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岂衣，1998年生于浙江杭州，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就职于西泠印社拍卖公司。长篇小说《十八岁》发表于《作品》杂志，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主编散文集《回响》。

德川家藏明永乐金刚杵的前世今生

故事要从德川家说起。在古代，日本的政治体系不像中国一样以皇权为大一统，而是由天皇和幕府两个部分组成。而天皇长时间被“虚君”化，幕府则由武家将军执政。在日本的历史上，一共有三个幕府政权：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江户幕府作为日本最后一个武家统治的幕府，就是由德川家的人代代延续，从1603年开始，他们整整统治了日本将近300年。

江户幕府的创始人、第一代大将军是德川家康（1543—1616），今天，在日本东照宫能看到他成为了神明被人供奉，称为“东照神君”。

结城秀康（1574—1607）则是这位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的次子。虽然他素质和魄力出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领，但他并没有继承征夷大将军之位，而是由能力不如他的弟弟德川秀忠继承。其中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在小牧长久手之战议和的时候，德川家康将结城秀康送给了丰臣秀吉当养子，导致这对亲生父子的感情不深。

天正十八年（1590），在丰臣秀吉的推荐下，结城秀康迎娶了武将结城晴朝的养女鹤姬，并成为结城晴朝的继承人，这才改成最后的“结城秀康”的大名。可惜的是，他在三十四岁时因病英年早逝，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最后的成就则是成为了“越前国福井藩初代藩主”，结城秀康花了六年时间修建了福井城。

由于结城秀康专注于政事，留给后人的器物非常稀少，几乎只有几件刀剑、武具。这件金刚杵，则是他的收藏中最有艺术性的一件，从结城秀康的政治地位来看，想必是得自某位政治人物。通过铭文“大明永乐年施”以及明显的宫廷风格，足以看到太多信息。

1402年至1424年，中国年号永乐，皇帝是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明朝国势强盛，经济持续发展，史称永乐盛世。同时，由于永乐皇帝信奉藏传佛教，汉藏的艺术交流较之前更加兴盛。藏于宫廷的藏传佛教法器不仅由藏地僧人朝贡，也由宫内专门制作法器的机构所制作。永乐帝对朝贡者多“薄来厚往”，这些藏传佛教的法器多供赏赐之需。在《明史·西域传》中可见一斑：“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等五王及二法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

所以，当日本的使臣千里迢迢前来朝贡，加上被永乐帝封为“日本国王”的足利义满对中国极其乖顺，承认日本是中国的藩属国，皇帝亦多多赠送他们藏传佛教的法器作为回礼。

这件金刚杵就是如此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两百年后，又到了德川家的结城秀康的手里。

然而，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江户幕府倒台。这时，德川家的政权已经传到了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在鸟羽伏见之战，德川庆喜得知幕府军全面溃败后背信弃义，将士兵丢弃于战场，从大阪城逃亡回到江户，于上野宽永寺大慈院闭门思过。

德川家的后代开始纷纷避难。结城秀康这一支的后人则逃往结城秀康当年在福井市所修建的本瑞寺，过起了出家修行的日子。金刚杵就在那时候被他们带去了本瑞寺中供奉。

就这样又半个世纪过去，1930年7月14日，金刚杵被和本瑞寺长期合作的佛具供应商林大佛堂发现，并从德川家后人的手中买下。

林大佛堂于大正二年（1913年）创立，初代店主在若狭地区勤勤恳恳修复了许多寺庙，秉承日本人的敬业风格，如今已经传到了第四代。林大佛堂的店主在当时信息还不流通的情况之下，能收购这件金刚杵，真是可见眼力。

我们再来细看这件金刚杵。

黄铜所铸，通体鎏金，作五股式，摩羯首衔之。下托以莲座，莲座上下及每股边缘均饰以细密的连珠纹，整体线条浑厚劲健，细节华美精致。中股圆润饱满，镌刻“大明永乐年施”楷书款。存世金刚杵中带署款者极少见，由精湛的铸造工艺和鲜明的皇家风格判断，出自宫廷造办无疑，当为皇家寺庙所用法器。

