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卢文丽，1968年生，浙江杭州人。写诗起步，也写散文、小说，进修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出版有诗集《无与伦比的美景》《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礼——卢文丽诗选》，散文集《沙漏的舞蹈》《韩国姑姑》和长篇小说《外婆史诗》等12部。现为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副调研员，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作协诗歌专委会副主任。

导 读

如同熙攘人世的一方窗口，大学里的小邮局见证并联结了许多人与事、物与情，得以瞥见人生的辛酸无奈、离合悲欢。那个神志不清戴着灰礼帽总来寄信的哲学系老教授，爱写诗的、漂亮风情的单身女教师……岁月终被雨打风吹去，徒留无限怅惘。

大学里的小邮局

卢文丽

一

午休时分。邮政所静悄悄的，我嚼着话梅干，正读着《朦胧诗选》，这会儿是我的休息时间。我在柜台上，搁着一块覆着牛皮纸的三角纸盒，上面有圆珠笔描画的四个空心字：本台休息。这块免战牌，是我师傅传给我的，休息或结账时，就搁在台子上。

我听到门口有动静，抬起头瞄了眼，只见一个拄着拐棍，戴一顶灰旧礼帽，身穿灰西装的瘦高老人，勾着腰走进来，摸索到我的窗口，两手小心地扒着柜台，弯下腰，侧着脸，问：香港的汇款到了吗？

他的颧骨有点高，脸皱巴巴的，像上了年纪的柳树皮。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啥汇款？香港的汇款，我小姨寄来的，十万港币。老人答。我纳闷了，香港的汇款属国际业务，不但邮政所办不了，支局也办不了，得到市局国际营业厅办，就在H城火车站旁那幢英国人盖的石头房子里。有汇款单吗？望着老人一本正经的模样，我半信半疑道。汇款单？汇款单不是给你了吗？大伯，你是不是弄错了？我哪有汇款单？我紧张地提高了嗓门，扬了一下手中的诗集，你可啥都没给我啊！再说了，我们这里也办不了对港业务！在里间打瞌睡的所长走了出来，一看情形，冲我摆摆手，然后大声对老人说：伊教授，回家等着吧，等汇款单来了就给您送去。

老人讪讪离开柜台，走到靠墙一张条椅上，坐下，支着拐棍，嘴里嘟哝着什么。所长低声对我说，哲学系伊教授，神经不大正常，大半年没露面了，我还以为走了呢。

所长说完，就回到里间，戴上袖套盖起了邮戳，所长咚咚的盖戳声，像铁骑突出刀枪鸣，又像是带着怨气。这也怪不得所长，因为她是我们所里最忙的。全校师生寄出去的信件，所长得一一过戳，邮车拉来的邮件，在交给校收发室前，也得所长盖落地戳。邮车一天来三趟，早一趟，午一趟，晚一趟。那时流行音乐卡，厚厚的，给所长盖戳制造了麻烦，有的音乐卡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在邮筒里就欢唱起来，吵得我们头昏脑涨。这种时候，所长就会一边盖戳，一边骂骂咧咧：现在的大学生，就知道浪费爷娘铜钿，真是造孽啊。

这时，走进来一个女的，黑色高领短袖线衫，露着两条白皙的胳膊，柳眉单眼，很有风情的样子。她打量了一下我柜台上的“本台休息”，又抬头望望墙上的钟，便悄悄坐到了条椅上，与老人隔着很宽的距离。老人转头，看着女人，有点突兀地问：帮帮忙，帮我写封信好吗？女人似乎有点吃惊，将身体又往椅子尽头挪了挪。我眼神不大好，你能帮我给我的小姨写封信吗？女人说：哦，可以的，大伯，带信纸了吗？老人一边在身上和身边摸索着，嘴里一边念叨着：信纸、信纸放哪儿了呢？然后，抬高嗓门，似乎是问身边人似的自言自语：信纸呢？你把信纸放到哪里去了？女人愣了一下，拉开随身的黑色手提包，从包内取出一个拍纸本，撕下一张，把纸和笔记本放在包上，又把包搁在膝盖上，掏出笔，说：您说吧，大伯。老人微闭着眼，仿佛很享受似的，缓缓口述起来：

亲爱的小姨，您好吗？一别数十年，家国千万里。万丈红尘中，梦中长相忆，我们都很想念您！小姨，我的妈妈走了，我的爸爸也走了，我本来要去香港讲学，然后顺道去看望您，但是我的名额，被曹大嘴占了，曹大嘴在我们系里，一手遮天，蛮不讲理……

女人快速地书写着，一张纸写满了，又从本子上撕下一张，接着写。

……好吧，亲爱的小姨，纸短情长，不胜依依，即此搁笔，余容后续。望您见信，速将十万港币寄来，以解燃眉之急……

老人口述完毕，女人将写好的信折叠了一下，递给他，同时问：写完啦，大伯，有信封吗？老人歪头朝着柜台方向问：有信封吗？我说：有，五分钱一个。老人说：买一百个。我说：五元。老人又开始在身上摸索起来，边摸边说，钱呢？钱到哪里去了？女人起身，走到窗口，低声对我说，请先给我一个，待会儿你上班后，我买十个，你扣下一个好了。于是，我递给女人一个镶着红蓝边的航空信封。她回到椅子边，坐下，将信装进信封，问：大伯，请告诉我地址和收信人。老人道：香港，我小姨，我妈妈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我把桌子上的牌子收起，说：上班了。

女人将信交给老人，走到窗口。我们所长说他脑子有问题，你给他写什么信？我边对女人使眼色，边低声道。她点点头，没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权当练练字。然后，她将一张早就填好的汇款单，夹在工作证内递给我。从汇款单上得知，她叫杨桃，中文系的。一看汇款单，是《诗潮》寄的稿费，三十元，这说明她可能是个诗人。我的小心脏不由得怦怦跳起来，因为我也迷恋写诗，自己破订了《诗歌报》和《诗潮》，她竟有《诗潮》寄来的稿费，让我心生敬意。于是我把笑容堆到脸上，付款时，还特意找了三张崭新的纸币递给她。她接过，莞尔一笑，说：谢谢，其实一样花。我竟说了句多余的话：写诗换来的钱，应该是最干净的。我看到她的脸，突然拉了下来，低声道谢后便走了。

