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3年12月初，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开启了他继2012年之后的第二次中国之旅，赴上海参加“第八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从主持人手中领取了“金玉兰”诗歌大奖，并请语言艺术家朗诵了自己的最新诗作《人文颂》。在当代世界文坛，创作经历逾70多年、作品形成一个庞大的“作品库”的作家并不多见，而索因卡就是其中一位。生于1934年的他如今已届鲐背之年，但依然笔耕不辍。2021年，面临罹患重疾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压力，87岁高龄的索因卡在他的家乡，尼日利亚西南部奥贡河畔的城市阿贝奥库塔，创作了长篇小说《地球上最幸福的人的编年史》，作品塑造了政客、宗教领袖、新媒体巨头等众多人物形象，延续他一贯的反抗、批判、讽刺的艺术风格，表现混乱、动荡的非洲社会现实，思考非洲未来的发展之路。索因卡的毅力和对文学的激情令人惊叹，全球有无数人向这位世界文坛的“常青树”表达了敬意。

索因卡是198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奖的非洲作家，授奖辞说：“索因卡的戏剧深深植根于非洲的世界和文化，但他也在戏剧领域之外精通伟大的欧洲文学。”这说明索因卡主要是戏剧家，但实际上索因卡堪称一位“全体裁”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小说家、传记作家以及声誉卓著的理论批评家和文化学者，甚至被称为尼日利亚哲学家。索因卡的其他“艺术旨趣”也为世人津津乐道，如他曾做过电影导演和唱片制作人，并亲自饰演电影中的角色，此外他甚至称得上是民族服装设计师。索因卡把自己出身的尼日利亚约鲁巴部族的铁神奥贡作为自己的艺术“守护神”，他曾在自己的诗歌中描绘奥贡通过七条路径显迹人间，巧合的是，索因卡在非洲文坛很早就获得了七个头衔：剧作家、诗人、小说家、传记作家、批评家、翻译家和编辑。索因卡以“神谕”比喻自己的创作或许只是一种幽默，但却说明其杰出的文学才能与非洲本土的传统资源有着深切的关联。

除了创作艺术作品，索因卡还是著名的文化、政治活动家，他以持久的热情反独裁、反暴政，争取人的自由和社会公正，上世纪尼日利亚独立后发生的三次重大时局动荡，他都处于风暴的中心，因此也被迫长期流亡国外。进入21世纪以来，索因卡依然如一匹不知疲倦的伏枥老骥，奔走于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发表政论演说。他造访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呼吁中东的和平与安宁，继续担任“国际作家议会”主席，并于2006年获得“东南亚作家奖”，但他取消了在曼谷举行的颁奖典礼的主旨演讲，以抗议泰国同年发生的军事政变。2007年，索因卡在演讲中呼吁宗教信仰自由，但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谴责英国社会已变成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2012年10月28日至11月5日，索因卡应邀到访中国，在与中国作家和学者交流时，他反复强调作为一个作家应对社会现实担负承诺乃至政治责任，他说：“有时写作会强烈地受制于一种无法阻挡的、必须进行政治性写作的责任感。”2016年底，当流寓美国的索因卡得知特朗普赢得美国第45任总统大选时，立即宣布实施自己的“我来退”（Wolexit）行动，撕掉持有的美国绿卡，表示要永远告别美国。此举不是一个轻松的文字游戏（Wolexit是索因卡的名字和英文“退出”的组合），而是抗议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种族歧视言论和在墨西哥边境的筑墙计划，借以宣示自己主张民族、种族平等自由、反对“白人优越论”的坚定立场。

