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绿皮火车从冀东这座工业城市的夜色里开始行驶，一直向前，过天津，穿越大半个河北，在黎明时分进入山西。眼前，枯黄的山脉上隐隐约约还有一些残存的积雪。接着，是一个连着一个的隧道。太原、平遥、灵石、霍州、洪洞……经过一串古老的城市之后，终于在中午时分抵达故乡所在的临汾。

放在往年，下车后，我要倒两趟公交车，去山下的小镇与开机动三轮车的父亲汇合，再沿着盘山道上山，回村。但这次父亲病了，母亲一个人在家，弟弟便提前安排了辆出租车送我。

车窗外的街道、村庄往后闪去，汽车直奔最高的那座山，我们村就在山顶上那座庙背后的山洼里。上了坡，有人正在修路，他们衣服上沾满灰尘，头发凌乱。回过头，竟是我们村的人。他们也认出了我，笑着挥手问好。

司机说，这里要建景区呢。我点头，没有再说话。

汽车拐了许多道弯，才终于进了村子。母亲从堂屋的门帘里伸出脑袋来，笑着叫我的名字。我拎着箱子进去，才发现，她正在门口的灶台上给我熬小米粥呢。屋里弥漫着一股雾气，她便在这雾里问我饿不饿、累不累。

母亲在四十八岁那年得了脑出血，从此，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弹，但洗衣、做饭样样都抢着干。她总是对别人说，半个身子也能把日子过好。现在，她拄着拐杖回屋，拐杖与地面撞击的声音响彻着，让我听了难受。但母亲却一直在笑，催我赶紧洗手、吃饭。等我拿掉锅盖后，才看到里面还放着一小碗鸡蛋糕。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说，你小时候就爱吃。

父亲发病于十天之前，那时，我被困于婆婆家的村庄，无法前来。弟弟一个人在医院陪父亲。母亲便独自在家。不一会儿，村里人陆陆续续来了。大妈进屋的时候，还往炉子里填了一锨煤炭，只听得炉腔里的火苗不断呜咽着。

大家一溜坐在炕沿上、炉腔上，纷纷向我还原父亲生病那天的情景。一大早，他就不能动了。母亲给弟弟打电话，又通过电话叫村里人帮忙。但大家都不敢动，只等着救护车来接。父亲去住院后的好几个晚上，大妈和姑姑轮流跟母亲做伴。但母亲却执意不让她们来，说不需要帮助。甚至，天一黑，她就把门反锁了，隔着窗户跟要来陪她的人高喊，回吧，我自己行！

夜晚，我给母亲按摩，她的脚早已严重变形。因为右腿不会走路，长期靠左腿支撑，左脚掌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指甲盖也变得肥厚，用剪子都剪不掉，需要用锉打磨。我见过父亲为她修脚。在灯下，父亲打磨脚指甲，像打磨一件器物。我给她按摩，她却不由得往被窝里抽，说，别捏了，快睡吧。我知道，她是在回避自己的身体。

关掉灯，她开始讲述，是那种许多年前只属于她和自己姐妹之间的讲述。从最近的状况追忆到遥远的童年，再到婚后公婆让她受的委屈。沿着时间的轨迹，她一路讲下去，讲村里人的变化，有的是实证，有的是传言。如果不是我睡着，母亲能一直讲到天亮。讲完一遍经历，再插入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月光透过窗帘，落在被子上，似乎也想当个听众。

半夜，听到狗不断叫，我便坐起来，掀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

母亲说，别看了，没有人，它吼的是风。

2

天还没亮，母亲就开始摸索着穿好衣服，出去锻炼身体。我想着睡一会儿再起，但再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赶紧起床，等出去抱柴生火时，炊烟已经爬上别人家的房顶。

