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这是个多么大的酒店。酒店其实很小很寒酸，你甚至都不忍心叫它酒馆，充其量就是个乡村小酒肆。招牌也极不讲究，大约用的是红油漆，刷在一幢马路边平房的门楣上，福子酒店，四个字，竟是无一字不稚嫩，无一字不歪扭。可恰巧就因为它的稚嫩歪扭，反倒有了些意料之外的正向效果，比如我，头一次看到这四个字，便立马想到四个醉醺醺的、刚长出些唇须的乡村小伙子，于是觉得这招牌还算贴切。

马路是老的，原先铺的是沙石，现在铺的是柏油。前几年铺的，刚铺时有一股浓郁的柏油香味。现在味道淡了，但油性是一样的，无论阴晴，马路都会泛出光亮。我们村就在这条有光亮的马路的两边。有人把房子建在左边，有人把房子建在右边，都是楼房，不是两层就是三层，像福子那样只建一层的，就只福子一家。马路是东西向，向东往省城，向西则通往一条大河。河上有一座斜拉桥，看上去特别现代，也特别气派。多年前我写过一部叫《闰年》的长篇小说，小说里有个人，是个假瞎子，虽然假，但比真瞎子也强不了多少，若给他一张春牛图，他得把眼睛贴到离图约三五厘米处，才能念出图上的文字。据说他年轻时读过不少古书，能背前后《出师表》，还打得一手好算盘，若有人给他报数，那么你只会听见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直响。前些年他把《闰年》里的那幢老房子卖了，得了些钱，在村东头靠北，也就是在离马路稍远些的地方，建了一幢小房子。因为小，他自嘲那是个穷阎漏屋，人家不懂，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好比鸽子笼呀。

经常会来他这个鸽子笼里住几天的还有个女人，看起来挺舒服，比他年轻不少，他说是他十几年前在外面砖窑上帮人记账时勾到的。他这个“勾”字虽然用得有些轻佻，却也适当地遮掩了些许尴尬和惶惑，显得他不拘旧礼或落拓不羁。于是大家笑一笑，见怪不怪，那女人姓伍，大家便叫她伍婶，算是认了这回事。不就是打联吗？你们愿意打就打吧。

有点钱，又有个伍婶隔三岔五地来一趟，于是他的日子便比当年在《闰年》里惬意多了。那个穷阎漏屋的鸽子笼旁边有棵老樟树，樟树后面是个小杂树林子，每天早晨他都是被林子里的鸟吵醒的。责任田他也不用管，有个本家侄子帮忙打理，到秋天再给他几担谷子，就算是两清了。此外他还养了几只鸡，还有个小菜园子，别的就再没什么事了。大多数时候，尤其是伍婶不在的日子，他都会走过那棵被雷击过却还依旧活得好好的老樟树，踩在这条无论阴晴都有光亮的马路的边边上，往西，不紧不慢地往福子的酒店走去。汽车看见他，有的会鸣两声喇叭，有的也不吭声，他不管它们吭不吭声，他走他的，一如既往，头都不抬一下。

福子酒店外面挑了一个遮阳棚，棚顶上的阳光板是绿色的。跟里面一样，这儿也摆了桌椅。他喜欢坐在这儿。旁边有一棵苦楝树，阳光总是明晃晃的，经常有细碎的树叶落在棚顶上，棚子下面便呈现了一片绿莹莹的花斑，无意之中倒有了些意味深长。时间还早，才上午九点多，他是唯一的客人。在他之前还有一条狗。那条黄狗大约想找点骨头什么的，翕动着湿津津的鼻子，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按理客人是不管狗的，再说乡下的狗，谁管它呢，莫说你一个小酒店，就是乡政府大门口，它想打花也照样光明正大地打。可他偏偏要管。狗爪子有些软，走路没什么声音，又隔了那么远，人家还在桌底下，他怎么知道那儿有一条狗呢？他把脸扭向那儿，说，咄，咄咄，咄！还用力拍几下桌子。

好歹把黄狗赶走了，他有些无聊，刚拍过桌子的两只手互相搓了一会儿，大约搓出了泥垢，便把手在桌上抹几下。桌上难免落了些灰屑，还有些没擦干净的油渍。他摇摇头，站起来，弯着腰，动作很慢，在桌凳之间摸索着，眼睛眨得飞快，用力觑着前面。