索因卡的传奇经历与他的作品一起，构成了其创作和思想的两个基本维度：艺术实践的先锋实验性与“文学介入”、文化及政治反抗的激进性，二者相辅相成。索因卡的一些作品具有明显的“左翼”因素，如他在上世纪7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失序的季节》，描绘了一个公社制的集体农庄社会，领导人是非洲的一位革命者，他夜读毛泽东著作，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农村实验，是非洲建立理想社会的榜样，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到中国去拜访这位伟大的中国领袖。这一叙事耐人寻味，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曾在非洲引起深沉的历史回声。然而，总体而言，索因卡是一位激进的人文主义者，坚持作家的“主体性”和“自由选择”的立场，为此很多人批评他是“非洲面具下的欧洲现代主义者”，这其实是一种偏见，其创作的资源和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非洲本土。他以非洲“泛灵论”的多神论宗教以及具有明显集体意识和共同体精神的哲学价值观为基础，充分吸收神话传说、仪式、面具舞戏、祭辞、谚语等民间表演艺术及“口头叙事”等传统资源，开拓性地创造了一种非洲式的“神话诗学”思想体系和“仪式戏剧”等艺术表演形式，这方面最成功的作品是剧作《死亡与国王的侍从》，这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世界戏剧的重要成就”，“开辟了神话创作的历史新纪元”。该剧根据1946年发生在尼日利亚约鲁巴奥约王国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国王去世，国王的侍从马夫是一个献祭者，他要完成一个自杀仪式为国王殉葬，这是部族世代相承的仪式，也是献祭者的家族荣誉。这一自杀仪式对整个部族的生存和延续意义重大，因为按照部族的宗教信仰，献祭者完成仪式是在世人、国王与祖先神灵世界之间充当信使，肩负着把部族死者、生者及未生者的循环世界接续起来的神圣使命。然而，当地的白人执政官出于“人道的善意”阻止了仪式的进行，“逮捕”了献祭者以保护他免于愚昧、野蛮的死亡。然而这一善意却成为一种强行的“殖民介入”，破坏了部族的信仰，中断了传统精神宇宙的循环。事关整个部族的生存以及家族名誉，献祭者在欧洲留学的儿子及时赶回，在最后时刻代父自杀，完成了部族的神圣仪式。《死亡与国王的侍从》实现了本土仪式的戏剧化，仪式与戏剧完全融合，拓展了现代戏剧的表演边界，创造出一种新的悲剧类型，是索因卡运用神话和仪式探索戏剧艺术的最成功的范例。这一创作范式，索因卡在他众多的不同体裁的作品中进行了运用，逐渐形成一种重视表现神灵、巫祝、预言或其他神秘事物的“神话直觉”式的文学传统，这是一种肇始于非洲现代文学的发轫时期并延续至今的非洲文学写作传统，与以肯尼亚作家恩古吉为代表的，在写实的风格中表达黑人自由、黑人解放的非洲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起，共同形成了现代非洲文学的两大思潮。索因卡无疑是前者的奠基者和践行者之一。

当然，作为一位成长于前殖民地的作家，除了非洲本土传统，索因卡的创作还有另一个来源，即殖民主义留下的欧洲语言、思想、宗教等文化遗产。来自法属殖民地的反殖黑人思想家弗兰兹·法农提出的“黑皮肤，白面具”精炼概括了殖民地文学黑、白文化相融合的特征，索因卡自己则说非洲现代文学是“黑色头颅与白色身体”的嫁接。面对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这一典型的“后殖民性”的社会特征，索因卡认为返回本土资源、“再发现”和“恢复”传统是非洲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承诺，反对“民族屈服”和“种族顺从”、重建非洲“主体性”的身份政治是非洲文学的应有之义。但应注意的是，索因卡在反抗新旧殖民主义侵袭的同时，也反对把非洲“自我原始化”的创作倾向，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些非洲作家为了区别与西方工业社会不同的“非洲特质”和“自然生态”，把地上奔驰的火车写为“铁蛇”，天上飞翔的飞机则是“铁鸟”，这种做法是荒谬可笑的，这种所谓“原生态”的呈现和文学戏剧性与早期美国好莱坞电影对黑人形象的塑造如出一辙，他们躲在树丛中，看到天上的飞机，惊恐地对白人主人说：“老爷，我看到了一只大铁鸟。”这种文学主张不是在突出非洲文化的自主性或主体性，而是一种文化自毁，是一种“文化的自我陶醉”和“自我异域情调的制造”，恰好迎合了殖民主义者对非洲是落后、愚昧的主观想象，所遵循的恰是欧美白人“野蛮——文明”二元对立的种族主义思想轨迹。

尽管索因卡是非洲“神话文学”的重要开拓者，但他的很多作品在“神话非洲”的表象下沉积着深厚的历史视野、现实责任和哲学探索，清理殖民主义遗产，反抗非洲现实暴政，呼吁社会的公正与自由，是其一以贯之的文学主题。在他7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始终信守着“运用非洲艺术形式及时回应当代事件”的创作信条。而今，这位横跨两个世纪的杰出的黑人作家和思想者已届90岁高龄，但依然续写着他的人生传奇，以罕见的热忱时刻关注着现实，他说21世纪一个生死攸关的话语是某种单一思维的狂热和偏执，这种思维的基础是毁灭那些文化多样性信仰者的冲动，一些秉持这一思维的文明和权力的强势者，对世界不同区域的新的、陌生的经验心怀恐惧，不断在全球引发紧张冲突。面对诸多全球性的难题和危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应沉默，他的作品必须发出紧贴时代的声音，正如上海诗歌节给他的颁奖辞所言，作家应以传统、历史、文化为浩瀚的源泉和坚实的骨骼，在混沌的时刻，他的作品如清澈的激流和明亮的灯塔，如激动人心的鼓点，连接大地与天空，沟通过去与未来，给世界带来希望和光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