带有与之类似“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有三件金刚铃杵，现在分别藏于布达拉宫、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西藏博物馆。明永乐金刚杵的形制、纹饰虽来源于西藏，但造型、装饰等方面的细部处理，则具有明代宫廷工艺严谨工致、雍荣华贵的作风，显示了汉藏艺术融合的特征。

另外，金刚杵附有丝绸原包装袋，上绣有德川家族徽标志，以及寺庙住持的法号鉴印。还附有一张小卡片，是当年林大佛堂店主在购买时在自家名片上的记录。

至于金刚杵是为何物以及如何使用，佛经里多有介绍：《大日经疏》载，“伐折罗，即是金刚杵”，又云“譬如帝释手持金刚破修罗军，今此诸执金刚亦复如是，各从一门持大空之战具，能破众之相之烦恼，故以相况也”。《仁王经念诵仪轨卷上》“手持金刚杵者，表在正智犹如金刚”，《诸部要目》“不持金刚杵念诵，无由得成就正果。金刚杵者，菩萨之心义，能攘除断去常二边，契中道，中有十六菩萨位，亦表示十三空中道，两边各有五股表示五佛五智义，合起来亦表示十波罗密，能摧十种烦恼，成十种真如，便证十地”。

此件金刚杵又融合了汉族宫廷的华丽，是法器，更是一件艺术品。从明代永乐皇帝，到日本幕府德川家，到福井本瑞寺，再到林大佛堂，皆为有强大能量的人物和场域。带着他们的气息流传至今，实为难得。

无灯无月两心照

——周炼霞上款吴湖帆书与画黄杨木笔筒及墨床溯源

先从周炼霞说起。周炼霞其人，可谓是万人低首拜红裙。

炼霞祖籍江西吉安，出生在湘江之畔，号螺川，即源于吉安有螺湖。九岁随父移居上海，十四岁就拜师习画，十七岁从朱孝臧学词，后又从蒋梅笙学诗。周炼霞的老师都非等闲，朱孝臧是晚清四大词人之一，名头很响。蒋梅笙则是徐悲鸿外舅，也是徐悲鸿前妻蒋碧薇的父亲。名师出高徒，加上天资聪慧，周炼霞对书画诗词都有相当的造诣，后还与冯文凤、李秋君、顾青瑶、吴青霞、陈小翠、庞左玉、陆小曼等一起发起了中国女子书画会。

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最不缺绯闻艳事，大报小报都盯着这位“炼师娘”找话题、发新闻。师从黄宾虹的民国画家邵洛羊说周炼霞“美风姿，宛转清腴。若流风回雪，在女画家中最具风采”。篆刻家陈巨来则谓周炼霞“绝代尤物，令人魂销也”。作家郑逸梅说周“本身就是一幅仕女画”。

除风韵天然，周炼霞也工于修饰，她喜烫发、修指甲，好时装、香水，也重保养，四十岁左右望之如二十余。民国文艺圈认为她越老越有风韵，道三十岁前，三个周炼霞及得上一个陆小曼，可到了四十岁之后，三个陆小曼也比不过一个周炼霞了。

周炼霞交往名流众多，常出入沪上文酒之会，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倾倒当时才彦。身边围绕有冒鹤亭、谢稚柳、许效庳、瞿兑之、张大千、陈巨来等人，且过从都密。

而如此的交往也让周炼霞的夫妻关系进入紧张状态。1946年，在感情冲突之下，丈夫徐晚萍飞往台湾出差，最终变成三十余年之别。

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周炼霞在物欲横流的上海滩生活，还要抚养五个孩子，艰难的生活境况可以想象。

丈夫离开的日子里，有关吴湖帆与周炼霞的传言众多，绯闻常常登报，周炼霞曾写一句“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还被作为二人恋情的证据。

