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宝玉这个人，争议也很大。看不起他的人弃之、鄙之、笑之，认为他缺乏阳刚气质，没志气，没担当，没出息，喜欢在脂粉堆里厮混，懦弱无能，荒唐可笑；推重他的人，或说他是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反封建的叛逆者，或说他是伟大的情圣、情僧，“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论李煜语）；到了今天又有很多人说他身上有现代性，从两性相处模式上说他是尊重女性、知情识趣的暖男。

对于贾宝玉，我是欣赏的。不过我认为，对他的各种嘲笑和“差评”，有的是误会和隔膜导致，有的也未必；而对他的赞美，有些过于拔高了，并不令人信服。

脂评曾以一连串的“说不得”来感叹，说宝玉“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理解这样“说不得”的“今古未有之一人”，自然是有门槛的。

宝玉是翩翩佳公子。一个贵族世家，一旦出现这样一个相对完美的少年，往往是命运放出胜负手:要么由他来光大家业，要么就由他来承担结局。就像大观园里的花不该开时开了，要么是吉兆要么是花妖，总之不寻常。太不寻常的宝玉，一生下来，身上就背负了这样的宿命。

宝玉所拥有的天分和后天条件，是现实中寻常人无法遇见的，感同身受只是一句空话；他所拥有的人生，其丝滑程度和如履薄冰，也是绝大多数人不曾拥有的，所以，理解宝玉并不容易。宝玉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他可能做出的选择，也和今天迥异，所以，如何看待这个人物的价值，如何评价曹雪芹创造出这个人物的意义，也并不简单。

宝玉有句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句话，嘲笑的人和欣赏的人一样多。评价这句话之前，先来重温一些历史事实。中国几千年，女性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太平年月，理所当然地男尊女卑，女性备受歧视，以至于许多阴暗龌龊的字眼都带“女”字旁——王鼎钧先生说：“国语字典女部有十七个字代表坏人坏事，罪恶都由女子承担。除了这十七个字以外，文字学家还找出一些对女子不利的字：如，是口中发出命令，女子服从。奸，是三女相聚，一定有坏主意。威，是女子看见兵器，心中恐惧。……我们由这些字能够想见的是：从前女人受了多大的歧视啊。众所周知，每一个社会都曾经或者正在牺牲一部分人。美国曾经牺牲黑人，‘旧中国’曾经长期牺牲女人。（王鼎钧《活到老，真好》·《人类的行为有轨迹可徇？》）”

遇到战乱年代，女性又首当其冲地被毁灭、被侮辱、被践踏。王彬彬在《大屠杀中的妇女、孩子与女孩子》中写道：“大乱离、大屠杀中，女性是杀戮的对象，是入侵的外寇、作乱的内寇杀戮的对象，也是自家丈夫和父亲杀戮的对象。”全文斑斑血迹，令人不忍卒读。

在经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中，女性经常是被嫌恶、被杀戮、被随便抛弃的对象，从英雄豪杰到绿林好汉，基本都厌女、仇女，动不动就随便结果了一个或几个女子的性命。对幼女也不慈悲，武松杀了潘金莲后连沦为孤儿的亲侄女迎儿也不怜惜顾及，不论从人性（恻隐之心）、人伦道义或江湖侠义的角度都说不过去。而另一极端的西门庆对女性又完全物化，是警幻仙姑所说的“皮肤滥淫”，与对女性的暴力行径殊途同归，都是不把女性当人看。以现代文明立场看过去，他们的举动是何等的粗陋，内心是何等的荒芜。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贾宝玉对女孩子的评价和态度，“强行在双方原来性别地位双重不平等的关系里，垫了一块石头”（贾嘉《职场红楼》专栏，《BOSS直聘》2024-03-22），不得不说是荒漠中的一股清流，既清澈又甘美。他把女孩子当成最干净最高贵的存在，对女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欣赏、爱重和呵护，既有对女性前所未有的尊重，也有对美好青春和纯净天性的罕见珍视，更有对每个人自然天性的宝重——那些中老年之所以变成“鱼眼珠子”，主要不是因为她们年华老去，而是因为她们被社会的庸俗面格式化了，变得油腻、贪婪、冷漠甚至市侩了。而年轻女孩子各禀天性，各有各的美好。所以，宝玉特别看重女孩子，在文明程度上和李逵们判若云泥。而且他对女孩子的亲近，又大多不存私心、不带欲望，没有功利性目的，只是希望近距离欣赏对方，乐于帮助对方继续做自己，做更美好、更自在的自己。他在女孩儿堆里厮混，实在是出乎一派天然，欣赏和呵护女孩子，也接受她们的欣赏、照顾和引领，彼此都是真实而愉快的，是特别美好的“人与人”的关系。无关占有和控制，浑是深情与爱惜，这一点又与西门庆们有霄壤之别。