呃嘿！他咳嗽一声，听起来像是故意的。桂兰子呀，他说，你把抹布拿给我呀。没人理他。他把脸朝着那边的门，稍稍等了等，又喊桂兰子。有个女人往门外探一下头，但马上又缩回去了。他似乎听见了响动，像个真瞎子那样仰着脸，说，是桂兰子吧？你的抹布放在哪儿呢？过了一会儿，还是刚才探出头来的那个女人，这回人家没有缩回去，而是向他走过来。女人大约三十出头，圆圆脸，很壮实，一看就麻利能干，一块抹布搭在手腕上，手上端着一把陶瓷茶壶；另一只手上，小指头钩着一个印着红花的老搪瓷杯，其余四个指头钩着一个热水瓶。热水瓶也是上了些年纪的那种，漆皮都快要掉没了。女人抿着嘴，脸上多少带了些脾气，脚步噔噔的，手脚也重，把茶壶放在桌上，桌子笃地响一下，再把碗放下来，桌子又笃地响一下。就像是有意配合似的，桌子响一下，他的脸皱一下。

皱了两下脸，他说，桂兰子你不用给我倒茶的，我就是没事来你这里坐一坐。桂兰子哼一声，冷声冷气，说，我们开店是有规矩的，来了就是客，既然是客，我就一定要给你倒茶的，我怎么会少你一杯茶呢？他笑笑说，可你知道我不是客。桂兰子说，我知道什么？我早知道你们这么乌七八糟我都不嫁给他！再说也没你这样的，哪有这么不要脸的人？讨债鬼一样！你若真没事，白喝我一杯茶，我不说什么，可是你除非不来，来了不是要抹布就是要扫帚，是哪个请了你吗？你是故意要做给别人看吗？你以为谁会看呢？

桂兰子一边倒茶一边数落他，临到快转身要走了，才把一块湿抹布嘭地一声丢到他面前。

他摸到那块抹布，捏着，任由桂兰子数落，并不恼，嘴角边甚至漾起一抹笑意。

福子呢？他说。

女人回头剜他一眼，说，福子哪有时间照拂你？一天到晚福子福子！你不要脸他还要脸呢！他没有他的事？我们不比你，一大家子人哪，哪张嘴都是要吃饭的！

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瞎叔—姑且就这么叫他吧—和福子的故事。有时候我想，好在他眼瞎，又生活在乡下，只习惯读古书，不习惯读小说，假如他把眼睛贴到《闰年》上，一页页翻下去，看见我把他从前的风流事写进了小说，不知道会怎样骂我。当然也可能不骂。人跟人不一样，有人怕张扬，有人却生怕别人不知道，甚至还有人恨不得把这事编成戏文，好让人千古传唱。瞎叔是哪种人呢？据我所知，前者占绝大多数，后者只占少数，再后者少之又少，所以从概率上看，我或许还是该庆幸他被蒙在鼓里。其实按理也应该如此，生活归生活，小说归小说。小说是故事，生活可不只是故事，所以本当各行其道，殊途不同归。

可是世事难料，有一天他找我来了。他走过了福子的酒店，顺着这条有光亮的马路一直往西，然后再横过马路拐到左手边边上。一辆五菱小面包车被刹得吱一声跳起来，差一点就到路边稻田里去了。他愣愣的，朝歪扭着远去的五菱小面包车看了一会儿，不知道他能看见什么，过后又低头走自己的。他手上还拿了一根细竹棍子。平常他什么棍子都不用的，今天为什么要拿一根细竹棍子呢？他用这根细竹棍子在春生家门口的水泥地上点着，笃笃，笃笃笃，节奏分明。春生？春生哪？接着他又喊，春生贤侄在家吗？

春生是我穿开裆裤时的伙伴，他给我在他们家二楼留了个小房间，所以我回村时一般都住在他这儿。瞎叔点着细竹棍子问的时候，春生老婆正在门口忙着，往一根竹篙上晾刚蒸过的长豆角。他应该能听见动静，或者闻到了蒸熟后的长豆角的酸香味。刚蒸熟的长豆角多香呢。可他闻不到，也听不见。他微微仰着脸，眨巴着眼睛喊春生贤侄。春生老婆是个爽快人，不会装憨，她说你别喊了，他在里头呢。这时候他却把脸转过来，朝着春生老婆。春生老婆叫水菊，但他不喊水菊，喊春生娘子。又是贤侄又是娘子，给人感觉特别像穿越了似的。如此老派陈腐且蒙尘的喊法，不要说在我们村，就算全乡全县，恐怕也只剩下他一人了。

