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题为《楼上楼下》，发表在《长江文艺》1985年第12期。毫无疑问，它是我的小说处女作。说到这个作品，我不能不提到它的责任编辑吴大洪先生。他是武汉人，生于1954年，那年武汉遭遇了特大洪水灾害，因此取名大洪。吴大洪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年龄要比我大七八岁。我是高中毕业直接考上大学的，他却来自工厂，考上大学之前已参加工作多年。在我的印象中，吴大洪是我们那一届三个带薪读书的学生之一，不仅每月有工资，而且家庭条件优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与众不同。比如穿着，他总是同时穿两件中山装，里头一件是呢子面料的，外面一件是涤卡面料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涤卡服装非常时髦，但大部分人都穿不起，呢子衣服更是一般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吴大洪既穿呢子又穿涤卡，同学们都羡慕不已。其实，他这么穿并非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对呢子衣服的珍惜，意在用一件涤卡衣服来保护里面的呢子衣服。老实说，我和吴大洪在大学期间的交往并不密切。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当我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寄给他的时候，他居然那么重视，不到半个月就回复了我，通知稿子已经留用。我想，假如《楼上楼下》投出去后便泥牛入海的话，我后来很可能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对吴大洪同学充满感激之情。

《楼上楼下》最初的创作冲动，起源于我大学毕业前的一段实习生活。作为一名师范大学的学生，毕业前夕都要被派往中学或中专参加为期数月的教学实习。我当时去的是我们那所大学的附中，最先负责指导我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姓王，河南开封人，时任附中语文组的组长。不久，语文组调来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老师，姓连，全名连群。据消息灵通人士说，连老师毕业于湖南的岳阳师专中文科，以前一直在长沙一所中学任教。她的丈夫在我们师大从事行政工作，不久前荣升为某个学院的分党委书记。师大为了解决他们夫妻分居问题，便把连老师从长沙调到了武汉。连老师调来时间不长，附中便让她取代王老师当了语文组长。与此同时，我的实习指导老师也换成了连老师。关于语文组的人事变动，有些知情者不禁在私下议论纷纷。我偶尔听到了几句，他们说连老师是党员，在长沙曾多次被评为教书育人的模范。王老师向来宽厚，免了语文组长，竟然没有丝毫怨言。有一次下课后，他还笑眯眯地对我说，让连老师指导你更好，她比我年轻，知道怎么与时俱进。

不过，王老师被免去语文组长后，很多老师都为他鸣不平。他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功底十分深厚，不仅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屈原《离骚》，而且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司马迁的《史记》，唐诗宋词更是信手拈来，仿佛在自家菜园里扯葱拔蒜。他的古代汉语知识也非常扎实，对训诂学有过深入研究。王老师原本在一个科研机构专门从事研究工作，1957年因为言论问题被下放到了这所附中。后来落实政策，上面通知王老师重返研究岗位，但他婉言拒绝了，决定就与世无争地当一辈子中学老师。让人稍感遗憾的是，王老师的河南口音太重，与学生交流起来有些障碍，因此课堂教学效果便不太理想。然而，老师们却非常敬重王老师，尤其是中青年老师，都觉得他知识渊博，诲人不倦，每当遇到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大家答疑解惑。老师们都说，王老师是附中语文组的一张招牌，实在不该免了他的语文组长。

连老师的性格与王老师恰好相反，虽然学历不高，学识不多，却有才艺，既会唱歌又会跳舞，普通话也说得特别好，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悠扬动听，具有出色的表现力。学生们都喜欢听她上课，她的课堂上总是笑声迭起，掌声不断。尽管她不时地读错字，语法知识也欠缺，但学生们还是追捧她。连老师显得十分自信，这从她的言行举止中都可以看出来。在担任我的指导老师之后，连老师找我谈过一次话。她说，据附中教务处的领导讲，我是一个当老师的好苗子，值得重点培养，所以她决定亲自指导我的实习。不过，连老师也有她的缺点，主要是担任语文组长以后，对老师们的态度过于严厉，甚至有些苛刻，好像语文组长是个什么大不了的领导似的。她总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审视每一个人，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批评同事的时候就像上级训斥下级，劈头盖脸，一点情面都不讲。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两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附中语文组有一位姓骆的中年教师，在教学上从不跟风，从不蹭热，从不人云亦云，从不按部就班，从不炒别人的现饭，骨子里总有一种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骆老师曾经倡导过阅读写作一体化教学思路，在武汉产生了广泛影响。后来，学校推荐他参评武汉市语文名师。按照评选规定，参评者必须上一堂语文公开课。作为附中的语文组长，连老师被教育局聘去当了那次评选活动的评委，自然也听了骆老师的公开课。实事求是地说，骆老师那堂公开课讲得非常精彩，观念超前，新意迭出，受到听课师生一致好评。可是，在课后的总结会上，连老师却尖锐地指出了骆老师的师德师风问题。平时，骆老师一向不太讲究穿着，也不怎么收拾和打理。在那堂公开课上，他的穿着仍旧很随意，居然在外裤里面穿了一条卫生裤。糟糕的是，他外裤的拉链没有拉严，公开课正讲到兴头上，卫生裤上的一条白带子突然掉了出来，像一个钟摆在他两腿之间摆来摆去。更糟糕的是，连老师看见了那条白带子，并且还在总结会上借此说事，认为骆老师虽然课讲得好，但在师德风上存在严重问题。就因为连老师的小题大做，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骆老师那年与武汉市的语文名师失之交臂了。