所长说，瘦高老人是福建人，姓伊，哲学系教授，父亲是国民党。前些年，收发室发现一封从福建拍给伊教授的加急电报，电文是：13日302次晚8点7号车接头。收发室觉得这封电报不简单，便报告了保卫科。保卫科一查，那趟火车是从福州开往南京的。是日，保卫科人员悄悄跟随伊教授，当火车靠站，飞身将伊教授扑倒在地，两手反剪，并将一位提着编织袋、与教授接头的穿红色罩衫女子控制，打开女子携带的物品，是一袋土特产。女孩是伊教授的外甥女，嫁在南京，带了点土特产，经过杭州带给伊教授，因走得急，拍了电报。原来是一场误会。据说自打那次电报事件后，伊教授就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杨桃。有时在食堂，有时在图书馆，都是独自一人。在教工窗口，买了饭菜，择一个位子，默默地吃，吃完，挺着腰，端着托盘，走到回收盘子处，离开。一次，我先吃好，经过她身边，还跟她打了个招呼，她显得很高兴。

二

我，张小行，十八岁那年，高考落榜，参加招工考试，被分配到邮政所工作，尽管在当年，能进邮局工作是令人羡慕的事，但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没有一个高考落榜生，乐意每天面对一帮兴高采烈的大学生并为他们服务的。从早到晚 ，我都套一件墨绿色工作服，坐在铁栅栏后一把旧椅子上，像只很有耐心的青蛙，待在自己从柜台到墙壁一平方的面积里。我的前边是一排铁栅栏，后边也是一排铁栅栏，栅栏外是客户和一片小水杉林。

我高考落榜的关键原因，是数学成绩差，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思想意识不端正，自己不想学。工作之后，我还会做考数学的噩梦，就会被吓醒。上岗第一天，我就赔了钱，那会儿我师傅还没退休，坐在我身边，带我。师傅姓俞，上海人，一认真，嘴角皮肤就皱起来，看上去特沧桑。我开始独立操作，心跳、冒汗，算盘珠扒拉得极不利索，师傅上厕所时，我出了差错：一个戴眼镜男生，递给我一元钱，说，同志，买十张八分邮票。不知为何，我竟把一元看成了五元，麻利地找了对方四元二角。而那个男生呢，一把抓起邮票和找的钱，就跑了。等我反应过来，绕出柜台，追到门口，大声疾呼：站住！你给我站住！人早没影了。我没看清男生的模样，记得他额前的头发打了摩丝，一根根翘着，像个刺猬。

真当是木啊！师傅如厕归来，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啊呀，钞票侬也勿认得？哪能办业务啊……当着邮政所全体人员的面，师傅喉咙梆响地教训我。我懊丧极了，红着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久，师傅退休了，我只能硬着头皮独立操作，天天跟钱打交道，小心脏时刻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尤其到了轧账时，账上的钱，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少了，肯定得自己赔。多了，那一准是我轧错账了。

赔过几次钱，我的心情就像一团乱麻，乱糟糟的。心情一不好，服务态度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脸总是挂着。有人来办业务，若是来者的汇款单背后，没填姓名或证件号，我伸手朝空白处戳戳，给个白眼。对方填妥，我将证件和单子，往柜台下一扒拉，并不抬眼看来人，即便对方已在栅栏外冲我惶恐微笑着。我一拉抽屉，数好钱，我将证件和钱，扔回柜台，再一关抽屉，邮戳“砰”的一声，便不再睬人。自从戴眼镜的刺猬头拐钱逃跑后，我也逐渐纠正想法，应该抬起头来，正眼多看看人，为的是有朝一日把那家伙逮住。我已经想好了，不但要让刺猬头把钱吐出来，重要的是得当众羞辱他一番，那货不但拐跑我的钱，还让我挨了师傅的数落，在众人面前出了丑。奶奶的，还大学生呢，还戴眼镜呢，我呸！

空一点时，我就望着窗外那片很有点年份的水杉林，发发呆。水杉林，春天绿莹莹，冬天光秃秃。男女学生，胳肢窝夹一本书，经常在林间出没。每天下班后，我脱下工作服，去教工食堂吃晚饭，吃好，去图书馆。所长知道我爱看书，托总务处熟人给我办了张阅览证。我喜欢图书馆里面的味道，坐在里面，我就觉得心情放松，觉得图书馆才是我该待的地方，一天的忙碌就好像被泉水洗过一样，消失了。我在图书馆里，翻阅新到的期刊，把期刊上的投稿地址和邮编，抄下来。然后，把自己写好的诗，按地址投稿。当然，我投出去的诗，过不了多久，又被退了回来。

好几次，我在图书馆见到过杨桃，她坐在一个靠窗位置，有时看书，有时一个劲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仿佛世上任何事都与她不搭界。

三

每天，我到邮政所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银行取营业款。师傅退休前，款都是小金取的。师傅退休后，轮到我，因为小金的资格比我老。早上，我脚踩军绿色高[革][幼]作训鞋，鞋是我求我老爹搞来的，那会儿我老爹在省军区司令部通讯处当处长。我把我那辆天蓝色“永久”牌自行车蹬到邮政所，停好，打开营业柜，抓起一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走到所长工作的里间，把公文包往一辆半旧自行车兜一搁，把车推出教学楼。

