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2024年第3期｜程皎旸：逃出棕榈寨（节选）
导读
母亲是一个棕榈寨人，十岁那年爆发战争，十五岁战争结束，母亲的姐姐为生活所迫将母亲卖给了歌厅，后来一个有家庭的英国男子将母亲带到了香港，这个男子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在香港开始了唱歌和影视事业。被困在棕榈寨的女孩很多，她们根本不能像“火烈鸟女孩”那样自由。飞翔与禁锢，是一对矛盾，母亲仿佛逃出去了，又仿佛还留在棕榈寨。
逃出棕榈寨
程皎旸
1
我不知母亲去了哪里。上次见她的动态，是去年春末，她更新了一幅画在个人网站：一片紫，深浅荡漾，像海，或傍晚时的薄雾；中间斜躺姜黄色女体，四肢被截去，乳房淌血，血迹在腰间对称晕染开，好像被折断的翅膀。图片角落有字，是她的笔迹，宛如羽毛纤维拼凑的密码，我看不明白，但我知道这是她家族字符——东南亚的棕榈寨文。我购买了“冷门语言翻译软件”，破解出语无伦次的句子：“春光灿烂，翅膀飞吗？香港离去。”不知母亲在写什么。也许是诗，也许是想告诉她的粉丝，她目前离开了香港，到别处旅游。莫名其妙，说走就走，一向是她的特色。我没多想，继续钻回自己的生活。
那段时间，我忙着处理“火烈鸟女团”宣传案。她们是来自东南亚的表演团体，由数十名变形女子组成，平均年龄为18岁，报名参加“火烈鸟小姐”改造计划后，便会被送去曼谷集训，表现优异者可与女团签约，并进行变形手术。从手术台上醒来后，她们的皮肤已从棕黄褪成橘粉，背脊更生出一对漂亮的电子羽翼。羽翼依靠太阳能充电飞行，羽毛色泽随光照可经历浅粉至橙红的渐变，如梦如幻。不过，每年仅有十强选手才能成为火烈鸟小姐，其家庭亦可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报酬——据说这是自人妖后，最受东南亚人期待的行业。
在东南亚各国首都赢得大量粉丝后，火烈鸟女团决定进行亚洲巡回演出——自东京、首尔后的第三站就是香港，时段在圣诞节前一周。自十月起，我便负责为火烈鸟女团策划线下广告。
当橘粉肤色女孩在地铁站内的全息投影广告牌飞天起舞时，我意识到圣诞节快到了。我暗自观察路人的反应，他们纷纷议论那对翅膀，兴奋地讨论它们被插入女体的过程。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母亲的那幅画——姜黄色的女体，泛着羽翼状的血迹。我刷回她的个人网站，没有更新。我又发了信息问她：“在旅游吗？”她没回复。我甚至给她打了电话——却被告知对方用户已停止服务。我开始紧张，并在梦里见到她：她的身体被大小不一的树叶层层覆盖，只露出一对铜黄色乳房，乳头汩汩流血。我在梦里问：“你是我的妈妈吗？”她面无表情，但乳房却对我摇摇头。我问：“那你是谁？你的乳房为何这般恐怖？”她听完便发怒，张嘴吐出巨爪，将我撕碎。醒来后我再次给母亲打电话，依然不通。我无法再安心入眠，工作也心不在焉，终于，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从保险箱里拿出母亲留下的备用钥匙，乘上去往西贡的小巴。
2
