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约热，小说家。作品曾获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小说选刊》全国优秀小说奖、《民族文学》年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

春节，或者我们俗称的年，是全世界所有华人的又一个生日——我没有打错，是生日，不是节日——节日这个词不足以表达那些日子的磅礴和隆重；而生日这个词所蕴含的意思精彩、驳杂，似滚滚春雷天边萌动，似百兽奔腾卷起尘埃；是万物复苏蓄势待发，是死去活来。

此时此刻，我脑子里全是当年那些急于归家的拥挤的人们，车站、码头，人山人海，他们或冒着北方的飘雪、或者顶着南方的暖阳，奋不顾身，归家。

曾经，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武汉，在北京，白天排队、夜晚排队，挤在长得见不到头的购票队伍中间，脸上泛着焦急的神色，前边的队伍走得快就心情舒畅，如果队伍阻滞，我的脖子就会伸长，前边到底发生了什么？车票有还是没有？很多次，当我好不容易才站在售票窗口跟前，售票员却告诉我，今天的票已经卖光了，你明天再来吧。别说有多失望，我好像经历了一次小小的人生挫折，离春节越来越近，我心里发慌，希望寄托于明天。好在还有明天。好在还有远方的家——家是一年之中最初的梦想和最后的盼头。

那个时候，对我和很多人来说，脑子里一年十二个月，用公历来计算的只有十一个月，剩下的那一个月，则用农历来计算。人们在十一个月里，不管是居家还是在外地奔忙，不管是从事什么工作，是忙得像只陀螺，还是闲得身上起青苔，他们的故事都属于公历（一九九几或者二○○几）。之后，剩下的最后一个月，忙也好闲也好，就属于天干地支，属于子丑寅卯，属于腊月。公历计算的日子里发生的故事，一般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什么隐私可言；而用天干地支子丑寅卯来计算的日子里发生的故事，则充满私享的成分，不可为外人道。是的，我们的农历腊月，总是潜伏在公历下一年的头两个月里，大义凛然，雷打不动，是赖着不走？还是旧日子和新日子最后的对峙？是甲方和乙方关于某个合同条款妥协之后达成的协议？十一比一，竟然如此的平衡和谐，水乳交融，没有谁重谁轻。人们在那十一个月里忘了腊月，而又在腊月里忘了其他所有的日子，于无声处，迎来又一个年轮……总之，只要一进入腊月，所有公历的日子即刻从所有人嘴边消失，腊月被频繁提起，韵葱无限放大。“辣懒”，是壮语，意思是“腊月里面”，一进入腊月，“辣懒”这词就频繁出现在我们拉烈小镇说壮话的男人女人的嘴里，要表达的意思各有不同，最主要的还是年终盘点的意思。得意、失意，一年的辛苦和欢乐，都在“辣懒”这个腐蚀性极强或者说是包容性极高的词里得到消解。我曾经在我的一部小说里描写我们拉烈小镇接近“辣懒”里的某一个圩日的场景，小说里的野马镇，其实就是我们拉烈小镇：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站在加广岭上，肯定会发现野马镇的这个日子非同寻常。只要稍稍侧起耳朵，就会听到市场上嗡嗡的人声比去年高了很多。最刺耳的声音主要是由猪仔行传来的。去年粮食丰收，野马镇的母猪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兽医李向阳养的两头公猪，自去年下半年起就忙个不停，平时很凶的两头公猪，配种配得脾气全无。现在，小小的猪仔行，挤满了待卖的猪仔，这些小家伙待在竹子笼里，很不安份，它们惊声尖叫，好像等在它们面前的，是沸腾的油锅。猪仔的尖叫已经让人受不了了，再加上兽医李向阳手拿阉猪刀，不停地阉割，那些被绑在条凳上的小猪拼命地嚎叫，凄惨的叫声使人不得不掩住耳朵。跟买卖猪仔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一般都躲着这个地方。

相比之下，卖牛卖马的市场就显得安静了许多，因为来这里的，多是些沉默寡言的人，他们身边的牛啊马啊，好像什么市面都已经见过似的，早已无所谓谁是它们的主人，它们冷冷地看着它们跟前那些讨价还价的人，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而那些讨价还价的人，他们的声音低得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见。他们不敢高声说话，是因为买卖成交的价钱是他们之间必须保守的秘密，如果这个秘密被别人知晓，正在市场大榕树下打瞌睡的管理人员很快就会知道，那么他要收的牲口交易的管理费，就会比别人的多。价钱谈好之后，买牲口的人，就会再次用力地掰开牲口的嘴巴，看牲口的牙，再一次判断牲口的年龄以及有没有一副好的胃口。这样还不够，他们还会再次检查牲口的四蹄，判断它在面对野马镇复杂的路况时会不会走得很稳当。整个过程安静而又庄重。所以在加广岭上看野马镇，卖大牲口的地方很容易被忽略。而人们的眼光很容易被猪仔行和成衣行这样热闹的地方所吸引。

