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和丘克军结识于本世纪初，对他作品的了解则是近十来年的事。今年4月下旬，克军送给我最新出版还带着墨香的儿童长篇小说《弃犬历险记》，这是他在出版、新闻、文艺等领域从事管理工作转了一大圈之后，继而实现他“作家梦”的重要成果。

并非简单的弃犬故事

小说从弃犬阿花追赶列车的宏大场景开篇，倒叙到远离喧嚣的桂东南偏僻小山村，开启了弃犬阿花起伏跌宕命运的叙述：出生则被判定会给人带来厄运差点被活埋、几度被弃又顽强地生存下来、二十六天的艰难流浪生涯、几度惊险护主、被教授带入城市、死后又通过数字化神奇“复活”……小说悬念迭出，曲折迂回，让读者在阅读中追问，在追问中阅读，造成了一波三折的艺术效果。作品不仅利用“剧透”式的写法步步诱导读者去追寻弃犬的命运，而且还通过各种惊险情节去丰富两个主人公弃犬阿花与“我”的形象。小说在谋篇布局上大处着眼，细部真实，叙述与刻画首尾呼应，照顾周全，艺术构思无疑是成功的。

古往今来，少年与犬的故事尤其又与忠诚、历险相结合，总是中外作家笔下写不尽的故事。小说写的是弃犬阿花，但它与“我”却是一对“命运与共”“一起奔赴”的主角。没有“我”出手相救，阿花从出生就会被活埋，而没有弃犬阿花的帮助，“我”也不会在险恶的历程中两度被救，更不会因为要为再次受伤的阿花治疗而认识杨教授，从而走上研究动物的学术道路。没有“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就没有“我”和母亲上县城，阿花在车站两度被弃而三天三夜等待主人归来的忠诚表现以及它流浪二十六天依然归家的感人故事。没有“我”的突发奇想，要与阿花抄近道走水路坐竹筏去坪塘火车站的冒险，也就没有阿花流浪经历的复原，更没有“我”和动物学家杨教授的相识。“我”一边上高中，一边做杨教授的助手帮助杨教授工作，在杨教授的指导下自修完大学本科的课程，最后破格直接做了杨教授的研究生。阿花因此也找到了它的父亲，还原了它的真实身份：一只受过缉毒特殊训练的德国牧羊犬种的后代，后来还被带入城市，开启它的另一种命运。“我”在与阿花共同历险的过程中共同成长。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不将这个故事看作一个简单的弃犬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另一个中国式的“忠犬八公”故事，而是一个少年成长故事。作者在小说中不断重复强调的就是关于命运蒲公英的说法。“我”的妈妈将能当临时代课老师给孩子们上课视为手中的“蒲公英”，并教导“我”说：“命运就像蒲公英，到处飘荡，你抓住了它就抓住了命运。”“我”在成长中逐渐明了母亲的话，将能吃“国家粮”、到县城工作视为命运的“蒲公英”，“我”甚至还将要去“见证奇迹”的冒险行动看作是手中的“蒲公英”，最后终于在杨教授的帮助下将命运的“蒲公英”抓在自己手中，完成了自我的提升。

精巧构思与深刻主题

挑战命运，见证奇迹，就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阿花为火车的规则所限不能被带上车甚至上了火车也要被赶下来，它的被弃是被动的，但它在车站等待主人三天三夜是主动的，它在流浪过程中与餐馆主兼打渔人的袁叔以及另一店主相遇相熟，也是在被动中求主动的生存需要，是它在挑战被弃的命运和见证奇迹。它在车站等候主人三天三夜，又翻越六十公里山路流浪二十六天艰难归家，它不仅救了“我”的母亲，也救了“我”的堂弟二狗，还两度在历险中救了“我”，这既是它忠诚的表现，是它与人建立起深厚感情之后的回报，也是它为改变人们的看法、向自己命运的主动挑战。这里面当然有它的生理本能的反应，一个德国牧羊犬和中华田园犬混合血统的“弃犬”对主人的忠诚本能的呈现，但也有作者赋予它的人格本能的艺术表达。因此，它的忠诚表现只是小说附带的主题，由忠诚而带来命运的改变以及与小主人共同成长才是它历险的最后归宿和主题。

