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明春：探索文学文本解读学的中国路径
摘 要：孙绍振的文学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独树一帜，其中的文本批评尤其突出，体现了孙氏敏锐的艺术直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凸显孙绍振文学研究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孙绍振的文本批评呈现出一个从创作论到解读学的演进过程，注重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结合，为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提供多方面启示，进而探索一条文学文本解读学的中国路径。
关键词：文本批评；文本解读学；中国路径；孙绍振
孙绍振先生是中国当代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孙绍振的身影一直活跃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第一现场，他以一种锐利而有力的话语姿态，曾先后深度介入到诸如朦胧诗论争、后新诗潮运动、新时期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代创新、文化散文写作热潮、西方文论与本土文学实践的关联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重要事件中，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提出诸多富有见地的观点。孙绍振几十年来不断推进和创新的文学文本解读理论和实践，不仅呈现了一位丰富深邃而又极具个性的文学批评家形象，也为我们展示了一条深深扎根于汉语文学传统沃土、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文学文本解读学新路径。
一、从文学创作论到文本解读学
初版于1987年的《文学创作论》[1]一书，可以说是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理论的奠基之作，而其中关于文学形象三维构成的论述，以及关于作为文学形象重要维度的文学形式审美规范的论述，显然是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所在。从全书的论述结构来看，这部专著的初版本包括真实论、假定论、本质论、形象论、智能论、形式论、诗歌的审美规范、散文的审美规范、小说的审美规范、风格论共十个章节，后来的修订版删去了真实论和本质论两章内容，全书结构调整为八个章节。作者在该书修订版前言里对此分别作出如下解释：“正是因为考虑到本质的多元，本质的历史性变幻，本质由于主体的种种不同而变异，我删去了原书中我早就感到不妥的第三章‘本质论’”；“从方法论来说，我首先抓住矛盾，而不是统一”“为了把这一点贯彻到底，我删去了当时为了和传统文学理论妥协的原书第一章‘真实论’。这一章非常肤浅，它是在全书完成以后，听从了一个友人的建议，为了避免全书夭折而加上去的外衣。”[2]这种论述结构的调整，一方面揭示了初版本写作时难以回避的时代语境，另一方面无疑更加突出了孙绍振文本解读理论的表达重心。事实上，与《文学创作论》初版本几乎同时出版的孙绍振的两部专著《论变异》[3]和《美的结构》[4]，可以看作是对《文学创作论》的相关议题的论述拓展和理论深化，前者聚焦“变异”这一关键词，对艺术形象的生成过程作了深刻、系统的理论辨析，后者则以“结构”为核心和支点，对文学形象的三维结构、审美价值结构、作家的心理结构以及文类形式规范的结构等文本批评的重要议题展开充分论述。
早在21世纪初，孙绍振就十分不满于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对于西方理论的亦步亦趋而缺乏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独立自觉意识，高声呼吁中国文艺理论批评话语要走出西方文论独白的怪圈，从丰厚的中国经典文本和文论资源中发掘和发现，寻求中西方文论之间的平等对话，进而建构一个自足自为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对话不仅仅依靠理论本身的自洽性，而且还要参照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从中揭示文化价值和语言传统的矛盾。这必然产生出一个证明和证伪的痛苦过程，不将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揭示出来，从而对西方文论范畴进行补充、衍生，全部或者部分地颠覆，未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是不可想象的。”[5]
就逻辑推理方法而言，孙绍振的文本批评更多地诉诸归纳法，从中外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中提炼不同向度的诗学命题，因此他对演绎法保持足够的警惕。正如孙绍振在一篇文章中对其文本批评的基本特征所作的全面而精当的自我剖析和自我评价：“从根本上来说，我的细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我的追求，是中国式的微观解密诗学，其根本不在西方文论的演绎，实践源头在中国的诗话词话和小说评点，师承了中国文论的文本中心传统。其哲学基础是对立统一辩证二分法，辅之以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的三分法。价值系统来自康德经过朱光潜先生阐释的审美情感 （或译‘情趣判断’）论。方法结合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细胞’形态的分析，从逻辑上升到历史的具体分析，从而扬弃了新批评细读的封闭性。从逻辑上来说，我对西方文论盛行的演绎法保持高度警惕，更多依仗直接归纳，在二者保持必要的张力的基础上进行体系性的建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我这里，既是观念（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又有形而下的操作性。”[6]在这里，中国本土的文论资源得到一种特别的强调，目的在于凸显孙氏文本细读方法的“中国性”特征。
