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湖南益阳清溪村风景 乡村旅游热门打卡点

我说的乡村旅游并不是现实中的乡村旅游，而是小说创作中的乡村旅游。这一年多来，我陆陆续续读了不少写乡村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小说，无论是已经出版的，还是尚未出版征求意见的，几乎每一部小说中都有类似于以开发乡村旅游来发展乡村经济并达到脱贫致富目的的情节。我很纳闷，莫非实践证明了，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最有效、最成功、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方式？为什么都愿意写乡村旅游？难道是现实生活中所有的乡村都变成了旅游景点吗？是当下的乡村振兴一定要依赖旅游经济吗？我不是农业专家，也不是农业官员，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和信息，但我有亲戚在乡村，也有机会去乡村走走，我去过的乡村就没有成为旅游景点，我乡下的亲戚也没有靠旅游经济致富的。从常识来说，旅游肯定不能成为农业发展的主业，但是为什么目前我们读到的一些写乡村振兴、写新山乡巨变的小说都不约而同地把乡村旅游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情节呢？有人也许会说，这完全是一种新的叙述模式，作家们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不要去效仿。但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乡村旅游在现实中的确存在，对这种新的事物，难道作家不应该去反映吗？这就让我想到两个字：新与思。这是写乡村振兴小说时应该认真面对的两个字。

“新”

老实说，当我接连在小说中读到乡村旅游时，是逐渐心生反感的，我把这归结为作家们又在赶一种时髦。因为乡村旅游好写，容易编故事，还能够给小说添彩。描绘一段美丽的景色，赋予一些历史名人或民间传说以文化内涵，给民宿、农家乐的餐饮，都加上一层地域性的色彩，这大致上也成为了书写乡村旅游的基本套路。但是，我得承认，小说中的乡村旅游情节读起来还是很新鲜的，带来了与以往乡村叙述完全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这种变化或许正是农村现实生活发生变化的最直接反应呢！我特意查询了相关的新闻和数据，不查不知道，一查才发现自己的观念已经与新的现实脱节了。

乡村旅游的概念其实早就有了，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和北美的落基山区成为世界上早期的乡村旅游地，人们从而看到了乡村也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20世纪80年代，乡村旅游在世界范围大规模开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为中国的乡村旅游创造了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乡村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乡村游”还曾成为全国旅游的主题。我查了有关统计材料，乡村旅游在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共接待游客达30.9亿人次，占全国旅游人次的一半。显然，在乡村的脱贫和振兴事业中，乡村旅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样一种乡村新现象，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作家们的关注，会写进他们的小说中。既然这一现象在乡村越来越普及，那些反映当代农村现实生活的小说也就难免都会写到这一现象。如此说来，我读到小说中都有乡村旅游的情节，不仅不应该心生反感，而且应该为作家们能够抓住乡村新现象而感到高兴。

作家们其实对现实中的新现象还是非常敏感的，比如从这些写当代农村生活的小说中，我就能了解到乡村有了许多新的现象和变化，除乡村旅游之外，还有网络的快手、抖音、直播、电商等，这些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比如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里，写了一个乡村女孩碎女，她是马一山的小女儿，从小被父亲宠着，干农活也不利索，她在网上看到人们做直播挣钱了，也去做直播，没想到她的直播没有几个人看，东西也卖不出几件，她沮丧得要把做直播的设施都扔掉。但有一天她无意中拍到一段父亲在山坡上像愚公一般默默埋头挖台阶的视频，随意将这段视频发到网上，竟意外收获无数的点击量，从此她就以父亲挖台阶作为直播内容，成为了一名网红，父亲也被网友命名为“黄土大爷”。父亲上山挖台阶是最传统的乡土形象，竟然凭借直播感动了今天的年轻人。作者这样处理乡村里出现的新现象就很有意思。周瑄璞的《芬芳》里所写的主人公烈芳，是一个不愿向命运屈服的农村女性，她有一种逐新而去的愿望，正是各种现实之新引领她走出了乡村女性无法摆脱的宿命，带她不断寻找到命运的突破口。后来，她成为了一个精神独立的现代女性，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拍成小视频，配上自己写的解说词，以“烈芳说”为题发到网上，广为流传。周瑄璞所写的“烈芳说”就是乡村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精神之新。

