攻坚这个阶段性的专项工作自然平稳地转化成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方式至关重要，需要全社会不断为之努力，采取更加完善和科学的行动与策略，党和政府已就此及时作出了专项部署，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乡村振兴。在这样一个逻辑关系下，乡村振兴这关键一步的实现，实际上就是通向党和国家提出来的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的必然之路。《群山回响》的取材与视线正是把握住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因此在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这个宏观层面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而言，这部作品有如下三点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一、《群山回响》共五章，每章再细分为四个小节，总体构成了20个具体故事，涉及常山胡柚、龙游飞鸡、父亲的水稻田、创客、咖啡等不同产业及个性化的发展方式。换句话说，这20个故事也就是乡村振兴在浙江大地上出现的20种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有其各自的特色，绝不雷同。它们丰富而丰满的内容一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乡村振兴发展方式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为我们阐释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道理：乡村振兴的路径一定是多种多样的，各有各的脑、各有各的道，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此基础上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进，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理想。在我看来，以中国之大，乡村振兴之路压根就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概括，也只能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道路。从文本角度来看这部作品的价值，或许会因20种模式的书写而稍显零散，但面对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更应该从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价值等角度予以理解。

二、《群山回响》中提供了20种经济社会发展的小模式，虽然各具差异，但仍可从中归纳出一些同一性，比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原则，这两点在这20个故事中特别重要。不同的自然禀赋、不同的自然环境所能采用的发展模式一定是不一样的；至于因人制宜，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一个人带动一大片的模式。对此，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对这些人予以极大的尊重和支持。按照一般历史发展规律，缺少这样一个人物，这个地区当然也会迎来发展，但很可能会晚若干年，且未必是现在的发展节奏与发展状态。所以，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等原则就是乡村振兴建设的宝贵经验之一。

三、在从社会、经济发展等角度讨论过这部作品的独特贡献后，有关这类报告文学自身的创作特色同样值得关注。近年来，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趋向于聚焦“片”或者说“面”，而非“点”。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往往多达几十甚至有百人之多，过往所谓的“典型人物”为现在的“典型区域”或“典型板块”所取代。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作品似乎处于新闻类的大特写和传统报告文学之间的位置。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会集中笔墨表现一两个主要人物，这对读者把握住关键情节、核心主题提出了挑战；而如果不采用这种聚焦于“面”的写法，好像又很难达到书写的目的与理想的效果。如此这般，如何研究与评说这类报告文学就成为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在我看来，这种新形式的报告文学有很多长处，同时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也有值得深入探索和实践的地方。文学化的写作如果运用得当，肯定有利于将人物和事件典型化，进而加深读者对作品的印象，对作品所涉及的内容自然也会随之产生更深入的感受。李英的《群山回响》是对这种新形式报告文学的积极尝试，引发我们的思考。平衡、兼顾好新闻与文学、“面”与“点”之间的关系，敢问路在何方？当然就在脚下。探索的人多了，自然也就有了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