春生娘子，听说熊正良回来了？他在吗？

他年纪比我大不少，辈分也比我高，所以他应该知道我的小名。不但他知道，全村人都知道，而且全村人都不喊我大名，只喊我小名，他却要全须全尾连名带姓地喊我熊正良。听到有人喊熊正良，我自然不敢托大，赶紧迎出去，看见是他，稍微愣了愣，说是你呀，叔。他微微颔首，同时不失礼节，冲我双手作揖，那根细竹棍子还在手上。春生是个厚道人，跟着我出来，抢上前去搀着他往里走，扶到桌子边坐下，又给他泡了茶。但他却不看春生，他的脸自始至终只朝着我，带着点似是而非的笑意，最后笑意勉强绽开，就像一朵干菊花被细雨濡湿了那样。

听他们说，你在外面混出了大名堂？都当了作家了？

他嘴巴有些漏风，把作家说成了“作瞎”（听起来怪怪的，他是瞎叔，我是“作瞎”），声音也有些干涩，但语调沉稳，吐字归音不急不徐。

“作瞎”是不是很了不起呢，嗯？他们说不但乡里领导看得起你，就是县里领导也看得起，是真的吗？

我连忙摇手，说哪里哪里，谁那么看得起我呀？叔呀，那都是别人瞎传呀！我这么说不是客气，而是大实话。可他似乎不信，因为他笑得有些浮泛。

他大约有些拘礼，坐在那儿，虽然样子比较松垮，两个膝盖却并得很拢。我看得出那膝盖其实很瘦。他整个人都瘦。颧骨突出来，两腮陷下去，嘴唇有点瘪。大概牙也没剩几颗了。这就是当年那个半瞎不瞎的风流瞎叔？我难免有些恍惚。当年闹出那样的事，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暧昧的味道，福子他爸的影子在一个小窗口里晃来晃去，反复逼问福子妈，说，是谁？那个做石匠的男人就差没把福子妈给打死。福子妈只是号哭，死也不说是他。作为当事人，他却像没事人似的，从家里扛出一张他摸索着打好的小桌子（除了读古书打算盘，他还会点木匠活），摆在生产队队部门口，小桌子上放着一张八开的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一首打油诗。他站在桌子旁，微微仰着脸，当晚有月，他在月光里大声背这首打油诗：远看似烂船，近看一书案；曲手撑腰观花易，举手执针绣花难。这什么意思？当时全村人都在那儿。这样的热闹不看白不看。那时候我很年轻，对他背诗的样子印象很深刻，以为他文采斐然，非常了不起。直到一些年以后，我才渐渐琢磨出了一些别的滋味，觉得他心机颇深。他大约很感谢那个愤怒的石匠，或者他原本就不想偷偷摸摸，他是那种不肯锦衣夜行、生怕别人不知道的人，他甚至还在福子妈挨打时，向我们炫耀他多么有手段：曲手撑腰观花易，举手执针绣花难。

我把这件事原封不动地放在《闰年》里，包括这首打油诗，而如今，这首诗的已经变得相当老迈的作者（我们姑且称其为民间诗人也未尝不可，尽管那时候他不过是个生产队挂面坊里的账房），就坐在漫长的时间和我的对面，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普普通通的却也上了些年岁的农家八仙桌。因为我刚才叫了他一声叔，他也就不再像对外人那样很生分地喊我熊正良了，而是像对我的朋友春生一样，改口称我为正良贤侄。

正良贤侄，开场白我就说到这里，老叔今天来拜访你，原本也不为奉承你，而是有事相求。说起来惭愧，本来就是上不得台面的事，却又要放到台面上来跟你说，唉！你也先别在心里骂我……没骂？我都觉得我听到了，你在骂我不知廉耻呢，没有吗？哦，哦哦！那是我以小人之心度了你的君子之腹。不过我也确实是！那怎么办呢？他又不肯听我的，我想求你跟他说几句话，你名头大，又是个“作瞎”，“作瞎”嘛，最懂饮食男女，我过去那点事，想来你应该知道的，你看看怎么跟他说，我猜他会听你的……