我骑的这辆自行车，墨绿色，市面上没得买。又高、又笨、又重，中间还带一横杠，看上去木乎乎的，骑上去慌兮兮的，邮政所里几个女的，都不敢骑，因为上去了就下不来。一次，小金骑了上去，摔了个四仰八叉，于是这车就灰尘蒙身，少有人问津了。所长说，这车是公车，意思是只有干公事时可以骑。为骑这车，我也摔过几个跟头，好在我张小行，天生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外加两条大长腿。我在草坪上练了不到一下午，这辆公车就被我给驯服了。我发现这车吧，看着挺吓人，但只要一骑上去，却相当平稳、牢靠，且视野开阔，跟如今开吉普牧马人SUV差不多，那种高大、威猛的感觉，特飒、特拉风、特豪迈。

我猫着腰，穿过梧桐树簇拥的水泥路，荡着读书声的教学楼，一溜烟骑到校门口，为表示对门卫的尊敬，我一捏手闸，减速，飞起右脚，蜻蜓点水般在地面一点，旋即跨上车，然后没命地朝农业银行方向蹬。穿过两个红绿灯，看到一个蒙尘的路牌，左拐，骑个三百米，就到了农行。我走进玻璃门，风风火火地把黑包朝柜台一搁，等待那位上嘴唇有颗痣的男出纳员，将缠着封条的现金递出窗口。然后，眯着眼，伸手拨拉一下沓数，并在单子上飞快签了字，塞钱入包，拉上拉链，大步流星出了门。我的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得潇洒连贯、严丝合缝，跟电视剧里的流氓大亨一个样。按理说，我该把钱数一数，但我哪有时间呀，一想到顾客都在窗口等着，哪有心思数钱呢，何况我也数不清啊。何况钱出自银行，总不会有错的。师傅带我时，曾对我说最好数一数，言下之意，也可以不数。我把装着现金的公文包，搁进自行车筐，然后，像一只急着下蛋的母鸡，又铆足了力往学校蹬。每天，我骑着公车去取款。有时去支局办事，偶尔也替所长跑个腿，干点私事。不久，我练出骑车单放手吃棒冰的技术，甚至双手大撒把，在车上做两个扩胸运动。多年以后，H大学的很多老师和学生，都还记得我当年骑自行车的帅模样呢。

初夏，知了在梧桐树上叫个不停，我从银行出来，钱多包鼓车筐晃，蹬着车，脑子里回旋着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声。太阳明晃晃的，还没骑到半路，我就出了一身汗。老实说，每次取款回校的路上，每次蹬着车，我都慌兮兮的，生怕遇到劫匪。如今银行或邮局门口，常看到押钞车、安邦护卫什么的，几个猛男，全副武装，穿着防弹背心，提溜着警棍或握着枪，天兵天将一样。但我那会儿，压根儿没这套神操作，从来没人保卫我和我从银行取出来的钱。回首往事，我每每惊出冷汗，发现自己当年干的活儿，风险系数不是一般地高，几乎天天在玩命。当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那会儿治安还行。我骑进学校林阴路，准备来个双手大撒把，于是，我开始脱外衣，正脱着，没料车轮压着一块小石子，车身一歪斜，我便连人带车，栽在热乎乎的柏油路上了。

彼时彼地，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赶紧爬起来，邮政所的飞车女侠摔了跟头，这脸可丢大了。第二个反应是，包里有八万元现金呢。但我那一跤，摔得着实不轻，一下子没爬起。这时，一个身材壮硕的年轻女人跑了过来，扶起我，并将跌在矮栀子花丛旁那只装着八万元现金的公文包捡起，递给我。我抱住包，龇着牙，一时无语。你没事吧？她边问边上下打量我。怪不得他们说你长得好看，哎呀，果然好看嗳，就是鼻子塌了点。我既感谢这个女人的热心帮忙，又讨厌她评头品足，我爬起来，匆匆道了谢，扶起自行车，一瘸一拐走了，听到她在后面喊：你的膝盖出血了，记得去校医务室上点药，免得感染了。她的声音听着有点沙哑。她的眼球有点凸，鼻子像颗蒜头。正是课间休息，下课铃催命一般响着，学生们你推我搡排成的队伍，已从邮政所前门排到后门。来了，来了，钱来了。人群发出一阵骚动，夹杂着低低的欢欣的声息，一见我，那些伸长脖子的学生就安静了下来，仿佛饥饿吵闹的婴儿见着了奶瓶。我拎着包，垂着眼，一瘸一拐地从队伍边走过，像个身经百战的英雄，心里升起一种职业自豪感，仿佛我就是钱，钱就是我。我回到座位，戴上袖套，将一半的营业款递给搭档小金，撕开封条，开始一天的工作。有次，小金营业到一半，说我给她的一沓钱里，少了一张。这下我傻了眼。所长陪我来到银行，跟出纳员交涉，还叫来行长。所长对行长说，我们张小行虽然数学不行，但她绝不会干那种事。我知道那种事是什么意思。过了两天，银行来电话，说他们轧账多出一张钞票，出纳弄错了。那次事件后，每次出纳都当着我的面，用点钞机把钱再点一遍，让我等得两腿发麻。

很快我就知道，在大门口把我扶起来的那个女人，叫许春花，是校刊《蜂之语》副主编，她好像是我们所长的朋友。不久，支局领导来邮政所查岗，所长在支局领导面前，表扬我人小志气大，责任心强，摔破了腿，还紧紧抱着装满公款的包不撒手。我想，这一定是许春花在所长面前夸的我。我保护公款的事迹，上了支局当月简报。所长还单独找我谈话，要我争取进步，说，张小行，你要珍惜这个岗位，邮局工作蛮吃香，多少人开后门都进不了。所长知道我没事就趴在桌上偷偷写诗，提醒我千万不要耽误工作。所长顿了顿，又对我说，女孩子没事最好别写诗，免得神经兮兮的，像中文系的杨桃那样。我觉得所长的话，听着怪怪的，也不知道中文系杨桃有啥事儿。