与之相呼应，孙绍振曾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一琴先生通力合作，推出《聚讼诗话词话》，该著由陈一琴选辑、孙绍振评说，对历代诗话词话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突出当代价值的诗学命题作出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评述。孙绍振在该著“代前言”中指出中国古典诗论迥异于西方诗论的两个区别性特征：一是中国古典诗论十分重视文学的规范形式，尤其注重对经典诗歌文本的具体阐释，强调诗歌创作和阅读的有效性，进而形成创作论的坚实基础；二是中国古典诗论把创作论建立在精微的文本解读论的基础上，二者相得益彰，合力构成中国古典诗论的显著话语特征。孙绍振在前言文字中还特意论述了17世纪的中国古典诗论领先于彼时西方诗论的两个重要命题：“无理而妙”论和“诗酒文饭”说，认为二者都是对世界诗论的贡献。[7]而这两个命题，其实也是高频出现在孙绍振相关文本批评论著中的两个关键词。
当代学者王光明曾指出孙绍振的文本解读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孙绍振先生曾一再倡导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这种理论对他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融创作论与鉴赏论为一体的文学理论。而把创作论与鉴赏论融为一体，正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特色……在这个意义上，孙绍振先生的文学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而能与伟大文学传统背景建立密切关联的理论，当然是底气十足的理论。”[8]这种理论底气更充分的体现在孙绍振2015年出版的《文学文本解读学》[9]这部专著中。
《文学文本解读学》首先在理论层面对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的理论背景、根本原则、基本学术方法等做了梳理和辨析，进而对文本的三层次立体结构、文学感染力、小说的叙事学建构、散文的文类特征等诗学命题进行深入的探索，还调动了洋洋洒洒六个章节来展示古今中外经典文学文本的“具体分析”。这种“具体分析”其实就是充分运用比较法和还原法，揭示隐含在文学文本中的差异、矛盾、错位，发现文本内部的艺术奥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文本解读学》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中心论”这一命题，并对之作了一种概念辨析和价值重估：“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古典文论是文本中心论，和当代西方前卫文论以读者中心论为基础在根本上异趣。”[10]此论是针对既往“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的一种清算，旨在呼吁文本批评清理外部的各种干扰因素，真正回到文本本身，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读者主体的才华和智慧，去深入发现文本的深层艺术魅力。
二、“文学教练”的秘笈和底气
与大多数学院文学研究者往往倾向于疏离文学现场的话语姿态不同，孙绍振却乐于自我定位为一位“文学教练员”，这个姿态既流露出某种自我期许，更体现为一种自信。这个自我定位最早见于孙绍振《文学创作论》一书的《后记》，作者这样写道：“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的脱离，不管有多少理由，都不是可以夸耀的事，当然理论可以是理论家世界观的一种表现，理论家和作家一样有表述自己看到的世界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该只属于作家。但是，最好的理论应该是既表现了理论家自己，又能给作家以具体的帮助，这好像是体育理论。体育运动当然应该有体育评论员，对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员加以评论、不同的评论员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光有评论员还不够，还得有教练员，最大的功勋并不属于评论郎平的评论员，而属于培养了郎平的教练员。最好的评论员起码应该是一个称职的教练员。”[11]作者在这里以体育运动作类比，强调的是文学批评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及一位优秀批评家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