他说话时眼睛不停地眨巴着。我觉得我在他脸上看到了狡黠和猥琐。我咽了一口唾沫，问他，你说的这个他是谁呢？我一边说一边想，你这是明知故问呢。他倒是不闪不避，眨巴着眼睛说，福子。我哦一声。我大约音调拖得有点长。他皱了皱眉。他皱眉时也眨眼睛。我想想又问他—还是明知故问—你想要我跟他说什么呢？他没有马上回答我。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扭捏了一下？我觉得我没看懂。后来我认为他是在犹豫，因为他不可能扭捏，起码在这件事情上不会。果然，他说，这事怎么说呢，其实不用多说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福子就是我儿子。他就是这么直白。我也不跟他绕弯子，很明白地告诉他，这个忙我怕是帮不了。我总不好跟人家福子说，瞎叔当年跟你妈如何如何，然后你妈才生的你，所以你很可能不是你爸的儿子，而是瞎叔的儿子，你看你要不要认他呢？我又问他，叔呀—我还是叫他叔—我们将心比心，假如你是福子，我这么跟你说，你觉得你会听吗？你听了不会骂我？或者不会打我？谁知他眨眨眼睛，淡淡地笑一笑，说，贤侄呀你用不着，当年那事闹得动静那么大，也算是人尽皆知了吧？这么些年大家背地里也没少嘀咕，你还怕没传到他耳朵里去？他只是抹不开脸，不肯认我罢了。我人老了，没几天活头了，他就在身边，我却认不得，真是难为情哪，贤侄你千万要帮帮我哈！

现在事情变成这样了：我写了《闰年》，《闰年》里有瞎叔和他的故事，而现在这个瞎叔要我帮忙，让一个可能是他的故事里的儿子的人来认他。如此一来，生活和小说就完全混淆了，搅在一起了。

那天瞎叔还说，这个忙要是帮成了呢，他会谢我一只八斤多重的大阉鸡，外加三十个鸡蛋。他还强调说，鸡是他用谷子养大的，蛋是他养的鸡下的，如今都作兴这东西，金贵，外面买不到的。话说得这么露骨，一点也不像他当年的那首打油诗。打油诗只是个暗喻，多少还有些迷蒙与美感。当年和现在，真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了吗？我被他的露骨弄得有些发蒙，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春生老婆却扑哧一声先笑起来，抢白他说，叔呀，你都跟别人说过多少回大阉鸡和土鸡蛋了？还买不到？如今这年头，只要有钱，什么东西买不到呢？

但他一点不受干扰，甚至没听见，脸朝着我，表情没一点变化。

等他拄着细竹棍子走了，春生两口子告诉我，瞎叔可不止拜托我一个，这些年他陆续地拜托过许多人，包括几任村长和书记，也包括上面下来的一轮又一轮的扶贫干部和各种工作组。我感到很吃惊，问春生两口子，他怎么跟人家开口的呢？春生说，他还有什么开不得口的？前些年一个来扶贫的女的，人家一看就是个文化人，挺斯文的，他去跟人家说这事，人家都不好意思听，才听了几句就找借口跑掉了，以后见到他就躲。其实他碰的钉子也确实不少，软的硬的都碰过，比如这一任村长，就是个典型的软钉子，人家说叔呀，你凭什么呢？你们验过DNA吗？他很茫然，问DNA是什么，村长笑而不答。说到这儿，春生老婆又笑起来，说瞎叔还去找了书记，书记说哎呀老人家，你的脸怎么是绿的呢？瞎叔说，你骂我我听得懂，可是我们这辈人的事你却不懂，你年轻哪。

虽然碰了书记的硬钉子和村长的软钉子，可是瞎叔知道了DNA，最后也搞懂了什么叫DNA检测。既然懂了，他便觉得这玩意儿好，于是三番五次地去找福子，试图说服福子跟他去验DNA，还说钱由他出。他要用科学手段来确定他们的父子关系。那些日子福子烦不胜烦，赶他走，骂他不要脸，甚至咒他怎么还不去死，他都无所谓。他把自己当成一贴膏药，死死地粘在福子身上。福子有两个哥哥，大哥叫金蔸，二哥叫银蔸，金蔸和银蔸从外面打工回家，觉得瞎叔实在太过分，简直有点欺人太甚了，他们要替死去的父母出了这口腌臜气，于是二人拦在路上，也不跟他说话，一人给他一记耳光，打过之后才问他，有完没完？不想他却嘿嘿地笑两声，说，二位贤侄一向可好？把那两兄弟说愣了，他继续低头走他的路。金蔸和银蔸面面相觑，又跑过去拦住他，他仰起脸等着，结果又是两记耳光。那两人又问他，是不是没完？这回他不笑了，想了想，问那两兄弟，除非你们打死我，你们敢打死我吗？两兄弟很认真地想了想，觉得自己不敢打死他，但又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便一人再给他一耳光。前两回的耳光都不重，都是象征性的，只为羞辱他。但这回不一样，听声音就知道很重。他啐出一口血沫子和一颗牙，笑道，不打了吧？好了吧？

