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与当代中国的邂逅
2024年6月3日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奠基者、表现主义文学先驱——弗朗茨·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卡夫卡生前寂寂无名，死后因幽邃犀利、荒谬洞彻的创作风格在世界文坛斩获巨大声誉，被荒诞派等众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奉为鼻祖。美国作家乔伊斯·欧茨盛赞卡夫卡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卡夫卡的作品精准捕捉现代人的异化特质，直指虚无的生命体验与存在结构，使读者在荒诞中体悟深刻的真实。时至今日，卡夫卡其人其作的魅力依然历久弥新。在新世纪以降的中国，卡夫卡的作品被重置于当代语境和社会场域下，引发了广泛品读与探讨。权威与特色译本、网络热评及戏剧舞台演绎层见叠出，彰显着“卡夫卡热”在中国的再度繁荣。这位文学巨匠与当代中国的邂逅产生了奇妙共鸣，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与心灵对话，仍在继续。
新世纪中国的卡夫卡译介
卡夫卡作品的汉语首译见于196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内部发行的《审判及其他作品》（曹庸，李文俊译）。在译文中，卡夫卡被贴上“彻头彻尾的颓废作家”等标签，其作品被认定为批判西方思想的“反面教材”。直至1979年，李文俊的《变形记》中译文刊登于《世界文学》；叶廷芳等知名学者对卡夫卡持续推介，促使国内学界对卡夫卡的批判态度发生根本性改观，对其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世纪以来，卡氏作品的译介规模更是显著扩大。
据中国国家版本数据中心统计，截至2024年5月，新世纪卡夫卡作品译著出版多达243部，其中中短篇小说集89部，长篇小说单行本77部，另有多部绘本、分级读物等版本。2000年以来，中国图书市场上共出现11部卡夫卡随笔散文集，9部书信集，6部日记，5部谈话录，2部画集与1部箴言集。
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由高年生主编的四卷本《卡夫卡文集》。文集主要依据卡夫卡生前挚友马克思·布洛德编选的《卡夫卡文集》译出，收录卡夫卡创作的3部长篇小说，79篇中短篇小说以及部分日记、书信与谈话，另含剧本《守墓人》。全书绝大部分为新译，其中脍炙人口的名篇皆由名家翻译，如《城堡》（高年生译）、《诉讼》（孙坤荣译）、《美国》（黄明嘉译）、《变形记》（谢莹莹译）。高年生在《城堡》简介中称卡夫卡“所揭示的东西在世界上具有如此的普遍性，所以他的作品才会流传如此广泛”。
卡夫卡逝世70周年之际，德国费歇尔出版社1994年发行《卡夫卡全集》校勘本，修正了布洛德在早先整理出版过程中对原手稿句法结构等方面的差误改动。2003年，韩瑞祥、仝保民以费歇尔出版社1994年校勘本为准，翻译汇编了三卷本《卡夫卡小说全集》。该小说集成为国内首部卡夫卡全集校勘本，保留了原作无规则的标点符号，精准展现了卡夫卡不同寻常的写作方式。此后，中国卡夫卡译介先驱、权威研究专家叶廷芳主编的十卷本《卡夫卡全集》于2015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在此前基础上增加了392幅史料图片，成为目前国内收录最详尽且最具权威性的卡夫卡译本。
至此，卡夫卡的多数作品已译入中文，这些译文经由各大出版社再编选，成为篇幅更加精炼的短篇集、书信集、散文集等，并入选各类世界名著丛书。新世纪后，卡夫卡的作品还曾三度译入维吾尔文，一度译入藏文与盲文，加之大批年轻译者加入卡夫卡著作的翻译事业，卡夫卡作品旺盛的生命力与经典性可见一斑。
中国的卡夫卡研究
就国内学界的卡夫卡研究而言，新世纪前，中国学者偏重关注卡夫卡作品中“异化”与“荒诞”，将其作品旨归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新世纪的卡夫卡研究则呈现多视角、多维度的趋势——身份认同、存在主义思想等此前鲜少被关注的议题得到进一步挖掘与阐发，“说不尽的卡夫卡”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同时，愈来愈多学者从中国立场出发，促使了“卡夫卡在中国”到“中国的卡夫卡”研究视野的转向。卡夫卡本人读过马丁·布伯的《中国鬼怪与爱情故事》（《聊斋志异》德译本），对老庄道家哲学思想有深入省思，不但在致女友菲莉斯的信中多次谈及清代诗人袁枚的《寒夜》，更自比为“中国人”。无论是其作品《法律门前》中“乡下人”面对的无处不在的“法”与道家哲思中不可言说的“道”，抑或《变形记》里人变甲虫与庄周梦蝶的异曲同工，均显现出卡夫卡与中国传统文化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曾艳兵教授著述丰硕，自1993年以来已陆续发表卡夫卡相关论文96篇。在2006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卡夫卡与中国文化》中，他系统剖析了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
