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乡建要警惕的三个问题
早在本世纪初，就有艺术家在农村开展艺术乡建实践，像渠岩在山西省和顺县许村发起的“许村计划”，左靖在安徽省黟县碧山村发起的“碧山计划”等。无论从理念还是模式来看，这时的艺术乡建都体现出明显的当代艺术家主导的特点。
此后，在推动生态文明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导向下，全国各地涌现出多元主体推动、多样模式探索的艺术乡建实践。有别于艺术家主导的艺术乡建，当前的艺术乡建实践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样貌。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艺术可以发挥的功能、艺术可以达到的动能得到了多方面的挖掘和激发，但也出现一些值得反思、需要警惕的问题。
村民不动的问题
早在1935年，在思考乡村建设实践后，梁漱溟先生就提到乡村建设的难处之一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如果分析当下的艺术乡建实践，可以发现依然存在艺术乡建、村民不动的现象。在一些艺术乡建项目中，我们看到当地政府津津乐道的是做了多少洋气的空间设计、引进了多少知名的艺术家、打造了多少文旅融合项目……独独缺少村民对此的情感反映和收益分享。这类艺术乡建实践背后的推动力量往往是地方政府、知识精英或者艺术精英的一拍即合，一方是为出“政绩”想新招，一方是专业知识在农村找到“用武之地”。
村民为什么不动？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村民对艺术乡建的内容，缺乏情感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艺术是人类诉诸感性的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但一些失败的艺术乡建显然外在于村民的感性体验，难以唤起村民的情感认同。
我国国土广袤，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自然禀赋，塑造出不同的社会风貌、社会习俗、社会文化的差异，正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在进入乡村进行艺术乡建时，如果缺乏对当地独特文化的深入挖掘、梳理、转化，而是一厢情愿地用艺术家擅长的艺术形式、艺术手段去呈现对文化浅层的理解，或者照搬照抄一些成功模板套用在不同的乡村，必然难以展现出当地文化的内在肌理，难以转化为成功的艺术形式，最终难以调动起村民的主动性。
审美迎合的问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是乡村有别于城市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多地积极发展乡愁经济，把乡村的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经济转化，以艺术为工具进行“艺术+”的探索，出现像“艺术+产品设计”“艺术+乡村旅游”等不同的文化业态，成功走出了文化产业化之路，乡村呈现出百业兴旺的局面，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但也有一些案例，村民虽然积极主动参与艺术乡建，却暴露出放弃主体性，一味迎合城里人对乡村的审美想象的问题。比如乡村常常可以看到处处悬挂的红灯笼、油纸伞，以及风格单一而雷同的墙绘。
放弃自身的主体性，把乡村文化自我客体化为城里人乡愁的审美对象，艺术乡建项目就成为抽空在地文化的空洞符号。这样的做法，短期看，或许带来经济利益，长期看，必然损害当地文化的丰富性，伤害村民对当地文化的自信。
我国乡土文化如同一个有机生命体，涵盖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些没有或者尚未被纳入产业轨道实现经济转化的文化元素，是构建地域特色、孕育当地人文精神的基石，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只是没有找到传承和发展的有效路径。因此，艺术乡建过程中的产业化，需要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主体性，警惕艺术变成一种“楚门的世界”式的展演，变成一种投其所好的审美迎合。
不可持续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在此基础上，包括政府、高校、社会团体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策划丰富多彩的艺术项目，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为乡村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也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是不是“送文化、送文艺下基层”的翻版？
送几场演出、做几场讲座，轰轰烈烈搞几场活动，土墙上画上墙绘、村口边树上雕塑、建个乡村博物馆就是艺术乡建吗？当然不是。这里需要分清“艺术乡建”与“艺术活动”“艺术项目”“美育项目”的区别。简言之，艺术乡建必须是具有可持续性的。艺术乡建是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以激发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为目的，使优秀艺术资源向乡村的流动。通过艺术乡建，要实现乡村内外两种文化的交流交融，促进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化，使乡土文化具有生长性，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
蓬勃开展的艺术乡建实践证明，在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视野下，艺术乡建是“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的重要路径，但热闹中要保持冷思考，要尊重在地文化、坚持村民主体性、实现可持续性，谨防对乡土文化以建设为名的破坏。
（作者为青年文艺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