大约就从那时候开始，福子开始躲着他。福子把小酒店丢给老婆桂兰子，自己买了一辆二手五菱小面包车，有时候拉人，有时候拉货，后来市面上有了“快狗”，他就给人家跑“快狗”，一大早出去，晚上或者半夜才回来。那天我看见他回来得比平日早些，他的五菱小面包车停在小酒店旁边的空场上。天还未擦黑，还有一抹夕阳浮在绿棚子上。绿棚子下面坐了两个吃炒粉的少年，还有几个中年人一边喝酒一边大声说话。酒是桂兰子从酒缸里舀出来的谷烧，味道闻起来有点冲。我去时桂兰子正在厨房里忙着，她透过白雾似的热辣锅气，看见是我，先笑一笑，随即大声喊福子，福子福子，扁哥来了耶，你出来招呼一下！

然后我就看见了福子，胡子拉碴的，站在那边门口朝我笑着。说实话也难怪瞎叔，福子确实长得跟人家比较像，骨骼像，眉眼像，连笑都像，只是少了些狡黠和猥琐。他把我领到最里面的一间小包厢里。说是包厢，其实就是个摆了张圆桌的小房间。一架长了几点褐色锈斑的吊扇在头顶上嗡嗡地转着，不时还吱嘎吱嘎地尖叫几声，弄得我老抬头去看它。但他不看，笑着安慰我，叫我放心。他给我沏了一杯茶，又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烟，他给我点上火。他好像知道瞎叔找过我。他显得有些小心，还有些腼腆。以前他不这样。我觉得他对我有所戒备。有戒备就不好聊天，我们有一句没一句，不咸不淡地扯着，他问我哪天来的，又问这回会住多久。我问他生意好不好，“快狗”好不好跑。虽然我不想要瞎叔八斤多的大阉鸡和三十个土鸡蛋，但对福子还是有些好奇，关于他，关于他妈妈，他从小就听到别人说这些，他怎么想的？他知不知道自己长得像谁？他心里有什么感受？我觉得他心里是有阴影的，而且面积不会太小。我还特别想问他，知不知道我写过一个叫《闰年》的小说。当然这些我都没问出口。我问的尽是些没油盐的事，比如这个小酒店，什么时候是淡季？什么时候是旺季？

他叫桂兰子炒了几个菜，说扁哥难得回来，他要陪扁哥喝几口。喝酒时我谈到如今村里看不到几个年轻人，都出去了，问大家一般都去哪儿打工，广东还是上海？他说都有吧。他想了想问我，那么多人涌到那些大城市，在那儿谋生容易吗？老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喝口凉水都要钱呢！我说他们只是出门打工挣钱而已，又不是拖家带口，还谈不上谋生。这时候正好春生来了，他是来找我回家吃饭的，也听到了福子的话，插嘴说那有多难呢？还会比在土里刨食更难？他还以福子为例，说只要脑子活，无论在哪儿都一样，就好比你福子吧，你现在不是在跑“快狗”吗？你还有这个小酒店，这不也挺好吗？福子摇摇头，神情有些幽怨地说，我算什么？活得都不像个人，憋屈窝囊，还不如一只井里的蛤蟆。

在跟春生回家的路上，我问春生知不知道我写过些什么东西。春生摇头说，不知道。我说那你们怎么知道我是个作家呢？春生说，听说的呀。

我不禁唏嘘。

就在喝过这顿酒之后，将近一个半月，那时候已是秋天，田头地坎上开着一簇簇野菊花，福子带着桂兰子和一儿一女，开着他那辆五菱小面包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会走。他们也没跟谁说过要走。那天我们喝酒时，他还跑去和那几个喝酒的人打了个招呼，敬了他们的酒，跟他们勾肩搭背套近乎。他喝得满脸通红，跟我说做生意是这样的，一定要面面俱到的。可是他怎么就把这儿的生意都给放下了呢？在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处理了他的所有的枝枝末末的事情，包括桂兰子养的两头猪和一群鸡鸭，然后带着老婆儿女，了无挂碍地沿着这条有光亮的马路，离开了这个村庄。他们应该是起了一个大早，因为没人看见他们走。那辆五菱小面包车究竟是往哪儿走的呢？是往东呢，还是往西？他把这个小酒店留在这儿，当然还有那个绿棚子，还有锅盆碗盏、桌子椅子，也全留在这儿。