被猪仔行吸引是因为声音，被成衣行吸引是因为色彩。在野马镇，除了语录塔上鲜红的文字，有色彩的，就是成衣行了。近两年来，野马镇的年轻人突然喜欢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好好的一朵鲜花或者说好好的一片树叶到了他们的衣服上面，鲜艳得像要滴油。他们穿着这样的衣服在野马镇走来走去，得意得很，好像这个世界，已经完全彻底是他们的一样。所以，野马镇的年轻人都喜欢去成衣行玩，他们高声地说笑、打骂，热闹的劲头看来只有猪仔行才能媲美。

以上这些曾经让我有些得意的文字，描写的就是我的家乡拉烈小镇腊月前后的景象。我的父老乡亲，那些在以公历来计算的日子里忙碌奔波了十一个月的人们——那些饥渴的人，像急于找到水源的野兽，一头钻进腊月。腊月是加油站，是顺风车，是告解室，是声音里的珠穆朗玛——响亮、悦耳。忙碌的而又短暂的腊月，让所有的人提起精神：因为所有的问题必须在腊月里解决，解决不了的也必须在腊月里放下。年三十之前，就会经常有这样的故事在镇上流传：谁谁谁把借了好多年的债给还掉了；谁谁谁还不了债，只好躲出去了。当然关于腊月的话题不止是欠债还钱，几乎一年里高兴的事和不高兴的事都要在这个时候被人拿出来说一遍，相当于现在公职人员的年终述职。在这些对人或者对己的话语中，你会看到一个地方的人基本的生活情状。窥一斑而知全豹，从我们拉烈小镇，放眼全国，再放眼全世界，这样的日子所饱含的内容，于华人来说，不是用“节日”这个词所能概括的，所以我说，春节，或者我们俗称的年，是全球华人的又一个生日。

现在回想起来，腊月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杀年猪。

说到杀年猪，我表哥的岳父瞬间跳了出来。

我表哥的岳父，名字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表哥的孩子们叫他外公，我们也就跟着叫他外公。外公身材高大，一身黑色的唐装——连衣服的扣子都是用布扭成的，系在腰间的布条一头开不大不小的扣眼，另一头缝着铜钱，铜钱套在扣眼里，就是最结实便利最经济的裤腰带。值得一说的还有他宽宽的裤腿，高大的他走起路来宽宽的裤腿前后摆动，呼呼生风——当时几乎拉烈镇所有的老人，都穿着有宽宽裤腿的裤子，我们不止一次看见，街上那些喝多了的老人解小便的时候根本不用解开裤带，而是高高捞起裤管，直接对着路边的石头冲射。

外公是个屠夫，他一身唐装，只有在腊月里才出现。

外公背着一个军挎包，挎包里有杀猪刀和剔骨刀，他的两只手，左手一把铁钩，右手一根铁条，来到亲戚们的家中。那个时候，杀年猪还是使用很古老的办法，首先要烧一大锅滚突突的水——这锅滚突突的水，也透着来之不易的喜气，那是因为，就是雨水充沛的南方，到了腊月里，就干旱无比，很多地方缺水。因为缺水，杀年猪用水就成了问题，很多年猪背上的毛没办法褪干净，迫不得已，不得不用火来烧。所以好好的一个年，在烧猪毛的时候，多少就有些兵荒马乱的凄惶的感觉。因为我们镇上有一条名叫刁江的河，所以拿火来烧猪毛的情形从来没有发生。外公来到的时候，一锅滚突突的水早就准备好了。外公放下挎包，手里拿着铁钩，几个亲戚跟在他身后走到猪栏面前，抽掉木栏杆，一根木棒敲在年猪身上，年猪夺栏而出。这个时候，外公的铁钩准确的勾住年猪的脖子，凄厉的声音在亲戚家响起。外公在前面拖，亲戚们在后面抬，年猪很快被死死按在条凳上面，外公扔掉铁钩，一把尖刀递到他手上，一个脸盆同时伸在年猪的脖子下面，外公刀进刀出，刀下的脸盆很快就喷满冒着热气的红汤。这是体力活，这样的体力活不足以显示出外公的厉害，外公最厉害的地方是：年猪重重地从条凳上落下的时候，遵循古老的办法，他在年猪的两只后腿靠近肚子的地方划开一道口子，然后拿着铁条沿着口子伸进去，交叉捅到两只前脚的位置，之后用嘴对着口子使劲吹，他的脖子青筋暴突，比平时粗了一倍。外公一边使劲吹，亲戚一边用木棒敲打年猪的身子，很快，年猪被吹得肿胀无比，这个时候棉线派上用场，外公拿棉线绑住年猪腿上的口子，以免漏气。为什么会这样做，又是割又是捅又是敲又是绑，都是为了方便褪毛。我猜测，老祖先为什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杀一头年猪，是因为要节水，我想，最早使用这个方法的可能是缺水的北方。我们拉烈镇并不缺水，但是古老的办法必须要遵循。这也是杀年猪最见功夫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最喜欢观摩的一个环节，在我们的眼前，很多屠夫都在吹气这个环节败下阵来，成为过年时的笑料。外公从来没有失手，他是拉烈镇杀年猪的Ｎo. 1。一阵忙活之后，浇水褪毛，开膛破肚，上水下水各归其位，两扇猪肉越割越小，即将变成扣肉、叉烧、肉馅、更多的即将变成腊肉……当天晚上，外公带着亲戚给的猪肉、下水和浓浓醉意，背着他的挎包，提着他的铁钩、铁条，心满意足地离开。他整个腊月都没闲着。