小说创作如何创新和突破常常是困扰作家的问题，其实突破口往往就在生活之中。特别是当新东西在生活中还是萌芽状态，它的未来尚不确定时，只有那些思想敏锐的作家才会关注到这样的萌芽，并从它们那里接收到未来的信号。柳青就是这样一位思想敏锐的作家，这是他创作成功的重要原因。最近柳青的一部佚作《在旷野里》由《人民文学》公开发表了，从这部佚作中就能看出当年柳青是如何对新生活充满热情的。这部写于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就是：领导干部如何迎接新的时代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们也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期，能否在转折期把握现实，跟上时代的步伐，写出深刻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这首先取决于作家能否跟上时代的变化、发现现实之新，并对现实之新有新的认识和思考。柳青一直参与着解放新中国的革命斗争，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时，他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新质，但他同时也发现身边不少同志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上，面对时代的新质便显得手足无措。他便有了要写一部小说的冲动。他明确将这部小说定位在“关于老干部的思想的小说”，并确定以一位成功转换了思想的年轻干部朱明山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朱明山牢记着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向全党发出的要学习新东西的号召，他信心百倍地要以新的思想方法去领导一个县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朱明山被派到一个县担任县委书记，他一到这个县，无论熟悉的老战友，还是新认识的干部，都向他抱怨工作难做。一场突如其来的蚜虫灾害，干部们都不知道怎么来抗灾。朱明山以亲身实践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去处理现实中的新问题，他对干部们说：“千万不要把不久以前对付地主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那套办法，拿来对待不愿治虫的农民。”朱明山可以说正是柳青本人的写照，他的思想由战争年代转向了社会主义建设年代，他的文学思维也由斗争思维转向了建设思维，因此他能够敏锐地发现新中国之后出现的新现象、新因素和新人物，并对这些现实之新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柳青的思想总是追随着时代的变化走，他又从合作化运动中发现了具有社会变革意义的新迹象，因此他还没有完成《在旷野里》的写作，便迫不及待地转去写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了。柳青对现实之新保持着高度敏感，应该是值得作家们学习的。

乡村旅游可以算是当今农村的新现象了，而当今的作家在书写乡村现实生活时，唯恐遗漏了这一新现象，总是要设法将乡村旅游写进故事情节之中，从追逐现实之新的角度说，当今作家一点也不输于柳青。但光是把“新”写进了小说还不够，应该像柳青那样，认定了一种新事物新现象，就要一头扎进生活之中，把要写的新事物、新现象看透吃透。坦率地说，现在有些作家在这方面要比柳青差多了。有些小说所写的乡村旅游只是停留在皮毛，作者追逐新东西的心情太急迫了，既没有真切的生活体验，也缺乏呼应生活的真情实感。这样去写乡村旅游，只会带来同质化的结果。《宝水》是专写乡村旅游的，但乔叶写得很成功，她的经验就很说明问题。乔叶多年前去参加一次美丽宜居示范村的活动时，被这里的乡村旅游所触动，她想以这个村子为原型写小说，但她动笔后感到，这种状态顶多写点散文，若写小说是“难以进到他们生活最深的内部”的，后来她把重心转移到自己的老家，并以“泡村”的方式专注地跟踪了几个村庄的变化，再写小说，她所积累的生活体验和心中最熟悉的人物都融入到小说中了。《宝水》写的乡村旅游就很有生活的真实感。

“思”

