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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19日，一代鸿儒钱锺书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2016年5月25日，钱锺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撒手人寰，享寿105岁。为向这对20世纪中国文坛最耀眼的学者伉俪致意，亦是纪念杨绛先生逝世八周年，今年五月，《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问世。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书封（本文配图 三联书店提供）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由杨绛的遗嘱执行人吴学昭整理。今年已经95岁的吴学昭是著名教育家吴宓之女，而吴宓又是钱锺书、杨绛两人在清华大学就读时的老师，两家素有往来。据介绍，吴学昭在退休后，常帮杨绛打理事务，两人可谓是“闺中密友”。接触交流中，她们也时常谈论往事，闲话家常。正是有着这么一层亲近信赖的关系，2008年，吴学昭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是唯一一部征得杨绛首肯后传世的传记。

《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吴学昭 著

杨绛逝世后，遵照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堪为逝者一生高洁，“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终极写照。在逝者生前亲自审定的讣告中还特别写明，“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亦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在《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开篇“整理者言”中，吴学昭写道：“杨绛先生晚年最后做的一件她认为很必要的事，是亲手销毁了钱锺书先生和她本人的日记，以及某些亲友的书信。虽然我觉得很可惜，曾多次劝阻，但未能让她回心转意。”

“那天在她的卧室聊天谈心，杨先生想解释一下她日前销毁日记和友人书信的缘由，我没让她往下说。2013年那场关于拍卖钱杨书信的维权诉讼，经过与法学家们一年多的并肩抗争以及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虽然最终得到了圆满结局，但私人书信竟被当作商品用来交易，毕竟伤透了杨先生的心，我能理解她这样做的无奈及隐衷。”

吴学昭表示，“我相信杨先生自毁的日记和书信，数量也不会多。实际上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后来的社会动乱，一般人很少能完整地保存自家文稿、日记和书信。”那天见面话别之际，杨绛从橱柜里捧出一个大布袋，幽幽地对她说：“这都是我看了又看、实在下不去手撕毁的亲友书信。我近来愈感衰弱，自知来日无多，已没有心力处理这些信件，现在把它们全部赠送给你，由你全权处理，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写信人中，不少你都熟识，哪怕留个纪念也好！……”

读毕杨绛相托的书信，吴学昭联系此前所知的一些片段，对许多事顿有豁然贯通之感。“我越读越投入，越读越感动，也更理解了杨绛先生何以不忍心销毁它们。这哪是些普通信件？它们荷载着文化的信息、历史的证据和人间情义，是极为珍贵的文史资料！如何处理这些书信，成了我面临的一道难题，也成了我一块心病，我只有找杨先生商量。”

其时，杨绛的健康已每况愈下。在协和医院的病床前，吴学昭向杨绛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您留赠我的书信十分珍贵，您都下不了手撕掉，我更不敢也不舍毁弃。这些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宝贝，不宜由我个人私藏。我的想法是：争取在我有生之年得空时亲自将它们整理翻译出版，留给社会，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然后将原件全部捐赠国家博物馆收藏。”杨绛听罢笑着肯定，“所见相同！可谓灵犀相通。”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吴学昭在“整理者言”的最后写道：“我因有约在先，直到整理、翻译、注释完《吴宓师友书札》，编著好《吴宓年谱》后，方着手整理、翻译、编辑和注释《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并与诸多写信人（包括已逝作者的家人）联系，获得授权同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总算不负杨先生所托，完成了这项工作。”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全书收入致钱锺书、杨绛夫妇的信函277封，以及钱、杨二位的若干复函。这些信函始自1946年，至2014年止，多集中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信函作者包括二位先生的至亲好友、学者同人，乃至译者、读者逾90人。所收信函呈现了钱锺书和杨绛的部分工作、生活、心境、交往、论学状况，既是时代的记录，也见证了学人之间的友情和思想共鸣，于学术史当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信中的一些内容不仅可补罅年谱、别传的失载，也为读者认识钱、杨二位先生的多种人生向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为胡乔木“改诗”，“愿这友谊永存”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宣传教育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胡乔木（1912—1992）堪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30年代，胡乔木和钱锺书同在清华大学读书，情谊甚笃。之于两家的过从交往，杨绛曾在《我们仨》中这样写道：

“乔木同志常来找锺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锺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

钱锺书、杨绛夫妇和胡乔木、谷羽夫妇（胡木英摄）

改革开放后，胡乔木同钱锺书间的交往，有一段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轶事便是“改诗”。《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胡乔木（十七通）”章节还原了这段往事的全貌。1982年，胡乔木七十感怀，写诗四首七律《有所思》，并寄给钱锺书指正，不想后者涂改批注很多。这让胡乔木一下子有些为难，他告诉李慎之，“我做旧诗总是没把握，因此，请锺书给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