早饭还没吃完，婶子、大妈们便陆续进了门。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向来热闹。那些年，利用这热闹，我们给人轧过面，也开过小卖部，这使得我们家像个情报收集站一般。哪怕母亲生病之后，也依然对村里人的状况了如指掌。加上前些年村委会建在旁边，院子又与我家院子紧密相接，连成一片。村委会有宽带，连了Wi-Fi，这信号源每天都会把村里有手机的人吸引过来。假期里，举着手机的多是些孩子，小小的人靠了墙根坐着，对着手机屏幕或笑或闹。他们上幼儿园之前，都由爷爷奶奶带着，不时回城一趟。这些小孩们都有两套语言系统，对着爷爷奶奶说方言，转身又立马跟小伙伴们切换成普通话。他们从小就将自己的身份分裂开来，一半在城市，一半在乡村。

村委会新上任不久的会计来找我，她是外村人，想知道各家各户都在什么位置。我主动请缨：给你画幅地图吧！离开村庄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不时就在脑海把村庄的街巷、房子过上一遍，那幅地图早已经刻在心里了。我在纸上一边画一边写着这里是谁家，那里又是谁家。哪户人家去了城里打工，哪户人家留守着。你这些年都在外地？会计惊诧地问。

村里除了一户放羊的、一户喂猪的四十多岁，略年轻些，其他的都是老年人。他们多是我父母的同辈。这辈人一生操劳，有像我大爸那样去当兵转业回来的，也有像我父亲那样上完高中继续种地的，他们都长着一张爱笑的脸，脑袋不同程度地秃着。最统一的莫过于那双腿了，都向外弯曲着，变成一个括弧，走路的时候摇来摆去，一旦坐下来，便开始握着拳头用力砸腿。这些腿曾经出入于各个矿洞，也奔跑于好几座山外的煤窑。他们都没想到，那些年辛苦卖命的老账都记在了双腿上。这是他们那辈人独有的记号。每当看到我爷爷那一辈人在村里四处奔跑，还能爬上山顶看野花的时候，便开始感慨，老天爷以为他们热衷于拼命，直接把老年人该有的悠闲偷走了。

到了中午，我才发现，人群里少了二大妈，问母亲，她才说，二大妈去城里看病了，比我父亲还早一天呢。有关她的病情，大家都不得而知，但下午母亲专门给她拨了一回电话，听那边说，正在化疗呢，痛苦得很，我便明白了几分，但却不敢跟母亲说出自己的猜测。傍晚，路灯刚亮，有一辆救护车从门前的马路上呼啸而过，不一会儿，又飞快地开走了。母亲疑心地看着我，问，谁又病了？她一步步艰难地挪动着身体，挪到门口，掀开厚重的门帘往外看，但没有人来揭晓谜底。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是大妈得了脑梗，被救护车拉走了。在医院里，她一直喊着我的名字，告诫我：别洗脑袋了，小心着凉。那是前一天下午，她来家里时，我正好在洗头。她叮嘱我的话，没想到被她记在脑子里，卡了带一样，来回播放。

岳老二去哪儿都带着小马扎，仿佛他的坐骑。坐下后，他重重叹口气，其他人也都沉默着。这一群不敢老去的老人，每过春天，都会提心吊胆，不知道疾病会落在谁头上。他们担心自己病了，给孩子添负担。又念叨远在他乡的孩子们，也念叨在医院里住着的老伙计。夕阳在天空营造出适宜怀念的背景来，他们讲起青年时期的往事，脸上才泛起一丝快乐的光晕。

天擦黑的时候，我邀请他们回屋说话，又往炉子里填了些煤。刚拉开灯，便听见三轮车的突突声。等我出去，大姑正笨拙地下三轮呢。我忙将一把椅子递过去，让她踩着下来。大姑被河沟里的风吹成了大背头，开车的来阳卸下姑姑买的东西，急匆匆走了。大姑一边进门，一边说，她正在街上买东西，便看到来阳开着三轮车从旁边路过，赶紧拦下来，让他回家喝口水去。来阳摆着手说，还要回山里呢。大姑归乡的心立马就被这句话点燃了。她匆匆收拾好东西，坐上了来阳的车。