多年以后，与孙绍振亦师亦友的当代学者南帆对孙绍振的“教练员说”作了如下精彩描述和评价：“孙老师有志于担任‘文学教练’。赛场旁边的教练威严地踱步，三言两语必须切中要害，不像那些体育评论员叽哩哇啦，见风使舵，甚至不知所云。许多文学研究者缺乏精微的审美辨析，甚至无法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他们的文学解读往往隔靴搔痒，围绕几个艰涩的概念玩弄文字游戏。孙老师对于那些吓人的理论空转嗤之以鼻。他将众多孙氏命题搁在讲台上一字摆开：且看老夫手段如何！”[12]南帆在这里用鲜活的语言把孙绍振作为一位出色的文学研究者的独特形象凸显出来，同时把孙绍振文本批评所运用的一些重要概念或议题命名为“孙氏命题”，指出其中体现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突出的思想魅力：“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个文学文本必有共同规律。孙老师开始归纳。归纳如同孙老师手里的照妖镜，种种文学的秘密无所遁形。一批孙氏命题陆续问世。‘让人物跃出常轨’‘细节共同体’‘性格的外在标志与内在逻辑’‘形象的三维结构’，如此等等。不少作家深感兴趣。如同钳子、扳手或者螺丝刀，这些工具拿在手上立即可以使用。”除此之外，南帆还曾十分生动地揭示孙绍振文本解读学的深厚理论根底：“孙老师熟悉康德与黑格尔，一段时间还钻研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他的胸部曾经在德国古典哲学构造的健身器材上接受训练，不可能被结构主义或者接受美学的术语撞伤。”[13]事实上，孙绍振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者中少有的具备与西方当代文论展开平等对话能力的一位学者，他的文本批评理论既有必要的理论高度和深度，也有大量的对经典文学文本的解读。二者相得益彰，构成文本批评的有效性和表达张力。
在谈到孙绍振文本解读理论中关于“文学性”的论述时，学者余岱宗敏锐地指出其中最为精微、最为出彩的特点：“不断让一个文本或某一种文类在与另一种文本或文类的碰撞中，进行远距离或是近距离的比较，从而在作品的微观处见出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或表达方式的不同……”这里所说的“比较”，正是孙绍振文学文本批评的独门秘笈之一。通过这些批评武器的综合运用，孙绍振的文学文本批评获得了极大的话语活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现象级的独特存在。“而像孙绍振这样致力于‘文学性’研究的学者，在我看来，他的理论羽毛可能并不那么鲜艳惹目，却以其鞭辟入里的理论表达力和灵活的分析能力，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性’研究的可能性、 趣味性和生动性。特别是趣味性和生动性，是最富于吸引力的，无论是对一般的读者，还是专业的批评者。”[14]换言之，对“文学性”的激活和重塑，构成孙绍振文学文本批评最具魅力的部分。
作为一位曾在1980年代初期受教并获益于孙绍振文学创作论课程的学生，当代作家莫言近年来在多个场合提及孙绍振的以文本解读为重心的文学创作论理念对他产生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譬如，在回忆其小说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的写作过程时，莫言这样写道：“他给我们讲诗歌创作中的通感现象，这样一种非常高级的修辞手法，我在写作《透明的红萝卜》这一篇小说的时候用上了，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是小黑孩，他就具有这样一种超常的能力，他可以看到声音在远处飘荡，他可以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甚至可以听到气味，这样一种超出了常规、打破了常规的写法是受到了孙先生这一课的启发。”[15]由此可见，孙绍振的文本批评在指导文学写作实践方面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有趣的是，在孙绍振1987年出版的《论变异》一书中，作者就用了不小的篇幅对莫言刚创作不久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和《爆炸》作了细致的解读。此举既表现了作者对青年作家的提携，也反映了莫言早期小说不俗的艺术水准，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
三、作为一种方法的孙绍振文本批评
21世纪初年以来，孙绍振以一位资深文学批评家的身份积极参与到语文教育领域的改革之中，曾先后主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初中语文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两岸合编高中语文教材（与中国台湾学者孙剑秋联合主编，台湾南亿兴业股份公司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孙绍振担任这些教材（包括教师用书等配套资料）主编，从来都不是当一个“甩手掌柜”，而是完全亲力亲为，不仅从宏观上谋划全套教材的整体架构，包括教材框架设计、单元设置安排、课文篇目选择等，还亲自操刀撰写课文解读文章、编写教师用书、设计课后思考练习题等等，甚至在语文教材出版后，还不畏高龄、不辞辛劳参与新教材的培训活动，为一线语文教师做悉心的业务指导。
毋庸置疑，孙绍振以文学创造论为基础的文学文本批评的不断推进，和他参与语文教育改革紧密关联。正如学者赖瑞云所言，“孙绍振文本解读学是孙先生介入语文课改的产物”[16]，在21世纪初开始介入中学语文教育改革之后，尤其是在担纲教育部立项的初中语文教材主编之后，孙绍振在文学文本批评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心力，也收获了十分丰硕的成果，为他近年致力于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确地说，孙绍振参与语文教育改革和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是一种互动相生的关系。据赖瑞云文章截至2016年的不完全的统计数据，自从深度参与语文教改以来，“孙绍振近15年间出版的20余部解读专集及包含解读内容的理论专著，约550篇左右(其中以完整文章形态出现的约450篇)；如果加上某个章节、某篇论文涉及多个作品的，所解读作品不下800篇(部)，包括长篇名著、诗词散文、论说时文，凡语文界所及文类，他都涉足了……”[17]加之2016年之后出版的《演说经典之美》（2017年）、《演说〈红楼〉〈三国〉〈雷雨〉之魅》（2017年）、《孙绍振古典散文解读全编》（2018年）、《中学语文课文解读：现代文部分》（2022）、《出口成诗的民族：中国古典诗歌微观艺术解密》（2022）等相关著作，孙绍振关于文学文本批评的论著不仅数量巨大，还突出地体现了系统性和理论高度，为广大读者尤其是中小学一线语文教师提供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丰富启示。