作为胡、钱两人共同的朋友，李慎之心知“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他向钱锺书直陈自己的理解，“乔木是革命家，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像‘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这样的句子，都是乔木的精魂所系。一个字也动不得的。你不能像编《宋诗选注》那样……”

钱锺书听罢立刻会意，说“是我没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辞害志了。”在给胡乔木的复信中，他明确表示“僭改的好多不合适”。“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Pope, an Essay on Criticism（英国作家亚历山大·波普，著有《批评随笔》）的箴言：‘A perfect judge will read each work of wit, with the same spirit that its author writ.’（秉持作者书写的精神，是一个完美的评判家在阅读每一部作品时应有的智慧。） ”

虽然表示“新改本都满意”，耿介的钱锺书还是在信末提出，只有“风波莫问愚公老”一句，“觉得‘愚公’和‘风波’之间需要搭个桥梁，建议‘移山志在堪浮海’，包含“愚公”而使“山”与“海”呼应，比物比志，请卓裁。”就此，胡乔木在回信中称，“拙作承多次指正，又承奖誉过当，甚感甚愧。”并表示，“承您三次来信，这几首小诗确已成为我们友谊的纪念了。愿这友谊永存！”

最终，七律最后一首诗作定为：“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问蓬莱远，不尽愚公到有期。”两位老同学间的书信往来虽字斟句酌，却一派率真磊落，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吴学昭在“整理者言”中介绍说，从时间上看，（杨绛最后托付的）绝大多数的信，书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段时间，一向低调沉默的钱杨夫妇好像忽从多年噩梦中苏醒，迸发出了巨大的创作力。杨绛的《干校六记》写成后，起初怕触犯时忌，不敢在内地出版，拿去了香港。胡乔木同志读后立即带话给文学研究所说：这本书内地也该出！在1983年欢迎赵元任的宴会上，又对钱锺书讲了他对该书的十六字评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不讲、不提《围城》，此人便算不得‘in’person”

1978年9月，意大利北部山城奥蒂赛伊（Ortisei）召开的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期间，钱锺书走出关闭了十年的国门，这也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国访学。他在会上生动回顾了中意文化交流的历史并介绍了我国文学的概况，最后高呼：“China no longer keeps aloof from Europe!”全场掌声雷动。自此开始，充满好奇心的外国作家、学者频繁访华，交流互动，钱、杨亦成为接待这类外宾的忙人。

在吴学昭看来，“钱先生出访顺利，对陌生的海外学术界能应对裕如，钱、杨作品能成功推向世界，被钱锺书称为‘文字骨肉’的知己好友宋淇（悌芬）先生功不可没。”宋淇（1919年-1996年）为我国著名藏书大家宋春舫先生哲嗣，出身燕京、光华，上海沦陷时期与钱先生相交甚密，每周前往钱府问学，评书论文，无所不谈。据宋淇回忆：“那些年，深觉受益于正规教育者少，而受益于钱锺书的熏陶最多，做学问、写文章都时时不敢忘却钱先生的训诲。”

作为在1949年后移居香港的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宋淇也是香港国语电影业的先锋人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邵氏影业出品的多部影片，如《空中小姐》（1959）、《花好月圆》（1962）等的制片人，都是邵逸夫所深为倚重的宋淇。小说《围城》1947年初版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在内地再次重印，旋即也推出港版。

1981年年初，宋淇向钱锺书去信提到，“《围城》一书新版此间恐不如内地轰动，港人守旧得出奇，至今国语电影观众听不懂，要在片上打中文字幕，真可称为海外奇谈。简体字多数人怕看，拒看，说不定宁愿看盗印本，否则口碑如此之佳，定可成为畅销书。”

然而，这一次宋淇显然低估了香港读者对《围城》的热情。前封去信一个月后，他再度给钱锺书写信汇报。“大作《围城》新版运到后，大受读书界注意，报章上评介几无日无之，当择其无碍语者影印寄上。而且此书越传越广，连家庭主妇都以一读为荣，几如当时竹枝词：‘闲谈不说红楼梦，谈尽诗书亦枉然。’任何人在香港口中不讲《围城》，专栏中不提《围城》，此人便算不得‘in’person。晚前估计大作在港销路恐有问题，此回要‘跌眼镜’矣。”

据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回忆，父亲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直写到1989年，十年间共有一百三十八封。“我爸爸写信只用圆珠笔，信纸也有固定尺寸，语言一律是中文;但钱锺书则毛笔、圆珠笔、打字机都用，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其实真有点头痛。”