此外，卡夫卡深刻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引发了学者对卡夫卡与中国当代作家比较研究的关注。莫言、余华、格非、残雪等作家都公开表达过自己深受卡夫卡独特创作风格的冲击。2014年，阎连科荣获卡夫卡文学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在此前出版的《发现小说》中，他将卡夫卡笔下的世界秩序总结为“零因果”，在此基础上提出“神实主义”理念。除上述作家外，诗人戴小栋、香港作家王良等，也屡屡进入新世纪卡夫卡比较研究的视野。2015年出版的《解密变形记》中，作家柳冬妩还论及卡夫卡的创作与当下“打工文学”之间的联系，尘肺病、失语等意象成为了《变形记》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注解。
中国新媒体里的卡夫卡
经典作品往往不囿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力。作为一位世界级文学巨匠，卡夫卡百年前的文字书籍依然能够穿越时空，深刻影响着中国读者，并在21世纪中国的新媒体社交平台上收获大批“粉丝”。以豆瓣为例，卡夫卡作品的评分人数累计超过10万。其中以《变形记》为代表的中短篇作品最受读者青睐，均获8.6以上的高分，评价人数更高达7万余人。这得益于中学语文教材等对《变形记》的选编，使《变形记》成为多数中国读者了解荒诞文学的启蒙之作。
在豆瓣上，卡夫卡的读者评论多达数万条，“孤独”“恐惧”“绝望”等高频词反映出作品带来的直观感受——在难以捉摸却又无所不在的力量摆布下，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大多无法决定自身命运。在读者阅读体验中，这股力量具象化为工作、家庭、生活多方面的压力。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于2023年出版的《变形记》（魏静颖、张晏译）书封更直击人心：“每天被工作挤压变形的苦，卡夫卡比任何人都清楚！”“打工人”、“社畜”在读者评价中频繁出现，一位读者指出：“出差，工资，领导，闹钟，赶火车，迟到……换成今天写字楼里的任何一个白领，这个故事也是成立的。卡夫卡已经写出了我们的无力感”。《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异化为虫后，第一反应是害怕耽误工作，心中挂念父母所欠债务。这一处境仿佛职场中为讨生计兢兢业业，身体抱恙却不敢轻易请假的“打工人”真实写照。在一篇题为《卡夫卡用一只甲壳虫，写尽中年人的孤独与生存的荒诞》的长评中，作者将格里高尔的境遇解读为中年危机焦虑的文学表征。现代人与虫壳之下的格里高尔同样孤独，若失去了供养能力，亲情亦会在顷刻间坍塌瓦解。
同时，“变形”的内涵不仅限于此。现代社会为个体设立一系列标准，凡不能满足其高速运转要求者，均可能被划为异类。读者在格里高尔身上还看到抑郁症患者、失学者、残疾人、退休老人等群体身影。而当重大灾难事件来临时，“变形”的现实指涉意味更为强烈，社会异变普遍而深远地影响着每个个体。
中国读者结合生活体验与个人经历，对卡夫卡笔下的“变形”作出丰富的阐释，使其揭露的普遍困境有了具体指涉。众多书评中折射出对异化和“失能异人”的恐惧，正是现代性焦虑的症结之一。对中国读者而言，卡夫卡的作品成为释放焦虑的重要媒介，阅读卡夫卡或许能够为其遭受现代社会异化的身心寻找出路。
中文戏剧舞台上的卡夫卡
新世纪以来，卡夫卡作品持续深入中国大众文化生活，不断涌现以《变形记》《在流放地》《致科学院的报告》《乡村医生》《地洞》《中国长城建造时》等经典著作为蓝本的话剧改编。改编者们通过对卡夫卡小说的深度解读和多元阐发，以动态视角连接文本内容与当下现实情境，实现小说到舞台话剧的转换。