宝玉的不凡还在于有了超前于时代的平等意识。他可以依仗的实在太多了，但是他从不依仗。（可惜人与人的沟通总是难的，一提门第和地位，有人又立即想起了家业，又因自己太过看重物质，故此只见宝玉的宝马香车、锦衣玉食、仆从如云，忽略了他身为性灵派的不自由和悲凉。）贾府的仆人、丫鬟都不怕宝玉，因为他没有架子、没有威势，他自然流露自己，当谁的面都忠实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他就尽力避免接触——因为他实在不喜欢装，可是面对讨厌的人，如果不装就会违背他的教养，所以他每次见贾雨村，都是苦差事，比一般人想象的苦得多。对庶出的弟妹、仆人、丫鬟、穷亲戚、借居者、老村妇，这些世俗眼中理所当然可以看低、不放在眼里的人，宝玉从不看低。宝玉太好性子太好说话了，所以书里书外，大家齐齐忘记其实他的门第和地位何其高贵，天分何其高明，都不敬畏他，都随便评说他嘲笑他鄙薄他。但只要和薛蟠、贾珍、贾环、贾蓉比比，再和当今一些富二代、官三代比比，便可知宝玉的人品、性情多么难得。

宝玉种种好处，已经有很多人说过了，不过若说宝玉最大的好处，我认为是：识人的高下、清浊。

在他眼中，每个人是每个人，就是她（他）自己，他会脱离标签、就人论人地评价和看待对方。说到底，宝玉多情而不滥情，实是因为这一点。因为他真能从心里看上的人并不多，能爱上的更稀有，到最后只有一个。单纯放纵身体欲望，对年轻貌美的异性尽量多地占有，虽然是许多公子哥儿的向往，但他觉得缺乏意趣，无聊，甚至可耻、不堪。

看人，以看高下、分清浊始，以看高下、分清浊终。中间会看容貌、谈吐、学识、趣味和相处的机缘，但是不会考虑现实利益。

这是宝玉与众不同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宝玉自己也极看重这一点。一见黛玉，他便问她：你也有玉吗？这是写宝玉认为黛玉和自己是一种人，却也是写宝玉的不自知，不知道自己衔玉而生是多么奇特，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多么特殊、多么尊贵。黛玉说：没有。宝玉一下子就暴躁起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到地下，他骂那块玉，犹如骂一个关键时刻让自己特别失望的密友：连人的高下都不识，还说什么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

是否识人的高下，在宝玉心里，是如此的重要。

宝玉特别能识人之高下，这不是纯良不纯良、清洁不清洁的问题，这是心灵自由，是自我捍卫，在现实之中是价值观、审美与直觉的胜利。宝玉看人并不一味反正统、反主流，他只是有自己的标准并且坚持而已。都说他对美丽的女孩子都很看重很温柔，但其实他爱重黛玉，对同样才貌双全的宝钗、湘云谈仕途经济还是感到遗憾和厌恶，而且无法掩饰；他欣赏美好而脱俗的女孩子，不管她们是千金大小姐还是丫鬟、优伶、女尼。

他也并不以性别论高下，绝不像有人歪派他的那样：只要是女子统统好，只要是男子一律不好。对男子，地位尊贵如北静王，只因为他“才貌双全，风流潇洒，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宝玉当面恭敬不说，背地里还把他送的鹡鸰香珠转送黛玉，可见对北静王的敬重和心悦真实无伪。从北静王到柳湘莲、琪官，地位天差地别，而宝玉都看重。因为他们品貌不俗、性情优美，因为他们为人有自己的风格，并且能扛住尘世压力，坚持做自己。

血缘非常近的堂哥贾琏，宝玉却看不上，觉得他俗，也没兴趣多来往。利欲熏心的贾雨村是宝玉最讨厌的人，大约是他眼中最浑浊的人了。

宝玉眼中，好女儿们是清，北静王、柳湘莲、琪官、秦钟这些好男儿也是清；贾雨村为代表的一众禄蠹，荣宁二府昏俗油腻的男性亲属，那些蛮横贪婪、全没心肝的老婆子们，还有一心钻营于腥臊荣利的人们，都是浊。

别人论权势、财势，还论血缘亲疏与辈分，他论的是人本身，高与下，清与浊，可敬与不可敬，可爱与不可爱，有趣与无趣。

说不清高下、清浊的人呢？比如刘姥姥。宝玉虽然声称女子嫁了人就成了鱼眼珠子，如何讨厌如何该死，但却不曾看轻贫穷卑微、一身土味、上门打秋风的老村妇刘姥姥，因为她真实本色，智商情商在线，有属于广阔大地的阅历，又诙谐有趣。她处于高下、清浊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宝玉一体尊重和抱持善意的普通人。