乡村旅游被作家带进乡村叙述的小说中，的确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新鲜感。因为乡村旅游发展得迅猛，于是作家们纷纷来写乡村旅游，让我们读到每一部写当代乡村的小说时都不可避免地要来一番乡村旅游，仿佛乡村旅游成为当代乡村小说的标配似的，对此我们不妨多一点理解之情，将其视为乡村“新现象”带来的叙述风暴。但问题在于，在这种叙述风暴下，同质化的乡村旅游书写越来越明显。这也是我读了众多这类小说后心生反感的主要原因。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作家不能满足于看到了现实之新，还要对现实之新有所思考；作家不能满足于在作品中记录下了现实之新，还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揭示现实之新的意义和价值，通过自己的思考找到表现现实之新的独特角度和独特审美。

历史的经验可供参考。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在全国乡村开展了合作化运动，这是当时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乡村新现象，作家们看到了这种新现象，也积极书写这种新现象。书写合作化运动，可以说成为了当时的一种叙述风暴。但在这种叙述风暴中能够留下来的作品，只是那些作家面对现实之新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有所得的作品，如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

且以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为例。《山乡巨变》描写了湖南清溪乡进行合作化运动的过程，派到清溪乡的共产党员邓秀梅耐心细致地对农民做思想教育工作，最终成立起合作社，迎来了秋季农业大丰收。这部小说清新的乡村韵味和风情画般的诗意至今仍有极大的感染力，这得益于周立波在面对急风暴雨般的合作化运动时仍保持着他对乡村精英文化的认同感。他在小说中写到一位老者李槐卿，他在清溪乡当过老师，小说对这位老者虽着墨不多，但他受到村民们普遍的尊敬，几位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分子都曾是他的学生。这样的人物设计，便表现出周立波对合作化运动的思考，在他看来，合作化运动是不会与乡村精英文化相对立的，相反，只要我们工作得法，是能够让乡村精英文化在合作化运动中发挥作用的。

周立波为写这部小说，专门回到家乡与乡亲们生活在一起，他看到了乡村精英文化浸润在乡村生活之中。当时的社会情绪是热烈和激进，恨不得一步跨进共产主义。但《山乡巨变》不受这种社会情绪影响，我们在小说中看不到激进、粗暴的行为，周立波还把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描写成一个不温不火的慢性子，他了解乡村实际，体贴农民，人们也服他，恰是他的和风细雨，才能够真正透彻地解决矛盾。周立波满怀热情要写合作化之新，但又不是简单地追随合作化运动的概念，因此他塑造的人物合乎生活逻辑，情感真切，尽管合作化运动时过境迁，《山乡巨变》的艺术魅力仍不减当年。

中国作协近年启动“新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这其中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今天我们所处的乡村振兴时代，也和当年周立波等前辈作家处在合作化运动将带来乡村巨大变化的时代一样，我们应该写出像《山乡巨变》一样的经典性作品。前辈作家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经验之一便是，既要敏锐地抓住现实之新，同时又要对“新”有着现实之思。忽视了现实之新，就会在重复之路上徘徊；缺乏思考的新，则徒有现实的空壳。

对现实之新的思考一定要建立在有扎实生活的基础之上，这是我读了马金莲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之后一个最大的感慨。

