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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文艺》1964年底停刊，至1974年复刊，停刊时间长达九年。1974年复刊后，《宁夏文艺》第1期封底刊登了一篇《稿约》，这可以看作《宁夏文艺》复刊之后的“宣言”。《稿约》称《宁夏文艺》的编辑方针是“在党的十大路线指引下，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坚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为繁荣自治区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努力。”这种以“编辑方针”之名对文艺的引导，代表着复刊之后《宁夏文艺》的基本立场和诉求。这种立场和诉求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的特殊时代领导文艺工作的开展，一是新中国成立至1980年代之前宁夏的思想、文化、文艺建设和全国同步；二是乡土中国和革命叙事的并置与重叠。

一、诗与赞歌

1974年《宁夏文艺》刊发的作品以诗歌为主，该年除第5期“诗歌专号”外，1974年《宁夏文艺》其他五期共刊发诗歌作品（包含花儿、儿童诗）九十二首，这九十二首和第5期“诗歌专号”所刊作品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主要是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无产阶级、歌颂英雄人物的作品；第二类是赞美先进事迹，赞美劳动、生产和学习的作品；第三类是批林批孔的作品。这三类作品中尤以第一类数量众多而成为1974年宁夏诗歌创作的主流。此处仅以《宁夏文艺》复刊的1974年第1期为例，简要介绍其时宁夏诗歌创作的基本状况。

1974年第1期共发表短诗二十二首，前十八首辑为“山花朵朵献给党”。第一首作者是银川棉纺厂工人何克俭，全诗共四行，题为《心中歌儿献给党》：“万缕银纱做琴弦/我用织梭着意弹/心中的歌儿献给党/日日夜夜唱不完”。第三首是海原社员翟辰恩的作品，题为《红太阳把心儿照亮（花儿）》，全诗两节八行：“旧社会乌云遮山庄/灯盏是云孔里的月亮/黑洞洞的破窑风扫炕/盼鸡叫巴望着天亮//如今崖畔电机唱/夜明珠挂满了山庄/明晃晃灯下读宝书/红太阳把心儿照亮”。从这两首诗作可以看出，如果把“山花朵朵献给党”当作叙述策略的话，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政治逻辑：“朵朵山花”喻诗人、作品，代表普通民众的一颗红心；“献给党”则是态度，是选择，甚至是思想和政治信仰。

这十八首诗中注明诗人身份的还有五二五九部队战士宝音图的《十大光辉照边疆》、银川拖配厂工人韩长征的《喜报》、西北轴承厂工人晓刘的《红心向着毛主席》、吴忠配件厂工人张学明的《革命工人跟党走》、西北煤机二厂保杰的《塞上煤城迎朝阳》、石嘴山第二矿务局银波的《手托乌金向党献》、平罗社员王明星的《毛主席指路咱们走》、石嘴山大武口公社刘生智的《颂歌飞出心窝里》、宁夏大学工农兵学员纳日苏的《贫牧子弟上大学》等十一首。后四首没有设立栏目而是穿插在其他小说或者散文后面的空白页面处，分别是固原社员刘平的《抗旱斗天志气豪》、银川长城机床厂工人肖川的《“先锋队”里的前锋》、西北轴承厂工人刘国尧的《对手》和石嘴山第一矿务局郑正的《飞车迎接生产新高潮》。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诗作者的身份和作品题目，就是为了能够比较直观地呈现宁夏诗歌创作在特定时代氛围中的原生态，把人们从对宁夏诗歌现有的想象中解放出来，以便于回答或者探讨彼时的文学在如何叙述时代，或者文学在这一时代究竟在叙述什么。

这一类诗歌作品，主要特征是赞颂党、领袖和时代。在写作上，首先是受1958年以来“新民歌运动”的影响，在创作方法上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为主，在创作队伍上强调工农作家的主导地位，在广大工农群众中发现和培养诗人，所以有很多诗人来自工厂车间甚至田间地头，其作品大多数采用民间口语，保持着浓厚的民间特色，与五四以来现代新诗的审美相去甚远。这些工农兵出身的诗人有一部分后来离开了工厂，成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宁夏诗人队伍的主要成员。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肖川和何克俭两位先生。