宝玉自然也有宝玉的暗面。真不是大家经常嘲笑的“不阳刚”“娘娘腔”“没出息”。我觉得宝玉最大的毛病在于他的“局外人”心态：他缺乏现实感，始终有一种局外人的自我暗示，导致丧失行动意识，以至几乎是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丧失行动能力。而行动意识和行动能力是成年人生存能力中重要的内容。其中包括对现实的感知和判断，对不同局势的预测和应对，对命运的承担和反抗，宝玉没有这个能力，而且确立这种能力的机会，他也一再贻误，变得希望渺茫——好吧，说句寒心的，其实就是没有可能。不要说“宝玉还小，其实是个将成年未成年的少年”，这话明显是“为爱者讳”，再喜欢宝玉，你心里恐怕也知道：以他的人格和个性，即使长大了也是不中用的，是也不是？和他妹妹探春对照就看得很清楚。

这当然不是贵族之家出了个不肖子孙或者世家公子被娇惯成废物那样简单。那样的纨绔废物堆山填海，怎么只有贾宝玉一个人飘然独立，历经时光而至今被人谈论？

读加缪的《局外人》，我有很多瞬间会想起宝玉。《局外人》的主角默尔索，生性温良宽和，但在事业、名利场、爱情、择友上都淡然、不在乎，任何选择他的回答都是“对我都一样”“我怎么都行”。似乎丧失了所有世俗的热情。女友想结婚，他也无可无不可；明明自己因为无心之失被庭审，他也没有抗辩，内心深感蒙冤，但是最终也没说什么，就让自己被判了死刑。

翻译家柳鸣九在《〈局外人〉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容》一文中写道：

默尔索这个人物不仅得到加缪的理性肯定，而且对加缪来说在感情上也是亲近亲切的，他是加缪以他身边的不止一个朋友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其中还融入了他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感受与体验。一个是巴斯卡尔·比阿，另一个是被他称为彼埃尔的朋友，而两个朋友身上的共同特点都是“绝望”。巴斯卡尔·比阿是来自巴黎的职业记者，当时在阿尔及尔主持《阿尔及尔共和报》，是加缪的领路人与顶头上司。他酷爱文学，富于才情，在诗歌创作上颇有成绩，也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其中包括不那么高尚的职业如出盗版书等。他具有独特的精神与人格，自外于时俗，轻视现实利益与声名功利，只求忠于自己，自得其乐，有那么一点超凡脱俗的味道。罗歇·格勒尼埃把这个人物称为“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关于默尔索的另一个原型彼埃尔，加缪曾经这样说：“在他身上，放浪淫佚，其实是绝望的一种形式。”可见加缪对这两个原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着眼点，那便是“虚无”“绝望”。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后文中再作一些评析，至于加缪本人融入默尔索身上的自我感情，则是他1940年初到巴黎后的那种“陌生感”“异己感”，“我不是这里的人，也不是别处的。世界只是一片陌生的景物，我的精神在此无依无靠。一切与己无关”。

《局外人》几个原型来源，一个是“极端虚无主义者”“最安静的绝望者”，另一个是“放浪淫佚，其实是绝望的一种形式”，第三个，即适度融入的加缪自己的感情则是：我不是这里的人，……一切与己无关。这三个方面，实在都很容易发现和宝玉的相通之处。

对家族事务，宝玉可真够“一切与己无关”的。

第十六回元春封了皇妃，宁荣二府上下里外一片喜悦欢庆，唯独宝玉，“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朋如何来庆贺，宁荣两府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

对家族来说这么大的喜事，而且元春是他亲姐姐、是特别疼爱他的长姐，他也只是如此，可见对于他不在意的事情，他淡漠到何等地步。连陪黛玉回扬州的贾琏，听到这个消息，都马上加快了行程：“贾琏这番进京，若按站走时，本该出月到家；因听见元春喜信，遂昼夜兼程而进”，“明日就可到家了”，这番贵族子弟中“正常人”的反应，可以做宝玉的对照。

贾琏与黛玉要回来了，先遣人来报信，宝玉听了，方略有些喜意，但是他是如何反应的呢？“只问了黛玉好，余者也就不在意了。”黛玉之父、他的姑父林如海的后事，堂兄贾琏的旅途奔波，下人们是否一路得力，他一概不问，因为心里根本没有这些。

探春理家的时候，王熙凤对平儿说：“虽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王熙凤这句话不是贬低宝玉，倒是有几分知心，她知道宝玉天资聪慧，只是心思不在齐家治家上面。她觉得宝玉的“不中用”，和宝玉向贾珍推荐她协理宁国府时说的“管必妥当”，其实说明这两个表姐弟兼堂叔嫂互相是懂得的。

宝玉确实“不是这里头的货”。但他的局外人态度比这走得更远。丫鬟偷东西，他不动怒，也不想追究；小厮与丫鬟私会，他看见了也就看见了，还保证不告诉别人；凤姐管家，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家的下人也要领对牌做东西；弟弟推倒蜡灯烫了他一脸泡，他也不责骂，还不让人告诉祖母，一味息事宁人——与其说仁慈宽谅，不如说懒得多事、不屑于认真……