大姑家在紧挨洪洞城的一个村庄，距离著名的寻根景区“大槐树”很近。早些年，她回一次娘家无比艰难。姑父忙着追各村的集市摆摊，她照顾着那对双胞胎儿子。每次，都是奶奶梦见了她，或者家里的杏子熟了，才吩咐父亲架着骡子去接他们回来。父亲天不亮就走了，直等到天黑，骡子才把他们拉回到院子里。母亲和奶奶接过我的双胞胎表弟，从车上卸下大姑买的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吃食和衣服，走进窑洞里。我欣喜地跑前跑后。那时，我总觉得大姑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大姑一进门，大家赶紧站起来，把炉腔上最暖和的地方让给她。

我掀开垂下的床单，在床下看到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红薯，想到父亲春天怎样在地里栽下一棵棵红薯秧，又怎样在秋天将红薯刨出、收回。父亲也有一双长年疼痛的弯曲着的腿。他身材高大魁梧，每次干活时，都不得不跪下。这些年，他没少给田地里的庄稼下跪。直到后来，连跪都跪不下去。红薯怕风吹，几十年了，我们家的红薯一直储存在这张床下边。

晚饭很简单，蒸红薯，炒土豆丝，小米粥，还有父亲没生病时蒸的几个大馒头。爷爷坐在一旁，我们谁也不说话，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天，大姑才说，都打起精神，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人吃五谷杂粮，就会生病，能有什么办法。

大姑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姑夫四十几岁就因为一场车祸走了。前几年，大姑还得了一次脑梗。人们都以为她站不起来了，但出院的那一刻，她便把孩子们轰走，在门前的小路上练习，一次次跌倒爬起，继续练习。她强迫自己用手抓着饭往嘴里送，每天给自己包饺子吃，硬是把身体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夜深了，我和母亲留大姑睡在我家，可她还是执意要回到爷爷那间土窑洞里。这么多年，姑姑们每次回来，基本都会回到那土炕上住。仿佛只有回到那里，才算真正回到了娘家。

月光照着八十多岁的爷爷和六十多岁的大姑，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出门，我赶紧开了院子里的灯。那盏灯是当过电工的父亲装的，它的光亮与马路上路灯的光亮连成一片，把他们印在地上的影子冲得很淡。

3

清晨，雾气把远山抹掉，把树梢上那些潦草的鸟窝抹掉，远处传来一片铃铛声，一群羊正咩咩叫着从雾里穿过。

我起床时，母亲已经在雾里绕了两圈，大姑也在村子里转悠了好半天，正准备生火呢。以前，我以为，每次回来在村里四处“巡逻”，是我——一个文艺女青年独有的行为。这次从大姑身上，我才忽然发现，远嫁归乡的人可能都是如此。大姑去看望那些老房老院子，看望那些老树，也看远处的田地。炉子里的柴火烧得噼里啪啦响，大姑说，以前老学校院里的皂角树死了，又说，东边山上那些地，麦子长得不错。

她也说自己每天醒来，其中一条腿总是麻木的，她要用整个身心带着那条腿来回走，直到把身体完全走热，它才会逐渐被唤醒。有时候实在懒得走动，就拿着手机，放戏曲。晋剧、秦腔换着听，哄着自己走。她还说，去年在二姑家住，她硬是拉着全村的妇女一起跳起了舞，跳得好不好不重要，只要能让胳膊、腿愿意活动就行。

饭后，老人们依旧陆陆续续来，众人一来，她便成了中心。所有人都听她讲：每天要喝牛奶补钙，要锻炼身体，要轻松地活着。几个叔叔婶子爷爷奶奶都围坐着感叹，为什么别处的人都能活得那么自在？

大姑说，哪儿的人都一样，人老了，就得自己哄自己，想尽办法哄。这时，人们想起村委会还有一套锣鼓，平时都是闲置的，只有等到过年时，年轻人从远处回来，才敲打一番。那个时候他们多是观众。虽是观众，手却不闲着，在空中不断比画，到结尾处，也跟敲鼓的人一样，把一只手扬得老高。