肖川是从一名普通的战士、工人，最后成长为一名诗人、编辑，曾任《朔方》编辑部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曾任宁夏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政协委员，出版诗集、著作多部。何克俭从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7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宁夏文化局创作研究室干部，宁夏群众艺术馆通俗文学家杂志社副社长，《通俗文艺家》副主编、主编，副编审职称，出版诗集、著作多部。如果把1974年的宁夏诗歌作为一个观察点的话，其诗人队伍的构成与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对全国诗人队伍的构成状况所作出的判断非常相近，“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一方面要求作家、诗人‘深入’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另一方面则是从工农兵大众中发现、培养诗人和作家”（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而且这种写作基本上是时代与政治的命题作文，“是当代文化激进力量创建新文化和文化运动方式的重要实验”，所以这些诗人在受到一些基本的语言训练和文化教育之后一旦脱离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他们的诗歌创作就会发生很大的转变，真正的新诗传统会回到他们的创作之中。肖川、何克俭之后的创作即可证明。所以，政治命题作文虽然在特定的时代影响制约了文学的发展，但却培养出了宁夏本土作家中的第一批优秀诗人。

其次是受1960年代以来政治抒情诗的影响。当然，我更加愿意把所谓“政治抒情”当作一个宽泛且抽象的概念来理解，即在强调政治与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特殊关系的前提下，写作者以阶级的、社会群体代言人的身份，以鲜明直白的语言赞美革命、领袖、工农兵群众的一种写作风格，这也是以文学（诗歌）的方式引导推动大众的情绪向着欢乐、激越高昂的方向发展，也是对当时深刻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疏导和淡化。比如《塞上煤城迎朝阳》中写道：“塞上煤城迎朝阳/黄河波涛披彩霞/欢歌声声庆十大/煤矿工人跨骏马//毛主席挥手指航向/党的光辉照万家/各族人民齐奋战/革命生产开新花”。这种对时代的讴歌、渲染、铺陈，直白简单，以明显的节奏强化情感力量，既要达到抒情的目的，又要达到宣传鼓动的效果。本期“山花朵朵献给党”小辑刊发的十八首作品都可以呈现出1960年代开始的政治抒情诗常见的基本格调与特征。

当然，从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来看，1970年代的诗歌写作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的作品，这部分作品“其内容均涉及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宣传的性质……其语词、结构、体式多是陈陈相因。这种格式，是五六十年代成为主流的‘政治抒情诗’，和1958年的政治性‘新民歌’的粗糙化变种”（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二是无法公开发表的，地下的秘密或者半秘密的写作，包括知青诗歌、右派诗人的诗作，这部分诗作则是1970年代末期以来诗歌蓬勃发展的前兆。

但是在宁夏，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除了少数诗人的个别诗作之外，1970年代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属于上述的第一种情况，“作者们用饱蘸无产阶级战斗激情的诗笔，以火热的诗句、鲜明的形象，热情歌颂了体现伟大时代革命精神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肖峡、张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赞》）

二、意识形态化小说的基本模式

十七年期间，中国小说创作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承续五四传统的个性化写作与人性探讨，一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下的阶级文学（或者称之为“斗争文学”更准确一些）。前者有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孙犁的《铁木前传》、茹志鹃的《百合花》、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无名氏的《无名书》、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的《红豆》、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和赵振开的《波动》等。后者除了“三红一创”之外还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当然，在后来不断的整肃和批判中，一些不符合政治规范的作品被逐渐边缘化，甚至作者也遭到攻击和批判。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和小说）主流必须表现“突然重新开始”的历史进程（这一“重新开始”与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并置又分离，形成截然相反的时代“对照”与“症候”），以全新的故事和讲述风格，以全新的立场和态度，表达对新生政权的歌颂和期待，这使此一时期的文学成为慷慨激昂的众声合唱。

1974年的宁夏小说正是这个众声合唱结尾处轻微的回应。该年第6期《宁夏文艺》共刊发小说十三篇，包含浩然的《西沙儿女——正气篇》、小小说、小故事各一篇，其余十篇均为短篇小说。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这十篇短篇小说基本上能代表当年宁夏小说发展的基本状况。