语文组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李老师，早年毕业于我所读的那所师范大学，原来在师大古文字研究所编古汉语大词典，后来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下派到附中资料室打杂。平反之后，他本来可以重返师大，可他不愿折腾，主动申请留在附中从事语文教学。李老师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较真，偏执，迟钝，被老师们称为李夫子。李夫子备课特别认真，对教科书上的每篇课文都做过详细批注，凡是有空的地方都被他用红笔写得密密麻麻。他这样做还嫌不够，有一天居然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再出版语文教材时改为大开本，把眉脚留多一些，以便老师们备课时好在书上批注。可是，他的信寄出去后却石沉大海，等了一个多月也没见到回复。这让他又气又恨，一连好多天都耿耿于怀。李夫子上课习惯于用教鞭，觉得拿教鞭指着黑板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还认为手持教鞭才像一个老师，正如说书人喜欢手握一把纸扇。一次郊游，李夫子在野外发现了一根细长而笔直的金竹，便砍回来精心做了一根教鞭，先削皮再磨光，接着又打蜡涂漆，末了还在显眼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他的教鞭没用几天便失踪了，找遍了教研组的每个角落都一无所获。李夫子为此如同丢了魂，连续数日茶饭不思，郁郁寡欢。过了几天，学校剃头匠的小儿子跟他说，女厕所里有个教鞭。李夫子一听欣喜若狂，马上就冲进女厕所，果然找到了他心爱的教鞭。李夫子手捧失而复得的教鞭正在教研组独自沉吟的时候，连老师突然来了，进门就质问，你作为一位人民教师，怎么能私闯女厕所？像你这种不讲道德原则的人，如何为人师表？李夫子顿时懵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苦笑。

为期三个月的实习生活很快结束了。我虽然人回到了学校，但心却好长时间都留在附中语文组。那几个老师太有意思了，满腹经纶却口齿笨拙的王老师，多才多艺却装腔作势的连老师，还有骆老师的不拘小节，李夫子的迂腐木讷，都令我经久难忘，挥之不去。当时，我真想以他们为原型写一篇小说。这个冲动异常强烈，几乎到了跃跃一试的地步。但是，我却久久没有动笔。一方面，我的构思尚未成熟，尽管几个人物在我脑海里已经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我却不清楚要表达什么，也就是说无法确立主题。文艺学和写作学都告诉我们，没有主题的写作是无效的。由于主题不明确，我不禁陷入了苦恼之中；另一方面，我还有一种深深的担心，担心附中语文组的几位老师看到作品后会对号入座，甚至可能找我扯皮拉筋。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我便抑制住了创作冲动，决定等一等再写。这等有两层意思，一是等构思成熟，二是等附中几位老师离我的生活远一点。当时，我哪曾想到，这一等就是两年多，从1983年5月一直等到1985年7月。

1985年7月，正值学校放暑假。在此之前，我已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为了在大学站稳脚跟，我决定考研究生。所以，我在这年暑假里没有休息，一天到晚恶补英语。因为我知道，考研究生对我来说并非太难的事情，唯一的拦路虎便是外语。那个暑假，我把许国璋主编的四册本《英语》教材抱在手中反复温习，连做梦都在背单词。学到后来，我已疲惫不堪，一看到那黄色的《英语》封面就感到厌恶，甚至头疼难忍。于是，我想停两天，先做点其他的事来缓解心头的压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又产生了创作小说的冲动。与此同时，创作冲动很快给我带来了创作灵感，它如一位神秘的天外来客一下子朝我袭来，使我原来没有想清楚的主题在刹那间变得清晰起来。灵感似乎在告诉我，抓住王老师和连老师两个人物来写就可以了，通过两个人物的对比来揭示两种性格的对立与统一，或者说两种人格的互鉴、互补与互融。主题明确以后，类似或雷同的人物也自然而然地合并了，也就是将骆老师和李夫子与王老师合三为一。随着主题的确立，我猛然又想到了避免读者对号入座的处理办法。为了不得罪和伤害附中语文组的几位中老年老师，我决定把主人公换成两个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这么一换，许多未知的麻烦都不存在了。