那一套锣鼓、铜镲、铜钹从村委会的库房里搬出来。但村里人实在是凑不齐。我大爸只好给山那边两个喜欢热闹的老人打去电话，他们一听，立马就同意了。不一会儿，也晃着那种变形的腿来到了村委会的院子里。

只见墙壁上贴着一张写满粉笔字的大红色乐谱。大家开始练习起来。整个山谷里回响着稀稀落落参差不齐的鼓声。太阳越升越高，鼓声似乎把雾给逼散了，远处的山峦、近处的树木都清晰起来。

大姑并不去敲鼓，她先把母亲炕上的被罩都拆下来，又把两间房子里的窗帘摘下来，把爷爷的床单、被罩抱了来。洗衣机整整转了一天都没有洗完。她说，姑娘回娘家，就是来干活的。我顿时心生惭愧，这些年，我回来的次数有限，每次回来带着孩子，又带着工作，能帮父母做的事情实在有限。

她把那块粗布床单从洗衣机里拎出来，搭在绳子上。我们一起将它抻开。上次，我跟长辈这样一起抻床单是十几岁的时候。后来，我去了外省。每次回来，都会发现这个家里与我有关的东西又少了一些。弟弟结婚时，占了我原来住的屋子。那次回来，墙壁粉刷一新，屋里摆放着崭新的家具。我立即退了出去，急切地追问母亲，我以前的日记本呢，我的书呢。母亲让我去牛棚里找。推开牛棚的栅栏门，两头牛警惕地瞪着我。眼前堆放着青草和杂乱的柴火，我不由得擦起了眼泪。我那时候说不清为什么会哭，只觉得自己的空间在这个家里不断缩小。结婚后，村里人看到我，问候的话再也不是“你回来了？”而是“你来了？”，那被有意丢弃的“回”字，让我难受了很久，那是一种强烈的被遗弃的感觉。

大姑用力拉扯着床单上的褶皱，说，当姑娘的，不都得过这么一关。

隔壁的小老太太平时住在城里，偶尔回来看看。自从她公公被小姑子送去城里的养老院以后，他们便解脱了似的，不用总往家里跑。但每隔一两个月，都会回来住两天。在我们村，像她家这样的有好几个。她笑着说，就这么个破家，啥都没有，却总也惦记着。城里的房子，什么都有，但怎么也住不出感情来，毕竟是租来的房子。接着，她便压低了声音，说，环子的婚事黄了。

环子是五彩叔的儿子，在我印象里，他还是个光头赤脚在村里乱跑的孩子，如今也成了大龄青年。五彩叔在外地打工，这几年挣得不少，每次过年，他家的炮仗放得最多，烟花也最漂亮。但孩子一找对象，他不光拿出了所有积蓄，又借了不少钱。得买房子，买车，还得送一大笔彩礼。本来说好是十六万六，临时又改成了十六万八，说是还得有两千块钱买电动车。我惊讶地问，不是买车了吗？小老太太说，媳妇说了，远处开车，近处骑电动车才方便啊。

这些年，故乡出了不少这样的“富”孩子和穷老人。他们顶着债让儿子结婚，为他们还贷款，让他们有车有房生活在城市里，但因为没收入，或者收入不稳定，经常连菜都买不起。其中就有我表弟。他每次回家，都像打劫一样，除装多半车瓜果蔬菜之外，还要带上一大袋子馒头。那些老人要么在外地打工，要么在山村里拼命挣钱，一有时间就去山里挖草药，晚上拿着手电筒去山崖上捉蝎子。整个秋天奔忙在田野里，采摘松子和酸枣。他们努力地还债，也努力在儿媳面前营造岁月静好的假象。

话音刚落，五彩叔便骑着摩托车进了院子，说要几个红薯吃。我赶紧找了塑料袋去给他装。他倒也不回避孩子的婚事。直说，孩子们都处半年了，本来说好的钱数，又变了好几回，这样的亲不结也罢。小老太太热心，劝他一定三思，可别心疼钱，再说，你家姑娘过一两年也得嫁人，彩礼一要，这窟窿怎么也堵得上。