《宁夏文艺》1974年第4期选载了浩然的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这是长篇小说《西沙儿女》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稍后完成的《西沙儿女——奇志篇》）。《西沙儿女》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涉及中国南海相关问题的长篇小说。1974年春天“西沙之战”结束后，浩然、张永枚、蒋豪纪被委派到西沙群岛慰问前线军民，同时体验生活，创作相关作品。从西沙群岛返回后，张永枚很快写出了诗报告《西沙之战》，随后浩然完成了《西沙儿女——正气篇》，该作原载于《解放军文艺》1974年6月第6期、《北京文艺》1974年11月第6期，在《解放军文艺》刊登的同时《人民日报》进行了连载，并被广播电台制作成配乐朗诵节目播出。1974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西沙儿女——正气篇》单行本。《宁夏文艺》不失时机从《解放军文艺》转载该作并配图刊登。

从《宁夏文艺》1974年第6期刊登的小说作品来看，《西沙儿女——正气篇》应该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作品。这篇作品问世之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受到普遍好评，大多数论者认为“《西沙儿女——正气篇》是一首中国人民浩然正气的颂歌，是一幅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革命战争的壮丽画卷”（陈继会《耿耿正气满胸膛——读浩然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该作品“以富于节奏的抒情，动人曲折的故事，色彩鲜明的笔调，散文诗式的语言，描绘了抗日战争年代的我国南海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卫西沙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我们美丽的国土，英雄的人民”（何丹《美丽的国土 英雄的人民——喜读浩然新作〈西沙儿女——正气篇〉》）。但是，后来文艺界迅速开展了对浩然的批评，1977年《广东文艺》第11期刊发了李冰之的《评浩然的〈西沙儿女〉》，第12期刊发了李冰之的《评浩然的“新”道路》，1978年《人民文学》第3期转载了李冰之的这两篇文章。文艺界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进一步证明《西沙儿女》是非常典型的政治文学的标本，因此在1970年代中期，《西沙儿女——正气篇》的发表和转载构成其时文学生态的典型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西沙儿女——正气篇》思想与情节的范式，具有可模仿性和可复制性。因此对于宁夏作家的创作来说，这部作品提供了围绕两条路线斗争遵循“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模范。

《宁夏文艺》1974年第6期刊发的10篇短篇小说一方面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斗争对文艺的影响，一方面也体现了宁夏工农业生产的具体状况和问题。对于宁夏文学来说，自然也无法摆脱和回避这一影响。1974年《宁夏文艺》上发表的不少小说都有明显的主题先行、图解政治、生搬硬套政治术语的问题，尤其是在小说中频频出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批评批孔，反修防修”等标语口号。而大多数作品的矛盾冲突都是以先进/落后、工农群众/反动分子之间的冲突为主，而最终都是以先进优于落后，工农群众战胜反动分子而走向高潮。比如当年第6期刊发的小说《快马加鞭》，就写了二十四五岁的公社党委书记李红华和将近五十岁的党委副书记老杨带领群众开沟挖渠改造千斤沟三千亩洼地盐碱问题，实现亩产“跨长江”的故事。小说中的老杨曾经担任水利局副局长，是一位“水利通”，但和“遇事讲政策，掂得稳稳的，说、写、干样样拿得起”的年轻书记李红华相比，却显得格外保守、落后，他不得不依赖李红华和普通群众的影响和改造才转过思想的“大弯子”，跟得上李红华和群众的思想，最终胜利完成改造千斤沟的任务。这样的故事模式似乎又造成了知识技术/思想认识之间的二元对立，但这也是全国不少小说作品面临的共通问题。