有时真的令人无话可说。比如，第六十二回，连黛玉都认为贾府不宜继续奢靡铺张，应该开始俭省，“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俭省，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着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这句话实在太像纨绔子弟的不通世事和没心没肺了。但其实仍然是“局外人”立场导致的，也是他缺乏现实感的一种表现。他不知道，真的一旦内囊尽了，一旦败落，自己和家人要面临什么日子，住什么，吃什么，穿什么，会如何苦楚、心酸、屈辱、难挨，老祖母和林妹妹如何承受，大观园又会怎么样，他丝毫没有去想象去担忧，更没有和可卿、探春、黛玉一样的想法：那样的灾难要努力避免。

作为虚无主义者，在他的想象里，繁华似锦、诗酒风流和万缘寂灭、归于虚空似乎就是一体两面，好的这一面享受到尽了，“啪嗒”一声翻过去，就是一个“无”字，什么都没有了，当然连他这个人也没有了。这样避开了许多的痛苦和折磨，避开了所有的挣扎、撕扯、丑陋、混乱和污浊，甚至也避开了毁灭本身。宝玉内心深处的愿望是：所有的美啊、爱啊，请为我停留。停留到最大极限了，花不要枯萎入泥，雪不要融化成水，就一切直接烟消雾散吧，直接归于虚空吧。

多情的人更绝望，敏感的人更脆弱，灵透的人更痛苦。许多人说宝玉拒绝成长，其实是拒绝俗世的现实，因为现实里一定有痛苦、挣扎、不美和不洁。他总想着“丰盛的有”直接归于“彻底的无”，这个跳过中间过程的“直接”有多么唯美，多么干净，就有多么不现实。

缺乏现实感，最大的原因恐怕在这里。他想避开所有他不想要的，不想看的，不想听的，避开所有他不愿承受、不堪承受的。灵气过人的人，心理问题往往无药可医无人能救，因为他太聪明了，谁也疏不通骗不了劝不住。你对他说要保重身体，他说人终有一死；你对他说那么就及时行乐，他又说仍要清洁精神；你说那便独善其身，他又叹为何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说那便不计得失入世搏杀匡世济人，他又说其实茫茫尘世一切皆空……这样的人在现实中往往很无能，因为想得太多，早已经在心理层面耗尽了力气。全书一开篇说的“正邪两赋”之人，他们的灵气，有一部分是用来发现别人忽略的东西的，另一部分是用来自我折磨和自我消耗的，所以他们如果要开拓要进取、要立一番事业，能量往往也不够了。

除了内在，现实层面的原因也很多。第一，生长于富贵之家，不谙世事不知世路，可算常见病。看看薛蟠和贾珍的败家和胡来，不知天高地厚，不畏神灵律法，便知高门世家子弟，像宝玉这样疏离和躺平真的不是罪。第二，他是钟鸣鼎食的公侯之家的第四代，代际处境尴尬，家族已经明显走下坡路，他再振作也不可能重新上坡，而要把一辆走下坡的巨大马车控制住，对个体而言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贾珠承受不了早早死了，至于宝玉，正如有人评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所说的“太多的责任导致不负责任”，他的颓、丧都是由来有自的。第三，个人天赋、性情和命定的位置之间的错位，往往造成莫大悲剧。李后主之所以被慨叹“做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帝王”，正因为如此：李煜是感性发达、多才多艺的艺术型人格，却偏偏被推上了一国之君的位置。宋徽宗也是相似的情况。宝玉追求个性自由、弃绝仕途经济，却偏偏处于家族、父母铁定寄予厚望的未来顶梁柱的地位，与李后主、宋徽宗的悲剧是有几分相似的。第四，现实世界中没有令他仰慕的男性楷模——北静王虽然是理想形象，但他是世袭罔替的王爷，对宝玉来说是另一轨道的存在，不可能有参照和仿效的意义，因此只有清净灵秀的女孩儿们带给他凝视、探究和自我提升的动力，但这种探究和自我提升却是非社会化、非功利化的，不能带来一个成年男性现实中的“长进”和世俗成功，相反，只会在世俗眼中“痴傻”“好色”“不肖”的道路越走越远。第五，宝玉聪慧颖悟，自我独特，个性飞扬，他还没有本事安身立命，就看透了现实世界的荒唐、污浊和丑陋，精神层面有着“宁做我”、保守个性、捍卫清洁精神和性灵立场的强大趋向，不可能抛弃洁净的情操和活泼的性灵，费尽心机往仕途经济、送往迎来的“彀中”钻。最后，他天生慧根，又异常敏感，从眼前的繁华旖旎中早早看出了背后的空虚悲凉，从生命的饱满处看到了绝对丧失和绝对虚空，内心有挣脱悲喜尘网、摆脱烦恼、得大自在的倾向，所以不可能再恪守中庸之道，忍耐、谦逊、中庸稳妥地谋求个人的前程和家族的中兴。

宝玉“不是这里头的货”，确实。那么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浊世佳公子，现实中无用的艺术型人格。如何理解这样的人？一定要让曹雪芹自己解释才行。看全书刚开篇曹雪芹说的那番话：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朱、张，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自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逸出者，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相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既然发泄，此气亦必赋之于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然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相同之人也。