马金莲出生于宁夏西海固，这也是她的一口文学“深井”。西海固是西北有名的贫困地区，它的脱贫历程十分艰辛，自然其脱贫的成绩也十分显眼。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以马一山一家人的故事为主线，反映了羊圈门村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来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变化。马金莲着眼于“新”，写了新事物、新现象如何跋涉千里，进入到这个西北偏僻的乡村，又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肌理的。马金莲在小说里也写到了乡村旅游。她写驻村扶贫组的乔组长，一次去山上找正在挖台阶的马一山，他在山头“被一道奇异的落日风景所吸引”，便喃喃自语：“如今到处搞乡村旅游，难道这不是最好的乡景、乡风、乡愁、乡情？”但马金莲仅仅写了这么一个场景就把乡村旅游带过了。这样的处理恰好说明马金莲在书写现实之新时是作出了认真思考的。乡村旅游尽管是个好东西，但在偏僻的羊圈门，它暂时还只能是驻村干部头脑中的一个美好愿望。现实之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东西，它是一颗外来的好种子，还要在旧的现实上扎根、发芽，结出新的果实。马金莲的《亲爱的人们》写的就是羊圈门村是如何接纳了一颗又一颗外来的新种的。她以羊圈门村的方言为例，细数这几十年来增添进来多少新鲜的词，她感叹道：“方言是一个容量巨大的口袋，在不断地吐故，纳新，装进，倒出；也是一口恒温熔炉，能把装进来的捂热，熔炼，交汇，融和。正是这样开放式的吐纳，让村庄经历了几辈人的更迭，方言还完好地保持并赓续着。”马金莲就写羊圈门村方言的变化，写日常生活习俗的变化、情感的变化，以及眼界的变化。她以细密的日常生活细节丰满了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中的演变，她以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有生活血肉的文字，真实表现了西北最贫困地区之一的西海固是如何逐步摆脱贫困、追赶着新时代步伐的艰辛历史的。小说采取了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但在叙述中我们分明能感觉到作者的身影，她毫无距离感地就生活在她所叙述的人物中间，体贴他们、心疼他们，善良地为他们开脱、热切地期待他们幸福，这是马金莲的写作姿态，因为这种姿态，使她看似客观的叙述具有了一种强大的感人力量。小说不是刻意地要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却成为了乡村振兴主题作品中最有说服力的文学文本。

新与思，这两个字对于小说来说都很重要。新事物、新变化，能够给小说带来活力。现实之新也需要借助作家之笔传播得更广。但小说毕竟不是新闻报道，离开了新就不行。纯粹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说，新和旧的权重应该是一样的。如果唯新而新，看上去很有时代感，但那也只是像打水漂一样，在水面做出几个漂亮的抛物线以后就沉入水底了。因此在新与思中，我更看重思，凡是经过了认真思考的现实之新，就会赋予新以灵魂。当然，作家对现实之新保持热情和敏感同样很重要，现实之新往往能够激活作家的思想，能够给“思”打开新的空间。

老藤的长篇小说《草木志》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中的“我”是一位驻村书记，他爱好植物，借派驻乡村之机愿意熟悉更多的植物知识。小说的主要情节自然是写他与村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村里的矛盾，寻找到经济振兴的途径。当我阅读时，果然不出所料，小说也写到了乡村旅游。尽管这不是主线，但说实在的，这条线写得还顶好，驻村书记与年轻设计师寒寒共同构想的乡村旅游方案“驿路·遇见”还顶有诗意。它并不是小说的亮点，小说最大的亮点是观察世界的新颖角度。老藤从城市干部派驻到乡村帮助脱贫和振兴这一新现象上获得了一种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这就是从人与植物的关系入手去观察世界。小说中的驻村书记爱好植物，当他来到乡村，仿佛来到了一个植物王国。在他了解和学习植物知识的过程中，就发现乡村里的村民仿佛与植物有着息息相通之处，他觉得在乡村熟悉了植物，也就熟悉了人。老藤便以植物来结构小说，每一章都是以一种植物来命名，既要描写到这种植物的种种特性，也以这种植物指代村里的一个人。

这是老藤找到的一种认识乡村世界的方式。我们认识乡村世界，会强调人与土地的关系，从人与土地的关系去认识乡村历史和乡村人物命运。现在，老藤则要说，我们还可以从人与植物的关系去认识乡村世界。植物就像一个王国，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习性、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功用，而它们相互之间又纠缠在一起，这就构成了一个良好、和谐的生态系统。在乡村，看到一个地方各种植物郁郁葱葱、生长茂盛，就知道这里的生态良好。

《草木志》这部小说则是告诉人们，由人类组成的乡村社会也是这样。一个村就像是一个由人构成的植物王国，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和脾气，他们有矛盾，但又相互依存。一个村有良好的社会生态，人际关系就好，矛盾就容易化解。驻村书记来到墟里村做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工作，这个工作其实也是在帮助墟里村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作家在一部写乡村振兴的小说中有这么新鲜的思想发现，真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