不久，我却听说了些许春花的事儿。她原在某县文化馆，那个县里古迹很多。某次，H大校报负责人姚庆旺去采风、搞讲座，认识了许春花，据说许春花酒量不错。许春花一般不喝酒，喝酒看对象，遇上对上眼的，交杯酒也喝得来。关于许春花的酒量到底有多好，谁也不知道，但大家知道，许春花家做菜，用的是茅台。这话是许春花自己说的，许春花爱吹嘘，虚荣心强，大家都知道。许春花老公在某建筑公司当办公室主任，给领导安排宴会上茅台，不管喝不喝得光，酒瓶子先全打开，喝不完的就带回家，两口子自己喝，许春花的酒量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喝不完的茅台，用来烧菜，据许春花说，用茅台做红烧带鱼鲞，贼鲜香。许春花有没有跟姚庆旺喝交杯酒，这谁也不知道，总之，姚庆旺之后常去那里采风，姚庆旺老婆在政府机关工作，夫妇都忙。再后来，许春花就借调到了H大，那会儿，姚庆旺正好接手一本学校内刊，将内刊更名为《蜂之语》，自己任主编，许春花任副主编兼财务，两人成了同事。在姚的举荐下，许春花还加入作协，成了市作协会员。许春花逢人就说，姚总是我的大恩人。

四

许春花三天两头来寄大宗，把杂志寄往各地，有大专院校、文联作协、社区街道，每期杂志还送邮政所一本，因为刊物中有个诗歌栏目，所以我就成了这本刊物的唯一读者。许春花是个大嗓门，爱夸夸其谈，她说要通过刊物，结识全国各地的作家名人，要让刊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许春花从所长那儿听说，我也写诗，老是被退稿，爽快地说：张小行，把你的诗给我，东边不亮西边亮，我给你发！我们刊物虽然没稿费，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它变成全国公开发行的名刊。许春花意气风发地攥着拳头，比画了一下，说：你要相信我和姚总的能力。

我拜读过该刊主编姚庆旺写的一篇《经营为王》的发刊词，慷慨激昂，牛气冲天。大意是，闭门造车搞文学的时代已过去了，要走出去，干起来，善于包装，善于借力和造势，文末，配有姚庆旺大头照和手写体签名。照片上的姚庆旺，胸垂领带，穿一件人字呢西装，梳着油光光的大背头，像个港商。姚庆旺的字歪歪扭扭，像断成几截的蚯蚓干。我从自己的习作中，挑了一组诗给许春花，没多久，许春花告诉我，已把我的诗推荐给了姚总，让我耐心等待好消息。

杨桃也常来寄挂号信或取汇款，我暗中偷偷观察她，得到的综合印象是：这是一个善良软弱、感情丰富的女人。从证件上，我知道她已经三十八岁，但看上去似乎还要大一些。那次办完业务，我悄悄地说：杨老师，我也爱好诗歌，能把您的诗让我学习学习吗？她淡然一笑，说：我那些玩意儿，都是无病呻吟，不值一读的。话虽这么说，过了没几天，她就送了我一本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诗集，诗集名字叫《呻吟集》。她扉页上题着：张小行小友笑读。字迹挺清秀的。当晚回家，我就认真读了这本诗集，我读了两遍，差点哭出声来，感觉这仿佛是一个被鞭子抽打着的死魂灵，作者的内心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和不安，她的诗里仿佛隐藏着许多被遮蔽的伤感和真相，不禁让我产生深深的同情，又觉得浑身发冷。老实说，杨桃的诗让我抑郁了好几天，只想跑到太阳下好好晒晒。但也让我意识到，我那些诗才是真正的无病呻吟。

许春花和杨桃同时出现在我的窗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许春花先来，杨桃后到。许春花一见杨桃，像是挖着了宝，抬着下巴，盯着杨桃。

哎呀，杨老师也来啦。许春花热情地说。

大主编好。杨桃矜持道。

我说你怎么不会老的嗳，吃防腐剂啦？许春花眼神直愣愣的，像长出了钩子。

呵呵，我哪有你这大主编状态好。杨桃不冷不热答。

我一看许春花的邮件，堆得像座小山丘，就说，我先给杨老师办一下吧。

许春花说：好呀好呀。但脸上分明写着不悦。

杨桃说：不着急的，我没事。许春花豪爽地说：哎呀，客气啥，大诗人怎么会没事？你先办吧，免得人家又要说我们了。

人家说我们什么？杨桃眉毛一挑，略带惊诧地问。

还能有啥呢，嗨，都是美女，人家还以为美女之间肯定互相看不顺眼呢。许春花说。

我看了一眼许春花，觉得许春花的自我感觉未免太好了。

那就谢谢了。杨桃嘴角带着淡淡笑意答。

我在为杨桃办理业务时，许春花也并不闲着。她看看我，又看看杨桃，用豆沙一样的嗓音说，我说杨老师，其实呀，我们算什么美女嗳——你看看我们小行姑娘，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跟山口百惠一个样。

我心想，这个许春花，真是个爱嚼舌头的女人。

杨桃自嘲道：我算什么呀？残花败柳，老姑娘一个。

许春花瞪着眼珠，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这么谦虚？你还会嫁不出去？不知多少人排队等着吧。

杨桃嘴角露着嘲讽的笑，用一种见怪不怪的口气问：许大主编，最近又有什么我的新闻呀？

我看到杨桃的脸，流露出明显黯然的神色，心中不由得产生了对她的同情，也产生了对许春花的不满。我急忙把收据交给杨桃，说：杨老师，您的业务办好了，欢迎再来。杨桃跟我说了谢谢，匆匆离去。

四十多了，还是个单身。望着杨桃的背影，许春花神情鄙夷地带着一种可惜，又透着点轻松的语气道。

单身怎么啦？柜台内，坐在我边上的小金，处了半年的对象刚吹，心情正糟呢。小金嚷嚷道：单身怎么啦？单身碍着谁啦？

女人长得漂亮，写诗，又单身，难免被人嚼舌头。不知何时，在里屋盖邮戳的所长，也走了出来，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哎呀，我可不是一个爱嚼舌头的人！我这个人其实闲事不管的，我也是听说，也不知是真是假嗳。许春花叹了口气，过了半晌，又絮叨起来：