这段真是千古奇文。总觉得曹雪芹让贾雨村说出这段话，和后面让宝钗说出帮惜春准备画具、颜料的那段话一样，不是人物塑造之必需，而是小说内部的功能性段落——作者必须说，所以找了一个合适的人来说了。“正邪两赋”这段话太重要了，小说一开始就要郑重道出，可是偏偏开头出场的人物实在少，只能安在贾雨村嘴里了，倒便宜了这个天杀的。（我这样骂贾雨村并不过分，和顺守礼的平儿姑娘是“尊称”他“饿不死的野杂种”的。）

正邪两赋之人，“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这一路人，因生活环境不同，可能成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娼，但就是不能走寻常路，当不了“正常人”，上不了名校，考不了公务员。

贾雨村说他已经遇到过两个这样的“异样孩子”，包括甄宝玉，而且还猜测贾宝玉也是这一路人物。后面我们知道，甄宝玉是贾宝玉的镜像，因此，甄宝玉和贾宝玉，一而二，二而一，都是典型的灵邪集于一身的人物。这一路人物，很难用现实的尺度来衡量，但是，“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长之规谏的”。宝玉补不了天，也支撑不了家业，更不要说光大门楣了。“于国于家无望”，确实，他是不能指望的那一路人。

补不了天也就罢了，中兴不了家族也可恕——这样的人本是大多数，到今天都如此，诸君也不要因为自己日日上个班打个卡就觉得自己是社会栋梁，就有权苛责宝玉。

但是作为正邪两赋之人，宝玉的暗面也是不容忽视的。曹雪芹说了，“异样孩子”身上有不寻常的“邪气”。因为这个，其“在千万人之下”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所带来的麻烦还是不小的，有时候就是灾难，甚至是致命的。

宝玉的“邪”之所以会导致灾难，一半来自过于理想主义的开端，另一半来自贵族公子的习气，大致有三方面:第一是说话随意，有时信口胡说。第二是心思跳脱，会随时“撂开手”。第三是一遇危险，果断自保。

他的众生平等、万物有情，聪明灵秀，知情识趣，以及特别“识人的高下”带来的知心感，使他喜欢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他想接近的人几乎没有不愿意和他接近的（也有例外，比如龄官）。

但是，这些美好的友情，往往看得到开始，猜不中结局。

他和秦钟一见如故，无比亲厚，秦钟死后他“痛哭不已”，送殡后“日日思慕感悼，然亦无可如何了”。但是也就这样了。到后面一贫如洗的柳湘莲说设法自己弄了几百钱给秦钟新筑了坟，宝玉却说自己在家做不得主，“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真是不诚恳、不体面的一句话，分明只懂得叫小厮去供大观园里新结的莲蓬，根本没有想到要给秦钟修整坟墓。时过境迁，曾经的同坐同起、情投意合不过如此。

他和金钏儿调笑，导致金钏儿被撵出去，然后悲愤委屈跳井。当王夫人的耳光落到了金钏儿的脸上，宝玉的反应是什么？“早一溜烟去了。”事后也没有求情和设法救助。风云突变，所谓的怜香惜玉不过如此。

他结交琪官，是慕名已久相见恨晚，此后也彼此话头相合、另眼相看，所以琪官将自己最大的秘密告诉了他——要脱离忠顺王府、另寻地方独立生活，但当忠顺王府来人上门逼问琪官下落的时候，权势和严父权威的双重威胁下，他也很快就说出了琪官的下落。这个行为，无论是什么人做的，无论怎么辩解，都是出卖朋友。忠顺王府的人说了，找不到琪官，还要来贾府要人，后来没有来，不用说，琪官被抓回去了。遇到外力威胁，所谓的相交莫逆不过如此。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对黛玉表态说：“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真亏他说得出口。许多人都觉得这是宝玉带伤言志，多么令人感动。果真如此吗？其实不带感情滤镜地看，这简直就是一个人做了有负道义之事后无法面对真相的自我催眠，近乎在心爱之人面前自欺欺人。宝玉挨打，何曾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又帮他们担待了什么？金钏儿、琪官，这些人如果不认识宝玉，或者认识了但不那么相信他，而是严守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和分寸，只怕还能多活几年呢。

这还真不是生性柔怯或者年岁小，而是另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导演徐皓峰说的最令我赞同：

贵族子弟的共性吧，待人是口上亲热，心里远。你觉得他跟你亲近，是你的自我感觉，你在他心里什么位置，他自己也没有定数。视情况而定，太平时光，你是他兄弟，稍有危机，你就是棋子。

遇上大险，先保存自己，爹娘皆可抛，以“不绝种”为使命。“仁义礼智信”在平民是道德，对贵族有时是危险，贵族家有灭门横祸，平民家没这个，所以道德观不同。没人教育宝玉这事，天生素质如此。