早年投身电影业，人到中年之后，宋淇则斩断“银”丝，甚至戒掉了看电影的习惯，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和翻译。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他在主持翻译研究中心期间创办了《译丛》（Renditions）期刊与丛书，专事英译中国诗学、词学、史学及现代文学作品，宣扬汉声，不遗余力。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便已开始筹划推动《围城》英译本在美国的出版，并亲为校阅修改译稿。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收录宋淇信笺二十八通，首封来信写于1980年年初。此前一年，69岁的钱锺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学术交流的讲坛上登台亮相，以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妙语连珠的外语对话令众人折服。宋淇在这封信的开篇便提到，“忽闻大驾出国‘表演’，心中高兴不言可知。”

信中，宋淇还力邀钱锺书“有无可能来此讲学一月，作公开演讲三至七次。”“新亚学院（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正式合并组成香港中文大学）有‘钱穆讲座’之设，对象是国际间有极高声望的学者，第一届为钱穆本人，第二届为李约瑟（Joseph Needham），第三届拟请锺书先生。如能前来，未始不是一次大突破，一露身手，必可有空前绝后之盛况，impact之大无可比拟。”考虑到钱锺书有哮喘痼疾，信中还特为说明香港天气温暖，“很少冷达摄氏十度以下，尤其今年冬行春令，舒适异常，不会引发哮喘病（校中还有一位全港内科的第一把手）。春天（四至五月）和秋天（十至十二月）尤其宜人，绝对不用担心。”

不想，钱锺书在回信中婉言谢绝。“承兄邀请，真正‘受宠若惊’！我若来港，主要是为见兄夫妇一面……至于讲学，已无兴致，亦无能力……七十老翁，不宜走江湖卖膏药了！另请高贤，盛情只有感激而已。”再次复函中，宋淇就此表示了理解。“事实上，这生意经也是友人所主动，如果不试一次，他们一定认为我不愿尽力，现在也好让他们死了心。钱穆讲座不来也罢，大家尊他为史学大师，前二十年他为文云莎士比亚远比不上杜甫，给少壮派学者写了一文：‘为五四下半旗’！其实先生这位同乡应有自知之明，你就谈谈国史好了，兰姆的莎氏乐府都不知道看了没有，真是何苦来？”

守望相助，“我们有他，是我们的幸运，这时代有他，是这时代的运气”

1998年，钱锺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罕为人知的是，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绛晚年之情景实非常人所能体味。在回忆录《我们仨》中，她曾感叹：“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中收录了众多友好对杨绛痛失爱女和丈夫的慰问信，读来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德国汉学家、翻译家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及现代汉语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及教学工作，亦是德语版《围城》《我们仨》的译者，被钱锺书视为“文学女儿”。听闻钱先生过世后，莫芝宜佳在给杨绛的信中写道：“我不知能对你说什么，不知怎样能给你些安慰，只愿我一直是你心头的一团温暖，你什么时候都有我，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个人。钱先生走了，可他不会离开我们的，我们永远有他，中国永远有他，世界永远有他。报上登了中国领导人、法国总统等都表示极沉痛的哀悼，中国和世界都是该感谢钱先生的。我们有他，是我们的幸运，这时代有他，是这时代的运气。”

莫芝宜佳回忆说，“最初，我读中文，是读‘孔孟之道’或是‘革命文学’，是1978年在意大利听了钱先生的报告后，中国文学才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后来通过翻译《围城》，读《管锥编》，可谓茅塞顿开，开了窍，发现了博大精深又充满智慧的中国文学的无穷魅力，去掉了许多狭隘偏见，读文学也变得满是乐趣。”

法国汉学家、翻译家郁白（Nicolas Chapuis），曾独自翻译出版了杨绛的小说《洗澡》，与钱、杨夫妇有较深的友情。时任法国驻沪总领事的他在同杨绛致信时写道：“我将终生铭记他于心：虽然我们相遇次数很少，但我们的谈话却如此富有启发性、富有成效；他如同我的灵魂之父，我为他的离去而哭。我将努力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他总是怀有最高期待却不提要求。请放心，我的思想和内心都支持您。”

时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唁函中写道，“钱锺书先生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智慧、优雅、善良、开放和谦逊……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为文化历史所铭记，并成为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漫画家华君武与钱、杨夫妇同住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小区多年，相互关心，时有往还。上世纪90年代初，钱先生以《围城》电视剧上映而引发所谓的“钱锺书热”炒作不休不堪困扰；华君武立即发表一幅题为《先生耐寒不耐热》的漫画，为老友解围，画中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坐在浴缸中作痛苦状，四周蒸汽氤氲，头上四把分别标注“钱”“锺”“书”“热”的烫水壶仍不断往里加热水。杨先生称华君武先生为难得的“好邻居、好朋友”。华君武迁居后，还时来电话问候。