五彩叔接过红薯，说，儿子的婚事已经这么不顺利了，怎么能再搭上姑娘。我姑娘万一看上个穷小子呢？我可不让她为难。说完，他便跨上摩托车一溜烟走了。几个女人看着远去摩托车扬起的尘烟，顿时沉默了。

4

父亲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出院后又转到了另一家医院的康复科。其间，我下过几次山。本以为我的陪护能让父亲振作起来。但他始终皱着眉头，一副随时会哭的模样。中间请了一次假回家，才有所改善。人们来看，他还依旧像原来那样开玩笑，但人一走，他便沮丧起来，看着正在下山的太阳说，真冷，要是能把它装进口袋里就好了。

弟弟找人在院子里焊了两截足有五米长的钢管，中间隔了半米的距离，让父亲站在中间扶着练习行走。每次当别人走进院子里说他可怜的时候，我总要把医生的话重复一回，他并不严重，能好！

春天了，田地里的荠菜、灰菜顿时铺满了一层，地垄上的桃花也开得明艳。人们聚在一起，开始商量着去集上购买什么牌子的玉米种子、蔬菜种子。放在往年，父亲一定会帮他们拿主意，并且亲自去城里的种子公司采购一趟。但眼下，父亲住院了，他们一时也商量不出什么结果来。母亲不说话，只是一遍遍抬起头往远处的田地里张望。

我在一个清晨扛着铁锨、镢头去了地里。那块与房顶紧挨的田地，曾是母亲最得意的菜园。母亲病后，父亲让田地依旧维持了原来的样子，每年都不闲着。

一场雨后，灰菜已经把这块地完全霸占，我拔了好几把，扔在一边，打算回去凉拌了吃。旁边的杜梨花开得正盛，粉里透着白，蜜蜂嗡嗡叫着。我穿着母亲的衣服、鞋子卖力地翻着地，路过的人都用错愕的眼神看我，等我回过头的时候，他们说，好像年轻的母亲又回到了地里一样。

我对那块田地进行了划分，种黄瓜、豆角，又栽了西红柿、茄子，剩下的地方全种了玉米，又在四周撒了南瓜子。我用最古老的方式播种，刨出坑，一粒粒撒了种子，又掩埋，踩实。哪怕手上磨出好几个泡也不停下。我不知道在跟谁较劲，天黑了也不回家。狗站在土堆上往上看，看不见我，呜呜叫上几声。母亲催促着，快回来吧，小米粥已经熬好了。

月亮升上来，田地里长满了我的脚印，不，应该是母亲的鞋印。我穿的那双鞋是母亲的。

村里的老人们看我吃力地在院子里劈柴、喂鸡、喂狗，照料田地，忙到头发凌乱，感慨：若不是出去上学，这或许就是你的生活。事实上，与我同龄的人都去了城里打工，假若没有因为上学离开村庄，这同样是会被我抛下的生活。

那天，刚要从地里回去，看见一辆救护车进了隔壁家的院子，接着，路灯亮起，他们开始喊叫着，慢点，慢点儿。等晚上，小老太太来借面粉的时候，我才知道，她公公回来了。那个九旬的老人，已经离开村庄多年。当年，儿子儿媳为了看孙子，把他独自留在家里，他没有柴火烧，就一棵棵挨着砍院子里的树。后来，女儿将他接到城里的养老院。现在已经瘫痪了两年，最近病情急转直下，完全吃不下东西。大夫说治疗的意义不大，让他们接回家。

趁着太阳好，小老太太便把大袋黍米搬出来，晒了半晌，又是挑石子，又是筛沙土。红白喜事的早上，用黍米做蒸饭就臊子面，是我们这里的习俗。显然，他们已经在为老人准备后事了。我走进那间久不住人散发着霉味的屋子，看见一个瘦弱的老人正躺在炕上。他回过头，凝视我，涣散的眼神忽然聚拢起光，显然认出了我，他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却发出“哦哦”的声音，说不出话，他用疑问的眼神指了指窗外。我明白，他是在问我，什么时间回来的。我答，回来好多天了。他点头，把干枯的手收进被窝。