金钏儿、蒋玉菡在梦里现身，宝玉对他俩不以为然，这便是真相。现实里，他俩对宝玉太次要了，想不起管，不值得管。

……

悲天悯人的宝玉，突然暴露出贵族子弟的自保本能——形象多重，是主角写法。

——（《通灵宝玉与玫瑰花蕾》第十二回）

就是这个话了。

“遇上大险，先保存自己”，这也罢了，但有时候不需要“保存自己”，他也会犯点混，给别人惹出大麻烦，而且内心似乎并无歉疚和良心负担。不是不过分的。

被他莫名其妙害惨了的，除了金钏儿，还有尤三姐。第六十六回，柳湘莲在路上遇到贾琏，定了和尤三姐的婚事，把鸳鸯剑作为定礼，尤三姐喜出望外，薛蟠为报柳湘莲救命之恩，这时已经安排好了柳湘莲和尤三姐结婚的宅子和一应东西。然后柳湘莲来见了宝玉——

二人相会，如鱼得水。……湘莲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诉了宝玉。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然是个古今绝色，堪配你之为人。”湘莲道：“既是这样，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也关切不至此。路上工夫忙忙的，就那样再三要来定礼，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所以后来想起你来，可以细细问了底里才好。”宝玉道：“你原是个精细人，如何既许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莲道：“你既不知他娶（指贾琏娶尤二姐），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湘莲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了！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王八！”宝玉听说，红了脸。

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什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莲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是有心了。”

宝玉在哥儿们面前“假老练”，直接毁了这桩眼看要成就的姻缘，也断送了尤三姐的性命和柳湘莲的人生。他一张嘴就说错了，在当时的礼教规范之下，怎么可以评价别人家未嫁女子的相貌？你是打哪儿轻易见到的呢？然后又把尤三姐和淫乱罪恶之深渊的东府扯上关系，居然还信口胡说什么“混了一个月”，把尤三姐本人钉上了耻辱柱：和贾珍父子、贾琏、宝玉都不清不楚，人人得而“混”之。这时候越是言之凿凿地保证她是“尤物”，越是唤起柳湘莲内心的不洁感，这在一般男子都难以忍受，况且是身世坎坷、志气不折、自尊心异常敏感的柳湘莲？而且在柳湘莲骂了东府波及宝玉的时候，宝玉的猪一样的反应和对答，更坐实了尤三姐是不堪的女子，是贾氏父子、兄弟、叔侄联手想把一顶绿帽子免费赠给柳湘莲，使他成为全天下的笑话。宝玉几句话一出口，柳湘莲还没有出贾府的门，这桩亲事就完了，尤三姐也死定了。

若是贾珍、贾蓉这样谤讪，尤三姐纵死也不至这么冤屈，偏偏是宝玉这样说，明明他一贯怜香惜玉，对尤氏姐妹也在有限的接触中颇为尊重、照拂，绝不会有意要伤害尤三姐；明明尤三姐对他还有几分知己之情，背后还替他说话；更明明他们只在秦可卿葬礼期间的公开场合见过两三回，都没有说上几句话，绝无半点瓜葛，从未有过调笑厮混。男人年轻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假老练和在两性经历方面的“浮夸风”，宝玉平日都好，但这种劣根性偶尔没摁住，就说错话了，接着一下子被柳湘莲顶到了墙角，又只顾自己尴尬，错过了赌咒发誓、纠正错误的机会。于是，事情急转直下，柳湘莲上门去索回鸳鸯剑，尤三姐知道他是听见闲话，嫌弃自己，千言万语没法自证，就以死明志了，这样浓缩的爱和剖白震撼了柳湘莲，痛悔之下，他一下子冷透了，出家了。宝玉随便说的几句话，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于国于家无望”不打紧，真希望他“乖僻邪谬不近人情”的老毛病不要在柳湘莲上门时发作。居然由他来断送好女儿尤三姐，真是残酷。

“保存自己”之后，有时候宝玉又像大脑断了片儿，明明可以施以援手，至少助一臂之力，他却什么都不去做，像双手都粉碎性骨折了似的。最典型的是对晴雯。晴雯被撵，宝玉最清楚后果的严重性，但他就是明知晴雯必死而不敢为她求情。虽说一个少年顶撞动怒的母亲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胆量，而且面对这样冷酷蛮横的母亲也确实可能效果适得其反，但晴雯被撵出去之后呢？