1996年，钱锺书和杨绛的爱女因罹患脊椎癌入院，华君武在给杨绛的信中写道，“我听到钱瑗住院。我不敢来看你，因为你的精神负担太重了。我无法帮助你，也无法安慰你。我的画册出来了，我用第一本来送给你，一是祝锺书同志能好起来，二是祝钱瑗早日康复，三是请你保重。”

至亲情深，“劳可节则节，心得放且放”

除了同友人间的鱼雁往还，《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一书中还收录了钱、杨二人至亲戚属的来信若干。在教育家钱基博（1887-1957年）去世前一年给“先儿”（钱锺书小名“仰先”）的手谕中，落笔就显现出一片舐犊情深。“昨日见汝致声淮（石声淮，钱锺书的妹夫，常年与钱老先生生活在一起）书，悉检查血管是否硬化，结果如何？极念。老人病是当然。汝夫妇正在中年，未来许多担荷压在肩上。我不以老病为忧，而愁汝辈之衰早。劳可节则节，心得放且放，不必以老人为念也。”

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杨荫杭（1878年—1945年）是近代革命党人、法学家。杨家姊妹兄弟一共八人，杨绛原名杨季康，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孩，家里人称她“阿季”。阿季上面是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下面两弟两妹——大弟、小弟、阿七和阿必。阿季姐妹身材高低呈元宝形：大姐和八妹长得高，其次是三姐和七妹，阿季居中最矮。爸爸曾为阿季辩护，笑说：“猫以矮脚者为良。”

说起“杨绛”一名的由来，也要拜家中姊妹所赐。抗战时期，阿季写了一部剧本《称心如意》，被导演看中，要排演。可是阿季怕出丑，不敢用真名，想起平时姐妹们嘴懒，总把“季康”二字说成“绛”，就叫“杨绛”吧。于是，“杨绛”这个名字才用到了今天。

长姐如母。1920年春季，已留校任教的大姐杨寿康带着三姐和阿季去上海启明女中上学。这是阿季第一次离开父母，好在有大姐和三姐朝夕相伴。大姐大阿季十二岁，管着阿季的衣食住行。是以阿季有心事都会说给大姐听。日后在清华借读时，阿季与钱锺书恋爱，也是先把这段感情告诉了大姐，再由她转告给父母。

杨寿康在启明女中毕业时，中文和法文均是第一名。由于法语娴熟，曾翻译法国小说家波尔才（Paul Bourget）的著述《死亡的意义》（ Le Sens De La Mort），1940 年商务印书馆于作为世界文学名著出版。明代天文家徐光启的后裔，天主教神父徐宗泽为该书做序时称，“这书现在由杨寿康女士介绍到中国，译笔流利，忠实，美丽，合乎‘信达雅’的条件，足以传达著者底高尚思想，给予醉生梦死者以绝好的教训。”

杨寿康信奉天主教，终身未嫁。解放后在上海与三妹闰康一同居住，生活上由杨绛供养。在一封给杨绛的家信中，大姐先就写道，“来信汇款都已收到，谢谢你。”接着便关心起四妹的身体，“你拔牙伤元气，我很觉不安。牙齿作怪这一阶段我有经验。等全部拔光，全口装上才能相安无事。牙床上生骨刺，又是一件麻烦事，看来只能忍痛切开牙肉铲去骨刺。一个人老了，身体上的麻烦事真多。”

在舅舅的女儿唐瑞琳上世纪80年代给杨绛的一封家书中，则可以窥见杨家的庭训家风。“二姑父、二姑母（指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荌）在我心目中一向是使人十分敬仰的人物。记得大姊告诫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时，总是说二姑父怎么怎么讲的。我记得很清楚，二姑父讲的两件事。一是二姑父说：‘穷的时候，不要勉强与有钱人应酬来往。’二是二姑父说：‘挣了钱，要有计划积蓄，要不怎好开口向人借贷。’这两句话对我们家当时的境况是很有针对性的，我也一直记着未忘，并常以此自戒。”

小说《围城》在1980年再版重印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从唐瑞琳的书信中，也可见得家人之中也讨论得兴味盎然。“我看《围城》，也很喜欢‘对号入座’，志在亲戚中找模特儿。这次看了你的《记钱锺书与〈围城〉》，都明白了。书中的方鸿渐写得很可爱的，我最佩服他的敢于回绝苏文纨的婚事。我对唐晓芙有个模式。我祖父逝世后，三朝成服，你与二姑母一起来的。我记得你穿了件粉红色的宽袖衣，外罩淡湖色的旗袍背心，面色又白又嫩，好像水蜜桃一样。《围城》中的唐晓芙就是这个样子，她也是律师的女儿。我这想象对不对？望批评指出。”

对也不对呢？请见这一页下角的“整理者按”：杨绛在这封信的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表妹唐瑞琳认识唐晓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