行文至此，我该正式说一说我的小说处女作《楼上楼下》了。作品中主要刻画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男的叫胡有水，女的叫白灵。他们都是从师大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这所附中的，只不过胡有水比白灵早一届，因此早她一年分来。胡有水和白灵是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人物，前者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一心埋头读书，钻研业务，可惜不会说普通话，浓重的地方口音妨碍了他的表达与交流，因此教学效果极不理想；后者性格外露，能说会道，还会唱歌跳舞，表现积极，但她基本功很不扎实，而且为人高调，总是盛气凌人，不过她的教学效果挺好。大学期间，胡有水已经认识白灵。当时，白灵住在胡有水楼上，晚自习之后总爱在寝室里唱唱跳跳，严重影响了胡有水的学习。那是一栋旧楼，层与层之间铺着木板，有些木板多年失修几乎腐烂了。有天晚上，白灵跳舞时竟然把木板踩破了一个洞，一只红色高跟鞋和一条白色长腿一下子吊在了胡有水的头顶上。为此，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口角。阴差阳错的是，到了附中，白灵居然又住到了胡有水楼上。胡有水因此非常恼火，马上找总务处换房。总务处知道原委后本想给他换一个房间，但当时房子过于紧张，总务处实在爱莫能助。

刚分到附中的老师，都要讲一堂公开课。胡有水头年讲过，讲课之前做了认真准备，并严格遵循了从时代背景到段落大意，再从中心思想到艺术特色这一传统的教学流程。公开课开始前，胡有水信心满满，结果却反响一般，不仅让听课师生深感失望，而且他自己也觉得灰头土脸。眨眼一年过去了，现在轮到了白灵讲公开课。胡有水也去听白灵讲课了，抱着一种看笑话的心理。在他看来，我胡有水功底那么深厚，公开课也只上成了那个样子，凭你白灵那点知识积累，能把公开课讲出花来？始料不及的是，白灵讲课却不按套路出牌，一上台就满含深情地朗诵了最为精彩的一段课文。接下来，她让学生自由发言，说出自己最喜欢课文中的哪个人物，并要求讲明原因。这一招十分厉害，学生的参与热情顿时被她调动了，课堂氛围立刻沸腾起来。分析完人物形象，白灵不失时机地为课文中的一个主要人物献上了一首赞歌，赞美了他的优秀品质。歌声高亢激昂，嘹亮动听，一下子将这堂公开课推向了高潮……公开课讲完，教室里响起了阵阵掌声，连先前对白灵不屑一顾的胡有水也不由自主地鼓了掌。他一边鼓掌一边暗自思忖，白灵讲课完全抛开了传统的教学程式，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不能不让人佩服。这天晚上，白灵又在楼上唱起歌来，是当年非常流行的那首《酒干倘卖无》。歌中唱道：“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奇怪的是，这次听到白灵的歌声，胡有水居然没有丝毫的反感，相反还有点儿感动。没过几天，总务处找到胡有水，告诉他可以给他换一间寝室，而胡有水却说不换了。这天晚上，夜深人静，楼上又传来了白灵的歌声。当白灵唱到“没有家哪有我？”时，楼下的胡有水竟抑制不住地接了一句：“没有你哪有我？”

以上就是我的处女作《楼上楼下》从生活转化为小说的大致过程。按说，这篇回忆文章写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可我意犹未尽，还想借此机会多说几句。我想表达三个意思，其中有经验，有教训，也有自豪。第一，我在构思这篇小说时把生活中的几位中老年教师换成两位青年教师，这除了能够避免有人对号入座的麻烦之外，还有助于我在写作中驾轻就熟。在三个月的实习生活中，我虽然对中老年教师这个群体有所了解，但毕竟了解不全、不深、不透，只能说了解了一点皮毛，而对刚从大学毕业分到中学任教的那批青年教师，我却了如指掌，所以写起来便得心应手，轻车熟路，举重若轻。第二，在给《楼上楼下》中的男女主人公取名字时，我特意使用了比喻修辞和谐音修辞。胡有水，即壶里有水；白灵，指像百灵鸟一样唱歌。这些修辞都是显而易见的，没学修辞学的读者也能一目了然。开始取这样的名字时，我还暗自得意，觉得这种取名方法有利于人物的形象化。渐渐地，我便感觉到了这种方法的弊端，因为它过于浅近，过于直白，过于小儿科，容易导致人物的标签化和脸谱化。后来，我基本上不再给人物这样命名了。第三，让我感到无比自豪的是，《楼上楼下》发表的时候，《长江文艺》的时任主编是享誉中外的著名作家徐迟先生。他不仅是大诗人，而且还是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开山鼻祖。能在徐老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无疑是作者的无上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