他本可以找贾母替晴雯喊冤求情，因为晴雯原本是贾母的丫鬟，王夫人没有请示过贾母就把晴雯撵出去是对贾母不敬，是犯了大忌，贾母完全可以一句话就把晴雯救回来，甚至可以把王夫人骂一顿，让晴雯回怡红院，还加她的月例，公然抬举她。即使贾母考虑晴雯与王夫人已经弄僵了、势必难以在怡红院立足，忍下自己让她当宝玉姨娘这一初衷落空的暗气，也可以把她叫回自己身边，则晴雯会和鸳鸯一样成为贾母倚重的大丫鬟。再不行，总还可以把她安排到黛玉、探春那里，过几年再替她做主一门合适的亲事发嫁，也就是了。何至于任她这样受尽委屈、凄惨早夭？但是宝玉没有和贾母开口说一句。不是他想不到这个路径，他替黛玉要每天一两燕窝的时候，都知道绕开凤姐和王夫人，直接向贾母提出，贾母也马上让人办妥。但是，他没有为晴雯开口。这样珠围翠绕长大的少年往往缺乏面对强压抗争的勇气和为人打抱不平的侠气。此外，晴雯虽是他看重的第一等人，但终究也没有到离了她就不行的地步。

即使如此，他还可以自己私下设法。他让袭人把晴雯的东西送去给她，或者把私房钱拿几吊去给她养病，说明他也不是不知道晴雯的短缺和困窘，那么到了自己设法独自去看望她的时候，岂不是雇人看护、请医求药、送钱送物的好时机？宝二爷却是两手空空。不要说雇了有经验的老妈子、请了好医生、带了安顿银子，就连些许几吊钱、晴雯爱吃的点心、怡红院现成的一点茶叶，都没有。

更不要说商量对策和精神支持了。如果他看了晴雯的凄惨处境，能说：“你且安心吃药调理，不要灰心，撑住这几日，我回去就去求老祖宗，一定把你要回去。”晴雯有没有可能不死？可是他先放弃了，他放弃了救援，完全是临终关怀的态度。他只应晴雯的要求和她交换了一件贴身的袄儿。这个举动，在晴雯是跨越生死的痴心一片，在他也不过是惯常做的，和与蒋玉菡换汗巾子没太大区别。

晴雯对宝玉没有一句怨言，也没有要求他做任何努力。麝月曾经问宝玉怎么看戥子，宝玉笑她：“你倒成了才来的了。”晴雯不是怡红院“才来的”，她是了解宝玉的。她只留下深深的知心情谊和纯洁的美感，让宝玉为难的话，她不说一个字。知己做到这个份儿上，晴雯真是对得起宝玉。

而宝玉在放弃了晴雯之后，心里还是有牵挂的，他仍在乎自己在晴雯心目中的地位。别的丫鬟说晴雯临死直着脖子叫喊了一夜，那是何等悲惨凄凉的情景，何等令人同情和悲愤的结局，可是宝玉一心追问的是：“一夜叫的是谁？”一个丫头说叫的是娘，宝玉不接受，另一个乖巧的丫头说晴雯问起宝玉，有遗言留给宝玉，他才转悲为喜。他心目中“第一等人”、知己、亲人一般的晴雯小小年纪丢了性命，他不追悔自己没有保护好她，不后悔不内疚不惭愧，反而觉得她临死有没有念着自己才最重要，还相信她死后是去天上当花神，用这么低劣的创可贴来抚慰自己的精神伤口，这，不是可笑，不是可叹，实在是有些不光彩了。因此，后来洋洋洒洒的《芙蓉女儿诔》，我总是读不太进去，更一次都不曾感动。

还有对柳湘莲说自己没法给秦钟修坟，宝玉说“家里虽然有钱，但又不由我使”，这句话也让我惊着了。第十七回，大观园题对额露脸之后，众小厮讨赏，宝玉张嘴就是“每人一吊钱”，小厮们还看不上这一吊钱，而是把他身上佩戴之物都解去了；第二十回，麝月说不去赌钱玩是因为没有钱，宝玉说：“床底下堆着那么些，还不够你输的？”第五十一回，请大夫给晴雯看病，商量着给大夫一两银子，结果他和麝月都不识戥子，连麝月都说“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随手就是一块至少二两的银子给了出去，宝玉根本视若无睹。何等随意，何等潇洒，确实是到了视银子若无物的地步。怎么到了给好朋友修坟的时候就没有那几百钱了呢？莫非探晴雯的时候，他也突然觉得自己实际上没有财务自由？不然，怎么到看望晴雯的时候，就不拘哪里找不出几两银子呢？

他也仍然是一个真正的贵公子。他叫贾芸来玩，但贾芸来了却扑了空，因为“他原是富贵公子的口角，那里还把这个放在心上，因而便忘怀了。”（二十四回）一直到大病一场、贾芸坐更看守多日之后，他才真正请贾芸来相见，自己都说“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月”。然后他和贾芸聊的“散话”包括：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谁家的丫鬟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二十六回）连脂批都忍不住说：写尽纨绔口角。

贵公子习气，他身上依然是有的。在对待他不上心的人时，就颇明显。

宝玉的仁慈和温柔只在一个狭窄的地带。一个属于个人、内心、审美、求新求异、高雅趣味的狭长地带。在这个地带之内，他的灵秀明察秋毫，他的温柔无微不至，他也果真众生平等、万物有灵，这都是真的。这个地带里，他自带柔情滤镜、人文放大镜、心理显微镜，关注得很深很细。但出了这个地带，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半天才半孩童的少年，基本上是一个缺乏现实感、没有担当的人。