可事实究竟何如？

再来说说吴湖帆。

吴湖帆与周炼霞的相识，源自老诗翁冒鹤亭的介绍，约在1952年。冒鹤亭才华横溢，又是文坛的名宿前辈，性格出了名的狂放不羁，却对周炼霞的诗词格外钦服，曾言：梅景书屋主人做伊徒孙尚不够格也！而众所周知，梅景书屋主人即吴湖帆。

吴湖帆，名万、倩，字东庄，号倩庵、丑簃，苏州人，吴大澂之孙，20世纪中国画坛大家，早年与溥儒被称为“南吴北溥”，后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在画坛并称“三吴一冯”。收藏甚丰，亦精鉴定。

吴湖帆早年专工书画，对写作不多了解，未甚为词地。在友人叶恭绰的影响下才渐喜吟诵，于是广学词人诸家。认识精通诗词的周炼霞，于他而言就像如获至宝。

二人开始频频以词会友，这段时间里，周炼霞的画技大有长进，他们也合作了许多书画存世，《荷花鸳鸯图》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幅。吴湖帆也写了不少好词作，周炼霞还为吴湖帆润色、代笔，二人合作词多见《佞宋词痕》。

当然，美人周炼霞也给足了吴湖帆面子，据说当年周炼霞与吴湖帆两人合乘一辆黄包车在南京路上跑，路人都会行注目礼。

吴湖帆的第一任妻子是潘静淑，与吴同为名门后代，身为世家千金，她不喜应酬、不善交际，妖艳不若桃李，而冷若冰霜。1939年，潘静淑英年早逝，吴悲痛欲绝，三年后，吴湖帆将潘家的陪嫁丫头顾抱真续弦。两任妻子皆相貌平平，翰墨风雅也无法与他琴瑟和鸣，与多才多艺的名媛周炼霞天差地别。

纵观吴湖帆晚年交游，词、画俱臻上乘者，只有周炼霞一人，其交谊建立在共同的艺术趣味上。近人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述及吴周二人婚外之私情，语多诋毁，不可全信。刘聪的《无灯无月两心知：周炼霞其人与其诗》一书便是为吴、周两人的辨诬之作，考证颇为用力。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梅景书屋镇斋之宝——南宋《梅花喜神谱》是潘静淑三十岁生日时其父所赠的礼物，上可见周炼霞的补题：“癸巳元宵，抱真、炼霞同观。”今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宋拓《化度寺塔铭》也有周炼霞的墨笔：“癸巳上元同观，抱真、炼霞。”

可以确定的是，二人关系在明不在暗。至于二人来往诗词中的暧昧之语，是否只是文人的语言游戏，似乎也不再重要了。

由人及物，此刻想说的是，周炼霞上款的黄杨木笔筒、墨床，最受瞩目即为其上满刻的吴湖帆书与画。从款可知，此为吴湖帆在1953年赠予周炼霞的礼物，时年吴湖帆五十九岁，周炼霞四十五岁。根据钤印，又可见刻者为竹刻大师盛丙云，盛丙云曾拜吴湖帆为师，多帮吴湖帆、江寒汀、唐云等人雕刻。

笔筒直壁，隐足，造型修长，包浆温润老熟。筒壁浅刻吴湖帆所绘竹石图案，线条简括凝练，阴刻处填以绿色颜料，清雅无比。值得注意的是，此图似模仿明代画家夏昶《湘江竹石图》一隅而成，正所谓“夏卿一个竹，西凉十定金”，1938年，吴湖帆在友人子贤处见到此卷极为动容，题跋“淋漓满纸，豪气十丈。余所见仲昭画竹以此为杰”。在1953年此件赠与周炼霞的笔筒上绘之，深得夏昶竹石之意韵。竹，本就是文人喜爱之物，笔筒所制材又为黄杨木，黄杨木性谦，雅而不俗，两种意象相叠，文人属性充满。