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绝不屈服、有主见、敢于挑战命运的勇少年。在与父母、杨教授交往中，他多次否定对方意见坚持自己的主见。不论是去父亲工作的县城过年，还是带弃犬重走“回家路”，都是为了成就自己的梦想。他不甘心他的命运，他追问他与哥哥姐姐同样是父亲的孩子，为什么他就得待在乡下，为此他与父亲争执过，还挨了父亲一顿打。他提出要回县城过年，是因为县城有他的梦想。他要坐竹筏去坪塘火车站，是因为他要见证奇迹证明自己。“我”在阿花的故事中不仅仅是起穿针引线的作用，而是一个与弃犬双向奔赴和共同成长的小主人，这也是作者为什么要安排他坐竹筏与阿花共同历险的目的。就这点看，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弃犬，不如说是写少年的“我”的抗争。“我”的命运给小读者留下的印象和启示更能超过忠诚的主题，那就是励志。

自然，作者对弃犬阿花的第一主人旺丁叔和餐馆主袁叔以及杨教授的描写与刻画也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爱护动物，聪睿智慧，在阿花故事中起到启承转合的作用。旺丁叔的第一次弃犬，是出于害怕流言，出于无奈，他也要挑战他的命运，但在“我”的恳求下他留下了阿花，并尽力照顾着“我”和“我”的父母亲一家。袁叔讲义气，不仅在阿花遇难时救治它并精心照顾它养伤，还在“我”与阿花的最后历险中两度出手相救，成为“我”与阿花的命运保护神。杨教授则是一个在“我”和阿花命运转折时的引路人，他不仅确定了阿花的出身，也引导“我”从兽医助手走向了城市，成就了“我”的梦想。在“我”与阿花的成长史上，他们都是实现梦想的推力者和引路人。

因此，精巧的构思、主题的深刻与丰富性，以及重视人物刻画的关键作用，是这部小说重要的特色。

用生动场景描写来推进故事

善于用散文式的白描手法来展开场景描写，让生动形象的场景描写来推进故事的发展和烘托人物的命运，以成就小说的艺术魅力，是这部小说的又一特色。

比如对坪塘四等火车小站的场景描写，作者笔墨简要，但几句就将这个小站的特点勾勒出来。“坪塘段的铁路是堆建起来的，主要是为了让铁路坡度不要太大，也为了当地农村交通从铁路下的涵洞通过，不影响列车通行。车站是一栋青砖绿瓦的建筑，整齐的冬青树排列在房子四周，一直沿着阶梯伸展到铁路的站台、调度室。”正是在这个四等小站，阿花两次不允许上车，第二次上了车也要求赶下车，因为乘务员说狗不下车她就会丢掉工作。这才有了“我”不得不弃犬乘车和阿花的返家历险。也正是这个小站，成了“我心中的向往”，因为它可以通向全国有铁路的任何地方，“我每次都驻足在候车厅里那张全国铁路线路图面前很久，看着上面的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发呆”，“想象着那里是不是自己将来能够去的目的地，是不是我的诗与远方，一个我的蒲公英飘落的地方”。

车站的描写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与人和犬的命运绑在一起的叙述需要。又比如第七章《忠诚护主》中，“我”和母亲凌晨一点去三十多里外的四等小站，“凌晨时分，四周都是漆黑一片，只有乡村公路上的沙子有点模糊的白色。正值夏种时节，公路边刚刚耙好的水田倒映出淡淡的光影，远处的村庄偶尔见到一两点昏暗的煤油灯光，那是村民起夜点的灯。田野里青蛙在尽情呱呱地叫着。”这种平静环境的描写，却为后面捉蛇佬的出现以及阿花救主做了铺垫。正是寂静无人，才引出恶棍横行当道的可能。正是周边无人的环境，才铺垫出阿花奋勇救主的必要。虽然这种白描手法有如沈从文《边城》中的笔法，是一种小说抒情式的叙述，可以给读者亲临其境之感，但它的作用却是被巧妙地织进小说中，参与到小说的关键情节里，推动着故事的发展。

再比如第二章《回归故里》中写“我”与母亲回到家乡崖洞村的傍晩，“田间的冬种烤烟、小麦被裹上了一层暮色，村庄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已经和暮色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这虽是写景，但却是情景合一的抒情式描写，恰恰与“我”刚回到农村时的迷茫心理活动相对应。作者还对厓洞村、长垌街、长垌河、九川江等分别有不同层次的场景刻画，一幅幅优美动人的乡村风俗风景画卷，也是与“我”和阿花的故事相互契合的。

作者创作以散文见长，大学期间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过长篇散文。初中时他就阅读父亲收藏的古代与现当代文学理论与作品。父亲为他订阅《人民文学》杂志，为其收集《南方日报》几乎全部文艺副刊文章供其阅读，加上他四年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深造，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础，涵养了优秀的文学素养。作者在写这一部“我”不是我的小说时，调动了他早期在乡村生活的人生经验，也与他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相关。他将散文式的场景描写与故事、人物的命运的展开紧紧结合起来叙述，在增加作品抒情意味的同时，也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厚度，的确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