幸亏喜欢他的人，从来也不需要他是个完人才喜欢，不然可怎么来读一部《红楼梦》呢？

这样的一个宝玉，需要原谅，他是值得原谅的。

他身上脱俗的灵气、熠熠生辉的才华、出众的相貌、优美的品格、高超的审美锐度、风流蕴藉的谈吐、近乎本能的柔善心性、众生平等的慈悲心肠、对世上万物近乎“泛神论”的好奇，以及对女性的敬重和珍视，感情至上，每一项都已经很珍贵，何况集于一身，确实是达到了人世间珍稀的境界。

如何原谅这样一个人？第一条就是，他绝无半点坏心眼，他的种种无能、荒谬和邪乎是老天生就，血统和环境造就的。第二条是，他是真的没有现实感，所以他对自己也很不好，并不懂得如何自私自利。如果大祸临头，可以想象，他也只会像加缪笔下的“局外人”那样，无从挽救自己，甚至因为觉得荒谬而什么都不想说，坐视属于他的灾难的到来。他没有能力在俗世中保护任何人；他爱的人，他欣赏的人，他自己，他谁也救不了，就是掌着灯，看着稀世之花盛开，又纷纷凋零。虽然心碎，但只能那么眼睁睁地看着。暗夜里的掌灯赏花人，这就是他。第三条是，他是人生过程论者，拒绝用功利标准衡量人，他也从来没有标榜过自己有用，也不想有用，让人对他“无用”的指责显得没来由。我们苛求宝玉，是不是也多少暴露了我们代代相传的重功利轻格调、重实用轻性灵的集体取舍？那么多人赞美宝钗贬低黛玉，也和这种实用至上的口味有关。

而《红楼梦》是无用之人写无用之人、无用之事的书，主打的就是一个无用。无用的人，无用的美，无用的眼泪，无用的心思，无用的相思，无用的雅致，无用的欢笑，无用的仪式，无用的趣味……满纸眼泪，满纸性灵，满纸伤痛和幻灭，也满纸尊贵、洁净与优美，满纸爱、自由和人生真味。

无用而自由，无用而深情，无用而美。

能领略这样气势磅礴的“无用”，潦倒的曹雪芹多么骄傲。所以他写写改改，改改停停，似乎并不着急让它完整地面对世间和时间，因为无用的宝玉、黛玉已经站在那里，他们自会闲闲地穿越千百年忙忙碌碌、人人渴盼有用的时光，一直在那里，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自有无数人懂，自是入骨风流。完成不完成，以何等面目传播，读者怎么解读，对后来的文学作品性命交关的事情，对这本无用的书来说，都不那么要紧。《红楼梦》是留给后世千千万万理想读者的——挚爱有情人生、注重心灵自由、捍卫个体尊严与审美价值，坚信精神价值高于现实利益的人，才是《红楼梦》的理想读者。一心只想“有用”的人，只为“有用”活着的人，不必来读《红楼梦》。因为读了也只恨宝玉不早早考了功名、不赶紧娶了宝钗，替他机关算尽，白费心不说，还显得粗蠢。

艺术型人格的光彩与暗面，在宝玉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难为曹雪芹，他写主人公的“邪”，是彼时的达官显贵和无知仆妇直到今天的社会栋梁和平头百姓都觉得“邪”的那种“邪”，但是他写宝玉的“灵”——明慧处、脱俗处、迷人处，又令人顿时忘记这些。仿佛天下真的有这样一个人，我们被他的通身的“灵气”摄住，不能不一直以视线追随他，以心灵接受他。

这样的人，原不是常理常情里的人，曹雪芹不负责歌颂或者谴责，开篇的两首《西江月》难说褒贬，也不知是似贬实褒还是自我追悔，他不负责裁判，也不代为辩解，他只负责把这样一个宝玉写出来，这样空前绝后，这样活灵活现。

《红楼梦》这本书是活的，就因为宝玉、黛玉，贾母、刘姥姥，直至平儿、晴雯、鸳鸯，个个是活的，不同的人去和他们对话，他们会对你说出不同的话来，浅者得其浅，深者得其深。清代邹弢《三借庐笔谈》所谓“《红楼梦》笔墨深微，初读不知，而多读一回便多一种情味”，就是这个话。正因为是活的书，即使是同一个人读它，不同年龄和不同处境、心境下去读，也会听见书中的人对你说出不同的话来，读出不同的情味来。

所以，有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贾宝玉。而每一个贾宝玉，都光彩熠熠亦暗影迷离，因此格外立体。

潘向黎，文学博士，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穿心莲》、小说集《白水青菜》《上海爱情浮世绘》及专题随笔集《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古典的春水：潘向黎古诗词十二讲》等，共三十余种。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中国报人散文奖、花地文学榜散文金奖、人民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川观文学奖小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