竹石图一侧，有寥寥数笔：“湘江风雨夜，千载孰知音。用夏仲昭笔意写小文房为螺川如弟清玩。癸巳上元倩识。”

倩，是吴湖帆自称，螺川如弟，即指周炼霞，湘江，则是周炼霞的故乡。

再看墨床，亦为黃杨木所制，呈卷几形。置墨处饰剔地浮雕牡丹、梅枝与喜鹊纹，久经使用，墨色深沁，尤显雅致。背面阴刻诗句亦填青，我引繁体字原文如下：“正好賭句攜尊鈿，思凝魂，倚畫檻，相憐花簇臨金鏡，怕惹雲昏情何限，一卷春風，雙袖香痕。倩庵書為螺川詩屋。”并刻“螺川詩屋”钤印。

句句有敬意、有珍视，透着吴湖帆自心而发的真性情。这对文房雅玩将两人交流的文墨趣意展现得淋漓尽致。

红颜知己难得，知音，更是难寻。

何可一日无此君

——金西厓刻金城画风竹蝉叶图扇骨故实

清末民初，湖州南浔有一户著名的艺术世家——金家，其名声享誉南北。一门风流儒雅，可谓艺林名第矣。

金家的发家人是金桐，在上海滩白手起家做湖丝生意，是有名的“丝通事”，最终富甲一方，使金家成为南浔“八牛”之一，财力雄厚可想而知。发家之后，金家开始重视后代的教育，理念先进，多送子女留洋学习，因此至第三代已是人才辈出。

有民国初年北方画坛领袖人物金城、竹刻家金绍堂，其妹金章是后来文博界泰斗王世襄的母亲，也是画家，还有金开藩、金勤伯，创办湖州画会，成为民国时期北方最大的艺术社团。若是一一列举还有许多可说，可见金家对艺坛贡献之大。

金西厓便是在这样的望族中长大。金西厓（1890—1979），名绍坊，字西厓（西崖），号季言，室名可读庐、锲不舍斋。浙江湖州南浔人，久寓上海。他是金家第三代，年少时在上海的美国函授学校圣芳济学院学习土木工程，毕业后，曾任浙江省公署工程咨议督办、南运工程局工程师等职，是位出色的土木工程师。

说起西厓为何迷上了竹刻，还得从他的大哥金城说起。

金城（1878—1926），一名金绍城，字拱北、巩伯，号北楼，别号藕湖。金城画山水花鸟皆能，任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每逢他在家里作画，西厓便在旁为其磨墨拭纸，因而跃跃欲试，想跟他学画。不过金城却让他打消这个念头，一次，金城十分正经地对他说：“现今社会从事书画者多，刻竹者少，不若从东溪兄学刻竹，较易成功也。”

西厓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便在营建之余，随二哥金绍堂（字仲廉，号东溪）专攻竹刻。

西厓废寝忘食地学竹刻，日夜居家。在业精于勤的练习之下，竹刻技术进步神速。他朝夕奏刀，无间寒暑，年复一年，终日不倦，一生所刻的竹刻多达千件。很快，金西厓刻竹声名鹊起，上海、北京的各大扇庄纷纷代收他的刻件，而且利润颇高，甚至和名书画家的作品不相上下，《湖社月刊》也经常刊载他的作品。

他出版了书籍《可读庐刻竹拓本》《西厓刻竹》，反响极好。于是写出了赫赫有名的《刻竹小言》，后由他的外甥王世襄整理定稿。《刻竹小言》分为竹刻简史、备材、工具、做法、述例五个部分，是历史上第一本全面介绍刻竹的书，可谓集大成者，在学界评价颇高。在此书的序言，他说，他常与竹刻同好们一起研究、讨论前人的刻竹技法，一下四十年过去。这四十年里，不是在刻竹，就是在刻竹的路上。真所谓“何可一日无此君”。