听说外公去世后，祭台上还供着那把杀猪刀，大概是亲人们替他经常杀生开脱责任：所有死在他刀下的畜生，是天杀地杀，不是他杀。

关于过年我最想叙说的另一件事与火有关。

年关将至，街上卖柴火的人就多了起来。平时可不是这样。在我们拉烈小镇，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为拿什么来烧火做饭头疼不已。平日里，大家各显神通，上山砍柴，到坡地上割干草，到地里拔玉米秆。凡是能点燃的东西，都曾经出现在各家各户的火灶里面。在我们拉烈小镇，没有不去山上砍柴的大人，也没有不去坡上割草的孩子。其中，上山砍柴是最危险的事情。我们那里山高路远，砍柴的人又多，容易砍到的柴木越来越难找到，砍柴的人只好往山势陡峭的地方攀爬，每隔一段时间，拉烈卫生院就会收治因上山砍柴跌下悬崖的伤者。曾经，我的二哥，就是那些被收治的伤者里的一员。

我的二哥为了给家里省柴火钱，经常上山砍柴，有一次，他不小心从巨石上跌下，摔破了太阳穴，血流不止。他跑到医院让医生处理伤口，清洗、消毒、缝针，包扎；之后的日子他反复到医院换药，直到最终拆线。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过了一段时间，二哥已经愈合的伤口又开始发炎，太阳穴又重新红肿。再到医院，除了变换地使用各种消炎药，医生再也没有什么办法。日复一日，二哥红肿的太阳穴成了我们全家的一块心病，各种土药轮番使用，都未见好转。后来，一个下乡支农的外地医生接诊，他说伤口迟迟没有愈合，是受伤的时候，有一小截木头没有取出来，本来应该成为燃料的一小截木头，镶嵌在二哥的太阳穴里，这是症结所在。后来支农医生亲自做手术，把在我二哥太阳穴里藏匿了半年的那一截木材取了出来，这才解了全家的心头之患。

前面说到，年关将至，街上卖柴火的人多了起来，拉烈小镇的四条街道，七绕八绕，加起来最多一公里，这一公里，全部被柴火填满了。腊月里，我们拉烈小镇，需求量最大的应该算是柴火。

需求量最大的为什么不是鸡鸭鱼肉，为什么不是米面油糖，为什么不是烛火鞭炮、为什么不是小孩的新装，因为，那些年货，都需要根据各家的经济状况，小心翼翼地买，踮着脚尖去买。只有柴火，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还能免了很长时间不用上山砍柴之苦，可以放着胆去买、由着性子去买。所以你能看到，拉烈镇最穷最穷的人，在腊月里的圩日，就会勇敢地走上街头，去跟卖柴火的人讨价还价。在他回家的时候，身后就会跟着长长的挑着柴火的队伍。然后这些柴火，就会整整齐齐码放在自家破烂的房子里，当这些柴火变成火焰，我们的主人才会有终于也买了很多年货的富足感。

关于火，前面我还说过，凡是能点燃的东西，都曾经出现在各家各户的火灶里面。在我家的火灶里，木材、杂草、玉米秆、木糠、废纸壳等，曾经或畅快或艰难地燃烧，和拉烈小镇其他人家没有什么两样。和其他人家不一样的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家曾烧掉几十杆“三八大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乡间的民兵组织还经常开展军事训练，枪支随处可见。我的大姐夫在公社武装部工作，那一年快要过年的时候，上级要求各地武装部把所有不能使用的旧枪支全部销毁，枪管上交，枪把自行处理。我大姐夫毫不犹豫把卸掉枪管的枪把用独轮车推回家。几十杆卸掉枪管的“三八大盖”，仍然威风凛凛，陈旧而又油亮。要知道，我们那一代是革命老区，这些“三八大盖”，曾经经历过两三代人的手，被不同的人托举着瞄准自己的敌人，几乎每一把都有故事，但是这些故事我无从知晓，那年春节，它们堆放在我家的火灶边，成为我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燃料。那年春节，我家火灶里的火燃得非常轻松畅快，那些枪支，冒着油，吐着红红的火焰，贪婪地舔着锅底。刚开始的时候，面对火灶里熊熊燃烧的“三八大盖”，家里人一下子无所适从，掌握不准火候，肉很快煮烂了……

如今，旧时的烟火已经熄灭，只能出现在回忆里，想一次醉一次。

就像电视剧里唱的“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这么多的“年”就这样呼啸而过，热烈而又尖锐、蓬勃而又温暖。感谢老祖宗赐予我们这个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中国人因思念而奔赴，所有的人情世故在腊月里奔腾，千年不歇，万世流转。而关于过年的故事，也将不会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