另外他还留下一个不大不小的菜园子，就在这间福子酒店的后面。经历过整个夏天的丝瓜藤还在苟延残喘，挣扎着开出了几朵蔫不拉几的黄花，开得极茂盛的是篱笆后面的扁豆花，在秋阳下一蓬一蓬妖冶艳丽，惹来了不少金色的小蜜蜂。

那年初冬，我又回到村里，瞎叔又拄着一根细竹棍子（是不是只要找我，他就非得拿这根细竹棍子）找到春生家，又站在门口问熊正良在不在。而且这回他再也不改口叫我正良贤侄了，从头到尾都喊我熊正良，翻来覆去就问我一句话，你到底怎么跟他说的呢？

瞎叔怀疑是我跟福子说了什么，福子才走的，或者干脆就是我教唆福子走的。好在那天春生在场。可是他也不信春生，春生刚想给我做证，说那天晚上我们就是喝酒聊天，别的什么也没说，他就说春生哪（也不是贤侄了），你们两个好到穿一条裤子，以为我不知道？总之我的嫌疑在他那儿无论如何是去不掉的了。我当然是无所谓。好在他还不知道我早就把他写进了小说。不过想想也没什么，照他一贯的样子，就算是知道了，弄不好他非但不生气，反而高兴，甚至得意。这都说不定的。

给福子打理责任田的是他的小舅子，小舅子是别村的，骑一辆半新半旧的红色摩托，由西往东，啪啪啪地飞驰而来。他将摩托车停在绿棚子下面，掏出钥匙，吱呀一声，打开福子酒店的大门，从里面拿一把锹，或一柄锄头，复又把门锁上。小舅子扛着锹或锄头在姐夫的田里忙了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再骑上摩托车由东往西，飞驰而去。有一天小舅子刚推出摩托，就被瞎叔叫住了。瞎叔站在绿棚子的影子的边边上。小舅子不知道他是谁，问他有什么事。瞎叔仰着脸，眨巴着眼睛说，我认得你，你是福子的小舅子。小舅子说，你是谁呢？瞎叔说我们谈谈吧。小舅子觉得莫名其妙，说，我们谈什么呢？瞎叔说，这个酒店。小舅子看看酒店，又抬头看看那四个歪扭着的正在褪色的灰红色的字，嗤笑一声，说它现在又不是酒店。瞎叔说，所以呀，它也不是酒店，你把它让给我吧。

瞎叔跟小舅子谈了好多次，从孟冬谈到仲冬，起初小舅子不肯，说这是我姐夫的，我无权处置；又说我若是把它让给你，我姐夫那儿我怎么交代呢？我来这儿干活，去哪儿落脚呢？总之小舅子的问题很多也很实在，但最后都被瞎叔给一一解决了。至于瞎叔是怎么解决的，为此花了多少钱，瞎叔不说，谁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一天瞎叔带着他那个圆滚滚的伍婶搬到了福子酒店，小舅子则骑着那辆红色摩托直奔瞎叔的鸽子笼。瞎叔搬到酒店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修补那四个字，他搬了架梯子，叫伍婶爬上去，用刷子蘸着红油漆，像描摹一样去填它们；小舅子则从鸽子笼里拿出一把锹或锄头，扛在肩上，去他姐夫的责任田里给油菜清沟。