坦白说，我曾憎恶我的母亲，巴不得她消失。我恨她曾是情色演员的身份，恨她与我父亲结合却又被他无情抛弃，恨她将铜黄肤色、高耸额头及厚重嘴唇遗传给我，还让我永世无法逃离“东南亚贫民窟”棕榈寨人的标签。不过随着胸部的丰满、臀部的挺翘，我的面部瑕疵、家庭背景不再遭人白眼，相反，男同学逐渐中意我异于香港大多数女生的身材曲线。几次恋爱后，我也更能理解母亲被父亲抛弃后而愈发孤僻的性情。于是，我退掉了与男人合租的房间，搬回香港岛的家陪母亲——那年我23岁。
但好景不长，母亲与一个年轻艺术家谈了半年恋爱后，便痴迷绘画，终日将自己关在卧室。最终，她搬离港岛，回到西贡。她在西贡拥有一栋两层楼的村屋——准确来说，那是我祖母留给父亲的遗产。或许出于同情，又或者想一劳永逸，离婚时，父亲答应，这个村屋可在未来二十年内无偿借给我的母亲，但之后的抚养费便能少则少。据说我曾在那里度过长达三年的无忧童年，但我却对它印象淡薄，只是偶尔整理云盘相册时，才瞥见它与我共度的时光。例如四壁墨绿的书房，咖啡色书架呈半圆弧，立在复古吊扇下；母亲头戴棕榈寨特有的尖塔状镀金高帽，披透明雨衣，内里着猩红色比基尼，颈上挂孔雀毛穿成的链子，赤脚，脚踝戴一串铃铛。或许她正摆着性感的姿态，等着被我父亲拍摄写真照片，却被幼小的我干扰：画面里，她一边扶着帽子，一边侧头大笑，胳膊伸向右下角，那里正趴着一个哇哇大哭的我。
但此刻，墨绿色的四壁看不到了——它被母亲挂满印花棉布。书架还在，但书已被清空，堆满杂物；书柜旁是画架，空着，咖啡色的框架已蒙了浅尘——这让我确定，母亲已经许久不曾回家。
我又去卧房搜索。房间摆设简陋，除了单人床外，就是红木衣柜。我打开一看：姹紫嫣红的夏日裙装都乖乖待在里面——那是她最中意的服饰，反而在香港不常穿的秋冬装，通通不见——看来母亲没有出意外，她只是一时兴起，去北方旅行了。这么一想，我放松了，顺势往床上一躺——就在这时，我瞥见一张照片，散落在枕边。抽出来一瞧，原来是明信片，正面印着一片棕榈树，树下有一头幼象在缓缓行走。我原以为它是被遗落在这里的老古董，但我将它翻到背面一看，就有些难以相信它的真实性：邮戳显示的日期竟是今年的九月九号，而邮票下还写着几行简体中文，笔画间隔很大，像还未掌握笔力的孩子的字迹。而句子开头更令我吃惊：“绮绮姨，你好。”绮绮是我的小名，与我关系好的朋友也会这样唤我。我连忙读下去——尽管语句极不通畅，文法也用错，但我努力凭联想捕捉大意：
我从舅舅那里得到这个地址。听说你会和姨外婆一起回家，看我外婆，我太激动。你的手链我戴，一直。等你来带我去香港，一直。11月23日下午三点，等舅舅去棕榈寨机场接你们，再来见我。
爱你的Srye
2029年9月9日
Srye，思蕾，或思瑞——我反复咂摸这个落款，无法确定它正确的读音。但它却仿佛一道咒语，逐渐在我的记忆里点燃微弱的光：
幽绿的光影下，一个棕榈寨女孩从路尽头小跑过来。她四肢纤瘦，马尾扎得老高，赤脚，踏在干裂的土地上，裸露的四肢也如尘土般泛着深棕。她一路跑，一路唤我的名字，尝试用刚刚学会但十分难听的中文：“绮绮姨，绮绮姨——”
我完全想起来了：Srye是我其中一个表姐生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侄女。上一次见到她是十多年前，我随母亲回乡参加外婆葬礼。那时我还是中学生；Srye不足十岁，却非常聪明，被母亲教了三次，就能模仿出“绮绮姨”的发音，而光是看我比画，便能懂我意思——这十分讨我喜欢。余下的时光我便与她玩耍而过。我记得那天下午，她带我穿过芭蕉树丛，经过吃草的瘦牛，进入几乎无人的山谷，爬到圆滚粗壮的老树上吃甜腻腻的杧果，望泛紫的天空落下香橙般的夕阳。