金西厓在熟练刻竹之后，与大哥金城常常合作。多有金城画好稿子，然后交给金西厓镌刻的扇骨。

西厓说，伯兄北楼，能作寻丈巨帧，但画尺许之臂搁扇骨，一如狮子搏兔，必以全力。每见其把竹凝视，心有所会，方肯落笔。一稿甫就，便告曰：某处用阴文，某处用阳文；某处宜深刻，某处宜浅刻；某处求对比，某处是呼应。盖其构思时，已预见刻成之全貌矣。可见金城对刻竹画稿极为用心。

竹刻书画中的书画家和刻者，犹如一首歌的词曲作家和唱歌的人。熟谙音律者，在作曲、填词的时候，已为歌者的行腔吐字做好了安排，才能唱来抑扬跌宕，自然动听。

画家作画时则需要处处为刻者着想，筹划全局，盱衡深浅，如何打稿，始适宜变换其刀法，才能自然浑成又富于变化。正所谓先有佳本，乃有佳刻。金西厓和金城兄弟两人心灵相通，合作所刻的作品皆出人意想，饱含深情。

西厓做事十分细致，刻竹之余，将自己的四百多件作品都记载在了《金西厓竹刻目录》手稿里，包括它们的名称、类别、题材、刻法、完成年月，有多处还记下了刻件耗用的时日和作品的去向。

《金西厓竹刻目录》手稿是金西厓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记录，也是研究其创作和交往的第一手重要资料，更是如今鉴定金西厓作品的主要依据。“金西厓刻金城画风竹蝉叶图扇骨”便出现在这份手稿的第九号。

著录写道：白竹，八寸九分长，十一方。拱哥画竹，又画蝉叶。辛酉暮春，自款。浅刻阴文。由此可知，此扇骨为兄弟两人合作创作于1921年，金西厓正处31岁青壮年，属于其早期作品。

另外，这件扇骨还著录于金西厓和二哥金绍堂在1924年合著出版的《棘端竞巧：可读庐刻竹拓本》，并列进第一册，可见为其得意之作。202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院典藏丛刊《金西厓刻竹拓本》第20页亦可看见这件扇骨的拓片。该拓本的原本两函十二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扇骨两面分别刻画蝉与竹叶，双面均有铭文。

有蝉一面铭文刻：辛酉暮春之初西厓刻此自怡。半嶺流秋嚮，寒蟬帶葉飄。金城。拱北。竹面铭文：北樓畫西厓刻。

刻画中，蝉的羽翼与竹的中间一叶为点睛之笔，二者相得益彰，都施以阴文浅刻，刻画入微，富有透明感。蝉身、叶脉、竹干部分相对较深刻，而其中又有深浅之分，如国画的水墨五色。

明明一只铁笔，却用出了墨色的浓淡干湿。草草刻画而成，全不经意，而生动有致。从勾勒出之，劲挺爽利，能传其神。

东晋王徽之寄居空宅，便令种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自此，文人多称竹为“此君”。金西厓亦言同感，独独钟爱此君，从其扇骨便可见深意。

明“泰和”连珠式古琴

琴自古被尊为琴棋书画之首。古人拿它并非做普通的乐器之用，而是将理想情操寄托于琴曲中，以一抒己怀。有嵇康赴义前弹奏的《广陵散》，也有蔡文姬归汉难舍骨肉亲情所作的《胡笳十八拍》、南宋郭楚望感慨国破人亡而写的《潇湘水云》。

同时，琴还是与天地连结的神圣器物。琴外型上圆下平，象征天圆地方，长三尺六寸代表三百六十五日，十三徽代表十二月加一个闰月，泛音、散音、实音则代表了天、地、人。

琴的制作材料是梧桐木，古人说，“凤凰非梧桐不栖”，梧桐故为吉祥之木。因此琴更是一件艺术品，做琴有“斫琴”的雅称，“斫”和“琢”同音，以良木做琴，好比雕琢一块美玉。

难能可贵的是，千百年以前的古琴，到现在仍能如常演奏，而且越老越好听。老琴上，历史的沧柔无尽。

琴产生于上古之世，伏羲神农削桐为琴、绳丝为弦，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到殷末周初，文王、武王两人各增一弦，遂得七弦之名。