英国诗人奥登曾说：“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困境”是卡夫卡式主人公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新世纪的话剧导演们显然也注意到各个领域浮现的“卡夫卡式困境”。例如，在新事物如破竹般生长的当下社会，传统艺术难免遭受冷遇。台湾地区导演吴兴国作为正统京剧传人，敏锐感知到中国传统戏曲前行的窘境，在创新戏剧《蜕变》（2013）中将中国京剧、昆曲等传统艺术精粹融入西方文学经典，将二者进行创造性结合。舞台上的吴兴国身背金属“虫壳”，头戴稚翎“触角”，仿佛真的“蜕变”为虫。京剧虽由此“虫化”作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却以另一种形式重新走入观众视野，于时代更迭之际获得“涅槃”。经典文本《变形记》借由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成功实现戏剧化转码。
有别于面向中国传统艺术的戏剧叙事立场，更多话剧将视角聚焦于现代人本身。例如，实验戏剧导演孟京辉创作《卡夫卡的梦》（2020），以卡夫卡的《乡村医生》等作品为意象，营造如梦般的迷幻氛围，用演员身体的拉伸变形隐喻和描绘现代人不断被迫陷入孤独、迷茫和逃避构筑的厄境。而李建军的《变形记》（2021）改编版本更加契合当下中国社会情况，叠加融入“快递”、“直播”等中国式时代元素，关注现代化城市的边缘群体，批判“996”等工作制度对人的消极影响。格里高尔的推销员身份被置换成快递员，在持续高压与残酷内卷下被迫数字化，变为一只困在手机和算法中的“赛博甲虫”，直至沉默地消失。这一悲剧结局在重演版本中转向荒诞喜剧化：“虫子”在直播平台上意外走红，得以继续“供养”整个家庭。然而，看似圆满的落幕暗含巨大的现实讽刺，格里高尔变异成虫也无法逃脱被工具化的存在困局，引发观众对于“社畜”生活的强烈共鸣。
那么，人类该如何摆脱束缚和枷锁，寻找“出路”？收获热烈反响的话剧《一只猿的报告》（2022）一反侧重人变形成动物的“异化”解码路径，转向取材《变形记》的姊妹篇《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动物“进化”成人的主题，借猿的视角反思人类社会的生存困境，对人类发出“出路”何在的诘问。主创者们将自身及中国年轻人关于年龄与职业的焦虑投射到红彼得身上，通过荒诞诗意的舞台肢体语言唤起观众的共通情感。
纵观新世纪的话剧改编情况，可以发现，近年来观众对于卡夫卡作品戏剧化呈现的兴趣陡然增加。除了《某种类似于我的地洞：心室片段》（2021）在宏观层面对于人类命运走向的关怀，更多戏剧落脚于对生命个体的微观感受，例如话剧《在流放地》（2023）等。当个体生存与生命越遭受重创和脆弱无助，卡夫卡就越容易成为人们的心灵寄养处。原因无他，只在于他的作品总能清楚照见和洞悉人们的破碎。从呈现效果来看，多元媒介综合的舞台叙事及新型技术应用构成新世纪卡夫卡话剧改编的又一大特色，例如《蜕变》穿插运用多媒体视频，借助破格音乐刺激观众听觉感官，实现传统与科技的精妙结合；《卡夫卡的梦》融入多媒体投影元素，设置三原色灯光布景营造洒满柔光与诗意的沉浸式梦境，为观众构建多角度流动式观演关系；李建军版《变形记》中的相机不再仅仅作为单一客观工具存在，其拍摄的影像也进入舞台视觉表达之中，即时投影技术让演员情绪进一步放大和加深……这些跨界、跨文化的话剧演绎无一不体现着当代剧场对于卡夫卡话剧改编的先锋特征和美学诉求，有效推动其作品在中国的鲜活化和立体化呈现。
结语
卡夫卡作品在华夏大地的接受与回响，已然走过半个世纪的光阴。这位自诩为“中国人”的文学巨匠确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难以言表的深厚情缘。他凭借深邃如海的洞察力和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对无数的中国译者、研究者、作家乃至大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凸显“卡夫卡式困境”的话剧改编，抑或融合了中国本土现实语境、重塑“快递员”形象的创意之作，无不推动着百年卡夫卡在当代中国的再经典化进程。近年来，大众读者与流行文化对卡夫卡符号的追捧，映射出其作品恒久的经典性和超前的预见性。卡夫卡的文字如先知预言一般，在细微之处巧妙地撕开现实的裂隙，召唤同处于异化与孤独境遇中的21世纪读者。正如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言：“其他作家给我们讲的都是遥远的故事，卡夫卡给我们讲的却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卡夫卡的文字与思想光芒，穿透了时光的迷雾，直抵我们内心深处，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不朽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