听说有两个学生曾为她差点动了刀。听说她自杀过两次，一次上吊，一次吞安眠药，幸亏都发现得早。听说她跟一个有妇之夫好上了，许春花诡秘地说，那人搞翻译……

说人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小金气哼哼地插嘴道。

你是啥意思？许春花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反问小金，难道我说她是非了吗？我只不过是把别人说她的话学给你们听听罢了！其实，我跟杨老师是好朋友。她突然一拍案子，语气豪迈地说，不行，我得给杨老师介绍一个优质对象，堵住那些爱嚼舌头的小人的嘴。

我匆匆将许春花的业务办完，目送着她雄赳赳地离去。

我少不了听人谈论杨桃，她仿佛一直是个话题般的存在。她依然常来邮政所，取稿费或寄信、拿包裹，穿黑色高领短袖线衫，或圆领黑色毛衣，那件毛衣，很宽大，几乎看不出身材。她待人礼貌，几乎不苟言笑，神态高傲，像一幅叫《无名女郎》的外国油画里的人物。老实说，她身上那种傲劲儿，我蛮欣赏。每次办完业务，杨桃都会对我道谢，嘴角浮现一丝笑意，像一缕照在冰山上的稀薄阳光。

五

放寒假了，邮政所生意清淡，大家就剥剥指甲，聊聊闲话。

临近春节，又会忙碌一阵子，寄年货的业务增多。那时候没快递业务，寄东西都通过邮局，来邮政所寄挂历，以及咸肉、火腿、酱鸡、酱鸭的，有时还排长队。

一个午后，邮政所空荡荡的。我望了会儿柜台前的铁栅栏，背过身，又望了会儿窗外的水杉林，然后，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起身去隔壁新华书店，我跟里面的店员都熟。书店虽小，书的品种却不少，且常有折价书。我刚翻着书，一个学生拿着邮票，跑进书店喊我，说有人要寄包裹，让我回到栅栏里去。

一个男的，矮矮的，四方脸，黑眼睛黑头发黑衣服，神情疲惫，怀里捧着个皮鞋盒大小的纸盒子，站在小金的窗口，怯生生地说，同志，我要寄乌龟。那人说话含含糊糊，卷着舌头，像北方人。他冲小金喊了三声同志，这会儿小金正休息，小金停下打毛衣的手指，抬起一根手指，朝“免战牌”指指。男人不死心，张了张嘴，刚想再问。我休息了。小金不耐烦地说。

我闪进柜台，问，你寄啥？

同志，我要寄乌龟。男人说。

乌龟？我随口问，死的还是活的？

烧过的。对方的声音低了下去。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烧过的乌龟，应该算熟食，明文规定是禁止收寄的。我记得参加业务培训时考到过。

对不起，同志，乌龟寄不来的。我斩钉截铁道。我觉得照章办事，总归没错，扣奖金就犯不着了。

男人一听，抱着纸盒，从柜台左边走到右边，然后，又从右边走到左边。他挂着十分着急的神情，冲着我和小金说，他打听过邮局可以寄的。

拎不清爽的事体，一般都去问所长。小金朝我使了个眼色，于是我跑去里间。所长枕着胳膊，正趴在铺着黑色暗沉的旧牛皮台子上午休。我摇摇所长的肩。啥事体？所长瞌睡懵懂道。

所长所长，有个顾客蛮滑稽，说寄乌龟，还说是烧熟的，我跟他解释不能寄，他非说可以寄。

不管是熟的还是生的，乌龟都是寄不来的。所长对我说完，把左脸换到右面，继续打瞌睡，不再理我。我跑到窗口，将所长的意见告知那个男的，没想到男人一听，嗓门大了起来，说要投诉我们，还爆粗口，说了句Shit。我听出来这是句骂人的话。

——都帮你问了所长了，寄不来就是寄不来，还爆粗口！我叉着腰，眉毛一拧，眼珠一瞪，你以为用英语骂人，我们就听不懂吗？你才Shit呢！

——看您岁数年纪也不小了，也太不文明了吧！小金用毛线针指着男人说。

男人一时语塞，脸色像被霜打过的茄子。

——同顾客吵架，当心扣奖金！所长走了出来，批评了我和小金。又对男人说，同志，你到底寄啥？拿出来看看！

男人把纸盒搁在柜台上，连说带比画了半天，大家才搞明白。原来，他是外语学院的教授，姓黄，山东人，搞诗歌翻译的。他一老乡刚去世，受人之托把老乡骨灰寄回老家。

张小行，黄老师明明寄的是骨灰，你却说寄乌龟，真当是搞七捻三。我说，所长，不是我说的，是他自己说的，不信你让黄老师再说一遍好了。于是，所长也听到黄老师发音听着像乌龟。于是，所长对黄老师说，黄老师，尽管您精通英语，但是您的普通话，真心不普通呐。

那位黄老师愤愤地说，我的普通话标准得很，是你们南方人听不懂普通话而已。所长又耐心地对黄老师解释，寄骨灰有一套严格程序，得有火化地的火化证明、医院开的死亡证明，若是非正常死亡，还得有公安机关提供的相关死亡证明等文件，还有，得将所寄物品装在木盒里，外面再钉上木箱。所长说，黄老师，您这样的包装太草率了，是不合格的，我们不能收寄。

一次，许春花又来寄杂志。寄好杂志，用她的沙喉咙，给我们朗诵了一首诗，诗的题目叫《盖章》：

你的脸红了

像一张结婚证书

我轻轻地盖上章

把你带回家去

……

许春花神秘兮兮地说，你们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给谁的吗？看到我们摇头，她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说，这诗原本是写在一张明信片上的，从马来西亚寄到系里，用的是英文，被系里的老师破译了。许春花兴致勃勃地说。