不仅上古的三皇五帝爱琴，后来的古代皇帝钟爱古琴可谓众多。

就说吴越的末代国君钱俶。他善弹琴，于是常常以廉访的名义，派使者去民间物色良好琴材来做琴。一次，使者到访了天台山，晚上便睡在了山上的寺庙里。夜不能寐，听到瀑布在外面哗哗作响。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他便去了瀑布的地方查看，看到瀑布下的石头正对着一根房柱，而且这柱子还是向阳。

使者暗想：如果是个桐木就好了。于是他用刀削下一看，里面的纹路呈现，闪闪发光，果然是桐木。

使者便贿赂寺里的僧人，将这根柱子买下，取了两块阳面的木头作为琴材，飞马报给吴越王，请求再等一年制琴。一年后，两把琴制成，这才献给了钱俶。声音果然佳妙，成为旷代之宝。

众所周知宋徽宗酷爱绘画，实际上他亦爱古琴，嗜琴成癖，不但自己做琴、弹琴，还是懂行的古琴收藏家，他在民间四处寻觅历代名琴，并把它们置于宣和殿的“万琴堂”中。

他痴迷于琴的世界，将自己对古琴的所思所想绘成《听琴图》，意境高远，似琴声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听琴图》中所弹琴为仲尼式，在式样中最为常见、中正，却也比较沉闷。古琴另外常规式样还有伏羲、蕉叶、落霞、连珠、灵机、混沌式，让人目不暇接。

但论其中最绮丽缠绵、最为跳脱的，一定是连珠式，它不同于仲尼式给人一板一眼明确的规则感，而是自由灵动、丰盈怡乐。

《汉书》：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正是连珠古琴的意境所指。

杨宗稷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琴学家，他就慕名而斫了一把“随珠”琴，所仿式样正是李疑的连珠式。

想要收藏一把古琴，除了对式样的判断，还有琴的断纹。琴不过百年不出断纹，故琴以有断纹为贵，且不易得。

断纹标志着琴的年代，一般情况下，唐宋时代的琴多呈蛇腹断、梅花断，元明时代多为牛毛断、流水断。另外还有龙鳞断、龟纹断等等，古人给这些断纹样式起的名字都极为诗情画意。

一琴之上也可能出现几种断纹，或本有断纹，后来在修复过程中被髹漆所掩盖。当然，从南宋开始就有人伪造断纹，但所伪之纹大失自然，比较容易分辨，如宋人所说，“真断纹如剑锋，伪则否”。

这把“泰和”琴为连珠式，遍体牛毛间流水断纹，局部呈蛇腹。牛毛断，纤细密集而均匀。流水断，形似蛇腹断而纹似波纹。灰漆薄而坚固。琴上可见历代琴师的许多修补痕迹，按理来说，本应断纹去尽，现在却仍有断纹如此，应是修复的年代极早，在修复之后所出现的断纹。琴本身的年代是否要更往前推，就不得而知。

这把琴的材料为面桐底梓，紫檀岳山及琴轸雁足，通体髹了黑漆，给人高贵之感。琴背刻篆书“泰和”二字为琴名，从断纹和铭文的连接状态判断，琴名二字应为原刻。下刻“养真”印一方，为后世琴主所刻。琴如今仍可正常弹奏，音色干净响亮，松、透、清、润。

另外，从北宋开始，宫廷有专门造琴的“宫琴局”，宫琴局造琴皆有定式，而民间制琴则称为“野斫”，其形式大小与腹款内容皆可任意为之，或末琴多样化的原因之一。这把明代的“泰和”琴的连珠样式与连珠定式无异，存李疑遗风，或为宫廷仿唐之作。

“泰和”一词出自汉代扬雄的《法言·孝至》，寓意顺适如意、命运亨通。与连珠之式配合，正如太平之景不断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