很快，天色暗了，两边山壁显出鬼影，投射到地面令我恐慌，我起身要走，却被Srye拽住胳膊。她指着天空，张开双臂，做出飞翔的姿态——下一秒，几团黑雾状的生物便从高处的山洞飞出来，箭一般消失不见。我惊得大叫，Srye连忙捂住我的嘴巴，我屏住呼吸——就在这时，一连串黑雾从山洞汹涌而出，像被放飞的乌云，一团接一团，源源不断，无穷无尽，越过树梢，朝着远处的湖面驰骋；又像是透明的画家在夜空中练笔，刷子在同一处描来绘去，成了愈发浓烈、流淌的黑。这是什么？我满脸疑惑。Srye便又做出飞翔的姿态，尝试向我解释。我还是不懂：是什么鸟类吗？她灵机一动，双腿挂在树枝上，双臂在下方摆动，我恍然大悟——是蝙蝠！夜幕降临，蝙蝠出洞了！我又惊又喜，连忙拿出手机，拍摄眼前的奇观——这回轮到Srye好奇了，盯着我手中发光的屏幕，一脸茫然。我记得那时，棕榈寨尚未被旅游业开发，所有人的衣食住行似乎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于是我揽过她，打开我的相册，一张张给她看手机里的香港。我给她解释：这个是中环，那个是铜锣湾；这个是我们在九龙塘的房子，那个是我们中学生的派对……也不知她是不是真的能听懂，总之她聚精会神。
但Srye不能陪我玩太久，她每日都要帮家族大人做粗活。她一离开，时间又煎熬起来。好在第二个夜晚，有几个亲戚便与母亲发生争执——其中有一个女人，一直在劝架，结果被一个男人拽起头发拖走。我至今还记得，那个男人对着母亲拳打脚踢，还对她双乳吐了一口痰。她气得大哭，立即收拾行李，决定带我离开。我倒是满心欢喜，终于要离开这个无聊的村落，等待母亲从城中心请来的司机接我们去飞机场。
翌日一早，一辆老旧的皮卡车来了。临上车前，我听到有人大声唤着我的名字“绮绮姨”——回头一瞧，Srye从夹道生着翠绿植物的小径朝我跑来，手里拎着一袋杧果。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就是这时被感动，却一时不知该送什么给她留念，便将胳膊上的紫水晶手链摘下来，给她戴上。然后，我用贫瘠的棕榈寨词句表示，我会再来看她，并带她去香港玩。她紧紧握着我的手，带着哭腔对我说着一些棕榈寨话，母亲似乎还在生气，瞪着Srye，甩开了那双深棕色的小手。车开了。我靠在皮卡车厢上，一路回头冲Srye招手，大喊：“我会带你去香港，带你去香港”——我发誓那一刻我没有骗她，只是皮卡驶远，我看不到Srye的身影后，一些问题便浮现在我脑海：Srye应该没有护照，母亲似乎不喜欢Srye，我更不知如何与这不发达的地方取得联络——看来这一别便不会再相见吧？想着想着我感到怅惘，在颠簸的车厢里睡着了。醒来我便随母亲登上返回香港的飞机。我在高空中逐渐忘了自己的承诺，忘了Srye，甚至也忘了自己还流着一半棕榈寨的血液。
……
未完，全文见《花城》2024年第3期
程皎旸，青年作家、《香港文学》特邀栏目主持人，已出版小说集《危险动物》、新书《乌鸦在港岛线起飞》即将在香港出版；中英文小说散见于两岸三地及海外文学期刊，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展”新人奖，入围台湾时报文学奖等；硕士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曾为国际 4A 广告公司策划师、大学讲师等。