“福子酒店”四个字虽然依旧歪扭，却被伍婶填得又红又亮。伍婶现在不两头跑了，她长住在这儿了。瞎叔仰着脸，不知他看不看得见那几个字。他拄着那根细竹棍子，和伍婶又去了后面的菜园子。这以后他再没有离开过这根细竹棍子。原来他拄细竹棍子跟我没关系，只因为他腿脚不行了。他和伍婶一起，扯掉老丝瓜藤和正在变老的扁豆藤，种上了小青菜和小萝卜菜，还有小菠菜小香芹，园子里一日不同一日，最终是一片青绿。那年元旦，福子酒店又开张了，瞎叔拿起毛笔，把眼睛贴靠着红纸，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酒店门口：昔日后生煮酒，今朝老朽当垆。横批是生意兴隆。但生意并未多么兴隆，还跟以前差不多，不咸不淡，或者从来就没咸过，却也不是一天淡似一天。总之日子细水长流，淡淡常情。但无论如何，瞎叔还跟过去一样，没事时就拿着一块抹布，扶着桌子在那儿抹来抹去，要么拿一把扫帚在那儿扫啊扫。再到后来，他也不那么勤快了，不怎么抹桌子扫地了，而是坐在绿棚子下面的那张椅子上，脸朝着那条永远泛着光亮的马路。偶尔，他也会打打瞌睡。他打瞌睡是在小酒店开张后一年多才开始的。他面前总有一杯茶，是伍婶给他泡的。苦楝树的叶子落在绿棚子上，越积越多，时日一长，有些就被雨水沤烂了，铺在棚子上结成了饼，绿棚子下面便渐渐变得晦暗起来，也没什么绿意了，坐在那儿，大白天也像黄昏。有一天他又趴在桌上睡着了，脑袋旁边是伍婶给他泡的那杯茶。有人在那边桌上呼噜呼噜地吃伍婶炒的米粉，吃完了抹一把油晃晃的嘴，喂喂喂地喊他买单，他全没听见，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等到掌勺的伍婶从厨房里跑出来，给人家结了账，再跑过去喊他，又摸摸他的脸，才知道再也喊不醒他了。那根细竹棍子斜躺在他脚边，还有伍婶给他泡的那杯茶，也早就凉透了。

伍婶哭了一场，是真哭，很伤心，不像只是打联的，而且办过了后事也不走，三时三节给他上坟烧纸，还把女儿女婿喊来做帮手。她说好歹跟了他一场，她要帮他把这个小酒店办下去，要帮他在这里等福子，这是他的心愿。大家便说伍婶有情有义。也有那轻薄嘴贱的，说伍婶固然是有情有义，可那也要人家瞎叔有手段呀。

伍婶让女儿扶着梯子，叫女婿把福子酒店用红油漆又填了一遍。她还叫女儿女婿把绿棚子上的烂树叶子扫干净了。我是第二年清明回去的。清明回老家的人多，我刚下车，就看见那个绿棚子下面坐满了人，嘤嘤嗡嗡的。我也挑了张桌子坐下来。我知道瞎叔不在了，也知道现在是谁在操持这家小酒店，这些春生都在电话里跟我说过。我掏出手机叫春生过来，伍婶的手艺不错，虽说是家常菜，但咸淡适中，用料也新鲜。这天我喝得有点多。我对春生说，我有些伤感。春生问我为什么。我说不知道，说不清，就是伤感。春生说唉，那就别伤感了呗。

那几年我回老家比较勤，每次回去，我都会去福子酒店看看。我知道我不会在这儿看见福子，但却希望有个万一。当然没有万一。总之福子一家人就这样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这两年我在广东待的日子多些，有一天傍晚，我在一个叫稔山的小镇上看见了一家小酒店，店名就叫福子酒店。稔山虽说是个小镇，却也还算热闹，那几个用霓虹灯管弯成的大字，就在一个最热闹的去处。那天我站在那儿发愣。有个穿着时髦的女孩子操着一口带点港味的南方普通话，很热情地在店门口招揽客人，有几个人被她说动了，进店去了；她还朝我招手，问，先生您要吃饭吗？要吃饭的话您就别在那儿犹豫呀，来吧进来吧，先生我保证您会满意的……

我看看她又看看那几个字，那几个字一点也不歪斜，感觉比千里之外那条有光亮的马路边的那幢平房上的字气派得多，直到它们突然花里胡哨地闪烁起来，我才蓦然醒过神来，朝那个女孩子点点头，大声问她，你们老板是不是叫福子？女孩子说，什么？我又说了一遍，女孩子瞪着大眼睛，好像很惊喜，还蹦了一下，尖声说，哇！先生您是怎么知道的呢？您认识他吗？来来来，进来嘛进来嘛快进来嘛！

……

选自《百花洲》2024年第3期

【作者简介：熊正良，1954年生于江西南昌，198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曾出版《红绣》《谁在为我们祝福》《我们卑微的灵魂》等中短篇小说集以及《闰年》《美手》《别看我的脸》等长篇小说。其作品曾入选中国小说50强及全国中篇小说年度排行榜，获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谷雨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