孙绍振的文学文本批评论著的最大理论贡献，是为当下文学文本解读实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以及在此方法论指引下的有效解读路径。以目前在中国知网等重要研究文献数据库收录的孙绍振所作论文文献中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18]为例，截至本文写作时，该论文前半部分在中国知网数据库的被引次数为270次，下载次数为10342次，后半部分的被引次数为63次，下载次数为5391次。从这个数据看，不难发现孙绍振文本批评在当下文学批评界和语文教育的巨大影响力。该文从艺术感觉、艺术形式、情感逻辑、审美价值、历史语境、艺术流派、艺术风格等七个层面，联系《再别康桥》《咏柳》《荷塘月色》《醉翁亭记》《复活》《江雪》《长恨歌》《儒林外史》《三国演义》《阿Q正传》等古今中外涵盖各种文类的经典文本，对文本分析的核心方法——比较和还原作了全方位的论述，“把可操作性和操作性的系统化作为最高目标……把具体分析落实到文本分析的系统工程上”[18]，既具有很突出的理论品格，又体现了极强的实践性，为读者带来思想启迪的同时，也带来实用的解读方法。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启示意义，同样充分体现在孙绍振其他文本批评文章以及《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等广受欢迎、不断再版重印的文本批评名作中。
与在语文教育一线所受到的热切关注相关联，孙绍振文学文本批评的影响力，也反映在近年文学研究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倾向上。与单篇论文相比，学位论文的研究往往更深入，更具系统性。笔者以“孙绍振”为学位论文“题名”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得到65条结果，其中有1篇博士学位论文，64篇硕士学位论文。这些学位论文的选题大多与孙绍振文学文本批评高度相关，体现了孙绍振文学文本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当下的热度。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的关于孙绍振文本批评的研究成果，也存在流于表面化或庸俗化等问题，不少论者其实并未真正领会孙绍振文本批评的内涵，而仅仅将之视为某种时髦的方法或表面化的标签，自然无法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效果。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觉的。
注释：
[1]孙绍振：《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这部专著先后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多个修订版。
[2]孙绍振：《文学创作论》（修订4版），海峡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3]孙绍振：《论变异》，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
[4]孙绍振：《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5]孙绍振：《从西方文论的独白到中西方文论对话》，《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6]孙绍振：《美国新批评“细读”批判》，《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2期。
[7]陈一琴选辑、孙绍振评说：《聚讼诗话词话》，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14页。
[8]王光明：《一个“文学教练”的底气——孙绍振和他的理论批评》，《南方文坛》2017年第2期。
[9][10]孙绍振、孙彦君：《文学文本解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页。
[11]孙绍振：《文学创作论》，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07页。
[12][13]南帆：《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海盗——孙绍振印象记》，《收获》2021年第1期。
[14]余岱宗：《文学性：语境、文本与特异性——评孙绍振〈文学性讲演录〉》，《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15]徐怀中、莫言、朱向前：《不忘初期许可待：三十年后重回军艺座谈实录》，《人民文学》2017年第8期。
[16][17]赖瑞云：《孙绍振解读学对理论和实践的多维贡献——从语文教育的视角》，《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8][19]孙绍振：《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续），《语文建设》2008年第3期、第4期。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