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宴
福建安溪出产名茶“铁观音”，笔者第三次来游，依旧是赴不尽的茶会，见不完的茶友，吃不完的茶宴，每日里常怀“七碗茶”之慨，于是大乐，联想到一件古人“讨茶”的趣事。这件事发生在北宋仁宗年间，著名画家、诗人文同派仆人送出一首名为《子平棋负茶墨小章督之》的讨债诗：“睡忆建茶斟潋滟，画思兖墨泼淋漓。可怜二物俱无有，记得南堂棋胜时。”欠债未还者谁？乃文同的表弟苏子平，也就是那位名贯古今的东坡先生苏轼。诗中之意是他们二人下棋，押上“建茶”和“兖墨”当彩头，苏轼输棋却赖了彩头，文同自然是要讨的。为什么一定要讨？因为“雅”，“着棋斗彩”是雅事，品茗书画也是雅事，如此“雅债”，不讨便不雅了。
笔者在安溪联想到这件雅事，自问应该有两个缘故。第一个缘故是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没有写入“安溪茶”，只记载安溪北边的“建州”（今建瓯及周边）出产好茶，到了北宋时期，“建茶”成为贡茶且名满天下，世人皆重之。然而，安溪茶没被写入《茶经》又怎么样呢？安溪茶人不会因为陆羽先生以一人之力，没能走到安溪茶山，没能品题安溪茶叶便自馁，天下陆羽先生没走到的地方多了，他还没去过云南呢，更没有写到云南茶。面对此事，我们后人反而应当感觉幸运，因为有了陆羽先生品题“建茶”，以及两宋时期建茶的兴盛，方才带动了安溪在茶叶种植和加工上的发展，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铁观音茶。有读者或许会问，北宋时安溪有茶吗？有诗为证，北宋诗人李新曰：“泉嘶石鼎新茶熟，且为山僧更少留”（李新《安溪》）。
让笔者产生联想的第二个缘故，便是茶名。笔者认为“铁观音”确实是个好茶名，从文化上讲，应该算是天下极少数最高级的茶名之一。在汉文化“三教合一”的传统中，“铁”总是与坚信、牢固和不动摇等喻意产生联系，从物象上升为意象。“学道须教猛烈，无情心刚似铁……观音三十二应，我当亦从中证”（张伯端《禅定指迷歌》）。从语义的角度来看，当“铁”与“观音”相遇时，在语义上产生的升华是指数级的，这种复合语义指向乃是汉文化传统中最为深刻且打动人的方向和领域。就像昙华禅师那个著名的“偈子”：“观音菩萨将钱买胡饼，放下却是一块生铁。”比这个宋代偈语更浅显的还有明末清初的函是禅师《题观音大士像三首·其二》：“大士如镜，照一切心。大士如月，清光普临……凡一念至，铁与磁石。愿汝小子，但坚信此。”干脆直说吧，笔者在安溪品铁观音茶，就仿佛“清光普临”，能“照一切心”，于是“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说了这么多话，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无非是要说明一件事，“铁观音”本身就是个好茶名，不必在意是否为乾隆皇帝所赐。皇帝赐名的传说太多了，不显珍贵，反倒容易将铁观音茶“泯然众人”矣。
至于说“茶宴”，笔者记得清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高规格茶宴，是乾隆皇帝每年正月初二到初十间择吉日在重华宫举办，邀请当朝重臣和文学词章之士十八名，一起吟诗“联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茶会原定于正月初九日举办，但是，为了等待来自台湾的消息，茶会一直在推迟。到了二月初一日未时，“红旗捷报”传来，台湾地区乱局即将完全平定，乾隆大喜过望，立刻召集茶会，并将诗题定为《平定台湾联句》。其诗开题三句为：“不意妖氛煽海壖，擒凶蒇事逮经年。渐仁摩义惭惟我”，后边是王杰、董诰、喀宁阿和伊龄阿等臣子的联句，虽然都是贺捷颂圣，谈不上文学性和艺术性，但国有平叛弥边之庆，言语间喜气洋洋是必然的。顺便说一句题外话，乾隆皇帝的重华宫茶宴饮用的是“三清茶”，其中使用的茶叶是乾隆偏爱的龙井茶，但是根据清代《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乾隆时期福建大约有五种茶叶被列为贡茶，安溪铁观音的前身“郑宅芽茶”和“郑宅片茶”由福建巡抚专司贡事。
4年后乾隆皇帝亲笔御书《十全记》，自诩“十全老人”，以时间排序，“平定台湾”之功位列其中。由此可见，乾隆五十三年的重华宫茶宴对他有多么重要，他又是多么开心。当晚，未来的“十全老人”尚未尽兴，又作了四首七言律诗以记其盛。“将谓东厢联句抛，捷闻获孽净三苞……泰中恒凛不骄意，损满益谦两语包”（《仲春朔日重华宫茶宴廷臣及内廷翰林等以平定台湾联句并成四律·其一》）通常情况下，皇上作诗，必定是要备茶的，南书房太监或许会因为台湾的喜讯，传御茶房侍候下“闽茶”，来给皇上“凑趣”吧。
（作者系著名作家，天津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