这个杨桃，真是不识抬举嗳，把自己当宝了，我给她介绍了省军区的吴副司令，人家虽是续弦，但孩子都独立了，她嫁过去就是司令夫人，住别墅，坐小车，家里还有勤务兵伺候，多好的条件，可她竟嫌人家年纪大、个头矮。年纪大怎么啦，年纪大会疼人；个头矮怎么啦，该有的东西，人家一样也不缺。人家吴副司令，身体好得很，还是个文化人，热爱摄影，还出过摄影集，这杨桃竟然不识货。她还嫌弃吴副司令在电话里咳痰，说听着不文明，这算个什么事呢？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都这个年纪了，她还挑三拣四。我说写诗的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我瞪了许春花一眼。许春花住了嘴，眼珠子望着我，说，小行，我可不是说你，你清纯、健康、正直，你的诗充满了阳光，跟杨桃的诗风完全不一样，我们姚总很欣赏你的诗，还说哪天得空请你喝咖啡呢。许春花望着我，无声地笑了，露出粉红色的牙床肉，她的笑容有点瘆得慌。

小行，千万别一个人去，要去也得我陪着你。所长插嘴道。

哎呀，大所长，你把我们姚总看成什么人了？许春花不满道。

不管姚总是什么人，我可不想把小行变成第二个杨桃。所长的口气不依不饶。

临走，许春花对我们说，那首《盖章》诗，是隔壁外语学院一位老教授写给杨桃的。那位老教授，姓黄，搞诗歌翻译，黄教授在马来西亚参加一个国际书展，不知怎么回事，大胆给杨桃寄了这张明信片。我忽然想到那天来寄包裹的人，好奇地问，是不是一个矮矮的四方脸？应该就是他。接着，许春花又嚷嚷道，真是个死心眼，居然连吴副司令都看不上。我就纳了闷了，一个穷酸教授，哪比得上吴副司令一根毛啊？

看得出，在给杨桃介绍对象这件事上，许春花失了面子。话说回来，也真是的，我们也觉得杨桃有点糊涂，我们也实在看不出那个黄教授，究竟有啥魅力，让杨桃鬼迷心窍，我们真心为杨桃感到不值。

那次，许春花还告诉我们，在她和姚总的努力下，杂志找到了金主，也叫出品人。如今《蜂之语》的办公地点，已经搬到学校边上一幢写字楼里，有好几百平方米。许春花说，她的办公室里，不但有床，还可以洗澡。她还热情地欢迎我们邮政所的员工，上她办公室洗澡。临走，许春花冲我眨眨眼，说，我已经跟姚总说了，将来你若想加入作协，他和我都可以当你的介绍人。

每次，许春花在邮政所碰上杨桃，都要大声问，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呀？

杨桃一开始惊慌，脸红，并不接许春花的话茬。许春花讨了个没趣，尴尬地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后来，杨桃仿佛坦然了，最多笑笑，不置可否。

时光飞逝，匆匆又是一年。我们没有等到杨桃的好消息，却等来了许春花的坏消息。

六

冬天，邮政所阴冷得像冰窖。风在走廊里呼呼地窜。

校园里有了节日的气氛，挂起了彩灯，圣诞节到了。寄信、寄贺卡的人，特多，一眼望去都是人头，我请的几大版邮票，一会儿就卖光了。

傍晚，我去帮所长收当天最后一趟信，打开后门，走到邮筒旁，把邮筒里的信，扒拉进大篾匾，将篾匾拖进屋，让所长盖戳。所长的工作台上，一溜溜扑克牌般被捋得十分齐整等待盖戳的函件，工作台右边，张开的抽屉上，耷拉着一只旧邮袋，从所长铿锵邮戳声中流淌而过的信件，泉水一样流入邮袋。

快打烊了，我刚做完账，准备将备用金和票据，装入小邮袋，打包、押了铅封，交所长登记后，由邮车带回局里。杨桃来了，看上去闷闷的，脸上失去了昔日的淡定，手里拿着个封好口的牛皮纸信封，要寄信。我问：平信还是挂号？她问：挂号快一点吧？我说：不一定快，但安全性高，邮费也贵一点。她说：那就当挂号信寄。我将她的信称了重，又扒拉了下算盘。她买了三张一元一角面值的浙江民居邮票，贴好邮票，把信交还我。我接过，在挂号信右上角贴上薄薄的条纹编码，最后，将挂号信的存根递给她，并提醒她，如果对方没收到信，可以凭存根来查询。她咬着嘴唇，点点头，就离开了。

我一般不会关注邮件，但杨桃的每封信我都会留意一下。柜上无人时，还会举起信，对着明亮处，想看看里边到底装了些什么，有时甚至产生把她的信拆开看看的想法，但想法一露头就被我自己掐死了，因为那样做不仅违背职业道德，而且是犯罪。杨桃走后，我留意看了下，那封厚厚的挂号信，竟然是写给市检察院的，心脏不由得紧跳了几下。我拿着挂号信，循着盖戳声，蹑手蹑脚来到里屋，后门大开着，所长以为又是哪个学生央求她捎信，边盖戳边喊：哪个让你进来的？出去！

我把挂号信交给所长，所长拿起信，掂了掂，仿佛重新估一下是否超重，在邮票上盖了戳，把信投进一只装挂号函件的小专用袋里。

邮车开出不久，一个人影闯了进来，人字呢西装，灰色灯芯绒裤，白衬衫上的领带歪斜着，我一看，正是《蜂之语》主编姚庆旺。姚庆旺趴在柜台上，讨好地说：你是张小行吧？你的诗很有灵气，我们将出一期大学生校园诗专辑，你的那组一起发。姚庆旺平时不笑，突然咧嘴露齿，看上去有点恐怖。我说，我又不是大学生。姚庆旺说，你比那些大学生写得好多了。