探讨和表现宁夏工农业生产的小说主要又可分为工业和农业两大类。石嘴山市处在宁夏最北端，是国家“一五”时期布局建设的十大煤炭工业基地之一和“三线”建设的重要布局点，是宁夏工业的“摇篮”，而铁路又是工业发展的命脉，所以1974年《宁夏文艺》刊登的小说作品中铁路题材作品就显得格外引人瞩目。其中第1期头条发表了石嘴山作者宋友仁的小说《重要任务》，该作描写了二十岁出头担任养路工长的姑娘崔春接受上级指示，保证一批运输重要物资的列车顺利通过这条铁路线的故事。当然，按照“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三突出”的原则，该小说同时塑造了几位围绕着崔春开展保障运输工作的人物，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年龄大、工作时间长，但思想略落后于主人公的工务段技术室主任刘毓林，还有“一遇到不合乎自己心意的事情，断不了放几‘炮’”的同班同学安炜。最终大家在崔春的带领下顺利完成任务。当然戈壁滩上的八级大风和满天飞沙不但为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提供了重要素材，也体现出西北边地宁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生态的问题，但“根治沙害”的方案也由刘毓林的“方格草”到崔春的“方格柳”而最终成为戈壁滩变成塞上江南最理想的蓝图。第2期刊发了石嘴山作者薛迅的小说《云天岭》，这篇小说也是铁路题材的作品。小说主要描写了七号机车司机周大刚坚持拉三千吨货物闯过被称为列车“拦路虎”云天岭路段的故事。但小说却围绕机务段转运车间总支书记刘永进和转运主任李维强的不同意见展开，刘永进经过认真分析和研究，相信周大刚能够成功闯过云天岭，但李维强却保守而审慎，担心闯不过云天岭反而造成铁路拥堵秩序混乱。最后在刘永进的坚持下，“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最终胜利闯过云天岭。

这两篇小说比较典型的风格是凸显工农兵中的英雄形象，矮化次要人物形象。《宁夏文艺》1974年第6期刊登了银川机床修配厂工人文艺评论组的《革命的“小人物”一定能战胜资产阶级大人物——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该文认为“革命的‘小人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敢于革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小人物’的革命勇气来自于党的领导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哺育”。在《重要任务》中，作者将二十岁出头、担任养路工长仅三个月的崔春塑造成一位近乎完美的理想人物，甚至在心理上也完全呈现出和年龄、工作经历不吻合的优势，比如作品中有几次崔春内心活动的描写，主要是她以高高在上的优势对工务段技术室主任刘毓林的认识和评价，她认为刘毓林需要她支持、团结和鼓励的“技术主任”，甚至“虽然她也认为刘毓林说的办法不行，但是，觉得他敢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也就很不错了”。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在仅凭自信和闯劲的崔春面前捉襟见肘，屡屡显示出自己的不足，就连刘毓林自己的心理活动也在处处为成就崔春的高大形象而推演和展开，这种为了极力塑造所谓英雄人物形象而殚精竭虑的做法，带有明显的时代症候。

余论

从复刊后1974年《宁夏文艺》的整体情况来看，所刊发的作品如前文所述，以诗歌和小说为主。刊发散文作品极少，全年共刊发散文作品六篇，具体如下：第1期刊发了五二二六部队战士王立平的《六盘山晨歌》和赵太恒的《战鼓咚咚》，第2期刊发了王立平的《闪光的炮弹》，第3期刊发了石嘴山第二矿务局工人赖存理的《矿灯赞》，第4期刊发了王立平的《鸡》和五三一一部队战士欧维柱的《瀚海沙葱》，第5期为诗歌专号，第6期无散文作品。彼时散文作品较少的一个原因，或许正如林贤治所说：“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散文形式与我们生命中的感觉、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动态形式处于同构状态。”（林贤治《中国散文五十年》）因此散文的写作大多指向写作者的内心，甚至是心灵、情感中较为隐秘或者难以言说的部分。散文不像小说，可以适当虚构（小说甚至被称作说谎的艺术）；不像诗歌，彼时的诗可以迎合时代的洪流。所以，对于刚刚复刊的《宁夏文艺》来说，有选择地刊登散文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一种谨慎态度。

另外，1974年《宁夏文艺》还刊发过为数不少的文艺评论及其他文艺形式的作品。尤其对文艺评论作品，应当和小说、诗歌等一样，放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中理解，彼时评论家的鼓与呼体现国家文化政治意图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生产机制，凝成时代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