老人们坐在我家院子里，远远看着一个比他们更老的人最后的时光。

父亲出院了，他坐在轮椅上，张望着像往年一样长满蔬菜的田地，眉头又紧锁成一团。我种的蔬菜长得太好了，豆角像变魔术一样，摘也摘不完，黄瓜一天就能结出好几根。而那些老人们种的蔬菜却不理想，死的死，病的病，只好重新又种了一回。可我们家的又吃不完，我每天采摘完以后，都往各家送一趟，后来，就连路过这里的陌生人都送了。

之后，麦子成熟了，大爸叫我去东山的地里守着，说开收割机的人马上就来。我赶紧一路小跑着过去，在我们这样偏僻的地方，开收割机的人不愿意来，上山下山本身就费油费劲，田地什么形状都有，而且量也不大。东山已经站着八九个人，除了一个大我几岁，其他的都比我父亲要大，有的我要喊伯伯，有的要喊爷爷。我说，咱们村就这些人家种了地吗？他们点头，说麦子要紧着收，这些年，出去打工的人都不愿意种了，他们顶多种点棒子。又说，也有特殊的，山那边就有个年轻人跟媳妇从城里回来了，买了耕种的机器，把整座山上大部分扔了的地拣来种。

晒麦子是件烦琐的事情，一天天盯着天空，生怕忽然来临的雨水将它们浇湿。之后，我又一个人收了八亩地里的核桃，并且将它们卖掉。其间的辛苦和艰难，只能一点点克服。我告诉自己，这是我父亲每年经历的事情，也是曾经作为留守妇女的母亲每年经历的事情。而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帮助乡亲们干活，应付各种杂事。许多个傍晚，我站在地里，看着远处的山，感觉自己像穿越了一般。有时候做梦也会梦见，两千里外的丈夫和孩子都是我的幻象。在那些梦里，我想回到自己的家里，却怎么也上不了火车。

夜晚，隔壁忽然传来一阵哀号声，接着，是一群人的哀号。隔着窗户，看到穿了白衣白裤的人从他们院子里进进出出。母亲伸着仅能活动的左手，说，村里八十岁以上的，还有四个。父亲低下头，面露悲色，一副要哭的神情。

在外打工的人几乎都赶了回来。帮着处理后事，唢呐吹了好几天，之后，村里添了一座新坟，整个院子又恢复了之前的宁静。

转眼，我已经在故乡住了小半年，但父亲恢复得并不好，我们不得不做长期的打算。最终决定搬离山村，让他们去弟弟工作的小城租房子住，方便他照顾。

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杀了最后一只鸡，把狗连同铁链送给那户养猪的人家，又把地里的蔬菜和果子留给两个大妈。我们走的那天，村里的老人来相送，他们说，养好了病就回来啊。说着说着，就用手抹起了眼泪。

人一旦拉开距离，就开始变得深情，母亲不时跟村里的老人通个电话，也有人专程来小城看过几回。村里把原来的小学改成“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时，他们也打来电话，建议父母回去生活，说，那里好着呢，能洗澡、下棋，中午还管饭……母亲显然动心了，但父亲却又一次病倒。

我看过老人们敲锣打鼓的视频，他们不仅在村里敲，去外村敲，甚至还去那座成为旅游景点的庙里敲。他们摇晃着自己疼痛的双腿，挥动着鼓槌，脸上依旧洋溢着灿烂的微笑。

故乡终究是我的驿站，没想到，现在也成了父母亲的。但话又说回来，人活在这世上，哪里不是驿站呢？

【作者简介：刘云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北京文学》《天涯》《青年文学》《散文》《散文选刊》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并获得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给树把脉的人》《陪你变成鱼》，童话《奔跑的树枝马》《老树洞婆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