姚庆旺语气焦虑地压低声问：有没有收寄杨桃的一封挂号信？我说收到过，交给所长了。姚庆旺问所长在哪儿？我用手往里屋一指。他说我进去一下，看也不看贴在墙上“闲人莫入”的标牌，掀开挡板，闪身进了所长办公处。

一会儿工夫，姚庆旺神色沮丧地走出来，连个招呼也没跟我打，就离开了邮政所。所长也随即跟出来，嚷嚷着：牛X烘烘的，你以为你是谁？校长也不敢违反邮政法，何况你一个小小的内刊主编！

所长盯了我一眼，低声嘟哝着：他怎么知道她来寄挂号信？

我慌忙说：他问我有没有收寄一封杨桃的挂号信，我一时马虎，就告诉了他。

所长道：这自然是你的不对，今后注意，但我问的不是你。

三个多月后，某个早晨，所长神秘地对我说：姚庆旺进去了。

我傻里傻气地问：进哪儿了？所长白了我一眼，说：还能进哪儿？

看到我一副弄不灵清的模样，所长说，被抓了。我说：难道是杨桃那封信……所长将右手食指压到唇上，嘘了一声，压低声音说：这事儿，鸡毛炒韭菜，乱七八糟。

一星期后，一件更加轰动的事发生了。我从银行取款回来，看到图书馆楼前，围着一群人。所长多次提醒我，不要去轧热闹捣糨糊，少管闲事，但我总是改不了，我张小行爱看热闹是出了名的。我在自行车上摇晃着身子使劲蹬了几圈，自行车就呼啦冲到了人圈外。我看到水泥地上，血刺呼啦的，一块黄色塑料布遮盖着一具尸体。人们伸着脖子，捂着嘴，静静围观着，像默片中的演员。不一会儿，警车呜呜叫着，驶入校园。车上跳下几个警察，匆匆拉起警戒线。

我悄悄问队伍外围一个戴棒球帽的中年人：是谁？那人低声道：听说是《蜂之语》的副主编。我吓得捂住了嘴。这时，我听到左边有两个人，叽叽喳喳小声议论着。

唉，什么事这么想不开。一个说。

男人自杀多为钱，女人自杀多为情。另一个说。

听说是投资方出了事。一个又说。

那她也犯不着跳呀。另一个又说。

具体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

七

黄梅雨季，雨下个不停，空气闷热、潮湿，邮政所的包裹间散发出一种霉味。毕业季很快又到了，学生们拖着大包小包，开始离校，业务量也大了起来，到邮政所寄东西的毕业生，经常在柜台前挤成一团。

晚饭后，我依然去图书馆看书，不知不觉，就到了图书馆关门的时间。我下了楼梯，远远望到第四食堂灯火通明，传来阵阵音乐声。取自行车时，我看到一个影子，骑着车，从身边掠过，我一看，那家伙的背影很像刺猬头，我立即骑车追了上去。那个影子骑得很快，我希望他的自行车突然掉链子，这样我就能追上他。快两年了，我始终在寻找刺猬头，我希望有朝一日，在食堂、图书馆或校园的林阴道上发现他，截住他，当面揭露他。但是，我也奇怪了，偌大一个校园，我怎么一直没碰见那个可恶的家伙，那家伙像是人间蒸发了，或是在故意跟我捉迷藏。

好家伙，这下，看你往哪儿跑！我心里隐隐觉得高兴。跟着那个熟悉的背影，进了食堂。食堂里，弥漫着饭菜的气息，椅子都倒扣在桌上，音乐声震天，霓虹灯闪烁着，立体声录音喇叭里，响着迪斯科舞曲。一个男声在唱：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我想，我才不会哭泣呢，等我逮到刺猬头，就有他好看的。但是，刺猬头一进了舞场，就像泥牛入海一般难以发现了。不一会儿，舞曲转成了一支慢三，舞池里的人，像机器人一般，变化了舞步，成双结对，由快变慢，有的走着走着，走成了两步。忽然，灯全黑了，舞池里什么也看不清。

一周后，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我看到告示栏上贴着一个处理告示，说有学生搞黑灯舞会，留校察看了几个组织者。

那天，我抬头，发现柜台前站着两个人。一个高个子男生，带着一个——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那个拐了我四块钱逃跑的家伙，他依然留着刺猬头，戴着黑边眼镜，一脸无耻表情。我忽地起身，掀开挡板，跳了出去，一把揪住了他的T恤衫，大喊：所长，抓小偷！

所长从里屋跑出来，邮政所里正办着业务的人，也齐齐地盯着那个刺猬头。我对所长说：就是他！拿着我多找给他的四块钱跑了，而且跑得比兔子还快！我接着说：我等了你两年，终于等到你了！

所长笑着问那个高个子年轻人：铭远，怎么回事？

高个子道：老妈，这是我同学，他是专门来道歉的。

原来那个高个子，是所长的儿子，因为之前有人开过要把我介绍给所长儿子当女朋友的玩笑，所以我感到有点不自在。

我松开那个刺猬头，尴尬地笑笑。刺猬头把一个信封递给我，说：真是对不起，当时我犯了糊涂，拿着多找的钱就跑了，回到宿舍就后悔了，想把钱送回来，又怕被笑话。这两年我都不敢来邮局，尽管我们就在同一幢教学楼，平时发信取邮件，都是请同学代劳。快毕业了，我不能带着这块心病离校，想请你原谅，对不起啊。

所长对刺猬头说：不错不错，其实小行把你说成小偷是不对的，你当时觉悟是低了点，但顶多算是爱占小便宜，现在觉悟了，很好！浪子回头金不换！

所长儿子向我介绍了刺猬头：他叫章锦文，地理系的，是学生会宣传部长。

所长望着高个子男生说：小行，这是我儿子，铭远，你们认识一下。铭远朝我伸出手，我伸出指尖，让他握了一下，似有电流通过指尖，同事们在边上起哄，我的脸发烧，红到了耳朵根。

