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面镜子
现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数次巨大变化，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经典作品，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是最根本的巨变，但尚未得到充分的书写。“土地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也结束了因土地分化而带来的历代王朝兴衰、治乱的循环，开启了中国史的新一页，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这一伟大变革。“合作化”是新中国成立后为避免土地分化而采取的集体化措施，也为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赵树理《三里湾》等经典作品为我们描述了这一社会进程。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在合作化所奠定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调整了生产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包田到户”，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这一政策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乡村经济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发展，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何士光《乡场上》等作品为我们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与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这些乡村巨变每一次带来的都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调整，以及乡村面貌天翻地覆般的巨大变化，对比鲁迅小说中旧文化统治下的乡村世界，以及茅盾小说中濒于破产边缘的乡村经济，土改以来的乡村叙事展现了中国乡村新的活力与新的前景。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这些变化的积累与延续，也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貌，中国乡村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中国乡村正在走向城镇化与现代化，中国也正在从“乡土中国”转向“城镇中国”，现代性的法制、教育、医疗、交通、物流与基础设施等进入乡村，彰显了时代的巨大进步，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农耕文明也受到巨大冲击，乡村中“家族中的人”正在转变为现代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传统的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家庭观念、生育观念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也正发生着巨变。农村土地作为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现代经济中已大幅贬值，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比重也在降低。新时代的新观念与新技术，也在同步塑造和影响着新时代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农业机械的普遍应用大幅降低了传统农业的劳动强度，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新概念重构了乡村的食品观念，微信、抖音、拼多多等APP的使用正在重塑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人际关系模式，“空气可以合成粮食”“细胞可以培养肉”等可能的技术进步也在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当前中国乡村中不仅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也有逐步发起来的工业文明，还有飞速发展的信息文明，在西方数百年历史上逐渐演变的农业、工业、信息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体系，在当前的中国乡村中彼此共存共生，互相冲撞激荡，混杂糅合在一起。现在的乡村中既有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也有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矛盾与和解，包蕴着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可能性。
我们说新时代山乡巨变是最具根本性的变化，就在于在我们这个时代，传统的中国乡村正处在逐渐消亡或走上新生的历史性时刻。在20世纪文学史上我们看到的传统乡村，有其内在的生活秩序、逻辑与观念系统，这是宋明理学下沉到乡村所奠定的礼治秩序，已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也是费孝通《乡土中国》等著作所描述的中国乡村与中国文化的特点。但进入20世纪之后，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5年科举制废除后，传统乡绅“耕读传家”的仕进之路被终结，他们不得不去城市谋求新的出路，或经商或留学，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乡村依然是传统文化的聚集地，但越来越多的文化阶层从乡村走向城市，造成了乡村空间的文化衰落。这也构成了中国城乡之间文化差异与矛盾的缘起。此后历经土改、合作化、包田到户等诸多社会变迁，中国乡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巨变还都是乡村内部土地关系、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新时代山乡巨变改变的则是“乡村”及其存在状态本身。
山乡巨变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天地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少村庄的存在形态正在消失，而转变成为了城市中的街道或社区，在现代化的视野中，传统乡村中的人际关系、伦理秩序与生活观念也在经历巨大的裂变，这都是此前的巨变中所没有或极少见到的。可以说这一巨变较之土改、合作化、包田到户等更具根本性，也更具历史性，可谓千年以来中国乡村最大的变化，其中蕴含的深层意蕴与意义可能尚需时日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乡关系的变化。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在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区别不仅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于来自不同的文明视野，或者说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等现代核心命题在中国社会内部构造出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乡村”与“传统”“中国”联系在一起，而“城市”则与“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城乡之间的差异（包括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中国”与“世界”的差异。而伴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弭，那时的乡村必将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但传统的中国文化将在何处立足，或者我们能否发展出一种适应城市生活、现代生活的中国文化？这将是对我们的巨大挑战。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面镜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但我们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不能仅就新时代写新时代，而要有历史感与未来感，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加以把握；也不能仅就乡村写乡村，当代乡村涉及到的问题是与城市、中国、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切身的体验，才能真正认识到当代乡村正在发生什么。以脱贫攻坚为例，我们说“中国乡村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看似简单，但这却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普通人也能吃饱穿暖的时代，即使史书上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下层老百姓的生活也极为艰难；但对于文学来说，我们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书写富裕或正在富裕起来的农民，如何描绘他们的生活变化与内心世界。在鲁迅、茅盾等人开创的文学传统中，我们有描写穷苦、穷困农民的丰富经验，但在文学史上我们是第一次面对摆脱绝对贫困的农民，这是对当代作家的巨大挑战。
再如土地与人的关系，在描写土改、合作化、包产到户的经典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我们终于分到了土地”，一句话蕴含着千百年的梦想和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曾经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但在我们的时代，土地与人的关系却变得逐渐疏远了，不少人摆脱土地进城打工，或者在乡村从事其他行业。这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是进步，但从土地与人关系的角度，我们正在经历的却是极具历史性的时刻，也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戏剧性转折，我们该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乡村的城镇化与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必然，但从中国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则值得再思考，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据地，当更多的人成为“城里人”之后，我们如何在新语境中传承与发展传统？
以文学参与构建崭新的时代文化
这些都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面对与思考的新现象、新问题。只有从各个角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经验，我们才能书写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这也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性与价值所在。传统中国文化建基于传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之上，经过近两个世纪的艰难探索，在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社会结构由“家-国”转变为“人民-国家”，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必然要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新的中国文化。这种新的中国文化必然与传统中国文化不同，但又是在传统中国文化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也必然与现代西方文化不同，而有着中国人独有的底蕴、胸襟与情怀。
只有构建出这种新的中国文化，现代中国人才能摆脱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挣扎彷徨，才能真正实现安身立命。目前这种新的中国文化尚处于理论构建阶段，这就为新时代文学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空间。与理论建构需要缜密的思考、理性的分析不同，文学创作与活泼泼流动的生活、鲜活的经验与个人的直觉贴得更近，文学可以深入纷繁复杂的生活及其不同侧面，不断发现新的经验、新的矛盾与新的现象，并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经验的基础和美学的向度。
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也在于以文学的敏感与先锋性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发现新时代山乡巨变蕴含的深刻意涵，并在构建新的中国文化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也正是鲁迅等新文学的开创者在他们那个时代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在今天应该继承他们的传统与精神，在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书写中凝聚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凝聚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凝聚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