许多年后，我还会回忆起这次握手，尽管后来我与铭远没谈成，但那次握手的感觉，却成了我诗歌的真正源头。后来，我在《中国邮电报》上，发表了一首处女作《触电》。这之前写的诗，都被我扔进了煤饼炉。

八

我调到支局不久，收到过杨桃寄给我的一封信，是所长转给我的。大大的牛皮纸信袋里，装着她送我的新诗集，诗集的名字叫《爱在脚下》，扉页签着名，还画着一只小企鹅。信袋里，有一封写给我的信，字迹还是那样清秀。信笺是带彩色图案的，散发着檀香的气息，这样的信笺不用来写情书，真是浪费了。

杨桃在信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发现人对某个人的爱，并不全是爱那个人，只不过是过于爱自己。她说，经过反复考虑和考察，她认为省军区吴副司令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们最近刚结婚。她说，她知道我老爹在省军区工作，跟吴副司令没准也熟，欢迎我有时间去她家玩，家里有厨师，吃饭方便。她说，吴副司令人不俗，不但懂摄影，还会吹口琴，那首《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每每听得她热泪盈眶。她说，吴副司令也支持她写诗，出去采风都带上她。她说，吴副司令有颗火热的心，融化了她这座冰山。

她重点提到，有人传说，她给检察院寄挂号信举报姚庆旺，压根儿没那事。她说她当初那封信，是寄给检察院一个女诗友的，信袋里装的是本诗集。她还告诉了我那个女诗友的名字，说不信可以查原始收寄档案。那个名字我知道，还真有那么个人，我在《诗神》上读到过她的一首歌颂检察战线的诗。

杨桃说自己与世无争，什么职称呀、待遇呀，都看淡了，平平淡淡才是真。她说人生短暂，只有无聊的人才去窥探别人的隐私。她尤其提到，自己跟许春花其实也没啥矛盾，说许春花心直口快，其实是一个热心人。她说她对许春花的死感到悲伤，并且还引用了一句成语：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她说其实特别感谢许春花，为她和吴副司令牵线搭桥，成就了一段虽不浪漫但却实在的姻缘。

读了杨桃的信我迷惘良久，很想找个人交流一下，于是，我鬼使神差地骑上车，来到了H城大学邮政所，找到了所长。我没把杨桃的信给所长看，但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对所长复述了信的内容。

听完我的话，所长叹了几声，说：好死不如赖活啊。又说，哪怕天天挨揍，有个老公也总比没老公强。

所长用这两句话，点评了这两个在H城大学，被人们议论过的女人。所长的话，让我感到不明觉厉，并隐隐觉着，所长不愧是见过世面的老司机。

所长说：小行，自从你来所里，我有时表面凶巴巴的，对你要求严，但心里其实一直把你当女儿看呢。调你去支局，也是我向局长力荐的。所长又说，女孩子家，诗呢，能不写还是不写，那杨桃就是被诗给耽误了，尽管结局还不错，但那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所长还对我说，那个常来查询香港汇款的哲学系的伊教授，不久前走了，就倒在我们所的那张长椅上，戴着灰礼帽。他让人给他的小姨写信，没人搭理他，他就一直坐在长椅上，絮叨着信的内容，仿佛旁边有人给他代笔一样，然后就不吭气了。

所长说，小行啊，再过两个月我就退休了，我家铭远对你印象蛮好的，他留校了，接着还会考研，我看你们俩蛮般配。所长满眼慈爱地看着我说。

我跟所长的儿子铭远，还真的处了一段。一次，电话里听说我没吃早饭，铭远蹬着车，把包着油纸的“游埠”糯米饭油条送到了支局，同事们羡慕地对我说，张小行，你男朋友对你真好哎。一次，中秋节前，我正忙着寄大宗月饼，同事说，外面有人找。我跑出去一看，铭远俯在自行车把手上，一见我，抬起身，挥手递给我一个纸袋，我一摸还是温热的，打开一看，里面是素春斋的鲜肉月饼，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铭远说，他排了大半个小时的队才买到这鲜肉月饼。我说谢谢你，铭远。然后，我掏出热乎乎的月饼，站在路边就吃了起来，边吃边说真好吃。铭远望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小行，你怎么从来不做一件令我感动的事呢？听了铭远的话，我嘴唇沾着月饼渣，一副目瞪口呆傻傻样。我跟铭远还看过一场电影，喝过两次咖啡，但总归觉得跟他找不到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于是我严重怀疑，当初跟他握手时，那种触电般的感觉，或许是一种错觉。

后来，我神使鬼差地嫁给了那个戴眼镜的刺猬头章锦文。章锦文是义乌人，毕业后，分配在H城考古研究所。别看章锦文专业是考古，文笔却很不错，也会写诗，章锦文给我写的诗，很动人。尽管我也写诗，但我觉得还是写不过章锦文。我生日那天，章锦文送我一个粉色绒毛小熊，一本他的诗集。那本诗集的名字叫《爱的箴言》，诗集里的诗，都是章锦文写给我的，每首诗，章锦文都用天蓝色的墨水抄写得端端正正，再将稿纸对折，仔细装订成册。这本诗集共有二十首情诗。章锦文说，聂鲁达写过《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张小行，我遇到了你，只有爱，不可能有绝望。于是，我和章锦文谈起了恋爱。暑假里，我们一起走了丝绸之路，去了敦煌，登了嘉峪关，还爬进戈壁滩荒凉的地底，一直爬进墓葬群，一起兴致勃勃地欣赏汉代画像砖，那种地老天荒的神圣感觉，非常带劲。就是那次出行，我们俩的关系亲密了。因为章锦文有拐我四元钱逃跑的历史污点，因此，只要一逮着时机，我就会笑话他，家里大小事情，也都乖乖听我的，并且，对此他似乎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